增强文化自信,必须让各种文化资源活起来、让它们说话。我国是一个文物大国,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文物像一个蕴涵着各种重要历史、文化、教育和经济价值元素的矿藏。只有开掘出来、提炼利用,这些价值才能彰显,文化血脉才能得以延续。文物资产化,就是通过发掘文物的经济价值来激活其历史文化价值,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文化和市场不是对立的,文化可以借助市场方式得到更好地传承和传播,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精神滋养。
文物资产化,不是一卖了之
关于文物资产化,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必须澄清。文物资产化不等于把文物作为商品一卖了之。资产化的内涵不是出售,而是对所有权权能进行分解并让不同主体来履行相应的权能,如有限制的使用权、开发权和收益权。文物所有权权能的分解可以让更多社会主体参与进来,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式的文物保护利用新格局。只要监管到位,资产化体制机制设计合理,文物部分权能转让可以达到更好保护文物、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增强文化自信的目的。当然,文物资产化涉及到文物管理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尤其涉及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会触动其权力和利益。没有壮士断腕的改革精神,此事是做不来的。
文物资产化与文物保护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融合,资产化有利于更好保护文物。文物要保护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保护不是目的,保护是为了让历史说话、传承文明、滋养后人。若非此,文物保护则毫无意义。传统的文物保护方式,主要是靠政府养机构、养人,财政来支撑。若财政困难就只得把文物封藏起来,不见天日不见人。我国是有五千年未中断文明史的文物大国,76万处不可移动文物、6400万件国有可移动文物,都靠政府来收藏、养起来是不现实的。如果借助市场化的经营方式把适合于资产化的文物变成文化资产,则可以让全社会都来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走群众路线,让文物与旅游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最有效的传播者是经营者而不是政府管理者,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是市场方式而不是行政方式。文物资产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手段,也是彰显和传播文物历史文化价值的手段。
文物资产化更有利于在利用中保护文物
我国现存文物占地面积近国土面积的1%,大部分位于城镇建成区和农村用地,人类生产生活活动频繁,文物保护利用面临的土地、资金、民生等问题十分尖锐。“全域旅游”语境下的文物保护利用,面临着普遍、被动、无序市场化的尴尬局面。文物保护利用与现实的人地关系矛盾日益尖锐,需要依靠经济手段去转化矛盾、实现文物的可持续保护利用。从这个角度看,文物资产化不但不会有损文物保护,反而有利于保护文物。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传统的隔离式文物保护方式显然与此不相适应。文物作为在一定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精神福利的资源属性已受到广泛认可。在具备稀缺性、有用性且产权明确的条件下,文物资源即可转化为文物资产。随着对文物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认知的增强,其价值越高,其资产属性越明显。避开文物资产属性去空谈保护,不符合现实矛盾,也不符合发展需要。
从资金来看,保护和利用文物都需要资金支持。虽然目前中央财政每年都有高达数十亿财政资金用于文物保护的专项转移支付,但仅用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数量上还不到全部文物数量的1%。也就是说,99%的文物都缺乏保护资金。即使国家每年都在加大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但单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对于实现文物的整体保护利用无异于杯水车薪。文物资产化则可以建立通畅的制度渠道,让社会资本参与到文物保护利用中来,大大缓解文物保护利用资金难题。
从技术来看,文物保护需要专业技术人才。目前文保行业的从业人员仅有约10万人,即使全部用来保护文物,平均每人要保护7.6处不可移动文物和640件国有可移动文物。面对人力资源极度匮乏现状,现有机制无法留住和吸引技术人才,财政也无法支付高薪。文物资产化则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吸纳人才,培育和壮大文物保护利用的人力资本。
从主体动机来看,文物资产化将文物有限制的开发利用权转让给经营者,经营者要获取经济收益,势必要先保护好文物,做成文化品牌。经营中的保护也不再是与普罗大众相隔离的保护,而是吸引大众亲近、参观、分享,在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要中实现保护。
文物资产化有利于文物活起来
文物资产化,首先需要正确看待文物的经济价值。文物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并不相互排斥,是可以相互促进和转化的。对于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来说,文物经济价值是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媒介,会大大提升后者的传播力度,进而影响教育更多的人。实现文物经济价值则有利于其历史文化价值的激活、提升、转化、外溢与共享。因为要发现文物的经济价值,必先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精神产品的消费是以文物历史文化价值内涵为支撑的。“让文物活起来”,不仅是让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活起来”,也需让文物的经济价值“活起来”。文物经济价值的实现,可以让文物自身拥有造血功能,从而真正的“活起来”(利用)并可持续的“活下去”(传承)。
文物资产化过程,实质上也是文物保护利用群众化的过程,是从走精英专家路线转向走群众路线的过程。过去历史上做考古、收藏文物的都是贵族、是社会精英阶层和特权阶层,现在则局限于文物行业行政管理人员和部分专家学者。文物保护也更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仅限于少数业内人士知晓。文物资产化是文物群众化的过程,是一个让更多人认识文物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文物历史文化价值的评估过程。资产化和市场营销不可分,资产化以历史文化价值为内涵和依托,历史文化价值则借助于市场化营销得到传播、彰显和评判。在满足民众精神消费需求和潜移默化滋养民众精神中,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在全球化时代,我国要从文物大国、文化大国变成文化强国,必须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资产化不是把文物卖出去而走出去,而是通过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历史文化价值走出去,走向群众、走向世界。从历史上看,世界文化传播除了战争以外,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就是商业贸易。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球范围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市场化不只意味着金钱,更意味着开放与交流、活力与延续。我国因市场化改革而得以发展,文物也可因资产化改革而得以激活。
文物资产化可倒逼文物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看,文物资产化将涉及文物管理体制机制的全方位改革。我国当前文物管理体制整体上仍延续计划体制框架,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已经格格不入。留恋旧体制,固守老方式,不但不能保护好文物,反而会导致文物的无序市场化和破坏性利用。现有体制下的文物管理日益失灵,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人才、尤其是技术人才严重不足。文物资产化将成为改革文物管理体制的重要突破口。
在文物资产化改革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治理主体和中央、地方两级治理架构的事权调整,实现在文物保护利用中的分工合作、协调协同。如何在文物领域发挥市场和社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多元主体的共治共享,需要推动文物治理在理念、制度、技术各个层面的改革创新。
文物资产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改善政府在文物治理中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促进文物保护利用向市场和社会分权。文物资产化改革,将使政府从大包大揽角色中抽离出来,专注于规则制定与完善,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向市场分权,则是用经济手段发动市场力量去保护文物,开掘、传播其历史文化价值;向社会分权,则是以社会理性来引领经济理性,以社会发育来促进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物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强大的精神力量”本源。文物资产化,将有利于防范化解文物保护不力、利用传承失序的潜在风险,也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和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文物真正活起来,缓解文物领域文化供给 “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传承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使文物成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的不朽基石。
(刘尚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博士生导师;陈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马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