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研究室主任、天下口碑首席署书员书：莆仙衍福
（天下口碑点睛导读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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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区 1661年，满族人已入关十七年，天下基本太平。唯有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高举“南明”大旗，固守福建。 郑成功的父亲已归降满清，但郑成功誓死不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易守难攻的福建，为“反清复明”的势力，保留了一丝火种。 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清廷加紧对南明的夹击，郑成功节节退守。 1661年，郑成功带着南明军队，驶过台湾海峡，赶走荷兰人，攻下了台湾。郑成功成功收复了台湾，保留了南明生力军。 而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莆田，则被迫陷入了一场“逃亡”。
清初，莆田人抗清意志坚决，屡屡配合郑成功抵抗清军。郑成功东渡台湾，莆田成了弃子。 莆田，位于台湾西北方向，海岸线曲折，遍布小岛。清廷因为莆田人坚决抗清，十分震怒。为杜绝莆田沿海人对郑军的接济，清廷下令在莆田离海三十多里处划定界线，砌起界墙，强迫界墙外民众迁入界内，在莆田制造了灭绝人烟的“无人区”。 从此，莆田有了界内、界外之分。被迁弃的沿海之滨称为“界外”，被迫内迁的民众称为“界外人”。迁界后，界外百姓生活无着，有人越界捕猎耕种，结果立被斩首。界外千亩良田被弃，界外人背井离乡，曾经森林茂密，文化繁荣，人口占莆田一半的莆田界外，就此沉寂。 这就是清初的“截界迁民”之役。 莆田本就人多地少，本还需消化数十万迁移的“界外人”谈何容易。严厉的政策数以十万计的莆田界外沿海居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以致人口大量死亡。 莆田县人口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的148756人，锐减至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的61361人，人口锐减一半以上。史书记载，莆田遍地“哀鸿遍野。” 理解莆田，也许需要理解莆田的“两次重大劫难”。“截界迁民”，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二次劫难。 莆田第一次震惊朝野的劫难，始于明朝。 ▍倭寇之患 明嘉靖年间，大量日本商人、武士、浪人联合部分中国人，在莆田沿海登陆，烧杀抢掠。他们被统称为——倭寇。
倭寇的进犯，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明廷在沿海地区大力推行海禁政策。禁海，让原本依靠对外贸易的沿海商人失去了财富来源。为了秘密走私，部分中国人加入了倭寇的行列。史书上，倭寇是远渡重洋的日本人，但嘉靖年间的倭寇头目，实则多为中国人，其中有不少徽商。 1544年，朝廷派朱纨抗倭。朱纨三次打败倭寇，并严惩与倭寇勾结的商人与地方士绅。但朱纨的严厉抗倭，触犯了通倭的富豪地主利益。他们指使在朝官僚弹劾朱纨肆意擅杀，诬良为盗。 迫于各方压力，抗倭名将朱纨自杀。 此后，在闽官员，不敢抗倭。 倭寇日益猖獗。此后近20年间，倭寇侵犯莆田达15次，莆田几乎年年受难。 1562年，嘉靖皇帝耗费巨资，重修了故宫的三大殿。同年，倭寇再次在莆田登陆，这一次，他们长驱直入，攻下了莆田全城，据城三个月。 莆田，成了倭患以来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攻陷的府城。莆田陷落，全国仅有，朝野震惊。 城中无论官民都遭到血腥屠杀，“全城焚毁殆尽”，死伤不计其数，罹难的进士就有17人、举人53人、庠生356人。据莆田史料记载，许多妇女被奸淫后，洞胸断颈，遭割乳或割头，钉死或生焚，惨不忍睹。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余人死于这场灾难之中，其伤亡人数比旅顺大屠杀还多。 1582年的除夕之夜，倭寇进犯，有些莆田人为了躲过一劫，逃到山上避难。等风平浪静之时，已是大年初二，百姓各回家中，家里惨不忍睹，只能在大年初四补过年。莆田，成了全国唯一一个过两次年的城市。
莆田过两次年的习俗沿袭至今 来年，戚继光赶到莆田，兵分三路进逼剿倭，大败倭寇，救莆田城于水火之中。至今，莆田有多处戚公祠纪念戚公。 经此一难，莆田曾经繁茂的经济跌入谷底，教育文化更是一蹶不振。直到两百多年后借助近代教育，才得以逐渐恢复。以登进士第为例，明代洪武至嘉靖年间，莆田共登进士第413人，倭患后至明末，仅登125人，莆田宋代与明中前期那种科举辉煌，一去不复返。 莆田人口也大幅锐减，许多村庄甚至没有了男丁。莆田的“两顾习俗”正是源于倭患。兄弟惨死，莆田女子所生的孩子，也需继承女方家族姓氏。唯有如此，单薄的血脉才能继承下去。 经历两次劫难，莆田元气大伤。 如果说第一次明朝“倭患”劫难，切的是莆田的文脉，第二次清朝“迁界”劫难，伤的则是莆田的地脉。 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老莆田版本是：宋代，莆田曾是举国闻名的书香礼仪之邦。 南北两宋共举行过118次科举考试，共产生状元118个，其中福建籍状元22位，而莆田籍占6位；共产生进士3.9万名，其中福建籍7607名，排名全国第一，而莆田籍独占1026名。 也就是说，宋代录取的进士，每39名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 当时，莆田人口仅为全国的0.5%，而考取的进士却占全国总进士数的3.5%。宋四大家之一的蔡襄与宰相蔡京，便是来自莆田仙游的堂兄弟。两宋时的莆田，文风炽盛，被称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曾经繁盛的莆田书院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 而莆田文化发展的轨迹，与华夏文化演进的轨迹，暗暗契合。 ▍界外逆袭 莆田靠海。历史上，莆田常“吃”海的苦。 所有的礼物，魔鬼都暗中标好了价格。而所有的劫难，也会偶然在黎明前种下逆袭的种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来自莆田埭头的18岁渔民，在夜色里，乘着小船，从新加坡港口驶向波涛汹涌的深海，在黎明来临前的黑夜里，他总会提着黑色的石油，返回岸上。12岁，他跟着父亲，从莆田海边来到新加坡。因为家贫，他辍学卖鱼，因为敢闯，在海上当起了“油贩子”。他就是后来被莆田油商称为教父的“林恩强”。在林恩强的传帮带下，一个不为人知的石油帝国已经形成——莆田籍石油商人经营的加油站，占据着全国民营加油站一半以上的份额。
莆田人林恩强曾经有“OK林”的绰号，坊间流传，当时在新加坡买卖燃料油，如果林恩强不点头说“OK”，即便有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
莆田民营加油站 1979年，一位15岁的莆田东庄少年，父亲因无钱治病去世。少年悲痛欲绝，发誓不再当穷人。他跟着亲戚离开海边，四处刷电线杆，“扣药膏”。“一出来就拼命干，不是小干，是大干。”他是第一个在电视台做广告、第一个承包公立医院科室、第一个创办民营三甲医院的人。90年代，他已成为千万富豪。93年，他拿着3万多的大哥大，开着凌志行驶在长安街上，感到非常“派头”。他就是莆田东庄医疗系“詹、林、陈、黄”四大家族帮主——詹国团。如今，以詹国团为首的“莆田东庄医疗系”控制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民营医院。
以詹国团为首的莆田民营医疗四大家族 差不多与詹国团同时，一个来自东峤汀塘的16岁少年，离开了靠海的莆田老家。“我出生在莆田最穷镇最穷村最穷的家里，甚至买不起书包。”少年跟着同乡来到江西，从建筑学徒开始当起，仅用一年就成了工地负责人。他建桥时发现钢筋质量不过关，决定炸桥，损失上百万元。他重质量，讲信用，政府付不起尾款的工程他也坚持做下来，后来，政府用地皮抵掉当初欠的工程价，他筑路建房，凭借房地产迅速崛起。他就是莆田首富，正荣集团董事局主席——欧宗荣，2018年，他以330亿元身家称为胡润中国百富榜排行第73名的富豪。与此同时，欧宗荣的哥哥欧宗金、弟弟欧宗仁均身家百亿。在福建，他们被称为“欧氏三兄弟”。
欧宗荣
林恩强、詹国团、“欧氏三兄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莆田界外人。他们来自那个清朝强制截界，建起“无人区”的地方。
界外，在莆田，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也曾是经济领域、文化意义的位置——它意味着“被排除在中心之外”。这里贫困、生存条件恶劣，甚至连莆田方言都带着与界内居民不同的“地瓜腔”。界外，曾处于莆田鄙视链的底端。 清时，界外的海边良田荒废后，迅速沙化，成了盐碱地。那里没有水田，不产稻米，只产地瓜。“不出来，只能把地下树根挖出来吃。”村民说道。界外的海风常年呼啸，村民住在用石头垒起的房屋中，在盐碱地、海里刨食吃。学者朱大可写道：“在漫长的农业时代，农耕竟然变得毫无希望，这是塑造莆田“界外人”出走的基本动力。”
莆田界外的老厝 莆田曾有一个口号，“多培养一个大学生，少占一块地。”当界内学子正埋头读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界外的少年们纷纷在亲戚、同乡的带领下离开莆田。 若干年后，我们回首这段历史，可以窥到：界外人不仅涉足民营医院、房地产行业，也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九十的木材、百分之八十的黄金珠宝生意。 处于鄙视链底端的界外少年们，用四十年时间，罕见地完成了财富与资源、边缘与中心的急剧反转。 界内人再也不敢看不起界外人了。 如今的界外，豪宅、别墅林立。
遍布莆田界外的豪宅 如果说莆田传统文化的式微与大中国轨迹暗合，界外人的逆袭史，则带着莆田式特色。 ▍内向认同 莆田话，是莆田商人的接头暗语。 莆田话以晦涩难懂著称。唐安史之乱，大量北方人口迁移至莆田，在此定居。莆仙方言保留了大量唐时的中古汉语，与现代普通话相去甚远。神奇的是，在千年流变中，莆田夹在强势的福州、厦漳泉经济圈中，语言、文化却有着孤岛式的隔绝。外地人来莆，听莆田话，“如听天书”。 对于莆田商人们而言，莆田话为它们构筑了一个天然的方言区堡垒——在这个堡垒内，商业信息可以不被破译地交流。 莆田人到哪里，莆仙“方言区”就被带到哪里。 “每天下班后，莆田籍员工会专门召集起来开会，即使一个做财务的文员，都可以和老板秘密商议事情。我们外地的雇员即使职级再高，也不会列席这种会。他们之间说话，都用莆田方言，比温州话和闽南语还难懂。一开始，他们这种小会还避嫌，到后来半公开，其他人也慢慢习惯了。”一位曾在莆田民营医院工作的人士透露道。 60年代生人的莆田人，做生意，最信任同乡、亲戚。语言、文化、地理的相对隔绝，使莆商产生了以同乡为半径的商业朋友圈。“闽”字，门里一条“虫”，莆田界外人相信，只有背井离乡走向全国，抱团在一起，才能称为“龙”。 从15岁开始，詹国团便跟着同乡外出“扣药膏”。“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都是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堂兄弟。在火车上，三个人一个座位，一个上面睡，两个人铺几张报纸，趴在座位下面睡。”“莆田医疗系帮主”詹国团回忆道。 最令詹国团感到自豪的，不是他的百亿身家，而是他带动家族、乡邻，实现了“共同富裕”。“中国民营医院的老板，我不是钱最多的，但我敢讲我带的老板有钱的人最多。起初跟我出来一起做的嘛，做着做着有钱了，也自己做了。我手下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百万富豪太多了，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不但我自己做好了，还带动身边的部下，大家都做好了。”詹国团说。 莆仙有一个传统，只要有一个人发财，就会带动其他人一起致富。在传、帮、带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同乡师徒”制度。 相较于教育接受的是“公共知识”，莆田师徒制中传授的“私人知识”更具有实用性。 改革开放后创业的第一批莆田人，师父不仅不收徒弟费用，在徒弟创业时，师父甚至还还会为其提供生产工具与生产资金。
“24岁跟着老乡到东北开加油站，在老乡的指点下，赚取了第一桶金。”莆田仙游籍石油商人、北京中福石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明说道。作为隐秘仙游石油帮的领头羊，丁明鲜少接受采访。但在一次商会采访中，他感谢了同乡。 与丁明一样，许多莆田人的”第一桶金“，始于同乡。莆田北高人用极短的时间掌握了黄金珠宝的生产环节。而这一切仅始一位北高村民叶仙芳自学成才的打银手艺。很快，黄金打磨在同乡间实现了“裂变式的增长。黄金珠宝的商业信息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在这个这里快速流动。在孙村，每天都有直达北京、广州、上海、长沙、昆明的大巴，村民们能第一时间收获供求信息。沾亲带故的村民们分享着技术、信息与人才网络，甚至可以赊账。互帮互助中，北高形成了覆盖全国闪闪发光的黄金珠宝链条。 莆田同乡对稀缺信息的共享，撬动了稀缺资源的版块。 学者将这种基于族群形成的莆田商业模式称为“同乡同业”。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认为，“同乡同业，使莆田在铜墙铁壁式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从经济实践中突围。”“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网络相互依托，更重要的是，相互激活，使传统、乡土、家族这些有可能被认为是过去式的遗存，在莆田却呈现活态，不仅渗透于人伦日用，还贯彻于经济民生。”
矗立于北高镇的黄金大楼 如今，莆田东庄医疗系、忠门木材系、钢材系、仙游红木家具系、油画系牢牢占据着全国同行业的半壁江山。 强悍的族群意识、内向认同、实用主义倾向与泛神信仰，在为“莆田系”作注脚的同时，也使莆田呈现了与众不同的复杂面目。
莆田仙游枫亭镇的皂隶舞者 ▍人神共治 莆田秀屿区东庄镇马厂村的最高处，是一个寺庙。这里曾经是一座山。把山顶炸平后，村民们在这个风水宝地上，用了15年，花费2000万元，盖了一个“陈靖姑”庙。陈靖姑与“海上女神”妈祖齐名，被称为“陆地女神”。
陈靖姑庙 从陈靖姑、妈祖到九仙，从田公元帅到钱四娘，从佛祖、观音再到城隍爷、仙公、灶神，莆田民间信仰庞杂，释、道不分。
管理马厂村陈靖姑庙的69岁老人，叫陈德良。他是“莆田医疗系”的教父。1979年，正是他带着詹国团等“八大门徒”到全国各地治疗皮肤病，才有了如今广阔、颇有争议的医疗版图。 2016年，当莆田民营医院因为“魏则西”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时，颇有远见的陈德良已返回家乡祈求神灵保佑东庄人。 90年代，陈德良回到村里，开始筹备建庙。“很在意善终。”陈德良说。“建庙，是为了让菩萨保佑我们东庄人，没有菩萨，哪有东庄人的今天。” 从前，陈德良师从广东惠州的耍猴游医，研制了治疗疥疮的偏方。但关于心灵，如今已是马厂村陈靖姑庙管委会主任的陈德良相信神灵保佑。 许多莆田人就学、经商、生老病死，都会勘问神灵。抽签、托梦、神仙、鬼魂上身等种种灵异，对于莆人来说，都不是怪事——这些灵异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精神体操”。
莆田荔城区东阳村元宵节 莆田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全国最疯狂的元宵节。在元宵节上，莆田人神灵附体，上刀山、下火海、喝铁水、打铁球。涵江镇前人出游时，在有3把钢刀的刀轿上，用布满200根铁刺的铁球击背，鲜血顺着背流下来，血肉模糊。新度锦墩人把融化的铁水洒向天空，人打着赤膊，站在铁水下，瞬间，高温铁水洒在人身上，火树银花。涵江梧塘村民，赤脚在火上走，秀屿莆禧人，爬上17米的刀梯…… 在外地人看来，莆田人拿命在过元宵，但本地人，则将其看作是肉身对神的献礼，神对凡人的加持。即使皮开肉绽，血水横流，也在所不惜。平日里是普通人的百姓，在元宵仪式上，被当作“天选之子”，完成种种不可思议来展现神迹。他们已经不是人，而是“僮身”。即使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但因为有神护佑，僮身完成任务后伤口不久即可痊愈。在元宵节里，人们脱离了以往的生活经验，进入了一个远古巫风遗存的空间。在这种全年最激烈、疯狂的“通过仪式”上，莆田人完成了对神灵的集体膜拜。同时，在炙热集体情感与近似宗教体验的元宵仪式催化下，凝聚全村力量的游神，也强化着莆田各族群间的内向认同。
莆田元宵打铁球，僮身血水横流
莆田元宵蹈火 丁荷生(Kenneth Dean)和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曾在莆田做了15年调查，他们研究了莆田七百多个村子后发现，莆田平均4.7个村庄会联合在一起举行共同的仪式和游神活动。平均每个村庄有3.6座庙，庙里平均供奉神像4.03尊。在某些村庄，庙更是多达18座，供奉的神像甚至多达35尊。
妈祖巡游，莆田人为妈祖订制了专属动车票 莆田，是一个神、人共治的空间。莆田人若经历家宅不幸、生意不好、久病不愈、子女晚婚等等，他们会相信，“可能是神灵生气了、风水不好。”为了扭转局面，老一辈莆田人会在各种庙里求问，并向神许诺种种好处。“若完成心愿，会向菩萨（仙公等）进贡x顶金帽、演x出莆仙戏”。
在他们看来，莆田人的许多神，是人性化的，可以商量的。神富有人情味，并具有实用主义倾向。莆田特有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莆仙戏”的一大功能，就是“娱神”。通常，神帮助人们达成了的重大心愿后，信众们会请莆仙戏班子在庙前演几出戏。相比“规则”，老一辈莆田人更相信“神”与“人”之间的契约。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理条件、艰深晦涩的莆田话、实用主义与人神互动的思维方式，使莆田形成了相对坚硬、自成一体的精神内核。
▍赛跑 莆田正在发生改变。 “为什么莆田人喜欢抱团？因为过去的莆田太穷了。那时候，莆田大多数地区一穷二白，但凡有人干成了一件事，其他人，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家紧紧抱团，直到占据产业的各个链条。曾经的莆田，不像其他地方有很多出路。莆田人别无选择，要生存下去，就要抓住那支救命稻草。莆田人能吃苦、勤劳，这是不容否认的，这也是相关产业可以发展壮大的原因。”林育程说。 林育程是莆田仙游县人，从事传媒工作。他创办的《美在中国》杂志，通过九年的积累，已成为古典家具类期刊中的佼佼者。“近年，我发现，新莆系正在崛起。他们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不以利己为商业基石，更有格局、远见和担当。他们接触的信息更多，更包容，更开放。他们的身上，大多数没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与其他地方的青年趋于大同，这种‘大同’，承载着一些。。价值。这部分莆田人中，以80后居多。”林育程说。 大多数人或许并不知道，时下风靡的“美柚”APP创始人，正是莆田80后——陈方毅。
媒体曾将美柚的陈方毅与滴滴程维、陌陌唐岩、今日头条张一鸣并称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四小天王”。但“三小天王”相比，陈方毅显得低调许多。 “在闽南文化里，我们从来不称自己为创业，一旦有人问在外面干什么，是不是发大财了，我们都说，哪有哪有，‘赚吃’而已。”陈方毅在接受《商业人物》杂志采访时说道。
生于1986年的陈方毅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 2014年，陈方毅入选《财富》中国40位40岁以下商界精英榜单，2015年入选《创业邦》30岁以下创业新贵，2017年，美柚实现净利润1亿元。 在2017年美柚的年会上，陈方毅曾分享过改变他人生的故事。 “最早我们是5个人创业。我带着我们班4个同学，一共凑了16万块钱。第一年，公司就实现了现金流为正。公司钱开始慢慢变多，但实际上还没有盈利。那时候，我们5个人坐下来，讨论怎么分钱。可是那时候，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的想法是，钱还没算挣到，我们应该把钱留下来，等以后发展再说。但是大家意见不一，最早时大家刚合作，想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拿一张小纸条，在上面写上自己希望今年分到多少奖金。非常有意思的是，五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当时，我因为这件事，挺难过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快就要分钱，我想的是要看未来。后来，其中两位希望分得最多的，离开了公司。我想说的是，我们留下来的，都是有长期眼光的。也就是我们，不短视。” “不膨胀，不短视，不计较。这是我多年为人处世的原则，也成为了价值观的一部分。”陈方毅说。
陈方毅演讲。如今他已身家上亿 莆田人颜海榕比陈方毅大6岁。他曾是“红木二代”。他的家族，在莆田仙游经营着红木家具生意，但他却选择了做一名“出走者”。9年前，他来到云南丽江，开民宿。“刚到云南的时候，我跟当地人说，我是‘新莆田人’。那时候，大多数人，对莆田没有印象，提起福建，只知道厦门、福州。后来，莆田.火了，对莆田人的认知变成了是“...”。人太丰富了，生活也太丰富了,莆田人不都是一样的。我想带来一些新的商业价值观。”颜海榕说。 颜海榕留着长发，常常带着一顶帽子，穿中式长袍、马褂，吃素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如今，颜海榕在丽江、大理拥有两家“胡思年月”高端禅意民宿，一家素食餐厅，过上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此前，在洱海环保行动中，颜海榕建在洱海畔的民宿被拆除。对他来说，民宿不仅是为旅者打造的禅意空间，也承载了他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因为热爱，即使面对一片废墟，他也没有放弃。他花了三个月时间，重建了民宿。
颜海榕（图左）与重建后的民宿（图右） “前几年，红木家具行情火爆的时候，一些莆仙年轻人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回到莆田仙游投身于红木热潮中。这一两年，红木降温，他们特别痛苦。大城市的房子、车子已经卖掉了，但是红木生意又没有起色。他们常常问我：“要不要继续坚持做红木？”我说，“如果你是因为热爱这个行业，就继续坚持下去。但如果仅仅是想赚钱，那还是早点该干嘛干嘛。”我相信，因为热爱而留在行业里的人，最终是会成长为一股新的商业力量。这种商业力量会塑造“新莆田”。曾有一段时间，只要做对了行业，找对了风口，就能赚钱。但现在，各行各业越来越规范，投机主义者的空间越来越小，从前草莽式、竭泽而渔式的创业时代一去不复返，很多行业都面临着转型、洗牌。我一直认为，媒体曝光莆田系，是一件好事，这让我们反思自己，改变自己，从长远看来，是一件好事。”颜海榕说。 媒体上，除了民营医院，莆田最常被曝光的产业非假鞋莫属。莆田，被称为“假鞋之都。”数年前，曾有一个莆田人陈英洪，投入五千万元，做原创鞋品牌，但最后一败涂地，背上巨额债务。失败的陈英洪，被媒体称为“莆田叛徒”。在莆田做原创鞋品牌，在一部分人看来，是冒险行为，是少有人走的路。 但这条路上，始终有人在走。莆田鞋品牌“玩觅”发起人郭景曾是耐克代工厂的资深工程师，2013年起，玩觅开始做原创鞋品牌。郭景是莆田西天尾人，从一开始，“玩觅”就被打上了“莆田系”的标签。“莆田在鞋子生产方面拥有着专业的人才和生产线。不管是莆田系、还是莆田鞋，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郭景说。 近年，郭景的玩觅团队打造了两条生产3000双鞋的生产线，获得了100多项专利。“莆田在过去如果做了一双假鞋，那么我可能需要创造10种真正好的创新产品才能抵消这种负面影响。”郭景说。 莆田市长李建辉曾公开为莆田鞋站台：“穿了莆田鞋，就不想换下来。”
一直穿着莆田鞋的莆田市长 莆田，是一个充满魔幻气息的城市。白天，郭景们在创业基地里研发运动鞋新品，夜晚，销售高仿鞋的“阿冒们”骑上电动车，穿梭在以安福电商城为中心的城市道路上。夜晚的街灯照在背着巨大纸箱的阿冒的身上，他们穿过一幢幢居民楼。灰色的居民楼，隐匿在夜色里。南方夏天的雨水和烈日，把什么都泡得胀大了——红绿灯、车辆、行人、鞋……街上显得异常拥挤。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车头连着车尾，刹车声连着启动声。人们常常把这里称为“鬼市”。 “白市”与“鬼市”，这是一场赛跑。 竞赛，发生在莆田的多个赛道上。“信规则还是信神、原创质造还是山寨制造、开放还是闭合”等命题，始终萦绕在莆田上空。 宋时莆田的辉煌早已远去，明、清历史上两次劫难使曾经开放、多元的莆田走向衰落。改革开放后，海边的莆田人开始了草莽式的商业逆袭。莆田通过乡邻抱团经商、民间宗教、家族内聚形成的内向认同，合力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莆田气质”。 但一代新莆田人，也在成长。也许，莆田的改变，就将发生在这些人中间。 |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研究室主任、天下口碑首席署书员乔惠民书：莆仙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