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怀宝
 

 

谷文昌

在福建，带领东山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变昔日的荒山秃岭为现在的“国家生态示范县”和“全省环境最佳县”的谷文昌，现在当地老百姓仍然怀念他，甚至祭祀时也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本”、“基”、“源”，党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大海起伏，松涛滚滚。福建省东山县谷文昌陵园，明烛高照，香烟缭绕，九十四岁的何赛玉阿婆带领儿子、孙子、重孙一家十几口，三十四年如一日地来到谷文昌雕像前，眼含泪水念叨：先祭谷公，再拜祖宗……

不仅如此，每逢重大节日，好多群众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虔诚地祭拜。

谷公就是谷文昌，一位深得民心的共产党员干部，他在东山县当县委书记十四年，与当地百姓同甘共苦，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自然灾害，带领群众走上幸福之路。如今，谷文昌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地百姓把他当神一样敬仰。

“国民党反动派造灾，共产党人必须救灾”

1950年春的一个夜晚，东山岛外，炮声隆隆，像岛上大部分村庄一样，铜锣村的许多村民走上街头，翘首以盼亲人解放军。突然，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闯进村，挨家挨户把村民赶到田家大祠堂，强令十五岁到五十岁的男丁必须当兵，人群中一阵哭喊，一个又一个青壮年被押上村后海上的大船.呼呼的海风中，那些衣衫褴褛的妇孺哭天喊地：亲人啊，你们到哪里去啊？大船渐渐走远。她们不知道亲人被押到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亲人们一去四十年，好多成了诀别。

这就是国民党撤退东山县时的抓壮丁事件。据统计，当时东山县12597户人家，国民党政府抓丁扩充兵力，从岛上捉走4792个青壮年人，仅289户的铜锣村，就被掳走147名，一夜成为寡妇村。

5月10日，解放军登上东山岛。谷文昌目光炯炯，走在欢庆的人群里，他注意到一个衣衫破旧的阿婆，扶着墙角抽泣，他关切地走过去询问，刘阿婆紧紧握住谷文昌的手：亲人啊，你们怎么不早点来啊？

谷文昌被任命为东山县东关区工委书记。当时，刚解放的东山岛敌我斗争形势严峻，敌军飞机、军舰虎视眈眈，国民党盘踞的金门岛近在咫尺。保卫东山，巩固海防，成为县委、县政府首当其冲的重任。

谷文昌一直没有忘记那位阿婆的哭声。这天，他来到铜锣村，看到翻身农民的喜悦，也看到战争留给村民的创伤，特别是国民党抓壮丁给群众带来的痛苦。在村干部带领下，谷文昌来到那位刘阿婆家门口，刘阿婆怎么也不开门，她抽泣着：谷书记，我们是敌伪家属，不能连累你。村干部向谷文昌反映了一个问题，在最近阶级成分划分中，这些被抓壮丁的群众被划为“敌伪家属”，日子难过,雪上加霜。

不久，谷文昌再次遇到“敌伪家属”问题，不仅铜锣村有这个问题，其他村也都存在；许多群众是“敌伪家属”，好多村的党员干部因为亲人被抓壮丁也面临这个问题。在礁头村，黄阿婆双眼吃力地睁着，却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了，她泪眼婆娑地面朝窗外，喃喃地哭喊：儿啊，亲人啊！村干部介绍，黄阿婆的四个儿子，被国民党兵抓走两个，老人整天对着大海哭喊，一年多了，双眼哭瞎了，亲人还没回来。她家是不折不扣的“敌伪家属”，可是，她大儿子是村农会主席，二儿媳妇是村妇联主任，这家能算“敌伪家属”吗？

决不能让这些群众遭受双重打击，时任东山县县长的谷文昌倡议召开专门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门外传来空袭警报的声音，有干部说：现在是敌对斗争的特殊时期，必须坚持“敌伪家属”划分这一做法。

谷文昌说：我们东山县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被拆散，撇下多少白发母亲、新婚妻子，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再算上儿女姻亲、姑表旧眷，盘根错节，“敌伪家属”人员几乎遍布全岛，难道我们把他们全部推到敌人那边去吗？

一番讨论，谷文昌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必须对人民负责。“国民党反动派造灾，共产党人必须救灾。”

在谷文昌的坚持下，当时的东山县工委悄悄推出一项新政，把全县“敌伪家属”称呼改为“兵灾家属”，对兵灾家属政治上不歧视，同普通群众一样分得土地、房屋，经济上平等相待，对于其中的困难家庭，像对平常困难户一样救济，特别是对那些孤寡老人，村里统一照顾。

这一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全县干部群众的积极性。1953年，蒋介石乘朝鲜战争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大陆，举世闻名的东山阻击战就此打响。由于事发突然，蒋军兵力雄厚，我守军节节阻击。但是，那些兵灾家属和翻身群众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纷纷驾起渔舟，拿起鱼叉、锄头，保卫自己的家园，有的冒着枪林弹雨为解放军送水送饭，有的保护伤员。敌军攻占东山岛部分地区后，兵灾家属刘杏把两位受伤的解放军战士藏在家中，她临危不惧，机智地骗过上门搜查的敌人。

国民党兵陈阿九思念家乡，扔掉武器，悄悄回家，被媳妇留住，不让丈夫再为蒋军卖命。

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仅仅用了36个小时，东山人民就把敌人赶下海。事后，在奖励战功人员时，谷文昌力排众议，授予刘杏“一等功臣”称号，好多解放军战士称刘杏“海防战士的妈妈”。

当陈阿九被民兵押到县政府时，谷文昌亲自解开陈阿九的绳索，说：他既然放下武器回到家乡，我们就既往不咎。陈阿九从此与亲人过上了团圆的日子。

两岸关系松动后。年近六旬的国民党老兵陈阿伯转业为渔民，因渔船在风浪中迷路，他登上东山岛，县台办的同志领着他回到家乡，他看到年迈的母亲，双膝给老人跪下；他看到头发斑白一直没有改嫁的妻子，看到当年还在母腹中的儿子，当他听说“兵灾家属”的事后，泪流满面地说：当时，他随着国军攻上东山岛，从家门口经过，他多么想回家看一看老母亲和妻儿啊，可当官的说，如果被共产党抓住，会被杀头的。四十多年来，他对家乡望眼欲穿，多少个日日夜夜，他跪在海边，望着家乡的方向泣不成声。

可是，有谁知道，在敌我斗争异常严峻的环境中，谷文昌担了多大的风险，他当时坚定地说：我对此事负完全责任！有人用“一项德政，十万民心”评价谷文昌的这项举措。

“如果治不了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从县长到县委书记，谷文昌走访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看到破旧的房屋，衣衫褴褛的人群和拄着拐杖乞讨的群众，听到一首民谣：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季都有灾。新中国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东山人民头上还有“风沙旱涝”，俗称“四害”，像大山一样压在百姓头上。据记载，一年中，五到六级的大风时间长达150天，夏秋之际，七、八级甚至十一级的大风刮得全岛飞沙走石，黄尘蔽天，全岛的山头光秃秃的。解放初期，全岛森林覆盖率不到千分之一。海岛东南部，绵亘着30公里长的沙滩，茫茫一片，寸草不长，43个流动沙丘顺着风势步步进逼，百年间，飞沙淹没村庄13个、耕地3万多亩。山口村900多人，有600多人讨饭。

几经调研，谷文昌下定决心：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做自然的奴隶，必须治服风沙！

治沙？难啊！一个村民听说谷文昌要治沙，对下来调研的谷文昌说：谷书记，如果您能治了这风沙，我从白埕翻跟头，一直翻到西埔（县城）。

如何战胜风沙？这可是个老大难问题，从清朝到民国，风沙已经困扰了东山县上百年。光绪年间，曾经颁布严厉的刑罚，“砍柴草者一律治罪”，也曾有几任县长立志治沙，都无济于事。谷文昌多次与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村干部、老农民研究治沙的办法，大家一致认为：要治沙，必须压住沙，压住风，必须找到风口。

从1954年开始，谷文昌带领全县干部群众，踏上治沙的茫茫征途，开始了连续五年的艰苦战斗。

春秋风沙最大的时候，往往是谷文昌和班子成员查封口的好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东山县委别说小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谷文昌就请自行车出租行的师傅驮着他下乡。后来，县里配备了一辆自行车，四十多岁的谷文昌与大家一起学骑自行车，时常摔得鼻青脸肿，终于学会了。每逢大风天，他驮着林业技术人员，顶着呼啸的风沙，不辞辛苦地探风口、查沙丘。谷文昌斜背着一个帆布包和一个旧军用水壶，戴着风镜，拿着量尺和仪器。那天，海风又冷又猛，刀子一样刮着谷文昌和小林的脸，小林站不稳，谷文昌说：小林，你在下面记数，我上去。谷文昌用肩膀顶着风往沙丘上爬，一股大旋风突然卷起，谷文昌站立不稳，从十几米高的坡顶滚下来，小林关心地走上前，谷文昌摸摸嘴角的血迹，沙哑着嗓子大喊：这里是一个大风口！

就这样，从苏角山到澳角山，从亲营山到南门湾，谷文昌踏遍东山岛的四百二十一个山头，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和运行轨迹详细记录下来。

从此，谷文昌带领全县人民，向千百年来的风沙发起进攻。

1954年春天，海风习习，谷文昌带领全县机关干部、官兵、群众十几万人，在当时东山县十几个风口处同时摆开了战场，大家深挖沟，挑土担沙，一道道沙堤慢慢增高，四十天多天后，筑起三十九条两米高、十米宽的拦沙堤，总计两万两千多米。

大队人马撤走了，大家感到欣慰。可是，好景不长，两个月后，东山岛东南海风大起，十几级的大风一连刮了半个月。谷文昌和大家看到，他们几十万个劳动力筑起的沙堤，被大风削去，两米多深的防沙沟，被沙子填平。许多人欲哭无泪。

谷文昌召集大家研究对策，寻找答案：大风中，沙子如流动的水，固沙才是根本。

谷文昌动员群众在岛内外采集草籽，并向上级发出申请，上万斤草籽被发下去。谷文昌如一个百折不挠的将军，再次动员全县机关干部、驻军和群众，投入到防风固沙的战斗中，大家再次深挖防沙堤、防沙沟，他们还在筑起的沙堤上，撒下成吨的草种。

不久，大风又起，拦沙堤再一次被吹垮，播种不久的草籽，不是随风而去，就是被掩埋沙底。

面对苦难，东山县委毫不退却，又一年春天，谷文昌以同样的激情，号召大家植树造林。几十万株苦楝树、松树、杨树等树苗被从岛外运来。当时，人们建设新中国的豪情冲天，县委县政府一声令下，全岛荒山、沙地上布满热火朝天的植树大军。又是几个月的奋战，有的小树已开始泛绿。老天似乎与东山人民过不去似的，随着季节的转化，大风又开始肆虐，一连刮了数月，东山岛上风沙茫茫。谷文昌心痛地看到，那些春天种下的树苗、撒下的树种，变成了一棵棵干枯的草棵棵，扒开沙子，树根早已干枯。

一连五年，东山人民与风沙一次又一次的搏斗均告失败。

怎么办？谷文昌和大家一次又一次调查研究，寻找植树造林的新出路。这天，冬季的海风刺骨地吹着，谷文昌和技术员竟然在海滩上挖出树泥，证明历史上这里曾经绿树如茵，古代能长出树来，现在也一定能种出树来。

有一幅照片，谷文昌带领干部群众来到一座被风沙压垮的房屋前，就是在那次现场会上，谷文昌对天发誓：“如果治不了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谁折断一根树枝，就是折断我的手指”

1957年清明节，风灾刚过，空荡荡的田野上一片荒凉。谷文昌到白埕村调研，他远远地看见，前面竟然有小松树，忙走过去，三棵松树高高地长在坟堆旁边，有两个老乡正在拜祭，谷文昌耐心询问，一位老乡告诉他，这种松树叫木麻黄。

第二天上午，谷文昌主持召开三级干部现场会，郑重地向大家宣布：我们东山的沙滩上可以种植木麻黄！谷文昌向省林业厅打电话，请求拨发木麻黄树种，省林业厅一位负责人为难地说：只能提供一小部分。谷文昌说：一小部分也可以。谷文昌发动机关干部、林业技术人员翻阅资料，打电话联系，查询全省乃至全国兄弟县有关木麻黄种植的消息。时任县委农业局长的靳国富没白没黑地翻报纸、听广播，一天早上，他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一下子推开谷文昌办公室的门。

在漳州，记者见到靳国富，这位后来相继担任东山县委副书记、漳州市人大副主任的南下老干部，讲起当年跟谷文昌一起艰苦奋斗的情景。那天，他向谷文昌汇报了广东电白县在海边种活木麻黄的消息，谷文昌马上召开专题会议，决定让靳国富带领由林业人员、村干部组成的学习考察组，专门到电白县考察取经。他们学习了木麻黄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临走时要了一大捆木麻黄树苗。返回东山县，谷文昌亲自将这些树苗种植在西埔苗木实验基地，他动员大家跨过海峡，采购木麻黄树种。

一年春天，谷文昌以同样的激情，号召大家植树造林。几十万株苦楝树、松树、杨树等树苗被从岛外运来。当时，人们建设新中国的豪情冲天，县委县政府一声令下，全岛荒山、沙地上布满热火朝天的植树大军。

东山县委从连续五年的失败中爬起来，不屈不挠地再一次掀起植树造林运动。

1958年3月12日，东山县绿化指挥部组织县直机关干部和白埕村社员五百多人，聚集在白埕村海边风口处召开动员大会，谷文昌发出“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的豪迈誓言。随后，五百多人浩浩荡荡地开到原来没能成功防风固沙的第三防沙堤上，摆开了战场。这一壮举，激起东山人民的斗志，各乡村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纷纷自发前来参战，驻岛的解放军官兵也闻讯加入到植树造林的行列。仅仅两天时间，五十三万株木麻黄树苗插遍沙滩和秃岭。

接下来几天，阳光灿烂，沙滩、秃山上闪现出一丛嫩绿。

许多乡亲不会忘记那个突如其来的黑夜，寒冷的西北风呜嚎着窜过八尺门海峡，扑上东山岛。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倒春寒，在东山人民最需要温暖的时候不期而至。乡亲们心痛地看到，海滩上、荒山坡上，他们多么热望的绿色，一大片一大片地挂上了白毛毛，枯黄地失去了绿色。

群众参观谷文昌纪念馆

呼啸的北风中，谷文昌和护林员蔡海福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滩上，满目是倒伏的小树苗，竟然没有一株挺过来的。谷文昌想起白埕村坟地上的那三棵木麻黄，两人顶着寒风赶过去：一颗露珠挂在一片绿色的枝条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两人左看右看，活的！

在这里，两人一连发现了七棵成活的木麻黄。

望着冉冉升起的旭日，谷文昌坚定地说：能活七棵，就能活七百棵，七万棵！

谷文昌请省里的林业专家把脉指导，专家查资料、打电话，惊喜地发现了这种适合东山地质地貌气候特征的短叶木麻黄品种。专家们再一次被请到东山，给大家讲解短叶木麻黄的种植技术。结合前几年的经验教训，谷文昌提出先搞试验，再大面积推广的方案。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年多的试验，试验小组终于发现种植木麻黄的最佳时间在“立夏”后和“处暑”前，逢下雨阴天最合适。试验小组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六大技术要点”，印成小册子，分发到各公社、大队和小队，让群众自学。

一场大决战即将开幕。东山县委制定了“自采、自育、自造”的植树方针，发动群众把本地区所有的树种包干采集，自己育苗。谷文昌派出230多人组成的庞大采种队，再一次出岛采集树种。

1958年12月20日，东山岛风和日丽，东山县再次召开植树造林万人动员大会，谷文昌慷慨激昂地描述着全县绿化目标：“举首不见石头山，下看不见飞沙滩，上路不被太阳晒，树林里面找村庄。”

会后，十万绿化大军向荒山和沙滩发起大决战。秃头山际，海滩黄沙地之上，到处人山人海，银锨挥动，绿苗点点。东山人民千百年来求生的夙愿，在这一刻凝聚喷发。

其后无数个日子里，根据木麻黄的生长习性，东山县委总结提出了“晴天挖窟，雨天种树，技术指导，保种保活”的植树要求。

一些老干部告诉记者：那几年，只要天降小雨，有时甚至大雨，全县机关干部、军人、学生和各公社的社员群众，几乎倾巢出动。戴着草帽、披上蓑衣、雨衣，扛着铁锨，抱着树苗，出现在荒山秃岭、沙滩海岸，紧紧抓住天时，大规模地开展植树造林。谷文昌总是斗笠、雨衣和着一身泥巴，带领干部率先冲进雨幕，抱着裹着泥巴的树苗，在百里海滩上挥锨不停。

种树难，护树更难。谷文昌深深懂得这一道理。他组织东山县委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爱树护树的政策措施。谷文昌多次说：谁折断一根树枝，就是折断我的手指；谁砍掉一棵树，就是砍掉我的性命！

谷文昌干农活非常内行，他常说，当干部不懂得农业技术就不能与老百姓说到一起，就不能跟老百姓交朋友。在他的影响下，当年东山县的干部都学会了干农活，下乡带劳动工具成了每一个干部的习惯。他下乡时，经常带着一把特制的小锄头，看到小树苗被牲口踩倒，或被风吹歪，就及时扶正、补栽，培土浇水。东山县各公社和大队、小队，都要求组织专业人员订立护林公约，建立了护林队。

造林护林，成为东山人民的自觉行动。连续三年，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先后植树8.2万亩，400多座山头。至1963年底，全县造林73039亩，营造护田林带223条，总长184公里。县境内所有秃山头都披上绿装，全县森林覆盖率36%，绿化面积96%。

“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

1958年5月的一天上午，谷文昌带领两位干部下乡，中午拿钱在一渔家吃饭，谷文昌与这户人家聊家常：“家里就你们爷孙俩，孩子的父母呢？”

渔家老翁望着门外的黄沙，道出自家苦水：三年前，为了一家四张嘴，孩子他爸在一个台风夜出海打渔，再也没有回来。儿子失踪不久，儿媳就生啦。家里没柴火，孩他妈和同村的八个女的划船到对岸云霄县割草砍柴，谁知在八尺门海峡遇上大风，船翻了，人全没了。

谷文昌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到海边，面对汹涌的大海喃喃自语：千百年来，这不过五六百米的八尺门海峡，不知多少人葬身大海。

这次下乡回来，谷文昌与大家讨论，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八尺门海峡修筑一条海堤，实现东山百姓几代人的梦想，让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

说干就干，谷文昌担任建堤领导小组组长，带领本县和从省里请来的专家亲临一线勘测：海堤从八尺门到对岸，海水最深处10.9米，全长569米，外延公路1000米，初步测算需投入普通工、船工、技工100万个工日，土、石、沙料近50万立方米，具体投入的财力物力更是天文数字，要修建一条海堤，谈何容易！

谷文昌挠着花白的头发，他一次次地征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一次次向上级请示，言真意切。龙溪地委、专署、福建省委、省政府被东山人民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染，最终批准了这一方案。投资由国家拨款，福州军区、龙溪军分区全力支持，福建省水利设计院专门派专家免费设计。1960年初，八尺门海堤工程开始动工，一场惠及子孙的工程从此打响。东山县民工是主力，龙海、云霄、诏安等县的民工、船工、技工，驻岛部队指战员、机关干部组成浩浩荡荡的筑堤大军。开工当天：天空阴云密布，狂风呼啸，海浪汹涌，一块块石头填进大海，瞬间没了踪影。谷文昌推着一辆满载千斤石头的小推车稳稳地走过去，望着嚣张的海潮，轰隆隆，将满车的石头推下去。于是，成百上千的人们，推着小推车，抱着石块，仿佛精卫鸟毫不懈怠地衔着树枝，接二连三地把石子、沙子等投进海里。海浪渐渐退去，一缕阳光照耀在大海上。

1961年6月，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一道长670米、宽17米、高16米的海堤落成，昔日兴风作浪的八尺门海峡终于成为东山人民的幸福门，结束了东山人民靠渡船出海的历史。

东山易旱易涝，特别遇到海潮，“一次水淹，三年绝收”。那年夏天，大台风突然袭击东山岛。当晚，电闪雷鸣，谷文昌一把抓起响个不停的电话，得知西港一带遭受了台风袭击，一头扎进茫茫的暴风雨中。谷文昌和通讯员深夜赶到西港公社，借着电光，只见汹涌的海水在农田、村庄内翻滚，他看到逃到高坡上的群众，见到在一线救灾的干部，马上投入到救灾行列。天亮时，谷文昌已经成为一个泥人。1958年10月，谷文昌又一次挥起东山建设史上的大手笔，拉开了西湾海堤建设的序幕。两年奋战，到1960年底，海堤终于建成。海堤内海滩14平方公里，共计垦造盐田1299坎18159公亩，挖卤井2074口，七条防洪堤总长11504米。如今的西港盐场是东山县最大的国营盐场，年收入一千多万元，每年上缴国家税收440万元。

期间，东山县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干旱，谷文昌带领全县群众想尽一切办法抗旱救灾，他们相继修建了红旗水库、湖尾地下水工程，为了彻底解决水源问题，谷文昌发动群众，依托八尺门海堤，修建了一条4.15公里长的空中引水槽，把大陆上的淡水引入海岛，解决了困扰东山百姓千百年的缺水问题。

从福建到浙江再到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谷文昌，他在一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盛赞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1958年，浮夸风吹进海岛。在地区评比的图表上，东山县养的猪还不如外县的猪尾巴大，很多人很着急，找谷文昌：谷书记，你看人家县养的猪上万斤，咱县的才一百多斤，怎么办？谷文昌冷静地说：实事求是！

年终，东山县超额完成了生猪调拨任务，在地区评比表上，由“猪尾巴”变成“猪头”。

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拉开了，东山县委班子成立了钢铁办公室，因为替“右派”说话被降为副书记的谷文昌冷静分析，炼钢一需要原料，二需要燃料，这两样东西东山都不具备。有人把眼睛盯上极少数的古榕树，西埔中兴街两棵树龄四百多年的古榕，被列入砍伐的“黑名单”，常年在古榕树下做生意或纳凉的群众赶紧报告谷文昌，谷文昌不顾被领导误解的危险，亲赴现场制止了砍伐古榕树的愚蠢行为。大炼钢铁最终没能在东山县推开。

在接下来的千斤稻、万斤薯运动中。谷文昌同样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清醒头脑。看到报纸上的千斤稻照片后，谷文昌没有马上在全县推广这一做法。他带领群众来到那个千斤稻村，看到金色的稻田里，布满密密麻麻的稻穗。入夜，他叫上靳国富，来到那块样板田，打开手电，悄悄地扒开密密麻麻的稻杆，下面竟然是断的。村干部走过来，谷文昌严肃地问怎么回事？对方吱吱唔唔地说：为了宣传——我们把其他稻田里的水稻割下来，集中堆放在这里。

谷文昌对大家说：我们东山不能这样做，否则，会死人的。

不久，东山县推广“大食堂制度”，一开始，大家在食堂里敞开肚皮吃饭，可有限的集体积累越来越少，不久很多村里的大食堂捉襟见肘，岛外传来饿死人的消息。

为了解决百姓吃饭的燃眉之急，谷文昌把眼光投向荒山和大海，专门成立了“大搞代食品领导小组”，充分利用二十多种野生植物和海生藻类代主粮，制造糕饼供应群众。

1960年是三年困难最严峻的时期，深秋的一天，谷文昌带着通讯员潘进福和组织干事林木喜到湖尾蹲点。谷文昌原来就患胃病、肺病，饥饿和长年的劳累，使他浑身浮肿，气喘乏力。开会时，他两鬓不时溢出豆粒般的汗珠，频频用手撑着头，按着腹部，大声咳嗽。夜里，虚火上升，牙痛折腾得他满床打滚。

小潘和小林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两人跑回县委秘书室开了张证明，偷偷买回一斤饼干。深夜，小潘轻轻走近伏案工作的谷文昌说：谷书记，我们给您买了一斤饼干。

从不轻易发火的谷文昌厉声说：谁叫你买的？不行，退回去！

小潘忍不住哭了：我看您没日没夜地工作，人都瘦成这样了……

油灯忽明忽暗，谷文昌轻轻地拍拍小潘的肩头，睁着满是血丝的眼睛说：群众都在挨饿，我这个当书记的能咽得下这些饼干吗？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官老爷，不能搞特殊化。

两个星期过去了，湖尾村的田头屋后种上了瓜薯苗。谷文昌这才返回县里。临走前，谷文昌把那一斤饼干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小潘，让他退回去。

谷文昌还根据中央政策，责令有关部门减少干部、工人和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标准，减少食品业、酿造业的原粮供应；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勤俭节约，压缩开支，把省下来的钱为群众买粮食，把省下来的粮食划拨给受灾群众。他说：决不能让东山饿死一个人！

在谷文昌带领下，东山县人民大力生产自救，率先走出困境。出现好转后，他们响应政府号召，大力支援其他灾区的老百姓。河南林县的一些老干部回忆，在林县最饥饿的年代，来自福建省东山县的一些粗制食品，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狂热的红卫兵们对谷文昌采取“万炮齐轰”、“火烧水淹”、“坐飞机”等酷刑，谷文昌受尽折磨。

东山岛上的红卫兵分为两派，相互攻击、揪斗，一大批干部群众受到冲击。东山县的红卫兵到福州大串联，他们惊讶地看到老书记谷文昌被当地红卫兵残酷地批斗。听到老书记的遭遇后，好多人心如刀绞。东山人民是有良心的，他们心中都有一杆秤。

不久，一批自称是“东山造反派”的人来到福州，提出：谷文昌在东山工作十多年，我们要揪回东山批斗？得到省直“造反派”的同意。当天，谷文昌坐着“造反派”的车出了福州城。这时，“造反派”们才向谷文昌亮底：谷书记，我们怎会造您的反？您是大好人！听说您在这里遭罪，我们才冒险来救您……

回到东山，人们将谷书记藏在顶西村，被一伙“真正造反派”发觉。这帮人把谷文昌拉到人民会堂批斗。但批斗会再一次遭到群众抵制，有人带头喊：打倒谷文昌！下面却无声回应。

1968年2月的一天，白埕大队的群众围拢在村口公路旁，看着他们的谷书记被押着清洗公路旁的厕所，心里很不是滋味。谷文昌清洗完厕所要离开时，一个小孩盯住他胸口挂的牌子念道：“打倒谷文昌！”一位老农气得面红耳赤，当即给了他一巴掌：“你这没教养的黄毛猴子，没有谷书记，你吃什么？烧什么？”

时刻想着群众而忘了自己

谷文昌出身于河南林县一个贫困家庭，少时丧父，他依靠石匠手艺维持生计。多年的苦难和革命生涯，养成了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作风，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人，被群众称为“时刻想着群众而忘了自己” 的人。

刚到东山的时候，谷文昌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后来转业到地方，他几乎十几年如一日地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据谷文昌的女儿谷哲芬回忆，从记事起，她就学着补衣服，一直到长成大姑娘，还缝补着父亲穿了多年的中山装。

长期操劳，谷文昌的胃病、肺病越来越严重，一次在行署开会，胃病又犯了，疼得他脸色发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行署领导看到后，“命令”他马上治病，他才留在龙溪（漳州）治病。从医院出来，天色很晚了，已经没有回东山的公共汽车，他必须住下来。按规定，他可以住政府招待所，招待所根据规定为他留了专门房间，他领着通讯员小陈到前台一问，一个房间竟然每晚十元，他连忙摇头说：我们东山还穷，不能住。他和小陈在昏暗的大街上寻找着，问了几家，最终在一家澡堂子兼招待所里住下来，他俩的房间下面是冒着热气的澡堂大池子，狭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但每晚只收三块钱，身材瘦小的谷文昌对身材高大的小陈说：将就一晚上吧。就这样，两个大男人背靠背挤在一张小床上。小屋内狭窄潮热，那一晚，小陈心里感动万分：这就是我们的谷书记！

谷文昌艰苦奋斗到这个份上，对下属和群众却非常慷慨。他担任县委书记兼驻军政委，每年发两套军装，他可舍不得穿，有的给了生活贫困的群众，有的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一年，他刚发了一双军用皮鞋，试穿了一下，就小心地放起来，放了一段时间，他见通讯员朱子周的布鞋露出了脚趾头，毫不犹豫地从箱底取出那双皮鞋，送给朱子周。

朱子周看着谷文昌打着补丁的旧布鞋不好意思地说：谷书记，您呢？

谷文昌跺跺脚说：“老母亲做的，穿着踏实。”

在东山多年，谷文昌经常穿着老母亲给他做的粗布鞋，他有两套干净衣服，只有重要的场合才舍得穿。他认为，干部穿得好了、洋气了，就会离老百姓远了。穿着布鞋，他就想起老家的大山，想起东山的百姓。有一年春节，史凤萍见丈夫的衣服实在不能再补了，就扯了几尺布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这时，龙溪一带遭受罕见的台风、水灾，东山没有受灾，上级倡议为灾区百姓捐衣物，谷文昌毫不犹豫地带头，不仅捐了老伴给他做的新衣服，还把箱底的两件干净衣服捐了出去。

梅雨霏霏，谷文昌正在县委办公，一个面色忧郁的妇女找到他，说婆婆生病住院，孩子又小，她身体也有病，而丈夫在外县工作，请谷书记帮忙把丈夫调回东山。谷文昌马上向有关部门调查，发现情况属实，他让那位妇女放心地回家等消息。看着那位妇女满脚的泥巴，才知道她是从二十多里外的铜陵镇步行来的，谷文昌自掏腰包为那位妇女买了回家的车票。不久，她的丈夫就从南靖调回东山，夫妻终于团圆。但是，谷文昌对家人的要求却相当苛刻，1964年，他调到福州，组织部门提议把他大女儿哲惠也调过去，谷文昌严肃地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她。大女儿继续留在东山。

“请把我的骨灰埋在东山 ”

谷哲芬告诉记者，她最担心的是1979年的那个大雨之夜。父亲时任龙溪市分管侨务工作副市长。当时，越南极力排华，龙溪市接纳安排侨胞难民一万多人，父亲亲自指挥，为侨胞盖房子安排工作。那时，父亲的肺病、胃病经常复发，那晚好不容易睡下，突然一个电话，说侨胞的临时住房漏雨了，父亲马上咳嗽着起床，叫上司机，一头扎进暴风雨中。不久，父亲被查出胃癌晚期，他却说，不碍事，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春节后，父亲参加漳州市委常务会议，晕倒在会场，他这才住进医院。父亲的病情逐渐恶化，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已经到了吞咽困难的境地，每次化疗，父亲大汗淋漓，全身虚脱。医生建议给他注射人血白蛋白，父亲听见了，知道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价格不菲，吃力地说：我都到这种地步了，不能再浪费国家的钱了！

在谷文昌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紧紧握住妻子史英萍的手说：“对不起！”

史英萍年轻时有文化，有能力，组织上几次决定提拔一个副县长，只有史英萍符合条件，时任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却说：老史不太熟悉本地生活，还是选拔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吧！每次机关干部涨工资，谷文昌总是说：我俩工资加起来够用了，还是给那些工资低的同志涨吧。史英萍一直到参加工作三十年后退休，她的工资才依照规定由18级长到17级，即便这样，史凤萍后来省吃俭用十几年，默默资助一些贫困大学生。此刻，史英萍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老谷，你做得对！”

东山的老部下和乡亲们来看望老书记，他握着朱子周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对不起！”

每次分发福利，谷文昌总是说：咱不抢，不沾国家的光。他宁愿把自己的衣服、财物让出去，也不让部下搞特权。每次提干，他要求部下不但不搞特殊化，还要将机会让给别人。这中间有一个例外，谷文昌的老朋友蔡海福风里来雨里去，守护着上万亩山林。蔡海福一生生活拮据，直到去世，家里人竟然买不起棺材，谷文昌破例给这位造林护林功臣特批用木板做了一口棺材。

那些老部下、老同事说：跟着谷书记，我们得不到特权，得不到提拔。但他能保证我们一生清白做事，不犯错误。

1981年1月29日，病床上的谷文昌对看望他的东山县的乡亲断断续续地说：去年的农业收成怎么样？群众的粮食够不够吃？要做好木麻黄的更新换代工作。

在场的人无不热泪滚滚。窗外一声炸雷，大雨瓢泼。

谷文昌吃力地对周围亲人说：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百姓在一起，和东山的树在一起……

1月30日凌晨，一颗平凡而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闻讯赶到漳州，面对骨瘦如柴的谷文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破天荒地要求新闻部门加以报道，并饱含深情地拟定新闻标题——《为东山人民造福的谷文昌同志逝世》。

谷文昌去世一周后，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说：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

谷文昌火化后，根据组织决定，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埋到东山。那天，几个人悄悄地在山口村北的赤山林场挖墓穴，几位老人走过来说：不许挖，这是谷书记领着我们建的林场！老人们态度坚决。

工作人员不得不悲痛地说：我们要在这里安葬谷书记的骨灰。

传说成了真的，简直晴天霹雳，几位老人顿时悲泪滚滚，二话不说，夺过工作人员手中的铁锨，一下又一下挖起来。

下葬那天，谷文昌的家人没有惊动其他人，但山口村的村民还是知道了，昔日乞丐村的乡亲们几乎全部出动，男女老幼，哭声震天：“谷书记啊，回家吧！”

1990年，东山县各界机关干部、群众集资，为谷文昌打造了一尊汉白玉雕像。

是年12月10日，晨曦初露，载着谷文昌同志雕像的大卡车缓缓驶进东山岛，八尺门海堤大桥上，有人看见了，大喊：“谷书记回家了。”

沿途各村的群众不约而同地跟在卡车后面。西埔村、铜锣村、白埕村、山口村，许许多多的乡亲默默地跟着卡车走，一遍遍呼喊：“谷书记，回家了！”

没有谁下通知，没有谁提前约定，当时还是电视台记者的黄石麟眼含热泪，用摄像机记下这一动人的场面。黑压压的人群越聚越多，一万人，两万人，三万人，人们满怀无比敬仰的心情，眼含泪水，以最简单最朴实的方式，哀悼他们的谷书记。

山口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加福泪流满面：“谷书记，您回来了，您辛苦了一辈子，就在这里好好歇息吧。”此后，几乎每天，陈加福都来谷文昌陵园打扫，陪老书记说话。

从此，一个风俗从山口村向周围村蔓延：重大节日，特别是清明节，几乎家家户户，置办香烛，水果，到谷文昌墓前焚香祭拜，“先拜谷公，再拜祖宗”的风俗开始流传。

青少年在这里高举拳头大声宣誓；岛外甚至海外的许多人也来这里祭拜。

从福建到浙江再到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谷文昌，他在一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盛赞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