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晓帆

位于今天北京动物园后身、高梁河（又称长河）北岸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即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图1），其院内的历代墓志长廊中（图2）镶嵌着一方不太起眼的“唐高元表墓志铭”（图3）。但就是这方小小的墓志铭，却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它本质上的看法。据查找现存的有关资料，此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城的郊外出土，但具体出土时间及地点等均不详。志石高、广均为42厘米。志文正书，首题“唐故高君墓志铭并序”，共计19行，满行20字，全文共计347个字。撰文及书丹者未载。盖佚。但此志铭的文字镌刻较精，整体上看敦厚雅驯，行笔中存有魏碑之遗韵，厚重且不乏遒美之态，凝重又不囿于唐楷之法，在北京出土的唐志中可谓书法之精品。志文拓片还见载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墓志拓片精选》等书籍。从笔者对志石的考证来看，它大约是在唐天宝十五年（756）后不久上石的。虽然它没有记载下什么特别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它记载墓主人的逝地与葬地，却给我们今天确定古燕国“蓟城”方位，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它还间接地记录了大唐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及部下僭越称帝，建立大燕政权的史实。志铭中披露的这些蛛丝马迹，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上北京城的发展变迁，确定悬疑多年古燕国“蓟城”的具体方位，都提供了极为可靠且重要的历史资料。为了使读者能够对照认知，笔者特录此志文（」符号为志文换行）如下，并加以考证，以飨读者。

唐故高君墓誌銘並序」

君諱元表，字升邈。望本平原。漢代彪之苗，厥肇驪連」之裔。源深沠袤，戩裦祚逖，爪瓞繁於浙右，葛藟布于」燕垂。高祖君蕐，神假溫良，廉素自牧，務以禮讓為上，」不伐已以勝人。曾祖荒。忠信澡行，仁義浴德，不履有」競之地，而與物無干。祖朗，箕裘尠篺，清和在躬，擅野」鶴于髫初，對家禽於齔歲。君風雲逸氣，秉節高亮，蹸」轢酋豪之黨，挫拉胯肶之流。作閭閈之領褏，為郡縣」之褾准。生崖覃享，春秋七十有四，以天寶十四載龍」集協洽獻春正月辛酉之日，卒於勿翦之私苐也。君」之遺嗣，孟曰庭玉，鄉里之雋秀也;仲曰庭昞，法門之」上列也;季曰庭謙，武司之雄傑也;次曰庭暉，翰苑之」司南也;愛子庭畬，儒林之維宗也。可謂孝友成家，積」慶縻趾。雁序有修，鴒廩靡孤。咸丁」所天之憂，踰於毀瘠。遷化之月甲申之日，窆于燕城」西卌裡，禮也。塋竁扃鍵，延於永劫。懼將眢陵穀之將眢，莫」辯佳城，立貞石以鐫銘，庶來葈之沿祀。銘曰：」燕都外兮郊墅間，坎桑渚兮兌重山，泉門一閈不再」豁，孤魂冥寞去無還。」

志云：“君讳元表，字升邈。望本平原。”结合志文首题可知：墓主人姓高，名元表，字升邈，郡望为“平原郡”。这个“平原”郡，其管辖地区即现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县一带。

志云：“汉代彪之苗，厥肇骊连之裔。”这里汉代“彪”，就是指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高彪，他在当时的知识界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著文颇多，其中《补续汉书·艺文志》流传至今。而这“骊连”就是史上的骊连氏，是华夏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志文是谓高姓来自于古老的骊连氏，而高元表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高彪的后裔。

志云：“源深沠袤，戬祚逖，爪瓞繁于浙右，葛布于燕垂。”志文在这里是说高姓氏族源远流长，汉代高彪的子孙更是派生出许多的支脉，在福泽的保佑下不断地向远方延伸，子孙繁衍的速度很快就到达浙水一带，并且也蔓延到了大唐北方幽州城的周边。即是谓墓主人高元表的现籍为唐代的幽州地区。

墓志详记了高元表上三代。因志石为高元表其子所立，是以高元表之子的口吻记载的高元表上三代，所以在称呼上比正常墓志所记要高出一辈，即：“高祖君华，神假温良，廉素自牧，务以礼让为上，不伐已以胜人。曾祖荒，忠信澡行，仁义浴德，不履有竞之地，而与物无干。祖朗，箕裘，清和在躬，擅野鹤于髫初，对家禽于龀岁。”这段志文就是谓高元表的上三代人，都是谦逊恭让的读书之人。

志云：“（高元表）风云逸气，秉节高亮，蹸轹酋豪之党，挫拉胯之流。作闾之领，为郡县之标准。”即是说高元表继承了上三代的家风，在风云变幻无常的日子里，一直具有非常超脱世俗的气度。他秉承高尚忠正的品质，但是其强势的作风，还是能够辗轧那些欺凌百姓的豪绅，打压横行乡里的无赖流氓。他作为邻里街坊们的领袖人物，成为郡县府衙官员做人做事的典范。

志云，高元表的遺嗣：“孟曰庭玉，乡里之隽秀也;仲曰庭，法门之上列也;季曰庭谦，武司之雄杰也;次曰庭晖，翰苑之司南也;爱子庭畲，儒林之维宗也。可谓孝友成家，积庆縻趾。雁序有修，鸰廪靡孤。”此志文运用5个排比句，言简意赅地表明高元表的遗嗣，即5个儿子的职业与权属。老大高庭玉“乡里之隽秀也”，即在家乡是个优异出众的人物。老二高庭“法门之上列也”，即是佛门里的上座。老三高庭谦“武司之雄杰也”，即是兵部武库司中才智出众的人。老四高庭晖“翰苑之司南也”，即是翰林院中起草诏制的人。爱子即老五高庭“儒林之维宗也”，即是读书人中的楷模。志文在这里是说5个兄弟都非常地孝顺父母，且弟兄之间也非常团结友爱，他们都没有被琐事、烦心事所束缚，虽然失去了双亲，但他们都非常有序、按部就班地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发展着。

志云：“（高元表）生崖覃享，春秋七十有四，以天宝十四载（755）龙集协洽献春正月辛酉之日，卒于勿翦之私苐也……咸丁所天之忧，踰于毁瘠。迁化之月甲申之日，窆于燕城西里，礼也。”这里的“燕城”就是谓唐时的幽州城，它主要是“安史之乱”时期对幽州的一种称呼。即是说在下葬的这个月选择了甲申这个日子，其5个儿子就把他葬在了幽州城以西大约四十里的地方。这“”字是个多意字，意是指“四十”。

但为什么此志石里有“燕城”“燕都”这两个相近似的称呼呢？实际上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是指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城市概念，不是指同一件事儿。但是不注意的话，很可能就把它们混为一谈了，并且造成了人们在认知上的错误。几十年来，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都曾见过这方墓志铭，可是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匆匆一看也就把它当成一般性的唐志放在了一旁，以至于再没有人对它加以深入地研究了。即把“燕城”只当成后期“蓟城”的异写，且又把后期“蓟城”想当然地认为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蓟城。笔者也曾为此方墓志的内容踌躇了一段时间，且曾反复推敲过此志文中的“燕城”与志铭中“燕都”称谓之间的异同，最终认定此志文与其铭文中的所指，绝对不是一回事。用词上的不同，这里面大有玄机存在，它其实就是魏晋以后唐“幽州城”与汉以前“蓟城”的区别，即现今专家们口中的后期蓟城与前期蓟城之间的区别。这也真是应了南宋夏元鼎《绝句》诗中“踏破铁蹄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语。几十年来，几代人的找寻，始终未见“蓟城”的踪影。而在此志铭中仅十几个字，就不废周折的把古燕都“蓟城”的位置给解决掉了。仔细研究这方墓志铭，会发现高元表逝世于唐天宝十四年（755）春，而葬于唐至德元年（756）以后，具体是在哪一年没有明说。而撰志者聪明的智慧，也就充分体现在他的志文中，对于“逝地”，他即没有使用大唐“幽州”或“范阳郡”的称呼，也没有使用安、史僭上皇位的“大燕”等字眼，而是使用了一个较为中性，且独创的称谓“燕城”来代替。这即顾全了大唐政府之颜面，也未扫伪政权之脸面，且还与志铭中的“燕都”之语厘清了界限。按《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反于范阳……十五年正月，贼窃号燕国，立年圣武。”但是仅仅一年后，即757年正月初五，其子安庆绪就与奸臣严庄、宦官李猪儿等合谋杀害了其君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759年，安庆绪又在邺城被其部将史思明所杀。在《新唐书·逆臣上》载：史思明在乾元二年“正月朔，筑坛，僭称大圣周王，建元应天……夏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从此，今天的北京城前身就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燕京”。而这一称呼在现今北京出土的唐代墓志当中，也仅见于罗振玉《京畿冢墓遗文》中收录的《大燕赠右赞大夫段公夫人河内郡温城常氏墓志铭》，其载有“以其年十一月廿一日权殡于燕京城南”为佐证。但在大唐上元二年（761），史思明在河北鹿桥驿被其长子史朝义弑杀。史朝义从而在洛阳继位“大燕”帝，建元“显圣”。但史朝义在宝应元年（762）就被大唐军队所击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尽身亡。这场从幽州起兵，前后8年的“安史之乱”，给唐王朝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它使唐王朝由盛转衰，同时也给广大民众造成了极大恐慌与灾难，生活和生产秩序全部被打乱。而安禄山父子所建立的“大燕”国，其所用的3个年号加在一起，也只不过是区区3年多一点的时间。史思明、史朝义父子的“大燕”年号，《旧唐书·史思明传》中载：“思明乾元二年僭号，至朝义宝应元年灭，凡四年。”而在这一时期唐肃宗李亨也先后使用过3个年号，即“至德”“乾元”“上元”。继任的唐代宗李豫年号“宝应”，也只用了两年。正是这种千变万化，使高元表墓志的撰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不知道具体该使用谁的年号，因而也不好确定具体是在哪一年下葬的，撰者就只好采取模糊的做法，不具体写出是在哪一年，只是谓“迁化之月甲申之日”。按《周礼·王制》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卿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或逾月而葬。”意思是天子亡后7天才入棺，7个月后才下葬;诸侯5天入棺，5个月后下葬;大夫、士、老百姓是3天后入棺，3个月或1个月后下葬。此志文虽然没有写明具体的下葬年，但却可以大体推算出来。这是因为此志石的首题是“唐故高君墓志铭”，也就是说在逝者死后，后人就开始为他撰刻墓志铭了，但突然间在幽州发生了“安史之乱”，幽州城就此变成了安禄山父子“大燕”国的东都“范阳”城，而为了与大唐“范阳”城称呼加以区别，又要有“大燕”国的元素，撰者就称呼它为“燕城”。而史思明父子建立的“大燕”国，虽然把幽州的称呼直接就改称为“燕京”，但很显然“燕京”这一名称的出现，是在此墓志深埋地下之后的事，要不然此墓志的首题就直接写成“大燕故高君墓志铭”，且把逝地或葬地就直接写成“燕京”，也就没必要这么故弄玄虚地玩文字游戏了。故高氏下葬的时间，应是在大唐乾元二年（759）之前，即安禄山父子统治的3年间。而最有可能就是唐至德元年（756）。可以说此志是安禄山父子反唐，建立“大燕”伪政权一个间接的实物证据。

而此志铭曰：葬于“燕都外兮郊墅间，坎桑渚兮兑重山”。这里所说的“燕都”，就是指商周时期在北京地区的重要封国——蓟国的都城“蓟城”。蓟国，它是今北京地区最早形成的国家之一，是殷商时期在桑干河（漯水，今永定河）畔自然承继下来的一个小国。而到了西周初期，蓟国又成为周王室在北方除燕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封国。在《礼记·乐记》中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而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但不管周初分封的蓟国，到底是黄帝之后，还是尧帝之后，蓟国都是以“蓟城”为都城的重要封国，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而另一个周初分封在北京地区的重要封国—燕国，其初始之都城“燕都”，就在今天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图4）。即《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此地相继出土了大量带有“侯”铭文的青铜器（图5），以及土城邑、宫殿建筑构件等，充分证明了此地就是商周时期“燕国”都城所在地。这样北京地区在3000余年前，就有两个同时并存的诸侯国都城。虽然具体建城的时间现今学者说法不一，且争议性还很大。但是在1995年，研究北京史的众多专家学者，终于摒弃前嫌达成了一致观点，即根据《淮南子·兵略训》所记：“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即武王伐纣时有彗星与岁星同时出现的天象，推测这一年大致为公元前1045年，而从纪念性及象征性的意义来讲，就暂定此年为北京地区建城的起始年，并且还在当时认定的古“蓟城”之地，即今北京广安门北的滨河公园内，竖立起了北京建城纪念柱（图6）。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受封于3000年前北京地区的两个诸侯国，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国力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位于小燕山（即大房山）脚下的燕国日益强大，而桑干河畔、以“蓟丘”而得名的弱小蓟国，被日益强大的邻国—燕国强行吞并。在唐代张守义《史记·周本纪正义》载：“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以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这以后的燕国，就把都城从今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迁到了蓟国的“蓟城”，并把它作为了“燕都”。但是燕国占据蓟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有一些争议。一些人把战国时期燕昭王伐齐获胜，即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赵、韩、魏国合纵攻破齐国，一度占有齐国大部分的领土，致使燕国达到了全盛时期，当作迁都之时。而当代的考古与历史学家赵评春、孙秀仁等人，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在《论燕国新城年代与燕都蓟城方位道里》一文中，根据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蓟，故燕国，召公所封”，认为燕国是在西周厉王流亡时，即“周召共和”执政时期，封燕惠侯于“蓟城”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841至前828年之间，把燕国的都城从今天的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迁移到西山脚下桑干河畔“蓟城”的，并列举了史实加以论证，这就在时间上比前者上推了500余年。这里所说的“召公”与“周公”，千万不能与周初武王所封燕国的“召公”和“周公旦”相混淆。这“周公”与“召公”之名，它原本体现的是封地和爵位，而这封地与爵位是可以世袭继承的。在西周厉王统治时期，发生了“国人暴动”，在周厉王“奔彘”期间，周朝的朝政是由周定公与召穆公共同代行执政，历史上称“共和行政”时期。而这个召公是召公的后人“召公穆虎”，周公也是周公旦的后人“周公姬鼻”。此外，还有人认为燕国迁都“蓟城”的时间，是在春秋初期，即燕郑侯之子、燕国第15位君主燕缪侯（亦称燕穆侯）在位期间，他在挥军北征南讨之时，吞并了古蓟国，这之后就将燕国都城由今房山区琉璃河，迁到了桑干河边的蓟城。这一观点似有臆造之嫌，也没有什么佐证，对今天的影响也不大。而在《韩非子·有度篇》中载：“燕襄王以河为界，以蓟为国。”无疑是说燕国的燕襄公时期（前657～前618）以“蓟城”为都城了。所以，燕昭王迁都“蓟城”之说确实值得商榷，似乎在时间上有点太晚。有关燕国的史料现今留存的不多，记载蓟国的史料更是凤毛麟角，迄今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墓葬遗存。可见，蓟这个弱小封国，在史上留存的年限确实是很短暂的，要不在西周长达300余年、春秋300年的历史中，“蓟”国为什么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而在这以后，不管是燕国几起几落时期，还是被外族南下侵扰毁城后，甚至几易迁都、改朝换代以后，这个“蓟城”一直到了秦、两汉时期成为方国都城期间，它都矗立在桑干河畔，且城址的位置一直未有改变。据宋代罗泌《路史·国名纪一》载：“蓟县今范阳治。地多蓟。水经注：蓟城，西北隅蓟丘为名。班志云：蓟，故燕国名。（自注）非今蓟城南北九里、东西十里慕容隽造。”就是说唐时幽州就是辽宋时期的燕京，其地域大多是来自于历史上的蓟国治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载：蓟城，因其西北角有蓟丘，从而得名。班固的《汉书》载：蓟城，是古燕国都城。而在商周时期，古燕国的得名，是来自于临近的小燕山（即今房山区大房山或大防山），其都城曾先后被称之为“燕毫”“燕都”。它在兼并了桑干河边上的蓟国后，就把都城迁到了“蓟城”，此后“蓟城”就被称为“燕都”。而这以后“燕山”之名，也就随着燕国都城的迁移，从狭义的小燕山（大房山），扩展到了“蓟城”以北的广大山峦，即成为了今天环绕北京北部的山脉之名。

但这个“蓟城”到底是在今天的何处呢？有关这前期“蓟城”的研究，几十年来专家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都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即文字资料或是考古遗存。其中认为古老的“蓟城”位于今广安门一带唐幽州的前身占据多数。其证据是：20世纪50年代在今北京广安门以南700米处，即所谓“蓟丘”以南一带，曾发现了大量战国时期的宫殿建筑构件，出土了一些饕餮纹半瓦当。1956年在北京永定河引水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发现151座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陶井，其中战国36座，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在今天北京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1965年在配合北京市政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在陶然亭、白云观、姚家井、广内白纸坊、广内南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发现65座战国至两汉时期的陶井。较密集的地方是位于北京明清内城的西南角，即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而70年代又陆续在今西单大木仓、宣武门、白纸坊、陶然亭、姚家井等处，发现了一批战国至汉代的陶井（图7）。发现的这些陶井大部分都是用一节节的井圈套叠成圆筒状，有些井底还发现汲水用的水罐等生活用品，很显然这些都是人们生活用的水井。一些专家就推测“蓟城”应是在发现陶井最密集处，即今北京城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但考古专家赵其昌在《蓟城的探索》中说：“（井圈）有的属汉代，有的属战国，时代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也是特殊的现象：即所有井圈的出现，都是井的下半部陶圈。三圈五圈，多少不等。无论从地面开槽挖沟所获，或者地下施工所得，都是如此。”即是说此地它有文化的断层，隐晦地说明此地并不是“早期蓟城”所在地。有专家就此研究推断，这是当年修缮汉代王陵时，大批的民工聚居劳作在此，留存下来的生活痕迹。1956年在北京永定门外安乐林村大公报宿舍工地出土的唐建中二年（781）上石的《姚子昂墓志》，其铭曰：“右临城廓，西接燕王之陵。”就是说姚墓是葬在唐幽州城西北六里，故言“右临城廓”。而“西接燕王之陵”，是谓墓地西边有汉代燕王的陵寝，这在史书上也确有燕王陵的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云：“漯水又东，径燕王陵布，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北魏宣帝年号）造谆屠，建刹，穹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竟不知何王？”而据南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一“燕王迁都”云：“天德二年五月以燕山城益而人众，欲广之，其东南隅曰：‘通州门’，西南曰：‘西京门’，各有高丘，俗呼曰：‘燕王冢’，不知其为何代何王也……民以白府留守张君，为请于朝廷，乃遇枉其迭而避之。”此说明在金代海陵王完颜亮扩建金中都城（即唐幽州、辽南京城承继）时，为了避开汉燕王陵而想改变中都城墙的位置。在《金史·蔡圭传》中载：“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称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启圹，其东墓之柩题其和曰：‘燕灵王旧’。‘旧’古‘柩’字，通用。乃西汉高祖子刘建葬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珪作《两燕王墓辩》，据葬制名物款刻甚详。”即蔡珪考证两墓是燕灵王刘建、燕康王刘嘉的陵墓。《金史·世宗纪》载：“大定九年（1169）二月，诏改葬汉二燕陵于城东。”就是说把二燕王陵迁葬到了金中都城的东边，即今天北京顺义区温榆河畔后沙峪镇燕王庄村。在民国二十二年的《顺义县志·疆域志·区域》载燕王庄：“在温榆河东北，汉燕灵王、康王陵移葬于此，原称燕王冢。”而姚志所记“西接燕王之陵”就是指二燕王陵是在唐幽州城东边，也正是在金中都扩大后城中的东南角，正是今日大量战国至汉代水井密集的出土地。这间接地说明为了建造汉代王陵，当时在此处曾聚集了大量民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在这块土地上，从而留下了大量生活遗迹。当时修筑的汉王陵墓规模宏大且做工也相当地考究，其用纯木结构建设的庞大地宫，是仅次于汉天子的陵墓。1974年在北京丰台区郭公庄南出土的大葆台汉墓（图8），以及2000年在北京石景山区八宝山以西出土的老山汉墓，它们都采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汉代天子葬制。繁复庞大的工程，造成了上万民工长达数年的劳作，其工程量及规模可想而知。看看今日出土的汉代陶井的数量与区域，也就对曾经埋葬在这里的两燕王墓，有了一定认知，即这汉代燕王陵怎么能与其都城紧邻呢？别的都不说，这私密性在哪儿？且在这一地区还曾发现了不少的汉代墓葬，显然前期蓟城在这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白云观附近所谓的“蓟丘”发掘中，在一段古城墙的西北角下，又发现了压在下面的3座东汉时期的墓葬。根据考古学的叠压关系，说明该城墙建造的年代不应早于东汉。很显然此处的“蓟城”是在东汉以后建成的，即魏晋以后的“后期蓟城”。赵其昌在《蓟城的探索》中还披露，发掘白云观以西遗址时：“细沙中间常常夹带一些夹砂红陶碎片，陶碎片又常常具有棱角磨光的现象。”这间接说明在此段永定河（桑干河）的上游河畔，一定还建有一座古代城池，而这个城池现在来看必定是战国至两汉以前的“蓟城”。由于受到大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个位于山脚下、桑干水边上的“蓟城”，其城中建筑也常常被暴雨和山脉下泄的洪水所冲垮，而这些被雨水冲垮的建筑构件，也就随着城边汹涌的永定河顺流而下，从而堆积在了当时地势相对较高的今廣安门一带。而经过河水长年累月地冲刷，这些建筑的瓦砾，其棱角也就慢慢被磨成了圆角，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常识。1965年，在北京八宝山出土了一方《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夫人华芳墓志铭》（图9），其载：华芳“权假葬于蓟城西廿里”。其墓中还随葬了珍贵文物银铃、料钵、骨尺等。用其墓出土的象牙骨尺（图10）作为计量工具，按墓志记载以出土地向东丈量20里的话，就应是魏晋时期蓟城的所在地，而这恰恰就是今天的会城门以东一带。这说明魏晋时期的“蓟城”，就在今天以广安门为中心的唐幽州一带。当今史学界达成共识的唐代幽州城址，与魏晋时期的蓟城正是一种上下的承继关系。根据现存的大量历代史料，以及唐幽州城周边出土的多方唐墓志来考证，幽州城垣的四至：即东垣在今北京西城区（原宣武区）的烂缦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西垣在今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南垣是在今北京西城区（原宣武区）姚家井以北的里仁街东西一线，北垣是在今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头发胡同东西一线，从而证实这是魏晋（后期）蓟城的大致范围，也是以后辽代南京城、金代中都城扩大发展的根基。而此城不是古蓟城的说法还有，唐初大诗人陈子昂（661～702）曾到过幽州，在其《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中曰：“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异，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显然，自序中所说的“蓟门”是指当时的唐幽州城（即后期蓟城），而“燕之旧都”就是指战国时期的燕国都城“蓟城”。而“吾北征”就是谓陈子昂从幽州城北向去征讨契丹。其七首诗之一《轩辕台》载：“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之二《燕昭王》载：“南登碣石阪，遥望黄金台。”正是陈子昂北征契丹时，他遍览了古燕国蓟城的名胜，即往北登上了“蓟丘”遗址来远眺轩辕台、往南登上过“碣石宫”遗存来远望黄金台，在敬仰、凭吊古代先贤志士后，除了留下这脍炙人口的七首诗之外，还给世人留下了《登幽州台歌》中，那震古烁今的千古绝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见，在唐初时，战国时期燕国都“蓟城”的遗迹“蓟丘”“轩辕台”“碣石宫”“黄金台”等遗迹还都存在。据元人熊梦祥撰写的《析津志》载：“轩辕台在京西，世传黄帝筑此台。李白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飞入轩辕台，即此也。”显然这里所说的京西，就是指当时元大都城西，即今天的石景山区古城以西一带。而这“黄金台”亦被称作“招贤台”，它是战国时期燕昭王为尊师郭隗所建造的。南朝梁国任撰《述异记》中载：“燕王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为贤士台，亦曰招贤台。”这里“燕王故城”指的也是前期蓟城，而绝不可能是指当时的幽州城（即后期蓟城）。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位于今北京广安门外的白云观，其以西由土阜而形成的所谓“蓟丘”，根本就是今人张冠李戴，完全是为了己说蓟城，而造出的一个蓟丘，没有任何的历史学依据。

根据上世纪还星星点点存有的一些遗迹，以及流传下来的石景山区古城村地名，参考清代史料的记载，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古老的燕国都城就在今北京石景山古城以西、模式口（谐音磨石口）以东一带，但这似乎缺少过硬的实物证据。如今唐代高元表墓志铭的出现，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答案，其铭曰：“燕都外兮郊墅间，坎桑渚兮兑重山。”这里“郊墅”指“燕都”郊外的农舍，引申即为墓地。而“坎桑”即是谓蜿蜒起伏的桑干河。这“渚”字，原是指渚水，后引申是指水中的陆地或是水边。而这“兑”字，即指的是按已经承诺的去做。“重山”就是谓重叠的山岭。这志铭中说的是高元表后人，把他葬在了唐幽州城以西40里，古燕国都城“蓟城”郊外、水流湍急的桑干河畔墓地中，兑现了他的生前遗愿。这个遗愿就是高元表一生所秉持的清静与释然，而在这被废弃的古燕国蓟城的郊野，它远离喧闹繁华的幽州城，正符合他这一要求。根据志铭的描述：他的墓地坐北朝南，背后倚靠着层层叠嶂的太行山余脉，其西、南两面是曲曲弯弯流淌的桑干河水，而东边是满目苍夷且静寂的古燕国都城“蓟城”。志文在这里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出墓地周围的地貌与地形。而志文中“窆于燕城西卌里”就是指墓地与唐幽州城西垣之间的大致距离与方位。此墓志具体的出土时间、地点均不详，按照此墓志所记的地貌、地形的特征，以及据“燕城西卌里”的距离、方位等诸多因素来分析研判，此墓志应出土于唐幽州以西的今北京石景山区古城以西、模式口以北一带。今天随着此方墓志的出现，持有古“蓟城”就在桑干河畔，即今石景山区古城村以西、模式口以东一带的论点，就得到了唐代出土文物的印证。值得一提的是，有北京史研究学者王春花了20余年时间，结合史料实地踏勘、调查走访，证实了古“蓟丘”就是今天石景山区模式口以东“金顶山”（图11）的观点，并标示出古“蓟城”城址的四至和“蓟城”中原燕国元英、历室、碣石等宫殿，以及轩辕台、宁台、黄金台在当今的大致位置，为我们今天研究古老的“蓟城”遗址，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综上所考，今天北京石景山区的古城以西、模式口以东一带，就是历史上存在于北京地区古燕国都城“蓟城”的原始地。此墓志用了最为简练且详实的记载，从它与唐幽州城所处的相对方位，到相距的里程，以及墓地周边的地形、地貌等环境，诠释了墓葬一带的特点。此考证结合历代史籍、唐代陈子昂的诗词及清人史料的记载、特别是今人的实际考察踏勘，这些就为确定古燕国都城“蓟城”之地点，夯实了证据基础。

（责任编辑：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