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在其800余年的历史中， 曾建有七座都城。本文根据地理形势、历史典籍和考古发现成果，对燕国历史中出现的七座都城的建立、变迁及其位置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燕国初都——琉璃河董家林古城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姬发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举行誓师，一举击垮纣王的军队，在伐纣成功后，为酬谢建立周朝的功臣和其宗室，便实行了分封制度。同年，封其弟姬奭于燕地，是为燕召公。

燕国受封立国的都城建在何地，后人一直无从考证。直到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的董家林村发现了一座北京地区迄今年代最早的古城址，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这座古城之所以被确认为燕国的始封都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董家林村东南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发现了西周时期大中小墓葬300多座和30多个车马坑，出土了一批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表明这一地方是贵族墓地，包括燕侯墓，也说明这里作为都城的时间比较长。其中，1193号大墓出土的“克罍”和“克盉”中“王曰太保”“令克侯于匽”两处铭文明确记载了周武王册封太保召公奭的元子“克”为燕侯的重大史实，为确定西周早期召公封燕所在地提供了最可靠的材料。253號墓出土的“堇鼎”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其内壁铸有四行26字的铭文，铭文记述了堇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进献食物，受到召公赏赐之事。铭文所记正好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召公奭以其长子就封于燕，而自己留在宗周辅弼王室的记载。251号墓出土的“伯矩鬲”盖内和器口沿内都铸有内容相同的15字铭文，记述了贵族伯矩受到燕侯赏赐的情况。除此之外，在城址内还出土了重要建筑物上才能用的板瓦，板瓦在全国西周考古中发现极少，主要出土于沣镐和周原，这也为确定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就是西周燕国的都城提供了旁证。

在对董家林古城北墙及墙外护城河的发掘中，发现护城河上层被包含有西周晚期陶片的灰土层填塞，且城内西周晚期的居址没有出土高等级物品，这些重要现象表明，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的废弃年代应不晚于西周晚期，其作为姬燕第一座都城存在约300年。

二、燕上都——蓟城

燕惠侯（？—前827年）自燕初都迁至蓟城。《 史记·燕召公世家·正义 》载：“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 舆地广记 》也有：“武王封尧之后于蓟，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后燕国都蓟。”由这些文献记载可知，蓟和燕本都是周武王褒封的诸侯国，后燕国实力大增灭掉了蓟国，燕惠侯迁都至蓟城。蓟城为都的时间从燕惠侯开始，历6位国君至桓侯，桓侯继位的时间为公元前697年，属春秋早期。但目前还无法从史料和考古资料中分析桓侯徙临易后，蓟城是否仍继续执行某些都城功能。

到了燕襄公（公元前657年—公元前618年），又自临易迁回蓟城。《 史记·齐太公世家 》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还。”《 韩非子·说林上 》也有：“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山戎对燕国大举侵略，燕庄公不敌，向齐桓公求援。齐桓公曾集结重兵向山戎大举反攻，历时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将北部的山戎各部征服，保全了燕国。然而，燕国南部和西南部的鲜虞、中山仍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在这种局势下，都城临易的缺点就显露出来。它偏燕国南部，易受鲜虞、中山之攻击，又位于平原地区，难以防御。因此，加强燕国北部地区的统治，选择一个对燕国统治更安全的有利地区建立都城，就成了燕国统治者的紧要任务。燕都迁回到燕亳故地，但不是回到琉璃河董家林古城，而是在附近蓟地另建新都，迁都时间约在齐桓公打败山戎之后，燕庄公就逐渐营建上都蓟，并逐渐迁都于此，至燕襄公时，上都蓟就成为燕国的国都。正如《 韩非子·有度 》载：“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

关于蓟城的位置，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名著《 水经注 》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按这一说法，蓟城因城内西北角的蓟丘而得名。学界一般认为今北京城复兴门外白云观的土丘即蓟丘。1974年曾对这一土丘进行发掘，发现蓟丘下虽有古代城墙，但在墙基下面却压着三座东汉时期的砖石墓，表明这段墙的始建年代晚于东汉，不可能是两周时期燕之蓟都。1957年在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有厚达一米以上的战国文化层，出土了饕餮纹残半瓦当、粗细绳纹陶片和碎绳纹砖瓦等遗物。1972年在北京外城西部的韩家潭也出土了两块保存完好的饕餮纹半瓦当和十枚燕国的货币明刀。饕餮纹瓦当为高级建筑所专用，表明当地有战国时期的宫殿建筑。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今北京西城区先后发掘出一批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在陶井井底还发现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故可推断这是生活水井。在这一带生活水井密集，表明此地居民很多，而居民大范围集中的现象，在当时应只有在城市中才会存在。根据这些考古资料可证明：战国时期的蓟城位于今北京市城区西南以宣武门、和平门一带为中心的地区以内。而战国以前燕国蓟城的确切位置由于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考古发掘尚没有重大发现，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燕国有过临易、易、下都武阳等陪都或行都，但蓟城一直是燕国的主要都城，又称上都，这从《 战国策·燕策 》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如《 战国策·燕策 》卷二载：“望诸君（即乐毅）乃使入献书报燕王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它叙述了燕昭王打败齐国后，将所获得的战利品如齐钟（大吕）和其他齐器以及重归于燕的鼎等，都放置在蓟城宫殿中的情况。这说明，在战国时期，虽然燕昭王、燕惠王等主要在陪都燕下都居住，但有重要战果时，其重要战利品仍要置于上都，尤其是象征政权的鼎。可见，当时蓟城的地位仍在下都之上。蓟城是燕国存在时间最长的都城。一直到燕灭于强秦，蓟城作为燕都长达400余年。

三、临易、易

春秋早期，燕桓侯（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91年在位）由薊城徙都临易。西周与春秋时期，中国北部地区生活着山戎等少数民族，战国时还有东胡。山戎对接壤的燕国长期侵扰，使得燕国在春秋之前的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衰落。在燕桓侯即位以前，山戎就已多次南下中原地区，威晋，病燕，攻郑，伐齐。甚至还在燕国的封疆内建立了无终、令支诸国，骄横一时。在这种形势下，燕桓侯被迫向南方迁徙。《 史记 》所引《 世本 》记载“桓侯徙临易”即指此事。从桓侯徙临易至燕襄公时又迁回蓟城，临易作为国都约40年。

到了战国中期，燕文公（公元前361—公元前333年在位）又徙都于易。《 水经注·易水 》云：“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战国早、中期，原在东北地区活动的东胡，向东南方迁徙，占据了燕北的部分地区，对燕国构成了较大的威胁。且此时燕国国力胜过齐国，发生的两次燕齐战争均以燕胜告终，这为燕人将重心转向南方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因此，对于燕文公来说，在南边易水之畔增加一个理政中心成为必然之举。

关于临易与易的位置，宋衷在《 世本 》所作注中曰：“今河间易县是也。”宋衷为汉时人，则临易就是汉代河间府的易县，在今河北雄县、容城境内。《 括地志 》载：“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东南十五里，燕桓侯徙都临易是也。”《 括地志 》成书于唐代，唐之归义县为汉代的易县，即如今的雄县、容城一带。1981年在今河北雄县西北的容城县晾马台乡南阳村发现“燕国城”“晾马台”两座春秋战国大型台址及40余件有铭铜器、陶器、骨器等文物，其中包含带“易市”陶文的陶碗一件。1958年这里还曾出土“燕王职戈”一件，1966年和1979年挖掘出铜壶、铜鼎各一件，铜壶盖两件，器物上阳刻有“左征”“右征尹”“西宫”等铭文，这些是燕都内府官署和宫禁的名字。1988年又出土带“燕侯载之萃锯”铭文的铜戈三件，此外还采集到一件肩部有“易市”铭文的陶罐。在南阳遗址以东3公里，位于古易水西侧的雄县古贤村，还发现有两座战国古城。古贤村原名古县村，即古“易”县。两座古城紧紧相邻，大城在北，南北宽约1000米，东西长约1200米，小城在南，略小。这些考古发现可充分证明燕桓侯所徙“临易”和燕文公所徙“易”皆应在今河北雄县西北的古贤村与容城南阳一带。其中，“临易”可能在容城南阳遗址附近，“易”则可能在雄县古贤村遗址附近。部分学者将燕下都城址视为燕桓侯所徙“临易”及燕文公所徙“易”的看法是不可信的。

四、燕中都

燕中都不是早期文献记载的，而是北宋官修之书《 太平寰宇记 》和明代《 永乐大典 》等晚期历史文献在记述良乡之处顺带记载的，称良乡“在燕为中都”，而且记载春秋时期已有燕中都。但是，当时不应称为“中都”，“中都”一定是在“下都”之名出现之后才会有的名称。1986—1990年，北京市文物部门拒马河考古队对房山区良乡境内的窦店古城做了细致科学的考古调查和试掘，结果认为，就古城的时代、规模、夯筑方法、地理位置推测，窦店古城外围大城有可能是燕中都，上述历史文献记载是可信的。

从地理位置上看，窦店古城距离战国燕的膏腴之地督亢地区（今河北涿州、固安、新城一带平原地区）非常近。督为中央、统帅之意，亢为要害、高度，后来荆轲以督亢地图作为诱饵才得以面见秦始皇，因此在靠近这一最发达的经济区修建一个统治者的理政中心是合理的。此外，此城距离琉璃河不远，虽然琉璃河董家林古城被放弃了，但是那里的燕侯墓等祖先墓葬还在。它们是不会被燕国人放弃的，可以推测燕中都的设置可能与照应燕侯墓地也有关系。

五、燕下都武阳

燕下都武阳城因处武水（今中易水）之阳而得名，是战国后期规模宏大的都城之一。战国中后期，燕王哙和国相子之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齐国、中山乘机出兵攻燕，占领燕都。赵武灵王派乐池护送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回国，后公子职被立为王，即燕昭王（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79年在位）。面对蓟都的一片废墟，燕昭王决定在燕国南部原军事重镇武阳城新建都城。这一时期燕国的都城形成了“三都”体制，即蓟城、中都和下都武阳城。

燕昭王在易水上游重新另建燕下都，功能上取代了易水下游原来的临易城。从地理形势上看，燕下都的选址更为合理，政治军事价值更高，其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西倚太行山，西北有紫荆雄关，东部迤连于河北平原，易守难攻，交通便利，不仅是与中原地区沟通联系的重要门户，还可以防御来自易水南边和太行山以西的军事威胁。

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自1893年在燕下都出土了“齐侯四器”始，燕下都遗址引起了当时社会和世界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末，为阻止盗掘，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北平研究院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燕下都考古团，由北京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先驱”的马衡担任团长，前往燕下都遗址进行初步调查，并对遗址北之老姆台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也被公认为中国田野考古的发端之一。之后随着对燕下都的考古步步深入，一座气势恢宏的国都被逐渐还原。根据考古发现，燕下都遗址中部有条纵贯南北的古河道，河东岸有一道与河道平行的城墙，把燕下都分成了东西两城，东城和西城内的文化遗存多寡悬殊。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大体可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市民居住区、墓葬区等部分。宫殿区在城址的东北部，宫殿建筑以武阳台为中心，在武阳台以北，依次有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诸夯土台基。在宫殿区周围，环绕着为国家所掌握的制铁、制兵器、铸钱、制陶、制骨等官府手工业作坊及其管理机构。墓葬区在东城的西北隅，分为虚粮冢和九女台两个墓区。西城是为加强东城的安全而建的防御性廓城，遗存较少。

自燕昭王建燕下都，中间经历荆轲刺秦等，至燕灭亡，燕下都前后有七八十年的发展历史。

六、燕国最后都城——襄平

燕昭王励精图治，燕国崛起，在长城以南，自西向东横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辽东郡下设襄平县，这是辽河以东地区纳入中原政权版图的开始。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北两面太子河水大流急，是守御的天堑，西南首山，孤峰耸峙，是襄平城西南方向的屏障。公元前226年，秦国攻破燕国国都，燕王喜和太子丹等人逃亡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建立了以襄平为都的政权。公元前222年，秦王政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燕国灭亡。

参考文献：

[1]陈光汇.燕文化研究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叶学明，陈光.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J].考古，1992（8）：705-719+773.

[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