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魂 （乔惠民署书栏头、王子盧为国土名片网钤印、小编芬儿点睛导读）
大唐西域行旅兴盛背后的交通因素
《炎黄地理》杂志 2023年9期
作者：魏进悦
交通对唐代行人及其行旅活动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行人在西域的行旅活动轨迹即沿着能提供物质便利的绿洲和设有过所、烽燧等安全保障设施的交通道路行进。现以唐代西域南、北、中三条路线为研究对象，综合利用历史文献、考古成果、文学作品等资料尽可能客观地反映西域行旅的交通环境、路线以及出行的工具与文化方面。这不仅可以反映唐建立至兴盛时期整个西域交通线路的整体状况，也能为研究西来东往的行人行旅至西域的活动及其影响奠定基础。
西域的交通环境
自然环境
西域是世界上交通最困难的地区之一，初入西域时便有罕无人迹的荒漠——莫贺延碛；出西域时有难以攀越的山脉——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西域内部还有复杂多样的山脉与盆地，以及干旱的气候环境。一般来说，人类很难适应这种环境。
对于干旱荒芜的沙漠环境，唐人多称之为碛、大碛。当时诗人岑参出敦煌后，亲眼见到莫贺延碛时，发出了“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岑参《日没贺延碛作》）的感叹。过石碛时“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由此可知当时旅途的艰难。除了干旱之外，西域的天山、葱岭等部分地区也异常寒冷。岑参在途经天山时，感叹“天山有雪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岑参《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岑参《赵将军歌》）。当玄奘行旅途经葱岭时，记载：“（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淩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由此可见，行旅者在西域的行旅活动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与限制，这加大了行旅活动的难度。
虽然前往西域的行旅活动也很艰险，轻则决定行旅的成败，重则事关行者的生命安危，但是纵观唐代，沿着丝绸之路来往于西域的行人络绎不绝。因为西域不仅有荒漠、戈壁，还有雪山、森林等奇特的景象；唐人更有自信、敢于探索的人生态度。他们会对新事物表达惊叹，并且乐于接受。尤其是对于初到西北的行旅者来说，习惯了绿水青山，陡然见到沙漠，会产生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惊叹。当岑参经过火焰山时，惊叹“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岑参《经火山》）”。满山的火云，以致飞鸟都不敢来，可以想见火焰山的壮观。行旅途中风景最壮美的莫过于帕米尔高原，唐称葱岭，最早的解释在《西河旧事》中，“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其地雪山纵横，谷地开阔，水源丰富，植被葱郁，是西来东往之行人的必经之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也有一段关于葱岭的记载：“葱岭者……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在他的记载之下，葱岭多产野葱，其不仅看着新奇，还是行人旅途中不可多得的食物配料，或配饼而食，或用来去除牛羊肉特有的气味，是葱岭之旅的意外之喜。帕米尔高原中还隐藏着一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瓦恰，海拔仅3300多米，沃野平畴，夏天一片绿色的青稞田，也是为行旅者提供食宿的佳地。平均海拔约4000米的天山山脉也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冰雪融水，浇灌出绿草如茵、白杨蔽日的绿洲，行人在此或休整，或互市贸易，或准备干粮继续前行。这些区域土壤肥沃，水草丰美，适合人类农耕、放牧，是行人休息、补充供给的关键地。从天山的高耸、葱岭的神奇等可见西域自然风光的奇丽，从路途上随处可见的行人折射出了行旅的兴盛。
安全环境
唐廷极为重视西域的安稳。唐建立后，在“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既定国策下，唐政府为保卫西域，与威胁西域安全的突厥、吐蕃等势力作坚决斗争，最终稳定了西域形势，打通了西域三交通要道，并在交通干线上屯驻军队，大者称之为军，小者为守捉，以此保护交通道路上的安全和地方的安宁。历经多年经营，这些军政机构逐渐成为当地的重心，为来往的行人发行过所，设置关隘、烽燧等防务机构，为西域交通道路的畅通与安全提供保障。
过所。凡是带有执行公务性质的行旅，国家都会发名为“传符”及“敕符”的证明书。“公验”和“过所”则是民间人士进行私人行旅时的证明文件。原则上来说，“公验”是由地方州县衙门发行，在其辖区内有效的证明文件；而“过所”则是为了应对跨越州县范围的长距离移动，由中央刑部或地方的州府发行的通过关、戍、守捉的通行证明。近年来，在新疆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不少与过所有关的文书档案，其中有申请过所的文书，如瓜州、西州户曹给石染典的过所；唐益谦等请给过所的牒文；有关麴嘉琰请给过所的高昌县文书；有关蒋化明丢失过所案件的文书等，这些都可以证明唐开元年间交通制度的动态以及唐对西域的行旅客商往來的有效管理。唐廷为纠察奸细、保证交通安全，实行严格的过所制度、完备的公验制度，以此稽查行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行旅的安全。
烽燧与关隘。烽燧即“烽火台”，完整的烽燧不仅可以保证饮食与水源，还有士兵负责戍守。关隘在当时除了起到军事保障的作用外，还有着“禁末游，伺奸匿”的安全作用。根据王炳华先生的研究，安西都护府四周均设置了关隘，北有雀离关（今苏巴什），西北有盐水关（今盐水沟附近）、西有柘阙关、东有铁门关。因此，完整的烽燧与关隘系统不仅维护了西域社会环境的安定，还在保证正常的商业交流秩序，维护行旅安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域交通道路及丝路重镇
据《西域图记》记载，当时经过西域通往西方的通道主要有三条：“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新巴里坤湖），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今吐鲁番），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疏勒（今喀什），度葱岭，再西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今若羌），于阗（今和田），朱驹波（今叶城），朅槃陀（今塔什库尔干），度葱岭，又经护密等国，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有路，南北交通……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唐人行旅的首发站大多为长安或者洛阳，沿着河西走廊至玉门关（今敦煌市西北）和阳关（今敦煌市西南）之后，分为南北两道，分别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前行。自唐廷开辟新北道之后，原北道为中道，此为西域三道。
西域北道，指自玉门关西北行，过莫贺延碛沙漠北缘到伊州（今哈密），或从沙州经矟竿道至伊州，由伊州再分南北两道至庭州。伊庭北道越折罗漫山（今巴里坤东南天山东段），沿巴里坤湖南岸西行至庭州（今吉木萨尔北之北庭古城）。伊庭南道经蒲类（今木垒附近）、独山守捉（今奇台附近）至庭州。由庭州西过沙钵城守捉（今阜康东）、轮台县（今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张堡城守捉（今昌吉花园古城）、乌宰守捉（今玛纳斯附近）、东林守捉及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今精河），逾车岭，至弓月城（今霍城一带），又渡伊丽河（今伊犁河），西行千里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西南）。碎叶在唐代是丝路重镇，玄奘西行求法时曾到过这里。高宗时期曾在碎叶设镇，与龟兹镇、疏勒镇、于阗镇合称为西域四镇，由此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
西域中道，指从玉门关西行，过莫贺延碛先行至西州，或自沙州经大海道至西州。据《西州图经》记载：“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因弊。”由此可见旅途的艰难，但它是唐重要的交通要道，且一直沿用至今。然后由西州贴着塔里木盆地北缘和天山南麓沿着绿洲一带直达葱岭。中间经过焉耆、龟兹（今库车）、拔换（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城镇。其具体的行进路线大约为：西州—南平城—安昌城—天山县—礌石碛—银山碛—吕光馆—张三城守捉—焉耆镇—铁门关—于术守捉城—榆林守捉—龙泉守捉—东夷僻守捉—西夷僻守捉—赤岸守捉—龟兹—柘厥关—俱毗罗城—阿悉言城—拨换城—济浊馆—故达干城—谒者馆—据史德城—葭芦馆—达漫城—疏勒镇。自疏勒可逾葱岭至西海，亦可向南至莎车与南道合后继续西行。由此可知，西域中道相较于其南北两道而言，交通路线、安全设施、饮食住宿设施相对完备，旅途也更安全，是唐代中西交通的主要干道。
西域南道，指自阳关出发，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和昆仑山北麓至葱岭的通道，中间经蒲昌海南岸（今罗布泊）、鄯善（今若羌）、播仙镇（今且末）、于阗东兰城守捉（今民丰附近）、于阗（今和田），由于阗向西就是葱岭。在这里登葱岭有两个岔道，一条是经皮山、莎车、无雷（今塔什库尔干北一带）过葱岭；另一条是由于阗向西南经朱驹波（今叶城县西南）到朅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过葱岭。
西域南北中三道交通路线之间有一望无际的荒漠和险峻的高山相隔，但正如裴矩所说：“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荣新江先生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将唐西域内的交通路线总结为：西州—焉耆；焉耆—安西；安西—拔换；拔换—碎叶—怛罗斯；拔换—疏勒；拔换—于阗；于阗—疏勒—葱岭；于阗—兰城—且末；沙洲—兰城—于阗；北庭—碎叶。由此可见，虽然西域各地距离遥远，但它们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通的，尤其以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伊、西、庭三州，疏勒、龟兹、于阗、焉耆四镇之间的交路路线最为便利，南北东西路线纵横交错，对来往游历西域的行人而言十分便利。
西域交通方式以及出门远行文化
西域交通方式
西域丝路上有独特的交通方式即马匹和骆驼，这是西域主要的交通工具，尤其是西域马，在外出、军事、边防交通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域马。在西北地区，马被列为六畜之首，是各族人民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和交通工具。在西域部分地区如乌苏（今伊犁）等地有着广阔的草场和牧场，优渥的条件培育了种类繁多且优良的马种，但以乌孙马为主体，也就是如今的哈萨克马。这种马头颈与躯干的结合匀称协调，躯干粗实，关节、肌腱的轮廓明显，四肢十分有力，全身结构紧凑，皮肤较薄，动作敏捷，非常适合骑乘。天宝年间伊西节度使兼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数次往返于北庭、西州、焉耆、龟兹等地，其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匹，既快捷又方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玄奘西行求法至高昌时，高昌王提供给他良马，使他顺利经过了西域。由此可见，来往于西域的官员、僧人等主要以马匹作为交通工具。
骆驼。西域绿洲多为沙漠包围，交通很不方便。而骆驼耐高温，抗严寒，性情温顺，耐力坚韧且顽强，可驮载货物、寻找水源、预知风暴，是古代丝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骆驼，日驰五百里”，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据《酉阳杂俎》记载：“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这显然是对骆驼的歌颂。从隋唐时期中国境内墓葬中出土的大量胡人牵引满载货物的驼俑形象、戴尖顶毡帽的胡人俑、以骆驼为题材的塑像和绘画可以看出，当时来往于西域的胡商以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
出门远行文化
出门远行，是唐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并且在传统中国社会被看作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不可不慎。其中最重要的是出行的择日，吉则行，凶则避，《周易》中“旅卦”便是专门用来占卜旅行吉凶的。
西域遥远，此行前去，生死未卜，更不知何时而归。因此，在出门之前，亲朋好友都会为之设宴饯行。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为友人饯行而作。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既已出门就只能求助于神佛。故来往于丝绸之路的行旅客商，感念长途跋涉的艰辛，往往随处祷告，祈求佛陀的法力能保佑旅途平安。玄奘在瓜州遇到困难时，“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商弥国》载：“山神暴恶，屡为灾害，祀祭后入，平吉往来。若不祈祷，风雹奋发。”即指外出行人因环境险恶无安全感，就在山口、关口或险隘处直接设祭求保平安，西部地域性自然崇拜神祇的典型即祈赛金鞍山神。金鞍山相当于现在的当金山，属阿尔金山，为昆仑山之主脉，海拔5798米，正处风口，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终年积雪，山口随时有风雹雨雪，天气变化无常。据敦煌文献记载，多于四月祈赛金鞍山神，原因是天气回暖，东来西往的使者、行人陆续出动，以此祈求路途平安。
总之，唐代西域行旅能如此兴盛，完全是“大唐气象”和“丝路兴盛”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唐强盛的国力、中西贸易的繁荣发展、开放的文化政策使得唐人更加自信，心胸更加宽广，改变了历代古人足不出户，“父母在，不远游”的社会风气，出门行旅的人数、远行的距离更是达到了历代王朝的高峰。穿行于东西方之间的古代行旅者主要有使者、商人和僧侣。西方使者带着奇珍异物到东方来，大唐王朝的使者则频频西去，向分布在绿洲的西域各国传达中原朝廷的声音。同时，强盛的国力也激发了唐代将士、士人建功立业的壮志和激情。毋庸置疑，行旅西域的環境是较为恶劣的，但是这更能凸显行旅者的冒险精神。玄奘“宁可就西而死，岂肯会归东而生”；骆宾王在《从军行》中高歌“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岑参发出“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情。他们那面对困境坚持到底的毅力，旅途中的所见、所思、所感都赋予了西域行旅更加丰富的内涵。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