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传统村镇保护发展中心（ID：ChineseVillages）

2021年2月14日17时40分许，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民族乡翁丁村老寨发生严重火灾，全寨除四栋房屋幸存，基本烧毁。不幸中的万幸是，火灾中没有人员伤亡，神林基本没有损害，失去房屋的村民也迅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有近400年的建寨历史的翁丁老寨，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尤其是作为目前唯一的佤族文化保留最系统完整的村寨，无可替代。再加上村寨生态环境优良、景色兼具壮丽秀美，既是村民们世世代代神人共居、存续佤族文化的家园，也成为了无数驴友们心目中的圣地。可惜辛丑年正月初三的这场火，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就让数百年的积淀化为灰烬，让人无限痛惜的同时，也引发了大家的思索。

注：本文所载的专家观点，来自微信群或电话交流，并经本人确认后形成，仅代表发言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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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火灾可以避免吗？

翁丁老寨的传统干栏式房屋，就地取材，以木为骨架、稻草为屋顶，天生就不耐火。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家里以火塘为中心，烧茶煮饭经常在用火。昆明理工大学的朱良文教授说，“火灾对类似的村寨，始终是提心吊胆防不胜防的事儿。因为我自己就经历了不少，我家就遭受过火灾。81年我在丽江古城就亲眼看见连烧了18栋，我们还参加了救火。所以，这种竹木结构的古村落，对防火来说是非常脆弱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段德罡教授指出，“滇西南一带，冬季风干物燥，村寨失火是高频事件。西南木结构建筑的村寨，失火本是村寨发展演进生命历程的一部分，恐怕没有哪个寨子没有经历过火灾”。因此，以木为主要建材的传统村寨，基本上都是“与火为伴”。

当然，在千百年的生活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套“伴火”的智慧。过去的翁丁，虽然家家使用火塘，但是都小心用火，而且还形成了火灾时拆除茅草屋顶从而防止火灾蔓延的防火技法。每家每户都备有长柄镰刀和竹梯，发生火灾时，村民将屋顶茅草用镰刀钩落并迅速移走，以防止“火烧连营”。段德罡教授指出：“水火无情，村寨百姓对此都有清晰的认识，自有一套群防群治的办法。只不过随着城镇化进程，这套机制在被慢慢瓦解，现代管理的体制、外来文化观念的冲击，村民传统社会组织的消弭等导致村寨运行机制在不断转型”。

古村之友的汤敏等认为：翁丁村老寨以前发生过多次火灾，甚至就在这次毁灭性火灾的一周前也失过火，不过都发现得早，每一次都被及时扑灭，控制了火灾蔓延，并没有造成严重损失。汤敏提出疑问：“为何过去400年没烧，现代一夜烧光？”很多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疑惑，并倾向于认为，翁丁老寨在旅游开发后处于“人村分离”的状态，“村子的守护者和村子分开了，村子变得脆弱不堪。”

据了解，旅游开发后，村民被迁入新村，只是按时去老寨“上班”，配合游客的需要进行一些民俗表演。寨主说，起火当时，大部分村民已经下班回到新村，老寨里只剩下包括他自己在内的17户村民。虽然寨主试图组织救火，然而有心无力。更糟糕的是，消火栓里很快就没水了。为了保证村民的人身安全，只好赶紧疏散。此外，寨主提到，“那间房子起火时，屋里没有人。起火没有被及时发现”。

清华同衡高级工程师、景迈山申遗技术负责人邹怡情说，“在未得到明确的翁丁火灾调查结果之前，不好断言火灾的发生必然是因为村落的空心化、景区化。但村民不在村落生活也必然会导致火灾不能得到及时扑救，才“火烧连营”。例如在景迈山村民记忆中，90年代、千禧年后，都曾发生过火灾，但因为扑救及时，并未造成整个村落的毁灭。所以，有人在里面生活的村庄，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和管理，这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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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尽量减少类似的悲剧？

翁丁老寨被烧毁，必须吸取教训。在保留有大量历史文化信息、但村民仍然需要在其中生产生活的传统村落这类特殊的遗产中，尤其是翁丁这样存在大量竹草木材料建筑的村寨，应该怎样防火灭火？

段德罡教授认为：“火灾时发动群众自救是有效路径。当年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失火，损失惨重，在当地的同学告诉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迅速疏散群众封锁现场，导致错失自救灭火的最佳时机。记得小时候在腾冲，村寨着火时，大人小孩拎桶端盆自救、匠人迅速拆解周边房屋，总能把火灾控制在三五户以内。可以研究一下失火的传统村落中，有多少“传统”还发挥着作用。

西南传统村寨注定以火为伴，是重拾传统智慧还是倚重现代技术是村寨防火必须要面对的选择。当村寨用来作为旅游景区（如翁丁）时，传统的群防群治、村民自救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只能靠现代技术和管理。在当下乡村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只能倚重现代技术和设施。特别是对国家级传统村落，必须有专项经费支持消防系统建设”。

浙江大学王竹教授认为，“针对此次稀缺性＂标本＂的挑战（翁丁火灾），不可再指望所谓的＂民间智慧＂＂群防群治＂与＂老帮童助＂……等传统中不得不采取的对略与方法。传统体系在演进中的一败涂地，再次证明在＂保护与发展＂中，不可盲目崇拜历史长河中某一个辉煌的瞬间”。那么在现实中该如何做呢？王竹教授认为可以考虑的策略与方法诸如：1）针对小概率大代价的＂防、适、创＂的机制创新；2）＂软＋硬＂的认知框架与体系建构；3）＂安全韧性单元＂的设置，明确廊道、边界、闸口等等；4）针对性与实效性的＂适宜性技术＂体系的配置与运维……

朱良文教授认为，防、消缺一不可。防是第一位的，消是第二位的。寄希望任何一方解决问题皆不切实际，只有两方面都有办法才行。传统智慧可借鉴，可转化，但许多不可直接搬用（情况己变），现代技术与设施当属首选。要做好村寨的防火工作，关键是要重视改善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认识不足。虽然有各级领导的指示，有各种各样的文件号召，但很多流于形式，并没有认真的贯彻，也没有严格的措施，也没有严格的法制限定，所以很难落到实处。总以为不见得这个事情就碰到我头上来，所以并没把它当作很了不起的事。我认为赶快要立法，这是刻不容缓的。”

“第二是投入不足。一说到钱就难，是中央拿还是地方政府拿？地方希望中央拿，推来推去的，落不到实处”。

“第三是研究不足。今天对于这种贫穷型的茅草顶竹木结构的传统村落，有什么办法来防火防灾？我认为到今天并没有拿出很好的策略，也没有研究透什么办法，都在泛泛而谈，没有具体措施。”

“第四是教育不足。面对火灾应该怎么办？没有足够的教育和有效的训练。翁丁这次火灾就是个教训，看到第一栋房子在燃烧，束手无策。这是很大的教训。要加强群众教育，碰到火灾怎么办，要怎么防火，怎么救火等”。

清华同衡的高级工程师杜凡丁认为，社区营造更能发挥根本作用。他说：“翁丁火灾之后，很多乡土遗产保护工作者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日本白川乡进行消防演练时数十支水龙一起喷洒的壮观景象，其实和消防设备同样重要的是，白川乡几十年来就遗产保护形成的社区共识。我曾经问过当地的文物管理部门：白川乡对合掌式民居采取的“不拆，不卖，不租”的三不原则与现行的日本法律多有抵触，若是有村民执意违反，你们又如何制止呢？对方笑答：那只能靠村里其它人一起去骂他。可见在乡土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中“人”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无独有偶，前些年在贵州侗寨开展保护工作时，当地村老也曾说过，防火最主要是靠村里人心齐，所以有些村子百年不遇火灾，有些村子则屡屡被火，在当地被称作“回炉”。和房屋修缮，商业运作相比，社区营造是更加艰难但更能发挥根本性作用的”。

贵州黔东南州消防工作经验，简单总结的话，要在类似的传统村寨里避免火灾损失，关键在于迅速处置。预防是很重要，尤其是村民用电、用火的管控，但在现实情况中，火灾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怎么应对呢？一是把大寨化小寨，要形成隔离带，避免一烧全烧；二是设施要完善、可靠，高位消防水池必须设置，而且要保证有水，此外机动泵等也要配置齐全；三是村寨一定要有义务消防队，并且得到有效的训练。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就算发生火灾，也能迅速处置，把损失减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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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建翁丁？！

毁失历史建筑的复建或重建（具体涵义有区别，本文统一用复建），历来是争议较大的问题。现行的遗产保护理论和原则，基本上都反对原址复建。但是，已经有许多中国学者认识到，传统村落是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并不能机械套用文物建筑保护的观念。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袁奇峰认为：“（翁丁传统民居）本来就是在不断落架复建才得以传承下来的，我们少数民族没必要学西方文保那套”。段德罡教授认为，“木结构建筑作为有机建筑，失火、腐朽本身就是一种新陈代谢，只要沿用地方的传统工艺、传统材料，新建建筑在西南强烈的紫外线下，十来年就成了古香古色的老房子”。

有专家比较系统地思考过翁丁能否、如何复建的问题，兹摘录如下：

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方明：呼吁原样复建翁丁村，抓紧抢救还原极少数民族传统村寨，完全让村民自己去复建村落。

第一，呼吁原样复建翁丁村。翁丁是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是民族文化重要的遗产，今天不幸毁于火灾，这是我们农耕文化遗产的一个重大损失，完全有必要原样复建。前两年巴黎圣母院火灾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巴黎圣母院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同样像翁丁这样的传统村落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的留存，同样是最重要的遗产，翁丁这样的传统村落应该引起我们全国的重视，并予以修缮。从事历史村镇、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民族村寨的同仁们，让我们共同呼吁原样复建翁丁村，留住记忆，留住传统！也不必过于痛心，用传统的材料，用传统的工艺方式，在原址复建，假以时日，还是能够保留这个传承的。

第二，要抓紧抢救还原极少数民族传统村寨。民族村寨是传统村落中的精品，很多少数民族独有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承濒临消失，更加值得重视，要把民族村寨的保护工作结合起来，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单列而加强！我们现在56个民族的传统村落还没有齐全。还有几百个支系的传统村落，都需要挖掘和整理。特别着急的是一些三少民族，再不抓紧去挖掘整理，有些文化就消失了。

第三，完全让村民自己去复建村落。翁丁村怎么原样复建呢？我觉得可以大胆的尝试，完全交给村民自己去复建一个传统村落。请村里的能人、文化人去规划布局。找村里的能工巧匠去建设。可以允许他们继承传统的东西，更可以允许他们大胆的去创新。各种传统的核心、图腾、规程规制都等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民族特点去做，千万不要让外来的所谓专家去干预，任何最轻的干预都会将成为外行。按照他们的习惯去布局，按照他们的经验、理解和创新去建设，按照他们的习俗去还原他们的生活。外来的人千万不要扮演救世主，认为自己懂，认为原住民不懂，要教他们怎么做。当然也有人会说，原住民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就是一个自然存在吗？能有什么问题啊？特色不足才是我们当下村落最大的问题。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朱良文：必须想透了才能复建。

原则上来说我不反对复建，但是关键有许多问题的要先想透，特别是为什么复建，为谁复建，复建的目标是什么？不管是哪一种，在复建当中仍然会有很多的矛盾，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而且需要本村村民，认真地讨论要不要复建。

在专业层面来说，我觉得社会学者文化学者建筑学者消防专家遗产专家等等，都要思考。复建不是简单的问题，譬如说老百姓自己用传统材料、传统办法，这个是没错的，但是现代的防火办法、技术、设施要不要加进去？这些都是问题，原始社会是回不去的。

物质形态完全恢复原来的不难，但是有没有必要？传统本来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根据今天的生活需要，住宅是不是应有所发展？这些都是问题，需要各方面的人士广泛的思考。简单的马上复建不是办法，要把问题想透了再在复建比较好。

云南沙溪源乡村合作中心黄印武：复建不是问题，为谁复建才是问题。

在整个事件尚未尘埃落定的时候，翁丁村的未来也成了讨论的焦点，有人主张复建，也有人对复建嗤之以鼻。窃以为，这倒是一个很值得保护专家们去探讨的话题。一方面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对传统村落的认识，另外一方面是复建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意义。对于复建的不同态度背后，其实是价值观的差异，换句话说，就是翁丁村的价值究竟是在什么？传统村落的价值究竟应对如何传承？当然，复建与否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各自所取的立场不同罢了？不过，复建背后的逻辑应该是清晰的，不能张冠李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如果说翁丁村体现了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如果它复建起来，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之前的原始的生活场景，毫无疑问，翁丁村是有这种展示价值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复建的场景也只能是一个展品。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翁丁村从2012年开始就启动了村民搬迁计划，到2018年完成时，翁丁村已经物是人非。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传统村落应该是由传统建筑和村民生活共同构成的，包含了物质和非物质两部分，相辅相成。很显然，即使翁丁村复建了村子，村民的生活也回不来了，这还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传统村落吗？”

个人认为，村民才是村子的主人，把村子还给村民，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再建家园，虽然也是复建，但是这种复建是立足时代和现实的复建，不是为了再现火灾前的“原始部落”而复建，而是基于村落生活和习俗的文化性复建。虽然新的翁丁村会不太一样，建筑风格也许不再原始，但是村落建筑与村民生活相得益彰，文化的多样性依然鲜明，少一点他者的视角，多一些从容的自信。把景点关门，让生活回家，鲜活的文化还是好过僵死的躯壳。

福州大学教授关瑞明：关键在于传统的信息保留了多少？

草木建筑本来就处于不断翻修和维修状态，关键在于传统的建造技艺保留了多少？新建的房子与翁丁的一把火,把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很多困惑和争议给“引爆”了。话题的探讨已经不仅局限在分析为什么发生火灾，如何进行灾害预防，也更深入到传统村落应该保护什么、怎么保护的问题，还有灾后复建的文化遗产真实性问题,也有对村民权利的思考，“谁的遗产”的拷问再次发出……古旧房子之间的“建造信息”丧失了多少？有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在短时间内复建一个村落？此次烧毁的不仅是房子，还有房子内外的各种带着“文化信息”的物件。“原址新建”没问题，明紫禁城到了清就是原址复建，泉州东西塔也是复建的。

村民对房子及宅基地的发展自主权，需要“还给”村民，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在“还给”的同时，避免出现负面影响。

清华同衡高级工程师邹怡情：更重要的是事件对我们的启示。

未来翁丁一定会复建，不仅仅是因为不能让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这么没了的尴尬处境，而是我相信，翁丁，对于关切它的村民、管理机构和政府，必有浴火重生的勇气。而且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测绘和影像资料，复建是不难的。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对我们的启示。

首先是一个遗产真实性问题。是不是遗产，我觉得看从哪个角度来谈。如果是从狭义的文化遗产概念来谈，我是同意复建的翁丁不是文物的观点。它就是2021火灾后复建的传统佤族茅草顶干栏式建筑。

第二，复建什么？我希望这次复建不仅仅是复建建筑，而是复建村寨与村民的关系，包括了生产生活和文化活态传承等等的文化建设工作，那么或许很多年后，它会再次成为文化遗产。

第三，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从广义概念去理解，文化遗产是为后代而保护传承的人类文化产品，那么它是文化遗产，至少这次复建有遗产保护行动的意义。因为连同它的遭火与复建，都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记忆，要传给后人，不要让悲剧重演！

古村之友汤敏：应成为村落保护活化历程中的一个转折节点。

这次大火的信息传播力，比翁丁满身的荣誉称号都大了无数倍，翁丁以前所未有的曝光度出现在世人面前，以惨痛的代价迫使大家深刻讨论传统村落保护活化利用的议题。我们不能辜负了翁丁的牺牲，要以此为契机为成千上万座传统村落找出一条路来。翁丁的未来就不再只是这个地区的翁丁，而应成为传统村落保护活化历程中的一个转折节点，成为更多游客前来的深刻的遗产教育基地。因此，要通过缅怀纪念而从翁丁火灾中获得智慧，不仅是旅游的新奇和快乐。

我建议复建中要设置：中华文化遗产火灾毁失展，让沉痛的教训永远根植于人心；设置中华文化遗产建设性破坏展，让主政者、开发商谨慎对待权力和资本，减少自大狂妄；设置中华文化遗产消亡展，看看我们向前的历史进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毁了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我想唯有如此，翁丁古寨才不白烧；唯有如此，翁丁的新生才对得起未来。

北京工业大学李华东：不要用财政的钱搞“景区复建”。

在强势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当村寨的年轻人不再系统地传承本民族传统习俗的时候，当老寨已经人去屋空搞成了一个“景区”的时候，当那些茅草屋只是游客猎奇公司赚钱的“道具”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化对象，翁丁老寨其实早就没有了。这场火灾，只不过是给已经终结的老寨生命，画了个醒目而沉痛的句号。如果不是以修复或延续佤族文化为目的，并且能够制订出有效的文化传承办法，复建那些茅草房子，有什么意义呢？在新村满足寨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就好了。

但是，出于旅游等需要，估计当地很快会复建翁丁。希望这是企业的商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像以前一样活态的翁丁是不可能复生了，财政的钱应该是拿去切切实实地开展佤族文化的整理、记录、展陈、研究这些方面，哪怕建个佤族文化遗址博物馆也比在原址弄个取乐游客的高仿品要强，让人们在未来还能看到佤族留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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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思索

翁丁，作为佤族原始文化最大最系统的村寨，曾经保留过独特而珍稀的文化元素。纪录片导演刘春雨说，直到2012年他去拍央视纪录片时，翁丁的信仰体系、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都还很完整。他特别举例说，佤族人的情感都是用看得见的东西来表达，“天上的鸟飞过的时候，后面会跟着一群鸟，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要回来了。”“当我看到太阳的时候，如果旁边还有月亮，如果你也看到了，那你应该来到我的茅草房前了，只要你跨过我种的这棵树，那么以后就不要离开了，因为这就是你以后的家。”这就是天赐的，他们自己日常生活积累出来的东西，是这个民族的性格、对自然的认知，对万物的情感。可现在已经变了，而改变是席卷式的。一位村里的干部也说，“从出生到现在，几十年，翁丁给我最美的印象是炊烟袅袅，鸡猪狗早晨及傍晚的叫声，孩童们戏耍笑声，家家户户互相串门帮忙的景象，农忙时期大家约伴去田里的景象，而不是现在（的景象）……”

但是，以前的翁丁，尽管具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但确实非常穷困。朱良文教授特别讲了个故事：“我1995年10月份带研究生去考察，当时第一感受是这是个非常原始的村落，但是非常的穷。穷到什么程度？一个年轻的女孩曾说过一句话，给我感触很深。她说我以后投胎可以做牛做马，但是千万不要投胎到这种地方”。朱教授第二次去翁丁已是在2013年。当时村寨已经开始发展旅游，但朱教授觉得那时村寨仍然原始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样贫穷的村落，要保护下来是非常困难的，要想特别的办法。朱教授当时的感受是：“走大众旅游的路线，做些接待、歌舞表演什么的，看来不是这种村寨发展的最佳办法”。

朱教授回忆，“当时就已经存在两种观念和方法的争论，一种就是要求村民全部搬出、然后整治，再把他们雇回去搞旅游。另一种就是坚决不赞成迁走村民，认为这就失去原生态村落的内在价值。这两种观念冲突很厉害，一直到现在都在争论，各有各的道理。村民自己也是两种意见。一种当然希望生活要好，愿意搬新房子。一种或者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或者只是为了怕丢掉产权而不愿意搬走。问题很复杂。我认为关键的问题，还是对这种原始村寨的价值认知”。

邹怡情也思考过朱良文教授类似的问题。她认为“正因为乡土遗产的价值在于承载某特定范围乡土社会的所有历史信息和价值，所以它一定是整体的保护。乡土遗产保护不能只关注物质遗存，还要关注其中生活的村民，他们的发展权等各项合理权益就应该纳入遗产保护的考量之中，因此乡土遗产保护一定是随着人、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调整它的保护策略和措施，故此，它必然是活态保护。因为持有这样的认识，在我看来，搬迁村民把建筑、村落当做仅供观赏的对象，就绝不是最佳的保护方式”。邹怡情说，“虽然我反对把村民搬空搞旅游开发，但确实很多村落依靠旅游获得更好的收益，所以，我认为需要考虑的是做什么样的旅游，而不是不做旅游；但也不是村村搞旅游，这会带来恶性竞争。旅游没有原罪，商业也没有，问题是我们做遗产保护的人能够为做旅游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技术咨询服务，让旅游产品设计和运营能为公众提供更有品质的文化体验，又能够不伤害村落的遗产价值和邻里关系，而是让村落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下去”。

福州大学的关瑞明教授提出，“有旅游潜质的村庄可以发展旅游，但要控制对原住民的干预度与对古村落的破坏度。如果没了“旅游”这个动力，能否找到别的动力？”

翁丁的一把火，把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很多困惑和争议给“引爆”了。话题的探讨已经不仅局限在分析为什么发生火灾，如何进行灾害预防，也更深入到传统村落应该保护什么、怎么保护的问题，还有灾后复建的文化遗产真实性问题，也有对村民权利的思考，“谁的遗产”的拷问再次发出……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就此而止。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好、利用好珍贵的传统村落，我们将持续展开讨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并以留言等方式参与到讨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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