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我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学者将近几十年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称作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固然，这场运动称得上轰轰烈烈，汉宫唐陵、长城运河，气魄浩大，引世瞩目；然而，为数不多的明星文物之外，众多建筑小品在广阔的华夏大地星罗棋布，村头巷尾、田间陇上，都能轻易看到它们的身影。一口古井、一座古桥甚至一段古道，共同绘制着黄土地的文化肌理，它们所获得的目光和保护，却远远不能与明星文物相比，难免让人想起杜牧“六朝文物草连空”的叹息。
四百年前的古桥——燕桥，正是这样一座乡村文物。燕桥，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四堡村，苏皖两省交界处；桥跨东西走向的乡间小河，是一座三孔石桥，桥孔为连锁式拱券，西侧桥基下置两只乌龟，龟正上方有龙首，起分水作用，整体用青石筑成，石上刻有花纹；建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距今已有四百年历史。
燕桥小史
古时燕桥，或是司空见惯的乡土建筑，方志古史未曾详录，已经无从依据文献资料考证其详细历史，这是一般乡土文化遗产的共同特征，给研究者带来了一定困难。不过，借鉴民俗学和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可以通过依附于燕桥而产生的口述传说，与文献记载互相参证，建立一套区别于文献史学的历史画卷。
在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徐州志·州境图》中，四堡南侧有一个叫“朱家湖”的大型湖泊，图上的“燕家桥”即燕桥，据此燕桥历史不会晚于清朝康熙年间。而参照附近村民口述，燕桥最早建于万历十八年（1590），桥西北方向的农田中，原有寺庙一座，庙内有碑，记录了建桥时间。可惜古庙不存，碑刻杳无痕迹，万历十八年一说，难寻确证。但村民所忆桥边有庙，这不成问题，桥边的农田，在当地被称作“庙台子”，这是历史文物在民俗语言中留下的痕迹。田中有一块高地，据传正是庙基所在。徐州市政府所树文物保护单位说明碑，也明示此桥建于万历十八年，笔者推测，此说亦或采择村民口述。
燕桥之名，或因附近有自然村叫做燕营，而燕营之名，据村民世代传说，又或因当年燕王朱棣的兵营曾驻扎此地，故名。此外，关于燕桥定名、初建原因，还衍生出四个版本的民间传说，均为举子赶考、贵妇还愿一类民间传说母题的衍生版本，这些故事已被列入徐州市级非遗名录，此不赘述。
事实上，此桥是明清官道的一部分，是明清徐州至南京的必经之路，并且是当时的通途大道。官道又称驿道，沿路要设立铺舍、堡敦等邮递、军事设施，以便运送物资、传递军情，现在桥附近的四堡行政村、四堡敦自然村，均得名于此。近代战争时期，燕桥还是兵家必争之地，时迁世易，因为稍东一射之地206国道的形成和修治，燕桥已经变成了农田四围中不起眼的一座小桥。
文物价值
文物具备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燕桥见证徐州至南京的陆路交通史，且作为徐州境内的第二古桥，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燕桥可谓桥梁技术史上的精良之作。抗战和淮海战役中，作为南北交通要道，各方为抢占军事先机，屡次轰炸此桥，不过，燕桥固若金汤，除桥面栏杆、东侧两个龙头受损，桥体筋骨屹立，岿然不动，这从侧面证实其科学价值之高。民间传说筑桥时曾用铁汁浇灌桥体，从桥下查看，确可看到铁片镶嵌其间的痕迹，而桥孔双层券石，用料几乎等厚，这与很多古桥内层券石较薄不同，或许正是桥体坚固的原因吧。
由于近代炮火的摧残，燕桥昔日精巧的艺术装饰多已不存，但从当地民谣中还能略领其风采，民谣曰：“四个平四个端，四个蘑菇四个尖，四个石猴把两边”，这说的是桥两侧本有护栏，且栏杆均为条石打制的精美雕塑，包括石猴、石尖、石蘑菇、石端、石平，两两相对，共20件石雕作品，栏板之上雕龙画凤，精美之至，这些栏杆、栏板，也都是体量很大的条石，栏杆遭受炮火、桥面受损时，栏杆曾被用来修葺桥面，掩埋在桥下。笔者最近进行田野调查时，当地正在修固此桥，部分桥面石块被掀起，有幸看到一块栏杆残石，确有北方浑厚之美。
桥的西侧，金刚墙下有两只雕塑传神的巨龟，南侧龟低首，北侧龟抬首，石龟体量巨大（单个重约3吨）。从桥梁工程角度看，它们均起到分水兽的作用，减轻水流压力；而从文化学上看，它们均有作为桥梁组成部分的实际寓意，而非随意的装饰。
笔者认为，在《文物保护法》所称“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外，文物在族群（或社群）中起到的文化认同功能，是更为重要的价值。燕桥地处田间陇上，村民朝夕过此，它成为地方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村民们习焉不察，不可能像站在博物馆展柜前看文物，时时刻刻产生崇敬感和仪式感，也不可能有如看到故宫长城时的震撼感，但这也正符合生态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要义，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文物的温情。
实际上，附近村民潜意识中对燕桥感情深厚，偶尔慕名而来的访古者，能够引起村民们的文化自豪心理。2004年，桥基下的一只石龟深夜遭窃，警方迅速追回，但临时将其存放他处，长达六年未归，村民多不知晓石龟具体去向，此间农田干旱，村中谣传正是因为石龟失窃，不能保佑当地风调雨顺。此说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足为训，但它从侧面反映了当地民众对文物的情感和文化认同。
综上，乡土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乡土文化遗产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序列的文物相比，固然没有那么夺目，但它在凝聚乡情、行不言之教等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今天这个人口大流动、城镇大发展、乡土急遽解体的时代，只有乡土文化遗产，还能让我们“记得住乡愁”。
姓名：董克伟 工作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