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明

1949年3月21，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入北平，暂住香山。

这段时间，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几乎每天从作战部跑毛泽东住地双清别墅。他送给毛泽东的电报和汇报的情况，很多与匪特有关。当时，随着解放军进攻的脚步，遍布解放区的土匪和特务活动猖獗，严重威胁着新生的政权。

猖狂的匪患和严重的特情

毛泽东和党中央住进香山后，北平的形势依然严峻，解放军给傅作义留下的警卫团，有两个营发生哗变：一部分人跑到香山边上，一部分人跑到河北河间县。跑到香山的幸亏被警卫部队拦住；跑到河北河间的被我军发现，大部分人员被缴械，少部分逃散。事后，聂荣臻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北平散兵游勇及匪特情况。在党中央进驻北平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为安定社会秩序，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发动宣传攻势，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政策，张贴布告，号召国民党的军官、士兵和中统、军统特务分子进行登记。到3月底，前来登记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务分子共1.5万多人，收缴各种枪支300多支、电台3部。但据估计，藏匿的国民党军警特、散兵游勇、黑社会等至少还有3万多人。夜里，北平周围经常有特务打信号弹，有时一晚竟然打十几次。有一次，聂荣臻晚上乘车去开会，在路上遭到预伏特务的枪击，所幸没有伤人。

全国各解放区的匪患和特情也是非常严重的。半年前的1948年9月12日，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就给毛泽东报告过解放区的匪患情况，他说：“我党足迹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无逾河南者……南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单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壳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区、村干部常遭击杀，造成一种乡下恐怖……”

原来，早在国民党最后撤离大西北时，军统头子毛人凤就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起草了“应变计划”，将大陆划为5个游击区：大西南，由何应钦负责；西北区，由马步芳负责；华北区，由李玉堂负责；东南区，由郑介民负责；华南区，由薛岳负责。这5个游击区下面又划为15个游击区，毛人凤在国民党撤退前，还带着大批特务进入成都，将西南4省划为15个游击区，设立了35个特务组织，潜伏了1000多名特务，光是秘密电台就有140多部。之前，他们还办了“游击骨干训练班”。“训练班”开设了“游击指南”、“国父遗教”、“游击战术” 3门课程，讲授策反、暗杀和潜伏运作的战术。“训练班”共办了5期，前后招收学员5000多人。尤其是后两期，蒋介石、毛人凤亲自过向。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毕业时，每人领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80支以及子弹160箱。这些人回去后，在随后风起云涌的匪患中，充当反共暴乱的骨干。

在北方和华中各解放区，各部队已经开始了剿匪反特，这对于巩固解放区，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此时的剿匪反特斗争从总体上看，还处于初级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一场大规模的、具有全局性的剿匪反特斗争不可避免。

毛泽东点将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

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开会时，书记处几位领导议论谁当部长，毛泽东忽然想起曾任红一军团保卫部长的罗瑞卿，笑着说：“罗长子怎么样？”大家都笑了，表示同意。

毛泽东问聂荣臻：“罗长子在太原吧？”

聂荣臻说：“是，在太原，十九兵团正准备随一野进军大西北。”罗瑞卿当时是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团政委。

毛泽东扭头对周恩来说：“恩来，让他回来，你和他谈谈。”

5月14日，部队正在准备出动，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杨得志司令员等话别后，乘火车到达北平。

几天后，周恩来叫罗瑞卿来香山，对他说：中央军委决定：你出任即将成立的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感到有些突然，他不愿意离开部队，希望随部队南下，就说：我还是愿意去前线，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

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周恩来还说：“今晚主席要接见你。

晚上，罗瑞卿走进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一见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知道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于是接受了任务。

6月15日，毛泽东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散会后，他就没有回香山，安排住在了丰泽园。随后，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北一隅的西花厅，朱德住进了中南海的永福堂。周恩来指示军委作战部在中南海设立作战室，并派出得力人员到中南海春藕斋东房办公。这样，中南海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

7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并正式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长、李克农为情报部长。7月8日、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汇报会商讨情报、公安两部门的机构设置与领导人选等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

10月14日，罗瑞卿为解决公安部及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的干部问题，在给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提出:“军委公安部及全国各级公安部门的组织机构均需尽快建立，但干部缺少很多。”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很快指示华北补训兵团、华北军政大学、华北革命大学、苏南公学及各地党委抽调大批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公安部，并从部队抽调师级干部100名、团级干部300名作为骨干进入公安部。

10月5日至11月1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接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作了重要指示。

10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与会人员时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两个主要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这天，周恩来对罗瑞卿等说:“《共同纲领》大家都是同意了的，维持地方治安，防止敌特活动，保卫边防，都是你们的责任。像北京、天津、上海、 广州等城市首脑部门，一定要有好的坚定的部队来警卫。”周恩来接着说：国防军只是训练提高，将来地方部队还要转给你们，全国不会少过百万上下，但干部要由你们培养。”

1950年9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4日，罗瑞卿主持召开第一次军委公安部队领导班子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宣布组成公安部队领导班子，并研究制定了组建公安部队的实施方案。

1951年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内卫、边防、地方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受中央军委统一领导。 经过统一整编，全国公安部队总定额为54万人。

波澜壮阔的剿匪运动

1949年12月27日，进军大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歼灭西昌残敌3万余人。西南战役结束后，小股国民党武装力量化整为零，进入山区，与当地的土匪相结合，杀人越货，焚烧民房，为所欲为。为扑灭西南匪患，中央指示西南军区推迟了进入西藏的准备工作，集中13个军、37个师及2个团的兵力，从1950年1月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

宋希濂集团覆灭后，巨匪庹贡庭回到酉阳，网罗溃散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惯盗，拼凑成了一支反共的土匪队伍，正式走上了 “应变之路”。 因此，川东军区决定派第十一军九十五团赴酉阳剿匪，以扭转匪强我弱的被动局面。3月11日，川东军区决定增派第十一军3个团，用大规模兵力进剿酉、秀、黔、彭等地股匪。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俘匪500余人，缴获1000余支枪，彻底捣毁了4省边土匪的老巢。一度陷入匪手的泡木坪地区旋即被解放军收复。庹贡庭惶惶不安，化装成一个老头，出走湘西，投靠了湘西龙山巨匪瞿波平。1950年7月，瞿波平被我剿匪部队俘虏于龙山县八面山。庹贡庭深知大势已去，遂下山向湘西剿匪部队投降。

1950年2月，参加剿匪的部队进入云南。当时，国民党残部仍在云南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当时，地方政权刚刚建立，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在武装保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土匪借机大肆活动。他们煽动群众抗粮抗税，杀害干部，抢劫财物，甚至集合武装力量，袭击各级政府组织。云南军区据此要求剿匪部队在“分片包干”的原则下，先集中兵力进剿大股土匪。到9月底，歼灭主要顽匪8000多人。10月下旬，云南省剿匪委员会成立。陈赓任剿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至年底，共歼灭云南省境内土匪 6万余人，收复被土匪盘踞的县城10余座。云南省内的土匪被基本消灭。

西康省是匪特集中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这个省的藏、彝地区，因为解放较晚，国民党残部、特务乘机潜入。他们采取结盟、成亲、当娃子、化装成少数民族居民等方式隐藏下来，与土匪、恶霸勾结，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藏区，有国民党第三0一师残部和杨森残部及收编的特务、土匪2000多人。他们狼狈为奸，频频进犯康定，杀害进步人士，破坏电厂设施。在彝区的土匪和特务，也组建“大陆游击根据地”，集结军火发动暴乱。面对这一情况，中共西康省党委决定集中力量剿匪肃特。经过1年的斗争，终于平定暴乱，破获阴谋暴乱案件近50起，并挖出“统一前进自由党”、“潜智团”、“潜忠团”、“潜孝团”等反动武装组织。

在长达4年多的剿匪斗争中，大西南军民共歼灭匪特116万，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电台和其他物资。

华东方向消灭海匪，也是场硬仗。我军攻占上海后，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丁治磐率领残部600余人逃到长江口外一些小岛上，成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丁治磐自任总司令，下属3个纵队。这股海匪肆意劫掠海上商船和民船，并不断派遣特务骚扰大陆。他们还协助国民党军在长江口进出航道布设水雷，严重阻碍了水上航运， 一些民船、商船和外轮相继触雷沉没，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获知上述情况后，亲自给华东军区打电话下达命令，要求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苏浙沿海残匪。接到命令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化若等高级将领，连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扫除长江口水雷和清剿海匪。1950年6月15日，作战编队出航， 16艘舰艇以“古田”号为前导，载着陆军1个加强营的3艘坦克登陆舰居中，12艘炮艇殿后，编成一路纵队，驶离吴淞军港码头。经过一番激战，消灭海匪86人，缴获帆船4艘及一批弹药。

6月下旬，淞沪警备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部署进剿嵊山列岛股匪的事宜，决定第九十八师抽4个营为清剿主力，与海军舰队一同进剿。7月6日，攻克了海匪老巢嵊山岛。附近各岛的残匪得到消息，吓得魂飞魄散，有的逃往台湾，有的逃窜他乡。

华东地区的剿匪斗争，从1949年8月拉开序幕，至1951年5月基本完成任务，历时22个月，共歼土匪17万人。1951年6月，华东军区根据毛泽东1951年2月 26日关于“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剿，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的指示，确定肃清残匪的工作主要由地方武装、公安部队和民兵承担。在4年多的时间里，华东军民又围剿歼灭各类土匪24.61万人，缴获了各种枪支12.6万支(挺)、迫击炮585门，船艇224艘，各种枪弹、炮弹346.33万发，各种电台和报话机549部。

西北地区的甘肃临夏， 解放初期封建势力甚为强大，民族问题与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特务、土匪不断制造民族纠纷、藉以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当时，临夏党政军深入发动群众，完成了城市接管，消灭了多起土匪叛乱，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回民干部，加强了回汉民族团结。但是，军队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由于没有根据民族平等原则认真地组织联合政府，过早的组织民兵，过早的提出“反霸减租”口号，对统战工作不够重视，没有了解用政治方式解决临夏地区土匪问题的重要意义，以致给了匪特以可乘之机，造成群众性民族性的大规模武装骚乱。

对临夏的武装骚乱，毛泽东极为关切。1950年5月20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对肃匪特活动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的电报，发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电文称：“……临夏事件前，临夏地委偏重在回民中揭露匪特煽惑回民暴动的阴谋，而未注意或很少注意在汉民中揭露匪特煽动“杀回、灭回”的阴谋……”毛泽东还提醒“在回族中的一切改革，必须坚持谨慎缓进方针……”“……甘肃党组和政府及军队必须接受这一教训，同时在回汉两族群众中进行揭露匪特及解释民族政策的工作……”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和临夏驻军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的文件，掌握了民族地区剿匪作战的政策。第一军一师很快在临夏又打响了剿匪肃特的第二个战役。到7月底，临夏驻军消灭匪特2000余人，大股匪特基本全歼，少数股匪偃旗息鼓，窜入深山老林。部队在进剿中认真执行中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很快打开了局面。

西北的剿匪持续到1953年，6年间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14.4万名官兵，穿戈壁、踏雪原、闯大漠，历尽艰辛，歼灭匪特12.9万人，缴获各种枪3.6万多支，子弹18.1万余发，各种炮370多门，炮弹3900多枚，电台37部，各种牲畜19.2万头(匹) 。至此，西北境内已无大股匪特活动，残余的300多名匪特不得不逃到穷山僻壤、大漠深处和深山老林藏了起来。

华北地区由于是老解放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大股土匪很难生存，只有小股散匪出没。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匪患，大多是起义和改编的国民党军队的哗变。特别是在内蒙古及边缘地区，一些叛匪曾经利用草原和沙漠与我军周旋。因此，华北军区曾经出动骑兵师和几个步兵师及大量地方部队参加剿匪。从1949年到1951年底，共剿灭匪、特2.9万余人，毙、伤、俘匪首近百人， 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在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下，残余匪特、反动会道门、敌军流散官兵，纷纷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表示悔过。

东北解放区的剿匪斗争，是在我党没有取得绝对政权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区域进行的。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后，就依照党中央、东北局1946年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的指示》，依靠老部队和一部分新部队进行了剿匪斗争。各地还紧密结合反奸清洗、扩兵建军、土改支前等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剿匪工作。从1946年到1948年，历时3年的东北地区剿匪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保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建国初期，东北解放区的匪患主要是日伪残余、地主武装、国民党势力。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结合民主改革、减租减息、镇反除霸、宣传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对国民党军残余、特务、土匪及其他反动武装展开清剿斗争。

在中南解放区，国民党正规军被逐出中南6省后，其残余武装分散退入山区，流窜为匪。他们纠集各地惯匪、地主流氓武装、封建会道门势力，建立形形色色的“反共救国军”，散布在豫西、鄂西、鄂豫皖边、赣东北、赣南、湘南、赣东北、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桂东南等广大地区。广西解放前夕，白祟禧所指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10余万人退住广西，企图东山再起。广西解放后，他们又在蒋介石集团的策划和指挥下，以“反北佬”、“反征粮”为口号，逼民为匪，对抗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据不完全统计，成股的匪特武装多达l00万人。

李安东住在北京市甘雨胡同乙17号，公开身份是天津世昌公司在京的代理人。事实上，就在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的第二天，北平美国大使馆武官处的包瑞德就邀请李安东及其夫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以及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还有意大利人哲立，以共进晚餐为名，密谋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疯狂罪恶计划。 他们企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下一个国庆日，即1950年10月1日，待中共党政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城楼。为此，包瑞德表示返回美国去向中央情报局汇报，取得了支持，并预付给他们50万美金作为活动资金，并让他的翻译、中国人马新清以及法国人魏智在必要的时候配合他们的行动。此外，他们行动的准备工作、联络方法和轰击天安门后立即撤离中国大陆的方式等问题，也一一谈妥。而后，李安东将他在北平解放前就藏在家中的迫击炮拆卸开来，用布和纸将一样样零件包好，再将一发发迫击炮弹和手榴弹等分别装入木箱内，送到由意大利人马迪儒担任主教的教堂里藏匿。包瑞德临走前告诉他们：等到我从香港给你们发出“美国之行已取得圆满成功，那笔生意公司已经批准，正式成交”的暗号，并且付出了50万美元之后，你们再实施“炮轰天安门”的计划。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不得不对战争进行更大投资。 他们不仅担心对战争的把握，而且更担心中国和苏联的介入。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纪要明确写着:“联军高级司令部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能在短期内采取致胜的进攻方法，在共产党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前给予一次最无情的打击，而且要打中要害，力求致命……”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头子杜诺万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不断催促包瑞德。此时他在境外，一时不能和中国的间谍取得联系。不久，他派程娜从香港回北京传达命令。程娜的妹妹程梦受姐姐之托，来到甘雨胡同李安东的住处，双方用英语交谈起来。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交谈的内容已经被我方掌握了，有关情况于当天晚上全部汇集到了专案组。经过跟踪调查，搞清楚了程梦住北京东单大街48号，现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助教。从校方调查得知，北京解放前夕，程梦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曾跟随意大利人霍尔瓦特·伊芙娜学习钢琴。专案组又从该地居委会了解到，程梦的大姐程娜刚从香港回来。

科长曹纯之据此作出判断：程梦还不是真正的特务，有问题的是她姐姐程娜。程娜既然是受命于包瑞德来北京见李安东，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于是，专案组连夜对程梦的家进行了秘密搜查，查到了程娜带来的那张包瑞德的名片，由此证实了程娜与包瑞德确有关系。这时，已经是1950年9月初了。

李安东对程娜送来的包瑞德的名片心领神会，当晚就通知山口隆一、甘纳斯和哲立秘密来到他的家中会面。在门窗紧闭的书房里，李安东宣布了行动计划: 在10月1日中国的党政军领导人一齐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从他家里用迫击炮向天安门城楼中心连续发射3颗炮弹。根据目标和射击位置的计算，在有效射程和发射角度内，一发炮弹的爆炸威力为120平方米，足以将中国党政军的领导人同时炸毙。 接着他又告诉众人:在这次行动之后，另一半报酬50万美金，由包瑞德在香港支付，并让甘纳斯提前定好10月1日至2日中午12时45分从天津到香港的船票，准备作案后逃跑。

9月28日，有个伊拉克女人按照山口隆一的安排，来到东单国际邮局邮寄航空快件。曹纯之随即向杨奇清电话报告:“山口隆一派伊拉克女人寄出一封航空快件，收信地址是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杨奇清接到报告后，命令：“那个地址就是美军驻日司令部情报处，马上把那封航空快件给我截下来！”很快，那封航空快件到了杨奇清手里，拆开来看，里面有一封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信上这样写着:

CIC总部: 所购灭火机定于十月一日发货。一切按预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国际间谍们的罪恶阴谋昭然若揭。罗瑞卿、杨奇清当即赶到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 并请示道:“我们的意见是马上破案，在国庆之前将国际间谍一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