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两当兵变的习仲勋地中共党组织派出党员秘密去十七路军开展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把部队逐步改造为公开的红军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

这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习仲勋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

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与习仲勋是同学关系。进入该营后，习仲勋立即和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并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兵运工作。他们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他们还在该营积极发展党员，扩建组织。随后又成立营党委，推选习仲勋担任营委书记。

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全营从营到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该营逐步被地下党所控制。[1]

1932年初，举行兵变条件基本成熟，此时传闻一营要开往甘肃徽县与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部分是乾县、礼泉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山区去，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便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

地下党员、营部文书刘书林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第二次汇报。省委同意兵变计划，并指示兵变后将部队拉到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汇合。

随后，省委派省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由交通员张克勤做向导来到凤县。刘林圃到达凤县后，在双石铺丰禾山庙内召开营党委会议，决定在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时，于午夜12时举行兵变，根据省委指示，兵变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全面领导。

随后，一营果然接到团部命令:开往徽县和二营换防。[2]

1932年4月1日拂晓，一营一、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双石铺出发两当的地理位置向两当移防，刘林圃随军前行。当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宿营。[2]

1932年4月1日晚上八九点钟，刘林圃和营党委决定在县城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所有党员干部参加。

会上，习仲勋简要向大家介绍了刘林圃，并向大家讲明会议意图。接着刘林圃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讲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分析了兵变的有利条件和兵变的重大意义，并对晚上兵变行动作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会议决定推举许天洁为兵变总指挥，兵变在午夜12时举行，由许天洁鸣枪为号，各连先将反动连长处决，不是党员的排长下枪带走。[2]

1932年4月2日，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200多人(欠该营机枪连)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机枪连与起义部队发生了激烈交火，营长王德修逃脱。[2]

1932年4月2日凌晨，200多人的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休整，营党委研究部队整编事宜，刘林圃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选举许天洁为作战总指挥、支队长(兼三连连长)，习仲勋为政委;任命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2]

1932年4月下午，部队从太阳寺向北继续进发，两当兵变旧址约一周后到达宝鸡县(现宝鸡市陈仓区)西部的渭河岸，渡过渭河，通洞峪、赤沙、香泉，沿千陇边境进入陇县八渡、娘娘庙一带，继而又进入千阳县北端的高崖、麟游县花花庙。起义部队沿途与敌军作战多次，均取得胜利。

当行至甘肃省灵台县页岭一带时，起义部队与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被截住去路。[2]

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起义部队主要负责人习仲勋、刘林圃等在崔木镇离队外出侦察，部队由许天洁掌握，在向永寿县岳御寺转移准备休整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部队溃散，兵变失败。失败后，起义领导人许天洁、吕剑人都被抓去坐牢。[3]

两当兵变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两当兵变是土地革命时期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也是西北革命史、人民军队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我们要从两当兵变光辉历史中学习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党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坚定的信念，学习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独特优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努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它不但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政府。同时，这种深入虎穴开展秘密工作，坚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4]

"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1932年3月习仲勋(左1)命暴动，其目的是为了壮大陕北红军的力量，开展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两当兵变"在分化国民党统治力量、鼓舞中共革命势力，扩大红色区域，策应刘志丹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影响。"两当兵变"成功的将国民党军队中三个连200多名士兵改编成革命武装，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两当兵变"震惊了陕甘国民党当局，他们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同时，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的斗争。起义部队在习仲勋、许天洁、吕剑人、左文辉等人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其次，"两当兵变"为中共建设人民军队，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提供了丰富经验。最后，"两当兵变"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两当兵变"唤醒了陇南人民，鼓舞了革命斗志，播下了红色的火种，使贫苦人民认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和怎样革命。"两当兵变"也锻炼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5]

2014年12月《两当兵变研究》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元忠，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荣珍编著。[6]

两当兵变，是党的兵运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也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创建陕甘红军过程中一次具体的实践和探索。两当兵变中兵运工作成功的经验，被当时的中共中央充分肯定，指示中共陕西省委要运用两当兵变的经验，指导陕甘地区的兵运斗争。两当兵变是继清涧、渭华起义后，党在陕甘地区领导发动的新一轮武装起义标志性事件。[6]

该书共计10万字，主要由两当兵变概述、研究述论、文献资料、口述史资料、大事记、附录等六部分组成。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对两当兵变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对一些有争议的、模糊不清的史实进行了史料考证，准确反映了两当兵变的历史脉络、重要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为两当兵变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借鉴。[6]

2007年，县委专门成立两当兵变暨红军长征在两当党史习远平等人参观两当兵变资料编纂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对"两当兵变"旧址暨红军长征经过两当的革命历史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同时确立县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20多处，征集到珍贵革命图片200多幅，重要革命文物50多件，组织编撰《红色两当》。《光明日报》和《法制日报》资深记者还进行专题调研，以内参形式上报中央有关领导。

2008年，两当兵变纪念馆建设项目作为省人代会提案提请有关部门办理。省市有关部门正式批复，投资420.677万元，恢复修建两当兵变纪念馆。省委宣传部已将两当兵变纪念馆推荐为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上报中宣部。

2016年4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兰州铁路局军事代表办事处全体官兵赴两当兵变部队改编地太阳寺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和"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合格党员"签名活动。随后，到两当兵变纪念馆向革命先辈敬献了花篮，并参观了两当兵变纪念馆、两当兵变旧址、两当县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通过观看"两当兵变"红色专题教育电影及聆听两当兵变主题党课等形式深入了解了两当兵变的历史和老一辈革命先烈不畏艰难险阻、求真务实的革命情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