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直备受瞩目，尤为令人关注的是，大湾区的建设重点之一是将该地区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而其建设基础来源于大湾区活跃的产业群和为此提供创新人才的高等教育集群。粤港澳三地拥有众多高水平大学，香港多所大学位列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强，广州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深圳近年来在大学建设方面颇多大手笔，澳门的大学亦发展迅速。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基础和势头让人看到比肩三大世界级湾区的希望，对此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期编发两篇文章，既是不同视角又殊途同归——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如何为中国高等教育新模式探路并贡献新价值，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实践层面的推进。
近期粤港澳大湾区渐成热门话题，各个领域的探讨都很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湾区聚集了很多顶尖大学，高等教育和经济产业又关系密切，因此高等教育集群也成为一个探讨的重要话题。但教育方面的问题有其独特之处，不可简单套用经济合作的分析逻辑。本文将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建设意义、面临瓶颈以及如何突破三个层面展开探讨。
国家、区域与教育：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三重意义
国家发展战略意义：高等教育面向世界与面向未来
港澳与珠三角城市群的合作由来已久，但更多是在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层面。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其上升为“粤港澳大湾区”，使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意义，首先要考虑的是其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这包括：第一，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是培养人才，要为中国引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输出人才探索新的培养模式。尤其是充分发挥好港澳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探索一套真正具有湾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二，高等教育面向群体是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高等教育集群可使粤港澳三地年轻人产生心灵连接，增强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
区域协同发展意义：高等教育是跨区域经济与社会沟通的桥梁
从全球视野来看，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三大湾区之所以能享誉全球，既是具有各自优势的产业群，又都具有与之相伴相生、连接紧密的高等教育集群。正如北大校长林建华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主题——大学是通向未来的桥。高等教育之于粤港澳大湾区，正是一座沟通未来跨区域经济、社会合作和发展的桥梁。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早从当年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就开始了，但连接不同体制之间的区域协同发展的案例，在全球范围内还是罕见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有望承载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高等教育自身意义：在合作与碰撞中探索高等教育发展新模式
如今高等教育竞争激烈，不仅各大学高度重视排名，各地亦纷纷将高水平大学建设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筹码。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一直是广东这个经济大省长期的痛。所以对于广东而言，通过积极参与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在和京津冀、沪宁杭两大城市群的竞争中，有望迅速补齐短板。但如果仅是组团PK的意义则显得格局太小，国家也显然对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有着更高的期待。区域高等教育集群的优势不在于比拼体量，而在于能否探索出高等教育发展新模式。尤其是在两种体制的合作与碰撞中，既为湾区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服务又能够为未来大学发展提供新的可能路径，这才是其贡献给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最大意义。
器物、制度、理念：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三层瓶颈
尽管从目前和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对标的数据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顶尖大学数量上基本不落下风甚至还有优势。但是，从高等教育集群的内涵来看，不只是数量累积比较，更重要的是优势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是否能1+1+1＞3？而在器物、制度和理念三个层面上，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整合和协同都还存在明显的瓶颈问题。
器物瓶颈：合作不够广泛不够深入
器物层面也即物质层面，这个层面的合作常常就是以物易物，指合作的资源和硬实力。目前粤港澳三地在教育领域的合作相比经济领域还是相对薄弱的。首先，这和教育事业的属性有关：教育和经济不一样，在合作中的物质利益难以直接看到，又难以短期内见效。所以其物质交换的基础较弱，合作也常常仅限于交流，而缺乏实质性意义。其次，教育领域的竞争往往多于合作，尤其高等教育领域更常常是只分高低的排他性竞争。所以目前粤港澳高等教育更多是浅层合作，如三地的大学生夏令营等交流活动、香港高校为珠三角培训管理人员、广州师范院校为澳门培训师资等。这类合作交流显然离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个层面的深度合作还有较大距离。最后，各方合作基础不够对称也不广泛。珠三角高校虽多，但除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以及深圳打造的少量精尖大学和研究院之外，其他高校都很难与多所已进入世界大学100强的香港高校有比较接近的合作平台和对话基础。因此目前高校合作多是点对点，难以大规模化。
制度瓶颈：缺乏专门的框架协议和对接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个独立关税区”的特点，这对于各自特色发展是难得的优势，但对于高等教育集群的实质性合作而言却又存在不少障碍。珠三角各市与港澳之间，虽然民间合作很广泛，政府高层也有很多会晤和交流，但尚未形成健全有效的合作机制。甚至珠三角各市之间也缺乏合作机制，广佛同城、广佛肇经济圈等只是一些概念性和局部性做法。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则更加乏力。虽然早就有《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和《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但关于教育的内容都只是交流和培训方面的描述。去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但关于高等教育合作也基本没有明确表述。因此即使早年关于粤港澳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探讨和探索还算比较积极，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具体的高等教育框架协议，很难突破目前各校为战、小打小闹的瓶颈。
理念瓶颈：高等教育理念的差异和碰撞
真正更难突破的瓶颈，是理念层面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内地高校长期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国家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中，高等教育理念以动态的跳跃性特征为主；而港澳高校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发达社会并长期采用西方高等教育模式，高等教育理念则呈现出稳态发展的特征。典型的例子如当年南方科技大学创立之初，首任校长朱清时和聘请前来协助的几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办学理念发生分歧而分道扬镳。港科大的教授们坚持认为在正式招生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框架全部制定完备，才能再按部就班去做。但朱清时认为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型期，很多时候机遇稍纵即逝，所以要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再招生。这个事件虽已过去多年，但依然可视为内地和港澳高校理念差异的缩影。香港教育家程介明教授观察当今内地“双一流”建设的观点也反映出类似的理念差异：“‘双一流’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是模糊之中又渐见具体，然而还会不断变奏。内地会觉得原则很清晰，但香港会觉得不够精确。两种思维不在一个平面上互动，也有一个相互读懂的需要和过程。”
共赢、共识、共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三大突破
利益协商求共赢
任何领域的合作或协同，都面临着解决利益问题。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宏观战略设想获得各方的高度支持，粤港澳三地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都认为大湾区是很好的发展机遇，这表明在宏观层面的共同利益已经具备了很好的民意基础。其次是各自利益问题，亟须三地的高校之间展开充分的对话和磋商。比如香港已经拥有多所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可以为大湾区培养科技、工程与医疗人才并提供研发服务，但是也要问香港高校将得到什么？珠三角巨大的腹地和产业是否能为香港高校的师生提供更大的科研试验场？另外，珠三角高校若和港澳高校合作，又将得到什么？提升国际化程度还是科研实力？这大都是涉及具体层面的问题，不适宜用战略规划的思维来推进，而需要通过对话、讨论和协商来解决。尤其需要各城市和各高校展开广泛的对话和协商，厘清各自的优势和需求，为接下来制度层面的对接建立基础。
机制对接求共识
通过基层的对话和协商，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可为高等教育集群提供很好的合作基础。但是，“基层探讨”应和“顶层设计”结合，建立框架协议和对接机制才是最大程度上巩固合作基础的关键所在。这方面可以参考博洛尼亚进程对于建立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推动作用。“博洛尼亚计划”通过建立了学历和资格互认标准和制度、外部评价机制与学校内部保障体系、欧洲学分转换和累积制度等机制，打破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制度藩篱，增强了欧洲高等教育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过程中，当可借鉴“博洛尼亚计划”的有效经验。首先，应当从中央政府层面出台高等教育合作框架协议或由11个城市成立专门委员会并起草后提请中央政府发文，以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具备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制度基础。其次，建立第三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制，评估和比较各地高等教育的优势和短板，制定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准入条件和方案。最后，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建立区域内学分、资格和学历互认制度，可在部分基础接近、优势互补的高校先行试点再逐步铺开。进入粤港澳大湾区时代，在这方面必须有所突破，高等教育集群方能真正产生更大影响力。
理念交融求共创
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显然作为“最强大脑”的高等教育集群应成为其重要支撑。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具备国际水平的大学基础科研以及十分活跃的企业研发，但由于各有发展理念和路径，这些创新要素尚未能产生更好的叠加效应。因此需要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景来统领并实现理念交融，让高等教育集群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缔造。如今无论是香港的几所高校，还是内地进入“双一流”的高校，都还是过于偏重学术研究尤其是论文发表，而对科教融合以及科研成果应用方面还重视不够。如果继续强化这种路径的话，港澳高等教育可能会游离于大湾区的建设，广东高等教育也只能依然在对京沪苏的苦苦追赶之中迷失自我。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亟须走出一条超越现状的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缔造需要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紧紧围绕为当地经济产业提供一流的研究支持和人才支撑为中心，而不是军备竞赛式地把各种大学排行榜和ESI学科排名作为瞄准的靶心。如果只是比拼学术研究，斯坦福大学在成长之初，也远逊于美国东部的名校。但正是其坚持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并不断强化，加上鼓励创业、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才成就了今日的斯坦福和“硅谷”。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比如华南理工大学在早年也有颇多类似“斯坦福模式”的做法——推动产学研结合，支持师生创新创业。这些做法在当年珠三角制造业兴旺之时起了很好的支撑作用，但如果仅从大学排名的角度来评价则很容易忽略其价值。经济学家周其仁考察旧金山湾区后认为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创新要素的“浓度”和“密度”，粤港澳大湾区也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创新环境和条件，应有底气和自信去探索如何办出大学和创业者、企业、政府形成良性循环的湾区高等教育模式。同时也要求湾区各城市和各高校都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和更宽的视野，才有望在理念交融中共创高等教育新模式，共创高等教育新价值。
（作者：陈先哲，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广州市教育治理现代化高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课题批准号为BIA170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