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依托海湾地理条件衍生出的区域经济形态，湾区经济是各国竞争力与创新力的重要载体，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优势明显
从世界主要湾区发展历史来看，湾区经济的形成往往需要具备特定的经济地理条件。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毛艳华表示，湾区经济的形成必须具备“拥海抱湾连河”的独特自然地理条件。一方面，湾区由于三面环陆、海岸线长、腹地空间大，且具有避风、防冻等特点，天然适合建设港口，便于开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湾区一般联通内陆江河，便捷的水运条件可以连接广阔的内陆腹地，扩大湾区经济的辐射范围。此外，需要提前做好发展规划，促进湾区内港口群和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推动湾区经济与周边腹地实现产业合作，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室副主任刘彦平认为，首先必须要有一流的基础设施。便利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设施，使得湾区经济能够与广阔的内陆腹地以及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其次，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可以吸引产业、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高度集聚，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港口群和城市群。最后，需要建立政府、社会协同作用的湾区治理体系。
与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流通三种货币的背景下建设的，开创了国际先例。区域内既有体现中西文化合璧的香港与澳门文化，也有凸显本土特色的岭南文化、侨乡文化。“多样化的文化背景如果协同得当，有助于粤港澳湾区11座城市之间的定位差异化，功能错位发展，形成互补性的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方方对记者说。
王方方认为，中央政府引导支持粤港澳三地协同推进的模式超越了湾区内部制度的复杂性，大大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效率。粤港澳大湾区地域面积、人口均位居世界四大湾区之首，生产要素充沛，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背靠大陆广阔腹地，面向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也是“一带一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区位优势明显。
刘彦平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太平洋，辐射珠三角，拥有广阔经济腹地，特别是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腹地效应将会日益凸显。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GDP增速远高于其他三大湾区，并成功实现了“四连增”。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空港货流量在全球湾区中居于领先地位，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为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4.5倍。金融业方面，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银行总资产规模高达7.17万亿美元，为纽约湾区的两倍。外贸方面，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贸易规模分别为东京湾区的7.12倍、纽约湾区的6.16倍、旧金山湾区的21.31倍。粤港澳大湾区在高校数量、专利申请量、第三方创新指数评价等方面均较为领先，创新活力旺盛。
提升湾区内部协同性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城市影响力指数均值，位列四大湾区主要城市均值的首位，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影响力优势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活力旺盛，集聚效应显著，发展潜力巨大。刘彦平表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可以尝试文化整合先行。在他看来，湾区内不同制度的融合需要一个推进过程，但文化先行具有可操作性。打造人文大湾区，率先推进区域的文化治理，既可以为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认同创造良好氛围，也可以对湾区内金融、法律等制度的协调融合发挥探路和示范作用。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在总结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也可以考虑进行自由贸易港的先行先试，逐步形成大湾区+自由贸易港的模式，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提升全球经贸话语权。刘彦平建议，后续可以加大区域协调治理和制度创新力度，探索粤港澳经济合作新模式；发挥金融和创新优势，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创业系统；打造国际领先的现代产业体系，建立总部经济+制造业基地的产业布局体系；建设优质生活圈，合理布局区域内养老、医疗、教育资源。
在王方方看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大发展，首先，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增强城市发展协调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益；其次，要对标世界三大湾区，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最后，要进一步发挥好各级政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的作用，加强科学规划，在产业发展、城市定位协作、公共交通上少走弯路。
毛艳华则认为，要进一步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双向流通，加快规则、制度对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软联通，推动区域内部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