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云

以前的记忆，都是琐碎的，也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喝酒。1987年的初秋，8月底，在邻居张启定家，是我喝酒记忆的开始。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接近十年，田地承包到户，每家人再不缺吃的，但可供支配的收入，依然可怜巴巴。

桃子园的水稻，从8月20日左右开始收割，先是制种水稻，收割母本，然后是父本，再以后是一代种。时间接得很紧凑，大约在9月1日开学前，就可以收割完。没有打谷机，不能用来收割母本，因为浪费太大，那时候一斤母本谷子，大约能够换七斤普通的稻谷。

我们家没有劳力，父亲去世后，能帮别人忙的机会几乎没有了，乡下人朴实，虽然别人也愿意帮我们，但我们自己无法心安理得。于是，母亲、我哥和我，就开始跟别人换工。我们换工的对象，首先是张启定家，按照辈分，我应该叫他舅舅。

割谷子主要是妇女和孩子，我几乎算一个成年人，自然要打谷子（在拌桶上摔打）。一天下来，真是直不起腰。成年人说，嫩狗儿遭不住砂锅子炖。到了晚上，照例要喝酒解乏。张启定舅舅特地去买了两瓶瓶装酒 （他们平时都喝几角钱一斤的散酒），就叫“春沙”，大约要壹元肆角一瓶。

酒是辣的，或者叫烧喉咙。这种辣，区别于辣椒、生姜、生大蒜，难以言传。但是，疲乏的身体似乎像接受一般辛辣食物一样，也接受了酒精。

我从来没有喝出过白酒的香，这个习惯坚持了三十余年，如果说稍有进步，那就是能够从白酒中体会到小麦、玉米或者高粱的秉性。

下酒的菜，除了农村的时令蔬菜——比如凉拌黄瓜、冬瓜烧五花肉、炒丝瓜等，酒桌上必不可少的是油炸胡豆瓣、油炸豌豆，这两种东西，几乎是每一个农村小卖部不可或缺的袋装食物。参加工作后我在乡村小学任教，油炸胡豆瓣和油炸豌豆都是每次下酒菜中的主力。它们是如何渐渐淡出我们的酒桌的，我已无印象，只是去年在老家街上的一家餐馆，他们常常给每桌上一盘油炸胡豆，作为零嘴，甫一上桌，便有久别重逢的欣喜感。

这一年打谷子，前后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开学之后，有两大收获，一是臂力和腰腹力量大增，作为一名单薄的小个子男生，体考时候引体向上得了满分，收腹上单杠轻松自如；二是似乎会喝酒了。

很多时候，我听到有人说“学会喝酒了”，就感觉有些发蒙。没有技巧，没有方法，只有需要，你的身体或者心灵需要。这个实在不需要学。

我一直以为，喝酒其实更多是一种心灵需要。返校之后，我们都是师范三年级的学生了，我可能是年级里最简单或者按今天来说最没追求最佛性的学生，一副随遇而安的心态。但是很多同学并不这样，于是，寝室里面的内容就变得丰富了，情绪、言辞、生活节奏每天都有大变动。酒就这样介入了我们寝室，校门口的小卖部里买一包胡豆瓣、一包豌豆，有时候买一袋油炸花生米，酒要到更远的商店里买，偷偷掖在衣服里，不能让门卫看见。我的一个室友，仅仅是因为心灵需要酒精，结果在一次寝室里的偷饮（学校禁止，被发现者重处）中大醉，让我从此对醉酒有了阴影。

毕业后，我在周围人的记忆里，属于饮酒者。

这时候，我们场镇的小店里，沱牌酒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价位和春沙相当；还有柳浪春，也是沱牌酒厂的，但是，要贵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我们在来客时才喝。五粮液和茅台，还只是书本上的符号与民间的传说，我们当时觉得最好的酒，大约就是“新渡大曲”了。三台新渡口设立的酒厂，拳头产品“新渡大曲”，得过国家商业部的银爵奖；但是太贵，要五元钱一瓶，1989年我一个月的工资大概能买14 瓶，每天半瓶都不到。

然后，丰谷酒开始泛滥，这个酒味道淡，酒量就显得大了，贰元伍角一瓶的丰谷二曲要好喝得多。我那时候有几个街面上的朋友，他们的收入比我高很多，有时候他们会提一坨肉、一把莴笋或者蒜苗之类的，晃到我寝室来加工。他们也会带上酒，一般都是丰谷二曲，还带过文君头曲，六十度，喝下去完全是要命的感觉，和后来有些人喜欢喝的江津白干一个样，反正我只有装醉躲酒。

每年的夏天，还是要回家打谷子，家里没有劳力，母亲放弃了种制种水稻。打谷子的时候要请人，干活的人渐渐都喜欢喝啤酒了，亚太啤酒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赶场的妇女用背篼装啤酒回去款待干活的人，我们用自行车推一箱二十四瓶；喝完了，再把塑料的箱子退回去。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和小卖部的老板都是熟人。

丰谷系列酒铺天盖地，头曲、九品、七品、老窖、特曲渐次替代了我们饭桌上的丰谷酒、丰谷二曲，逢年过节，丰谷酒王也登上了普通人的餐桌。沱牌酒卷土重来，“陶醉”、高端的“舍得”系列走入寻常百姓家，春节的时候，柳浪春也有，新沱牌曲酒重新包装，号称天曲。忽然间，可供选择的酒太多，对有选择综合症的我来说，每次面对超市琳琅满目的酒类，都是一种痛苦。

成家，带小孩。虽然还是在农村，但养孩子早已不是放羊似的散养，物资的极大丰富，拼教育拼后代好像成为更重要的事情，找学区房选好学校成为焦虑的核心，谁都怕输在起跑线上。回家的时候越来越少，张启定舅舅的两个儿子也在德阳买房安家，儿女也在德阳上学。张启定夫妻依然忙忙碌碌，他们还承包了李家兄弟的田地。李家的兄弟本来在成都打工，后来包工，后来儿女大学毕业，就都在成都买房安家了。我每次匆匆忙忙回家、离家，偶尔遇见他，总要说，哪天好好喝一盘酒。

但是他居然戒酒了，而且连烟也戒了。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以我的经验，五十来岁的人，又不缺吃穿，爱好了几十年的烟酒，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需要戒掉，那都是身体不允许。比如我的姑父，就是因为一场大病，医生说，要烟酒还是要命？当然要命，因此烟酒全戒了，而且，这时候戒比健康时候戒容易多了。果然，没过多久，消息就传出来，他得的是肺癌。我估计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病，我能从他眼睛深处看出不甘，但他装得很无知，因此，我们的对话有些勉强。我明知道他已戒酒，还是装作说，哪天好好喝一盘酒。他说，好啊。

他开始容易疲倦，把李家的地交给村里另一个比他年纪更大的人种了，自己的包产地，还是舍不得，勉强种着。他的儿子回来得明显频繁了，有时候周末，也带着自己的女儿，开车从德阳回家。

终点无可避免地到来，我那天有事，等回家的时候，他坟前的墓碑都立上了。和他大儿子在他家院子里喝酒，房子还是土坯房。老大没有多少喝酒的习惯，给自己倒了小半杯。老大说，这些年，光顾挣钱，感觉条件好了，也想给父亲买几瓶好酒，但通常都被拒绝了；八十元一瓶的陶醉，父亲都觉得贵，太浪费。如果买了，老爸肯定也喝了。老大端起酒杯，凝视着杯子里晶莹的五粮春，然后加满，走到堂屋里，倾在他父亲的遗像前。我没有勇气说话，甚至没有勇气懊悔，“哪天好好喝盘酒”看起来是真心的，但终究成了虚伪的客套话，远不如当年那两瓶春沙酒真诚实在。

今年端午节聚在张启定舅舅家的院子里，老大已将土坯房推倒修了农村小别墅，花掉五十多万。院子里的黄果兰、栀子花、三角梅、欧洲月季正在怒放。他母亲进进出出，满脸笑意。他新添的尼桑天籁停在院子角落的车库里，女儿正在德阳装修结婚的新房，没有跟随他回家。

那天，桌上喝的是五粮液。一桌人，几乎都是院子里玩得比较好的发小，谈论的话题，是永和堰，是打谷子，是李家小孩落水的故事——全是从前的记忆。我端起杯子，里面明晃晃的，仿佛是三十二年前的那杯春沙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