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研究述评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5年5期 作者：刘立振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南下干部研究述评
刘立振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南下干部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主要是指解放战争后期从北方老解放区抽掉出来、随军南下执行革命任务和进行新中国初期建设与管理的干部群体。他们为中国革命、新中国的巩固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初期的建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学界对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在研究范围、史实考证、历史叙述及其在建国后的历史作用等方面还有待深入探讨。
南下；南下干部；南下精神
在党的革命史上，南下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主要是指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中央部署(从老解放区抽掉出来)南下执行革命任务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管理的一个干部群体。广义上的南下干部也包括在南下过程中不断加入进来的革命知识青年，如南京、上海等地成立的南下服务团等。南下干部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初期的建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南下干部及其事业是中国革命史、解放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界关于南下干部的研究进行总结，促使该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有助于深入理解共和国初期的历史发展。然而，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在研究范围、史实考证、历史叙述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目前已出版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回忆等为深入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
一
目前对南下干部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部分：
第一是各地档案馆、政协、党史研究室、研究会、党报、年鉴等官方、半官方机构出版的关于南下干部的资料汇编或文章等。这为南下干部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档案馆编《南下服务团》[1]、韩伟之等主编《南下服务团》[2]、本书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人物志》[3]、本书编委会《长江支队回忆录》[4]、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5]、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等编《南下干部入湘名录》[6]、山东省档案局编《山东干部南下》[7]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8]、本书编委会《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9]、本书编委会《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名录》[10]、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11]、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和在蓉老战士协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资料选编》[12]等。
关于南下干部的材料还多见于各地党的组织史资料、党史资料和文史资料中，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组织史(1949.6-1950.5)》[13]；董增林口述、古培霖整理《南下干部参与皖南新区政权建设纪实》[14]等。
此外，很多地方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会、纪念会(馆)，编辑出版了一些研究和纪念性文集，也为南下干部的研究做了基础性工作，如福建的南下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福建省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和福建省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江苏省和重庆市的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山西省长治县南下干部纪念馆等。
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史研究者、南下干部本人及其后代的纪实性和回忆性文章、日记等，这部分书刊文章数量庞大，为南下干部的研究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个体性案例或经历。杨敏之的《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15]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南下干部回忆录，作者以亲历者身份详细描述了冀东干部南下湖南的情况，资料详实，观点新颖，明确指出了南下干部所应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赵英秀的《到南方去：广饶干部南下日记》主要记述了从1949年2月25日到1950年2月19日进军福建、开展工作的过程[16]。赵亮的《长江支队行军日记摘抄》真实地记录了南下干部进军新解放区的足迹和思想历程[17]。宁书贤的《晋中解放区南下干部入湘记》后附的名单说明南下干部也有南方人[18]。成波平的《回忆长江支队南下福建》记述了长江支队进军福建的情况[19]。
第三，学者的学术性研究与论述，这部分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南下战略与南下干部的组建
解放战争后期的南下战略，是党从革命到执政过渡的行动部署，也是南下干部的历史背景，学者对这一背景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唐传喜在《南下战略与南下干部的历史贡献》中对南下战略的提出作了简要梳理，指出“南下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巩固政权的一项战略部署……南下是特定时期具有特殊含义的词汇。”[20]闫峰、王兆辉的《建国初期“南下干部”纵队组建的历史环境》对“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组建的军事、政治与党的决议等历史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21]。孙建刚的《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研究》以华北解放区为例，在对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和报刊材料整理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干部南下”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干部南下的历史地位等[22]。岳宗福的《接管政权：中共大批干部下江南》主要记述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情况[23]。
(二)对南下干部重要分支的研究
为了便于隐蔽和保密的目的，南下干部多有军事代号，加之北方各解放区抽调干部南下的情况多样，以致南下干部名称不一，如长江支队、金陵支队、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等。现有研究对南下干部各主要分支都有所涉及。
1.长江支队。长江支队是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太行、太岳两个革命老区抽调的由老红军、老八路和老解放区地方干部及军队、地方武装干部组成的一支接管新解放区军地政权的队伍；后划归华东局，接管福建。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山西档案馆的《长江支队诞生记》[24]，李晋榕的《长江支队的历史贡献》[25]《长江支队的由来、特点和精神》[26]《永远的长江支队》[27]，申闽生的《论长江支队精神的时代特征》[28]和《“长江支队精神”在霞浦》[29]，等。
2.南下服务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简称南下服务团)，是经过中央批准组织的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主要任务是随军南下接管、建设福建新区。黄坤胜的《高尚的追求——南下服务团的历史作用及其经验》分析了南下服务团的精神、经验和历史作用[30]。啸马的《论研究南下服务团团史的现代价值》指出了南下服务团的革命信念、奉献精神、科学态度等精神[31]。沈芦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研究》对南下服务团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32]。翁伟志的《福建“南下服务团”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对“南下服务团”的成员进行分析，认为其成员具有年轻化、知识化、政治素质高、来源广泛等特点[33]。
3.西南服务团。西南服务团是为接管西南地区而组建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北方各老解放区南下支援前线的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老干部，再则是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招收的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闫峰、王兆辉对西南服务团的系列研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该团的历史情况，如《邓小平与西南服务团的组建》[34]《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入滇进程》[35]《西南服务团八千里挺进大西南》[36]《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历史功勋》[37]等。此外，汪作民的《邓小平和西南服务团》[38]和丁品的《西南服务团历史的回顾与思考》[39]也对西南服务团的组建和历史功绩作了探讨。
4.天池部队。邓其志和沈先超的《解放战争时期南下干部历史贡献研究——以“天池部队”为考察中心》主要研究了在大规模组建南下干部之前，随刘邓大军参加大别山根据地重建的南下干部，较为详细地考察这批南下干部群体的组建、任务及历史贡献[40]。
(三)接管工作、政权与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南下干部的首要任务是接管、接收，然后是管理，这为南方新解放区的建立和巩固，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彻底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岳宗福的《接管政权：中共大批干部下江南》主要记述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接管浙江和苏南地区的情况[23]。李德成和杨鹏燕的《南下江西干部的组建与新政权的接管》分析了对江西的接管、建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情况[41]。杨奎松的《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以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南下干部在新解放区政权接管与建设中的作用[42]。原南下西进支队成员王瑞迎的《从“搭架子”到“建班子”：1949年秋冬贵州省各级中共党委、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与接管工作》探讨了“南下支队”、“赣东北区党委”、“西进支队”对贵州省各级党政军机构组建和接管的情况[43]。王瑞迎在《贵州建立省地县区四级党政军机构的新方式和新特点》中指出贵州各级党政机构组建中整套配备的特点和整套派遣、安放的新方式[44]。
此外，涉及地方政权与党组织建设的文章还有吴其乐的《闽北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45]、何俦的《解放初期武汉市基层政权建设的主要历程》[46]等。刘雄的《关于福建省第三地委、专署班子确定的时间、地点问题》则考证了福建省第三地委、专署政权建设的情况[47]。黄品良的《广西城市接管过程中的党组织建设》分析了通过会师大会妥善处理外来党与本地党的关系，进而加强党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情况[48]。
(四)南下精神
坚定信仰、高举旗帜、艰苦奋斗、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南下精神，既激励了当时南下的人们，在今天也是一笔值得总结和学习的精神资源。
孙建刚的《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研究》指出“南下”精神就是革命奉献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南下干部留下的精神财富[22]。唐传喜的《南下战略与南下干部的历史贡献》认为南下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极具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20]。李晋榕的《长江支队的由来、特点和精神》分析了长江支队干部具有的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求真务实、廉洁奉公、联系群众等特点，认为这就是长江支队精神，也是长江支队干部与以往历代官员最大的不同[26]。申闽生在《论长江支队精神的时代特征》[28]和《“长江支队精神”在霞浦》[29]中论述了长江支队的精神光辉，即舍家为国的奉献精神、为民谋利的宗旨意识、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道德风范。啸马的《论研究南下服务团团史的现代价值》认为南下服务团的历史是现代中国青运史的重要组成部份，其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等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31]。沈世豪的《永恒的理想主义旗帜——纪念南下服务团入闽60周年》着重分析了南下干部身上所体现的理想主义精神[49]。
(五)移民与南北文化交流
杨敏之的《铁马冰河》提出，南下“是一次历史性的人口大迁移”[15]177，南下军人、干部及家属子女“总人数约千万之众”[15]180。杨奎松在《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一文中也持同样的看法，“据粗略估算……北方南下人员达到近千万人之多。这几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的浪潮。它对新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之大，亦可想而知。”[42]26何瑛、邓晓的《重庆西南服务团移民及文化研究》一文着重介绍了西南服务团的组织建设、接管重庆、移民文化等方面[50]。
南北文化交流也是南下进程中值得探讨的论题。唐传喜在《南下战略与南下干部的历史贡献》中以山东的南下干部为例，指出南下是传播革命文化理念、引领新解放区文化建设和优秀文化的传播过程；南下干部下江南是干部队伍的大迁移，促成了南北方文化、革命文化、齐鲁文化的相互融合，从而感染了新解放区的人民，在新区建设、政权巩固中发挥了思想感召和催化的积极作用[20]。
(六)与长征的比较
相隔十五年的长征与南下，都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行动，部分研究者明确地指出了两者之间相似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唐传喜在《南下战略与南下干部的历史贡献》中指出，“南下作为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北到南的新长征”，“这样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实施的过程……完全可以与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相媲美。”[20]杨敏之的《铁马冰河》一书指出了同“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相比，南下则是“判决书、收割机和铺路石”[15]2。
二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南下干部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既有研究有以下特点：在研究成果的性质上，回忆性和资料性的研究较多，实证性、学术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取向上，从革命史角度研究的较多，从其他角度如现代化史、社会史、政权建设史、移民与文化史等角度研究的较少；就事论事的研究较多，和其他相关事件结合的历史或实证分析较少。另外，从时间跨度上看，南下干部的研究可分两部分：一是南下的准备阶段和南下过程，如南下干部的组建等，对这部分的研究较多；二是南下干部的作用发挥，即南下干部在服务地的作用和贡献，对这部分的探讨较少。
南下干部的历史功绩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也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南下干部无论是在接管政权和巩固政权时期，还是在反霸剿匪、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各个时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而对这一历史的考察还远远没有与其历史地位相称。为了深入探讨南下干部，进而理解其历史功绩和地位，根据上述研究特点和研究现状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对南下干部作较为全面的定量分析，如来源、省份、军别、根据地、性别、教育情况、家庭出身、革命经历等，为撰写全国性、综合性的《南下干部史》作资料准备。
第二，南下干部对南方新解放区的接管、社会改造和各级政权建设的作用，如接管政权、接管企业、土改等。南下干部随军进入南方的历程，既是解放南方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扎根南方并建立基层政权的过程。南下干部对旧阶级的改造(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和新阶级的教育(如工人阶级、新式农民阶级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根据地革命经验的推广和革命文化的传播。在南下干部服务地方的同时，党在根据地时期的工作方法、工作经验和群众路线在南方得到广泛和深入的传播，这为当前党的群众路线学习和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第四，南下服务团与解放前后知识青年运动的关系。以革命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南下服务团与一二九运动、抗战时青年奔赴延安的情况相媲美。这一场开国之初的青年南征，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广、空前绝后的青年运动[51]，值得深入探讨。
第五，从中国历史长时段来研究南下干部的地位与作用，如从比照古代的流官传统、超省际移民与文化交流、大一统国家建立等角度来分析；还可以把南下干部放在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史上，乃至放在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探讨其地位与作用。
第六，南下精神研究。南下精神与长征精神、新时代精神的异同，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南下干部在党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中国革命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对南下干部的历史贡献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是一项极具价值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注 释]
①黄禹康在《南下干部入湘纪实》(《党史博采》2006年第8期)中指出：“湖南和平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打下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包含着南下干部的辛勤汗水和无私奉献”，实际看来此言绝非虚语。
[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档案馆.南下服务团[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2]韩伟之.南下服务团[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
[3]本书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人物志[Z].福州:内部发行,2010.
[4]本书编委会.长江支队回忆录[Z].福州:内部发行,1997.
[5]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Z].长沙:内部发行,2006.
[6]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等.南下干部入湘名录[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7]山东省档案局.山东干部南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8]山东省档案局.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9]本书编委会.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Z].福州:内部发行,2001.
[10]本书编委会.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名录[Z].福州:内部发行,2010.
[11]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2]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和在蓉老战士协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资料选编[Z].成都:内部发行1986.
[13]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组织史(1949.6-1950.5)[Z].重庆:内部发行,1989.
[14]董增林口述,古培霖整理.南下干部参与皖南新区政权建设纪实[Z]//芜湖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4.
[15]杨敏之.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16]赵英秀. 到南方去:广饶干部南下日记[J]. 文史月刊,2010(5):30-35.
[17]赵亮.长江支队行军日记摘抄[J].山西老年,2010(5,7):7,9.
[18]宁书贤.晋中解放区南下干部入湘记[J].文史月刊,1998(2):82-90.
[19]成波平.回忆长江支队南下福建[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3):53-58.
[20]唐传喜.南下战略与南下干部的历史贡献[J].理论学刊,2012(8):22-26.
[21]闫峰、王兆辉.建国初期“南下干部”纵队组建的历史环境[J].党史文苑,2008(2):22-24.
[22]孙建刚.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4.
[23]岳宗福.接管政权:中共大批干部下江南[J].党史博览,2007(4):21-26.
[24]山西档案馆.长江支队诞生记[J].山西档案,1997(6):39-40.
[25]李晋榕.长江支队的历史贡献[J].福建党史月刊,2011(11):52-56.
[26]李晋榕.长江支队的由来、特点和精神[J].福建论坛,2011(7):95-98.
[27]李晋榕.永远的长江支队[J].山西老年,2010(8):10-11.
[28]申闽生.论长江支队精神的时代特征[J].福建党史月刊,2009(10):59-60.
[29]申闽生.“长江支队精神”在霞浦[J].炎黄纵横,2011(10):47-49.
[30]黄坤胜.高尚的追求——南下服务团的历史作用及其经验[J].福建党史月刊,1992(11):34-35.
[31]啸马.论研究南下服务团团史的现代价值[J].福建论坛,1994(4):62-64.
[32]沈芦.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33]翁伟志.福建“南下服务团”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J].闽江学院学报,2005(4):74-77.
[34]闫峰,王兆辉.邓小平与西南服务团的组建[J].福建党史月刊,2008(01):11-12.
[35]闫峰,王兆辉.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入滇进程[J].党史纵横,2008(12):52-54.
[36]闫峰,王兆辉.西南服务团八千里挺进大西南[J].党史纵横,2008(9):35-37.
[37]闫峰,王兆辉.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历史功勋[J].大理学院学报,2008(9):16-19.
[38]汪作民.邓小平和西南服务团[J].南京史志,1997(3):19-21.
[39]丁品.西南服务团历史的回顾与思考[J].唯实,1990(4):68-70.
[40]邓其志,沈先超.解放战争时期南下干部历史贡献研究——以“天池部队”为考察中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1):127-131.
[41]李德成,杨鹏燕.南下江西干部的组建与新政权的接管[J].党史文苑,2013(8):17-18.
[42]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C]//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43]王瑞迎.从“搭架子”到“建班子”:1949年秋冬贵州省各级中共党委、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与接管工作[J].贵州社会科学,2005(2):157-159.
[44]王瑞迎.贵州建立省地县区四级党政军机构的新方式和新特点[J].贵州社会科学,2009(10):121-122.
[45]吴其乐.闽北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J].福建党史月刊,1999(9):22-23.
[46]何俦.解放初期武汉市基层政权建设的主要历程[J].武汉文史资料,1999(6):13-16.
[47]刘雄.关于福建省第三地委、专署班子确定的时间、地点问题[J].宁德师专学报,2011(4):39-40.
[48]黄品良.广西城市接管过程中的党组织建设[J].广西党史,2002(2):28-29.
[49]沈世豪.永恒的理想主义旗帜——纪念南下服务团入闽60周年[J].福建党史月刊,2009(15):16-19.
[50]何瑛,邓晓.重庆西南服务团移民及文化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1(4):44-50.
[51]余玮.激情燃烧的南下岁月——写在四野南下工作团建团60周年之际[J].红岩春秋,2009(5):12-21.
A Survey of Studies on Southward-cadre
LIU Li-zhen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Southward-cadre was a special group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onsolidation and building of new China.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obtained rich academic achievements, but many aspects about them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such as the scope of research, the verification about historical facts,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historical role of southward-cadr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outhward mobilization; southward-cadre; the spirit of southward mobilization
2014-12-26
闽南师范大学教改项目(JG201228)；闽南师范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1012-L21220)。
刘立振(1980- )，男，河南鹿邑人，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
K266.9
A
2095-7602(2015)05-005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