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江西干部的组建与新政权的接管
《党史文苑》杂志 2013年4期 作者：李德成 杨鹏燕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 330022）
一、干部南下方针政策的制定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1］P1451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冲破国民党的最后一道防线，以惊人的速度向南推进。然而，南方新解放区政局不稳、社会秩序混乱，需要大量的干部来稳定局势。
为了巩固新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中央早在1948年9月8日就专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重点分析全国战争的形势，明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在讨论关于夺取全国政权和接管城市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这次会议把干部南下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初步制定了干部南下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1］p1347。他强调：“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2］p426“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七十五人左右，五百个县，则需干部三万七千五百人左右。平均五个县设一地委，每一地委至少需干部六十人左右。五百个县有一百个地委，共需干部六千人左右。平均三十个县设一区党委，每一区党委，至少需干部八十人左右，五百个县有十七个区党委，共需干部一千三百六十人左右。五百个县左右的地区需成立四个中央局，每一中央局至少需干部三百人左右，共需干部一千二百人左右。此外还需准备七千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以上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五万三千人左右。”［2］p427此项决议基本上规定了所需要的南下干部的数量，从而拉开了干部南下的序幕。
二、南下江西干部的组建
江西是革命老根据地，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中央经过周密部署和多方考虑，决定派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陈正人回到老家江西，任命其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并且从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参与江西的接管。根据“九月会议”的指示，1949年3月，中央决定从东北的松江、吉林、合江、热辽、嫩江、辽宁、安东、龙江等 9省抽调6000余名干部，以省为单位组成干部大队随军南下接管江西与建设江西。［3］p3东北各省南下干部集中后，开始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学习，主要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一些文件以及党的方针、政策，从而增加了知识，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明确了全国时局以及南下干部的任务，增强了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南下干部还开办学习小组，学习讨论党的方针政策，整顿思想，提升了参加解放全国战斗的革命激情。“当时真是一个个跃跃欲试，精神抖擞，擦拳磨掌，恨不得马上奔赴前线，参加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解放区的战斗。 ”［4］p2
1949年5月，东北9省的干部陆续启程南下，至6月27日，东北各省南下江西的干部全部到齐。“从东北九省南下江西的干部共计6038名。其中老干部2124名，新干部3914名。在老干部中，省级43名、地级88名、县级610名、区级1220名，区级以下161名。”［5］东北9省的南下干部，陆续被分配到江西的各个地区、各个岗位工作，他们从此扎根江西，参与了江西省的接管和社会改造，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了一生。
华北局在完成中共中央关于抽调53000名干部的任务中，从华北抽调17000名组成南下干部队伍。“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石家庄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从晋冀鲁豫边区抽调一个区党委的干部架子，包括6个地委、30个县委、210 个区委，共 3362 人，随军南下。 ”［6］p2在 1949 年1月中旬到2月中旬，冀鲁豫边区各个地委、县委和区委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就南下干部进行了认真的筛选和讨论。2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区委决定从全区8个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3960名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此次抽调的这批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身体条件好，文化程度高，都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是一支坚强的钢铁队伍。按照上级指示，南下途中冀鲁豫南下支队奉命编入军队建制，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傅家选任司令员，徐运北任政治委员，万里任参谋长，申云浦任政治部主任，郭超任副主任，陆耀海任供给部长。［6］p53月31日，南下支队的干部、战士、勤杂人员等身着绿色的新军装，从菏泽晁八寨一带出发，徒步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中途经过山东省的曹县、河南省的商丘、江苏省的徐州、安徽省的蚌埠，一路长途跋涉、风雨兼程，于4月8日到达合肥。支队干部在驻合肥期间，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接见，明确南下支队的任务是：“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渡江，负责接管赣东北区，建立中共赣东北区委员会、赣东北行署、军区，隶属中共中央华东局。 ”［6］p7
第三部分南下干部来源于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南工团三分团原由四野48军整训4师刘兴隆师长奉命于1949年3月带领整训第4团、第5团一批师、团、营级干部来北平筹建。同年3月下旬，锦州冀察热辽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校长徐懋庸接东北局同四野的急电，令该校除少数同志留东北地区工作外，大部分同志开赴北平，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工作，并令其速到北平接受任务。4月初，徐懋庸带领先遣队30余人到北平，住进了东四十条一所大四合院，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当时总团已组成一、二、三分团，联大的同志，将组建第四分团。4月上旬，由于48军整训4师调来的干部，只够配备3个大队，总团决定三分团与四分团合并组建三分团，而撤销四分团的建制，由徐懋庸为首担任组建任务。”［7］p1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于1949年8月1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南下的征程。进入江西后，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派郝洁忱、赵士章专程到武汉迎接第三分团同志到江西工作。“被分配到江西工作的700多名同志，于9月28日傍晚，顺长江东下，次日上午到达九江，然后乘火车抵南昌，进驻洪都中学。”［7］p20这些干部除九江地区留下几十名外，到南昌后又先后分配到袁州、南昌、抚州、吉安、上饶、浮梁、宁都、赣州等地区和省直机关、省军区，从事科学技术、新闻、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工作。10月中旬，700多名同志的分配工作全部结束。
三、南下江西干部对江西政权的接管
解放之初，江西经济长期遭受战争的破坏，“造成经济破产、交通阻隔、市场萧条、工厂大部停工，社会秩序混乱，浙赣与南浔两路完全不通，桥被破坏者达25℅，路线被阻断者达95℅，车辆被撤走者达95℅，被破坏的输汽船就有三十九艘，公路和航务的器材，几乎全被破坏或带走”［8］p37面对解放前江西破败的景象，南下干部进城后的第一项工作是，由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分别发出接管命令和布告，宣布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6月6日，在省会南昌市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为着保护南昌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明，确保革命秩序，恢复与发展生产，决定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3］p27-28。江西军事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省广大人民与全体南下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江西全省快速恢复交通、复工复业、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经济秩序、收容和遣散乞丐游民以及开展救济失业工人等工作并且取得很大成绩。
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不法分子利用银洋抬高物价，囤积居奇，导致通货膨胀，“在江西各主要城市连续出现3次涨价风波，江西几个主要城市的米、纱、布、盐等产品价格飞涨”［9］p104。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稳定物价，恢复生产，保障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军管会要求全省人民禁止使用银元、铜币，开始使用人民币，并发布布告：“为广大人民利益计、为本市市场繁荣计，对于银洋、铜元与蒋伪发行之一切，一律禁止行使。一切金、银、铜元以及银币，均不得计价流通、私相买卖，只许人民保存，愿出售者可到人民银行兑换，兑价由银行确定。本会令出法随，如有违反，严惩不贷。”［10］p510该布告得到全省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家积极使用人民币从事生产交换。南下干部始终坚持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原则，有计划地接收官僚资本的工矿、码头等企业和银行、商店、仓库等，并将他们收归国有，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江西由于长期受战争侵扰，社会上流落大量的乞丐、游民、娼妓。南下干部接管城市后，开始着手安置乞丐游民。南昌市成立各种慈善救济团体，“对于所收容的老弱残民与乞丐，除每人每日发给大米一市斤至一市斤半救济粮以维其生活外，并调查其中有家者，经说服教育，发给路费，遣其回家生产；无家可归者，仍留在救济机关予以救济，其中有劳动力者则帮助其就业或组织其生产自救，无劳动力者则组织参加轻便生产，使他们能达到部分自救，反对采取单纯救济观点的办法”［11］p68。通过教育，他们明白要通过诚实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一代公民。南下干部根据不同情况，“分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边接边管’‘先管后接’‘先接后管’等方式，细密地、有步骤地进行接管”［3］p165。 南下干部的接管工作，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机构，开创了一个历史新局面。这些伟大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源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江西省委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政策；另一方面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特别是众多南下干部的努力工作，为江西新政权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南下干部进入江西后，成为江西新政权建设的骨干和主力军。他们为了尽快打开工作新局面，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进行宣传，领导人民进行土改、支前和反霸斗争。当时，各个地方隐藏着许多残匪，特务、土匪、恶霸等反动势力随时等待时机准备破坏革命，南下干部的生命安全严重遭到威胁。 “晚上大家没有睡上一个安安稳稳的觉，每个人都准备了三四支手枪、长枪和轻机关枪，床底下放机关枪，床上靠近两手的被子下边放短枪。随时防备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的突然袭击。”［4］p26但是，为了尽快完成工作任务，南下干部们顾不得生命安全，白天与老表们一同下田劳动，发动群众，晚上访问群众，培养骨干，并根据匪特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他们克服了南方潮热的天气和语言差异等困难，深入到群众中去，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他们与江西老表的这种情谊，成为他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武器。
南下江西干部扎根江西，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们年复一年的努力工作，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们承担起了巩固新政权、建设新江西的光荣任务，为江西这片红土地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将自己的青春与满腔热情都献给了江西，为江西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参与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3］江西党史资料（3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4］政协黑龙江勃利县文史委编.勃利南下江西干部回忆录专辑［G］.1992.
［5］江西省档案馆［B］.1949 年，卷号 35.
［6］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G］.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1991.
［7］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三分团团史［G］.江西省四野南下工作团团史研究会编，1955.
［8］范式人.一年来的财政经济工作简要报告（1950）［R］.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9］南昌文史资料（7）［M］.南昌市政协文史委编，1990.
［10］南昌解放（下）［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11］江西省档案馆藏［B］.001—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