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南下精神瑰宝|不该忘却的“南下精神”:忆建国初北方干部随军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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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忘却的“南下精神”:忆建国初北方干部随军南下
 

kfqwgz 2021-12-25   |  1559阅读  |  7转藏
 
 
【内容提要】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迎接全中国的解放,巩固南方新解放地区的人民政权,党中央决策从解放军和东北等老解放区选调一批干部,亦吸收知识分子,组成南下工作团和南下干部大队,随军南下,到南方和大西南各地开辟工作。一路上,南下干部大军艰苦行进。到达目的地后,积极开展了建立新政权、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积极支前、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工作,为革命再作贡献。他们努力学习,团结互助,大力培养本地干部,一生为南方人民服务,体现了大忠大爱大孝大义。“南下精神”不该忘却,“南下精神”永放光芒。
 
 
形势的发展急需大量干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强烈呼声,执意反共,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顺从民意,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和反击。不到3年,敌我力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老解放区人民大力无私的支援下,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
 
此刻,党中央和毛泽东意识到随着战场上的胜利,新的人民政权不断建立,需要大批干部去做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现在就需要重视这个问题。因此,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前夕,在9月8-13日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9月会议”)上研究了这个问题。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将讨论的意见整理成文件。他说,“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一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党中央关于组织干部南下工作最早的文件和论述。
 
10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明确提出了组织南下干部工作团的要求。决议提出:估计在今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将会在相当于现在区域和人口一倍的新区建立新政权。根据经验,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75人左右,500个县则需要干部3.75万人左右。平均5个县设一个地委,每个地委至少需要干部60人左右,500个县有100个地委,共需干部6000人左右。平均30个县设一个区党委,每个区党委至少需要干部80人左右,500个县有17个区党委,共需干部至少1360人左右。500个县左右的地区需成立4个中央局,每一中央局至少需干部300人左右,共需干部1200人左右。此外还需准备7000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故要求各中央局据此配备干部5.3万人左右。为此,决议决定由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立即因地制宜地开办党校和军政学校,抽调各种骨干人员进行学习;所有重要工作岗位,马上增设副职,熟悉训练新干部;创办中等学校,培养大批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才,以补充干部队伍;大量吸收大城市中的工人及知识分子去根据地,经过训练后,再派回原来的各种工作岗位担任干部。到1949年3月,已知各中央局总共送出随军南下干部62859名。
 
 
两支干部队伍汇成南下大军
 
最初,党中央和各大区是从人民解放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并从已解放的城市机关学校中选招大批文化青年组成南下工作团,去新解放地区工作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落实党中央指示,平津战役刚结束,1949年2月,即在北平市(即今北京市)东四条华文学校挂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牌子,任命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任总团长,陶铸、邵式平为副总团长,林一山、张平凯为正副秘书长。总团下设3个分团,每个分团下设5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4、5个分队和10几个小队。南下工作团主要是平津各大学学生和部分高中学生及社会知识青年,人数最多时达到1.3万人。中队以上干部由选调来的连营团师级以上军队干部担任。如我党创办的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县第一部第19-30班1400余名毕业学员,1949年2月即按党中央指示,大部分分配随军南下或到各解放区做教育工作,7月31日,该校第一部(校部此时已迁入北京市区)第五至第九区7队5000余毕业生大部南下,一部分去了第一野战军解放的大西北新解放地区。校区贴出的标语:“南方的炎热征服不了我们革命的决心”、“西北的风沙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多么豪迈,那就是时代的强音!。“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征集的团员都集中培训,先后至7月,随四野南下,分配在野战军各军兵种和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参加当地军管和政权建设工作。
 
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亦做了相应的工作,都发现干部不足的问题。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2月4,二野、三野日即电告中央反映此问题。毛泽东2月8日为中央军委复电二野、三野并转其他野战军和中央局,要求各军高度认识这个问题,迅速加强学习,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我们现在正在准备5.3万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
 
后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讨论了“干部南下”问题。根据南方新解放区面临大量复杂而艰巨的清匪反霸、巩固新生政权、尤其是土地改革等工作任务,而军队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又缺乏地方从事这些工作的经验,党中央和各中央局决定尽快在东北等已搞完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选调觉悟高、党性强、富有一定的工作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基层干部(主要在县区基层选),经过集中培训,组成南下干部大队,与南下工作团一道,跟随南下作战部队,到新解放地区开展工作,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夺取全国胜利再作贡献。所以说,南下干部大军,实际是由南下工作团和南下干部大队两部分合一组成的。由于两支南下大军都是大队-中队-小队建置,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到目的地去时都叫做南下xx省工作团,所以许多人多年后搞不清自己当初究竟是南下工作团的还是南下干部大队的,这可从他们众多回忆录用词中得到证明。
 
到达新解放地区的南下干部大军,都是南下工作团和南下干部大队混合编队,按各人的素质、能力、原职级别,分派新的工作。如江西省,1949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任命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和中央局任命的各地区领导和一些部门、基层领导干部,多是南下工作团的同志,他们中有不少是中央或各中央局、野战军着意挑选的新解放地区本地革命老同志,如省委书记陈正人,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等都是长征到北方又去东北的江西籍老红军。井冈山老红军李立1949年初本已被任命为河南南阳地委书记,邵式平率70人组成的南下江西工作团从北平沿津浦线南下到达郑州时,知道了李立的情况,立即去向中原局请求,将李立调往南下江西工作团。李立后被任命为吉安地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到达江西任地区以下、尤其县区乡镇领导干部的,多是南下干部大队的同志,这些同志是从东北地区选调的,有6000余人。当然,这其中也有交叉安排的,南下工作团也有在基层工作的,南下干部大队的也有在上层机关任职的。
南下历程——以松江大队为例
 
解放战争后期,东北老解放区早已搞完土地改革,正在大力支前和发展生产。东北局从东北9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东北设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老解放区选调了一批基层干部计6038人,组成松江、合江、嫩江、热辽、辽宁、辽北、吉林、安东、龙江等9个干部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各队人数不等。
 
据松江大队南下干部耿芝茂回忆,南下干部要求出身好,参加革命和已入党一段时期,有基层工作经验,在土地改革等工作中表现较好,有一定文化,在区级以上机构工作的脱产干部,家属能理解支持,还要自愿报名。耿芝茂老家在山东寿光县侯镇,家庭贫苦,本人当过长工、搬运工,讨过饭,无奈才带着老婆孩子闯关东。在松江省阿城县做苦工,受尽压迫剥削。抗日战争后参加革命,成为土改反霸积极分子,入了党,从村农会主席当到区委宣传委员。许多南下干部大致都是类似经历。1949年2月,在党组织动员时耿芝茂报了名,经批准参加南下干部大队的。同耿芝茂那批各县抽调的干部陆续到达哈尔滨,在省委党校集中,按军事建制编队,虽然不是野战人员,但也都穿着军装。耿芝茂担任了分队长和党小组长,肩上压着新担子。在党校除听省委领导报告并讨论外,重点学习的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决议等文件,党的城市政策、工商政策、农村土地改革政策,以及到达新解放地区的各项纪律、政策、注意事项等等。多次的学习,反复的讨论,使这些文化不高的基层干部磨砺了思想,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政策水平,增强了到新区做好工作的信心。也有的南下干部回忆是在瓦房店、阿城、呼兰县等地集中学习的。这都有可能,他们虽然都是松江省的,但据他们回忆,是从2、3、4月陆续抽调的,那么集中学习的班次、地点可能就不同,但学习时间均至少两个月,学习内容、要求相同。松江大队又称南下工作队第一大队,队员来自呼兰、巴彦、林海、虎林、尚志、宁安、东宁、五常、宾县、阿城、延寿、方正、海城等县和牡丹江市。
 
1949年5月下旬,松江大队在哈尔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24日,列车到达沈阳,又一批南下干部上了车,东北局的負责同志前来为南下的干部送行。25日,南下的列车经过锦州,出了山海关。耿芝茂他们向东北挥手告別,入关踏上了新的征程。
 
由于长江以北战事早已结束,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解放大军迅猛向南推进,为干部南下创造了较好条件,但由于战争的破坏,敌机不时的轰炸,铁路多处路桥被毁,从东北南下的列车一路行行停停,6月1日子夜到达安徽省的蚌埠车站。淮河大桥受损严重,正在抢修中,从东北开来的机车到此也完成了送行任务,掉头返回东北。此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于5月22日攻占江西南昌,第四野战军也进入江西作战。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高,又有地下党和革命武装坚持斗争,现在迎来了老红军的新生力量解放军,因此从北往南、两支野战军横扫江西,守敌只有望风而逃的份。也就在此时,松江大队的南下干部们最终确定了目的地——到江西去工作。这时,解放军二野第五兵团南下干部支队在安徽合肥组建了中共赣东北区委员会,隶属中共中央华东局,亦准备进入江西。
 
6月4日,松江大队到达南京,各支队再次组织了学习,也参观了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南京城,实际是领受入城教育。13日,松江大队等南下干部700多人乘坐江汉号轮船,顺长江驶往江西的门户——九江市。次日抵达。17日,冒着敌机的多次轰炸,载着部分南下干部的旧火车驶进了距南昌市还有很长路程的沙河站。前面的铁路桥被敌人炸毁了,大家只好下车分散隐蔽,以支队、分队再次组织学习。耿芝茂所在的南下支队奉命步行向南昌前进。他们背着行李,带上宣传品,急行军前进,虽然很辛苦,还要躲开乱扔炸彈的敌机,但大家精神旺盛,因为从东北哈尔滨出发,转战千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可以开展工作了。队伍行军宿营中,他们也坚持学习文件,找当地干部群众了解江西历史和风土人情,学习江西老革命和人民志士的革命精神,为进入工作,接管政权作准备。6月19日,他们到达了江西省会南昌。各路南下大军在江西均称为南下工作团。
 
以后的一个星期,中共江西省委、省军管会、省军区领导接见了东北南下工作团全体700多人,并正式宣布了各个南下干部的最终去向,其中松江大队的刘彦、耿芝茂等50多名同志被安排去吉安地区万安县工作,他们之中不少人就是来自松江省各县市的基层干部,并且不少人还是闯关东的山东人。
 
8月9日,我军正式接管万安后,南下干部们即兵分两路,一路赶赴各乡镇去清理旧的残留,建立区、乡人民政权;一路在县城,分成几个工作组,按照确定的职务,对应接收。
 
为了保卫新生人民政权,消灭敌特残余力量,8月10日,南下野战军一部留守万安,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安县人民武装大队,百多号精兵強将,令敌匪生畏。站稳脚跟后,南下干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了清查敌特、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支前援战、恢复和发展生产,救助贫困、解决民生,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工作。这其间工作十分艰苦,许多人水土不服生病多,还有的干部甚至被敌人暗杀,但他们毫不动摇,仍坚守岗位,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勇于奋斗。这期间,他们可贵的基层工作尤其划分阶级、土地改革等经验帮了大忙,使工作少走了弯路。同时他们还很重视发现、培养、支持本地干部,他们自己也在实际工作中受到革命老区的教育。南下干部铁了心:“就在江西扎根,为老革命根据地人民服务终生!”。
南下精神长存
 
北方大批干部南下,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东北、华北、山东等老解放区人民的无私支持,为全中国的解放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孕育了闪着光辉的南下精神,它表现为:
 
五湖四海,听党指挥。南下干部中有从南方长征至陝北,后转战华北、山东、东北的老红军;有全国各地抗战中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后又部分再赴东北的热血青年;有在抗战后从山东等解放区挺进东北的子弟兵;有东北本土和当年闯关东、参加革命的各级干部;有城市知识分子和刚毕业的大中学生……,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从东北、华北、山东等地征集,结队奔向南方和大西南。他们在原地有温暖的家庭,有刚分得的土地,有新的工作,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有美好的前途,但一旦革命需要,党有召令,他们立即放下了这一切,听党指挥,服从调遣,奔向南方,去迎接重新开始的新的战斗。
 
坚定忠诚,不怕艰苦。南下一路上困难很多,但他们冒着敌机轰炸、敌军和土匪的袭击,常常吃不上饭,仍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奔向南方,坚守新的工作岗位,流汗也流血,为新解放地区稳政权,为他乡人民谋幸福,而不顾家庭和个人得失,体现了他们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善于学习,团结互助。南下干部许多人文化不高,即使文化人也有许多不熟悉的新环境、新事物,因此他们特别勤奋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很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还积极、热心地培养本地干部,帮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爱乡深情,尽献他乡。南下干部对家乡都有深厚的感情,那里有生他养他的黑土地,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尤其闯关东、转战去东北等地又南下的山东人,久受齐鲁文明的薰陶,更讲仁义忠孝。但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巩固新解放地区的人民政权,为了更广大地区的人民利益,他们舍小家,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新区,一切从新开始,把新区当成故乡,把那里的人民当作亲人,把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爱与情,无私地献给了新区和那里的人民。他们顾不了故乡,没法给双亲尽孝,他们热爱故土的一切,但最终多数人难以回去。他们献了青春献壮年,献了自己献子孙。他们的大忠大爱大孝大义永传人间。
(作者系当年南下干部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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