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三牛强国|我国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历史社会学视角的案例考察(作者:刘 慧,匡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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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历史社会学视角的案例考察

 
职教通讯》杂志 2017年19期 

 

作者:刘 慧,匡 瑛
 

 

劳动模范职业精神的形成受多方面影响。运用叙事方式,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16位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探讨他们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试图揭示职业精神形成的不同类型。研究发现,劳动模范因为出生和成长在不同的年代,而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该结论是劳动模范与自身所处的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囊括了社会变革、经济转型等外部因素,也有劳动模范本身的内部因素等。

职业精神;劳动模范;类型特征;社会变革;经济转型;历史社会学

专题探讨·职业精神培育研究

本期学术主持人:匡瑛

主持人按语:2017年1月10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发[2017]4号)明确指出:“要着力提升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加强职业精神培育,……着力培养崇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可见,促使职校生职业精神的养成,不仅是缘于现实层面职业精神缺失的忧思,也是回应政策层面的呼应,应当深深扎根于职业教育实践之中。那么,究竟如何寻求培养职校生职业精神的有效途径?如何评估学生的职业精神?围绕这些问题,特组织本专题进行探讨。首先,借鉴国外优秀培育经验。以德国建筑行业为例,剖析德国职业伦理三大特点,分析国家、行业协会、学校和从业者的职业兴趣对职业伦理形成发展的影响,从中得到启示。其次,发挥榜样力量。探讨我国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为培养学生职业精神提供有力“抓手”。再者,发挥工作场所学习的培育价值。分析工作场所学习的特征和价值,为职校生职业精神的培育融入工作场所学习过程中提供了路径分析的基础。最后,要做好学生职业精神评估工作。借鉴美国医学生职业精神评估内容、评估主体及评估方法,从而为我国职业精神评估工作的改善提供有益启示。基于此,探讨职业精神的养成策略及其有效评估,以此抛砖引玉。

一、引言

劳动模范是指“人民授予生产建设中先进人物的一种崇高称号,以表彰劳动中有显著成绩或重大奉献可以作为榜样的人。”除此之外,“劳动模范还是一种导向,是一种品牌,某种文化意义的符号;是一面旗帜,引导全社会的劳动者热爱劳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1]但与劳动模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社会上有许多职业人对待工作得过且过,以一种“混日子”的状态来面对工作,这些职业人面对工作应付了事、不求上进。劳动模范身上具备的职业精神,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涵盖了他们整个成长经历。本文拟以“职业精神”为核心概念,对“劳动模范的职业精神从哪里来?”“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等问题进行阐释。

职业精神是职业人对待工作整体风貌的集中反映,表现为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工作的追求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徒身上的自律、勤俭、努力等品质,证明了“我是上帝的选民”,这些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而品质归根到底是一种伦理和道德。黑格尔认为:“伦理的善不是抽象的,而是强烈的现实的,是精神的体现。”[2]即伦理和道德是精神的具体展现。劳动模范身上便鲜明地体现出了一种职业精神。大多数人的工作状态是“混饭吃”,但劳动模范却不一样,他们有着更崇高的追求。中国古代倡导一种“志业精神”,“志业”是一种更高的追求,本质上衡量个人是否具备职业精神,而在劳动模范身上恰恰具备这一精神。

本文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讨论,背景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年—1956年)、在曲折中发展的十年(1957年—1966年)、“文革”时期(1966年—1976年)以及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等四个历史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国家宏观战略任务和政策是不同的,而战略任务和政策,势必影响劳动模范职业精神的形成,此外,劳动模范职业精神的形成还会受到其他外部因素影响,以及劳动模范自身因素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过程

作为一篇质性研究论文,本文以被访人的个人生活史作为访谈的切入点。“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必须以他们用来解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3]本文运用叙述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分别从生活叙述和叙述分析两部分进行。

1.搜集劳动模范的生活叙事。在对劳动模范进行访谈的时候,笔者以“在您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人或事,塑造了今天的您?”为题,以生活历史法为开端,让劳模们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同时,搜集一些关于劳模们的相关报道、他们的发言稿和工作笔记等,用来辅助对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理解。

2.对访谈资料进行叙述分析。首先,将访谈资料转录为文本,进行反复阅读,熟知每位劳模的生活故事。这些生活故事与劳动模范职业精神的形成密切相关,通过一个个生活故事,笔者仿佛跟随着他们,经历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形象也逐渐变得鲜活起来,不仅仅是与笔者交谈时候的容貌。同时,笔者会着重看关键性的事件和重要的人物,以及这些事件和人物是如何作用在劳模身上,进而对他们日后的工作施加影响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或“在我刚踏入工作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等都是非常关键的语句。在劳模们叙述的故事中,不仅包含着故事,而且,也涵盖了他们的选择和决定等,综合可考量的访谈信息之后,笔者能深刻的感受到他们职业精神形成的原因。

另外,劳动模范的出生时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经历过哪些历史事件。若在同一历史阶段内,不同的劳模得出了相似的故事主线,再将故事主线放在宏观脉络中进行理解,便可以得出该时期的一种主流取向,或者说劳动模范在工作中的表现吻合了国家的政策需要。此外,在案例中,还有师傅和徒弟都是劳模的情况,所以,从师徒两代人的关系中,勾勒出职业精神的传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样本选取

本研究遵循目的性和可行性的原则,以上海市16位劳动模范为调研对象,从16位劳模身上得出与研究相关的若干结论。16位劳动模范以改革开放之前出生的居多,所以,他们共同经历了“文革”“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在1980年之后出生的劳动模范,并没有经历这些历史事件,所以,他们所讲述的关键性事件和重要的人物不一样,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时代特征也不一样。劳模们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都会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而要考证这些事件是如何在劳模身上起作用的,则要通过对历史背景的回顾,以及对叙事材料的分析才可以得出结论。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在劳模们工作的时段内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与他们职业精神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下文所要重点阐述的内容。表1列出了16位劳动模范的工作时段分布情况。

(三)研究效度

无论采用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效度问题都同等重要。在对研究对象采访进程中,笔者时刻在考虑“此研究结果是否真实?如何知道它们是否真实?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哪些方面不真实的信息?如何对待这些信息?”此外,“效度威胁”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那些使我们有可能在效度方面犯错误的因素。”[4]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笔者回溯到访谈资料之中,以形成一份审计记录,完整地记录下笔者在访谈中的真实感受、直觉和推理。

三、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劳动模范的时代特征及其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

将影响劳动模范的职业精神的形成因素,放在宏观历史背景之下进行阐述和理解,通过访谈资料中的有效信息,可以得知,劳动模范职业精神会受到时代背景、社会转型及领袖人物等诸多历史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职业精神的形成。此外,劳动模范职业精神还受诸如重要他人、道德榜样、公司和组织支持等因素影响。以上所列举的是影响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接下来,本文将选取最具特征性的劳动模范作为呈现对象,来展示不同时期的历史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

表1 劳动模范工作时段分布情况

(一)“改革开放”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的劳动模范:崇拜、尊敬领袖人物与光荣的使命感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曲折之中渡过了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明确今后的工作重心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八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5]我们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对毛主席的尊敬,化为了实际行动。那股举国上下朝气蓬勃建设社会主义的劲头儿,在余华的作品《活着》中有充分的展现。本研究中的汤泗泾也是从这一历史阶段走出来的劳动模范,他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在他的叙述中,可以充分体会到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对领袖人物的崇拜与尊敬,以及强烈的使命感,这些驱使着他在工作中埋头苦干、不断进步,并逐渐形成了一种职业精神。同时,在汤泗泾身上还体现出“奋力开拓、争创一流、建功立业、改革创新、创造价值、与时俱进”的劳模精神,也正因为此,他成为了一名劳动模范。

改革开放初期,汤泗泾连续两届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而在该时期被评选出的劳动模范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1977年—1978年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都是五六十年代就已崭露头角的老劳模,他们一直不计名利、埋头苦干,先进事迹极其丰富、突出,却长期未予褒奖,对他们的表彰带有明显的拨乱反正性质。”[6]不难看出,这是国家“拨乱反正”任务中的一部分。在谈到做革新工作的时候,汤泗泾说道,“搞(革新)这个工作是1956年,经过很多次实验,那时候……国民党也搞过,但是没有搞好。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共产党说一定要把这个劳动强度拿下来,有了这个想法……我们很多厂都在搞,(但最后)只有我们厂仍在搞,所以,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个事情。”①能够看出,他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共产党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当国家主人了,为了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这个就是工作的动力。我现在当国家主人了,感谢党对我的培养,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攻克难关。因为我有这个动力之后,我就把它完成了。之前是农民,但是,现在国家拿我们当宝贝,所以,我一定要学好技术,来报答国家对我的培养。”①从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他已经把对共产党的热爱、对领袖毛主席的崇拜融入到工作之中,并转变成为一种克服工作困难的动力。这份执着的信念贯穿于他工作始终,甚至在“文革”期间,他也没有改变,依然坚持革新工作。在谈及“文革”的时候,他说道:“我那时候(指‘文革’)在厂里就搞革新有名气了,他们想让我出头露面(搞运动),但是,我一直搞革新工作,并没有卷入政治斗争中。”①在汤泗泾看来,做好自己的工作,便是报效祖国最好的方式,其光荣使命是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信仰一直贯穿于汤泗泾的工作始终,这也是他身上最独特的时代符号,在该时期之后的劳模身上则鲜有体现。不仅如此,“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等事件的发生,也不断地磨练了汤泗泾,让他具备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品质,帮助他战胜了工作中的许多困难。

(二)改革开放第二阶段(1992年--2001年)的劳动模范:创新、奉献、榜样的力量

十年“文革”让中国错过了经济发展的机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预示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革,中国人的观念逐渐向现代化过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从19世纪末就出现了工业文明,但真正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并且,开始进入后工业文明,还是通过这一次改革开放实现的。”[7]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人才,“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的根本观点出发,确认了人的创造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的一种生存形态,是人的本性的延伸。”[8]包起帆、李鹃伟、张翼飞和徐小平等劳动模范便是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创新型人才的杰出代表。

包起帆五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十次当选上海市劳动模范,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60位人物之一。他工作成长的轨迹与改革开放整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相吻合,“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是对包起帆的真实写照,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劳动模范的职业精神。“发展无终点,创新无止境,劳动模范只有继续努力,不断创新,才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新的贡献。劳模一定要与时俱进。你的工作岗位会有变化,但进取的精神、创新的热情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做得比别人好一点。”②包起帆在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绩,得益于改革开放整个时代背景。从他发明“抓斗”,到创新公司管理体制,再到做物流,处处体现出创新与进取的精神。正是他所具有的创新精神,让他取得了傲人成绩。此外,包起帆还强调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我们的年代,像孟泰、王进喜、雷锋等英雄人物,都是非常辉煌的人物,我非常崇拜他们,他们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等品质,感染着我们这一代。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下王进喜,如果是他的话,他会怎么做,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动力。”②从包起帆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道德榜样对于他职业精神的形成,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源自榜样的情感力。“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以自身的道德需要及对榜样形象和精神崇高性的审美情感体验为基础,形成的对道德需要的满足渴望与对榜样道德形象的情感共鸣,以及对榜样自身道德行为所产生的情感推动和强化作用。”[9]诚如包起帆所言,英模人物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品质早已深深影响了包起帆,引发了他的情感共鸣,进而产生了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最终,形成了一种道德自省力,不断督促着自己在工作之中有更好的表现与投入,对其职业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第三阶段(2001年——2008年)的劳动模范:角色与自豪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到了全球一体化之中。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世界的经济、文化影响着中国,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每年保持着稳定增长,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而中国经济却为世界经济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此外,对外贸易、城市化进展及奥运会的举办都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威望和地位。该时期劳动模范职业精神的形成,更多地是与展示国家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严惠琴便是这个阶段涌现出来的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她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严惠琴是上海新锦江大酒店的行政总厨,该酒店是各种国宴招待的指定酒店。众所周知,国宴是最高规格的宴会,对菜式安排摆放、灯光设计等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对此,厨师们都深有感慨:“她(严惠琴)会非常讲究,每一道菜的设计,包括装盆,她都会一次次地反复强调我们试,她会改个几十次,她会用几种原料,不停地反反复复,装盆啊、改啊……”如在准备以色列总统的菜单时,严惠琴就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既要符合以色列总统的饮食习惯,而且,还要体现中国菜的刀功,体现中国菜的原料,体现中国菜的技能,体现中国菜的口味。在她所做的菜式中,体现的是中国餐饮文化和中国形象,她的工作中隐含着国家,这是她特殊的工作性质所赋予给她的职责,对此,她说:“我觉得我还蛮荣幸的。”同时,这份工作也为她带来了自豪感。

(四)“改革开放”第四阶段(2008年--)的劳动模范:热爱与责任

徐佳杰是16位劳动模范中最为年轻的一个。虽然才三十出头,但是,如今的他已小有名气。徐佳杰是一位“80后”,并没有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可以说,他的成长环境要优于前三个阶段的劳动模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快速的发展你可以找种种的原因,但是和之前的三十年比,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最能干的人有了机会,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过去这三十年的发展是跟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10]“改革开放”为80后、90后及00后都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的社会环境,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平台,徐佳杰便是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一位年轻劳动模范。

谈及其职业精神是如何形成时,徐佳杰总结为家庭教育、在校时期专业老师、工作时候的师傅的影响,以及他本人对餐饮的热爱。“我从小就比较爱吃,所以,我喜欢餐饮……我妈妈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基本的礼貌、待人接物,从小就严格要求我,这让我在读书和上班期间非常受用……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育,让我受益良多。”“我觉得在校期间的学习,就是一个基础性作用。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我的专业老师都是行业里非常出名的人物,上海有名的厨师……学校给我的这部分教育,也让我非常受用。”“我的师傅严惠琴,她对待工作任劳任怨和精益求精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学习……她每天都7点准时上班,晚上八点半才走,一般的员工五点基本就下班了。我在停车场看到师傅时,她的样子其实已经非常累了,和我说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的样子,但是,她依然这样工作,这给我很大的触动。所以,看到师傅这样子,我就更加要以她为榜样而做好工作。”③徐佳杰热爱自己的工作,在他负责的国宴工作中,无论是对食物的雕刻,还是对菜式整体风格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高度的责任感。因为是在更高的平台上,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

要说出生在旧社会,成长于新社会的汤泗泾,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磨练了他吃苦耐劳的品质;改革开放,给予了包起帆发明革新的创新环境,也为严惠琴这样的独立女性提供了发展平台;那么,新的时代环境,赋予了徐佳杰追求梦想的权利,而出生在1980年前的劳动模范是不易拥有这份权利的,这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另外,徐佳杰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融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之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餐饮可以做出深度和高度”。英国文学家毛姆曾经说过:“要使一个人显示他的本质,叫他承担一种责任是最有效的办法。”年轻的徐佳杰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印证了这一说法。

(五)影响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内外部主要因素

以上分别呈现了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四位劳动模范的工作轨迹,他们的命运与时代背景交相辉映。在每个历史时期中,他们都是自己行业中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榜样。考虑到文章篇幅,不再一一展现每一位劳动模范的访谈资料,而是直接展示其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通过整理和分析劳动模范的访谈资料,把这些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采用扎根理论编码方式,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归纳出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核心概念(见表2)。

由表2可以得知每一位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内部原因主要有人格特质(A1)、个性倾向性(A2)及个性心理特征(A3),而外部原因则包括有重要他人(B1)、外部支持(B2)、道德榜样(B3)、教育(B4)、奖励(B5)及其他(B6)等诸多因素。以上所提及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是导致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根本原因。为了进一步探究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将影响因素的频次列于表3。由表3可以发现,劳动模范自身所具备的特质,是影响其职业精神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当然,亦不能忽视在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和道德榜样等等的因素。

表2 16位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

续表

表3 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频次统计

四、研究结论

从上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劳动模范职业精神的形成,在内部原因方面表现趋同。但是,在外部原因方面却有较大不同,主要是受到历史时期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中,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及“文革”等历史性事件相继发生。在百废待兴、人口骤减的艰苦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人民翻身做主人,对于领袖的崇拜之情达到了顶峰。这在汤泗泾的叙述中也得到了印证,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称赞和褒奖成为了他工作中的精神动力,他反复提到,要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要报答国家对他的栽培,在他职业精神形成的话语之中更加强调国家和共产党。

1977年,“高考”恢复。这一方面,说明国家终于回到了培养人才的轨道上,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得到正确的树立,知识和人才变得越来越重要。仅仅这两点,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高考让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来说,有了选择,而包括包起帆在内的数位劳动模范也都是通过“高考”,选择了喜欢的专业,找到了自己的工作。“这个闸门关了11年,所有人集中在这个口。全国第一批进闸的人,1 056万人应考,身强力壮跑进去的4%,那是第一批自己去选择命运的那代人。”[11]

1988年,国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搞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等,包起帆、李鹃伟和张翼飞等人均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劳动模范。而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徐佳杰没有经历上述一系列历史性事件。他成长在一个社会安定、物质经济高速发展、多元社会价值观盛行的时代,除得益于家庭教育、师傅教导等因素外,他自身谨慎、自律的品质对其职业精神形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果说,时代印记在之前的劳动模范身上发挥的作用较为显著的话,那么,在徐佳杰身上,内部原因或许比外部原因更加重要。限于篇幅,对其他劳动模范不再一一赘述。

在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每一代的劳动模范所经历的历史性事件是不同的(见表4)。需要说明的是,表格,的划分以历史社会事件为依据,将劳动模范放置在不同的阶段之中,而绝非选上劳模的时间。

表4 劳动模范们经历的历史社会事件一览

五、讨论

通过对16位劳动模范叙事资料的分析,以及对历史社会的梳理,能够发现,在每代劳动模范身上都有自己的时代符号,其劳模精神包含着职业精神,同时,还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劳模精神中所强调的“改革创新”“爱岗敬业”正是职业精神的具体内涵。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说:“确认互助双方之间的团结感,确认精神和道德之间的同质性,这正是职业相同的人们最容易做到的。”[12]劳动模范诞生于各行各业,与同行职业人之间具备有同质性,所以,不同职业的职业人在本行业、在自己身边都可以找到可学习的榜样。

劳动模范的职业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类型,从最初的光荣与使命逐渐演变为创新与奉献、角色与自豪及热爱与责任。这是由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任务及劳模自身的素养三者相互互动和影响的结果。劳动模范的职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集体理想的基本特征。

暂且不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劳动模范之所以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还在于他们具有追求卓越、独立、上进与渴望奉献的人格特质,谨慎和自律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如何控制自己、如何自律,倾向于表现出组织能力高,做事严谨,有条理、有计划,并能持之以恒,自我把握力强,准时守信,有道德原则。”[13]韦伯认为,清教徒的职责观念,是社会伦理中的典型特质,在一定意义上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所在,“这种职责观念是一种义务,即个人应当摸索研究自己的职业活动内容并且确实在摸索着,不管他的职业内容是什么,尤其不管他表面上是利用了个人的能力,还是仅仅利用了(作为资本的)物质财产,这些都不要紧。”[14]劳动模范对待工作的态度,在本质上便是这种义务的职责观念,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道德伦理准则,在成为劳动模范之前,已经具备了职业精神,“劳动模范”是一个身份的象征,这样的全新身份会赋予劳动模范更多的角色和义务,促使他们在工作中有更好的表现。资本主义精神源于宗教的伦理,而我国的职业精神更多涵盖了国家和社会的概念,虽然来源不同,但二者最终目的都让个人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历史社会因素,作为影响劳动模范职业精神形成的外界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艰苦的环境磨练了一批又一批劳动模范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品质。新时期的环境,为劳动模范提供了创造更多社会价值和贡献于社会的机遇。当代的年轻劳动模范不可能经历之前劳动模范所经历的历史社会事件,少有艰苦环境的磨难,于是,其内在的人格特质将更被看重,要经受更多的考验。劳动模范的人格特质驱使他们在工作中有所表现,最终形成优于其他职业人的职业精神。

注释:

①出自2016年6月6日对汤泗泾的个人访谈记录。

②出自2016年6月13日对包起帆的个人访谈记录。

③出自2016年6月21日对徐佳杰的个人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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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金莲顺]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职校生职业精神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项目编号:BJA140062)

刘慧,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院校德育;匡瑛,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院校德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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