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7月17日，聂耳的父亲病故，家庭经济立即陷入困境。后依靠他母亲的努力，通过了医生鉴定的考试，获得正式挂牌给人治病的资格，同时仍兼成春堂制药、卖药的经营，勉强负起全家的经济重担。

1919年，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初小结业后，因生活艰难，无法按学校的规定缴纳童子军服装费，被迫转学。[1]

1922年春，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学习，由于他的成绩优秀，得到减免学杂费的待历史照片遇。他从小就明显表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族乐器（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的吹奏并对当地民间音乐（如滇戏、花灯、洞经调等）开始接触。热情投入求实小学的课余音乐活动，曾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的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

1925年，小学毕业，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学习期间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如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等），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等。在其作文课业中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及鲜明的同情劳动人民的观点。同时，每天晚上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所开办的英语学会，进行英语的补习，并向柏氏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积极热情参与校内外的业余音乐活动。

1927年，夏初中毕业。

1927年秋—1928年冬历经三榜考试，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结识后来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候，开始随张学习小提琴。并与其三哥聂叙伦、友人李家鼎等经常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等活动。参加学校里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读物。参加由当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济难会”，多次从事给被关押的革命同志进行接济等工作。[2]

1928年正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聂耳照片命理论及进行有关刻印、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游行等活动。

1928年11月底，出于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他瞒着家庭报名参加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中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的郴州，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

1929年3月随军官赴广州，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4月中旬，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班，但入学后发现与其志愿不合，即离所。5月6日，靠朋友的借款，得以返回昆明家乡。

1929年5月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仍然作为学校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当年10月，开始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与其在云南的初恋女友袁春晖结识。在昆明发生大爆炸后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在毕业（1930年）前夕，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其家庭的帮助下于7月10日随云南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绕道海防、香港、到达上海。

1930年7月18日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开始没有工资，于8月下旬，才给以每月十五元的低薪。11月，经朋友介绍参加由上海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发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1年3月19日云丰申庄倒闭。聂耳随即失业，开始四处寻找职业。[3]

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

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聂耳于1934年底，聂耳搬至淮海中路1258号三层阁楼居住，现聂耳旧居为民居。

1935年初，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作曲，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随后为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去日本学习。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3]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3]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根据田汉歌词创作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4]

创造出中国音乐史上多个第一

聂耳是第一个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革命者；第一个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劳苦大众写歌并在歌曲中创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形象的作曲家；第一个用电影音乐唤起民众用筑起血肉长城的电影音乐家和用群众歌曲的形式传达革命理想的作曲家；第一个用艺术歌曲的形式塑造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第一个用儿童歌曲的形式呼唤新中国的作曲家。

资料来源[10]

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特别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聂”）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2]

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聂耳与友人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5]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5]

郭沫若在聂耳去世后称其为“人民音乐家”，“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聂耳

凤凰网发表文章称：“从云南走到全国、走向世界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是我国新音乐的先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青乐运动的杰出代表，是中国音乐史上一面光辉的旗帜。”（凤凰网评）[6]

2009年被中国政府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09年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张晖发表文章称其“是第一个在歌曲中塑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光辉形象的作曲家，是我国当之无愧的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7]

2012年纪念聂耳诞辰百年图片展上评价聂耳是“勤奋努力、向往光明与进步的热血青年”，称“聂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8]

2012年第五期《文史参考》雷蕾刊发文章称聂耳为“国之歌者”。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聂耳墓墓志铭。郭沫若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9]

聂耳公园位于玉溪市南门街南端，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1985年6月兴建聂耳公园，1987年7月竣工，是以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为主，兼容文化、休息、娱乐的综合性公园。园内分为纪念区、游乐区、文化活动区、安静休息区、儿童游乐区、花卉生产观赏区和公园管理区。

聂耳铜像是纪念区的主体，铜像坐南朝北，采用锡青铜料铸成，高2.4米，重1.8吨，铜像基座建在高出周围约2.25米的平台上。聂耳铜像身体前倾，表情庄严，风衣飘舞，双臂高举，呈打拍姿势，站立在墨玉石的基座上，仿佛正在指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玉溪市聂耳文化广场建设体现的是文化、生态、精品三个方面。突出水为“灵”、聂耳文化广场文化为“魂”的理念，通过建筑、雕塑、小品等充分展现聂耳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从湖底防渗的处理开始，生态的理念始终贯穿在建设中，更多地强调自然协调；通过音乐喷泉、乐器造型以及播放聂耳的音乐作品等方式，把音乐与生态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相互融合、彼此交融。

1954年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铜像。

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3]













 

《聂耳》剧照(共5张)1930年，19岁的聂耳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离开了云南家乡，来到上海一家商号做小伙计。当年冬天，商号倒闭，聂耳失业。

聂耳富有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琴，但这也无济于事，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一个歌舞班当了一名琴师。聂耳在昆明的同学郑雷电来找他，鼓励他投身群众斗争的行列中去，使生活发出风云雷电的光芒。从此，聂耳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他坚持自学，严格要求自己。在一次上海工人为赈济16省水灾难民的募捐演出晚会上，聂耳与党的地下工作者苏平结识，苏平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工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沈阳，翌年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得到了上海人民的支持。聂耳鼓动歌舞班子到闸北去做慰问演出，但抗敌将士们对他们演出的“桃花江”等歌舞节目十分厌恶。内疚的聂耳唱起了《马赛曲》，到前线的艺术家感叹地说，要是有中国自己的马赛曲就好了。聂耳把此事记在了心中。有感于民族灾难的深重，黄色歌舞班子的没落，聂耳毅然离去，紧握着音乐武器走上了革命道路。又一年秋天，聂耳在北平参加了文艺界联合大汇演，演出到一半，活动就被反动派禁止了。聂耳领头唱起了“国际歌”，群众齐声响应，用臂膀拉起了人墙，掩护着演员安然离去。不久后，聂耳、苏平要调回到上海工作，他们登上万里长城，极目四望，群山白云，烽火狼烟，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慷慨悲歌之情在胸中燃烧。聂耳的心底里汇成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庄严旋律。回到上海，聂耳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音乐创作活动。他来到码头工人中间，体验生活，创作了《扬子江暴风雨》中的组曲，并扮演了老王，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

不久后，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他创作的歌曲如滚滚洪流，一泻千里，《大路》、《开路先锋》、《新女性》、《毕业歌》、《卖报歌》和《塞外村女》等，给予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成为人民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党决定派聂耳到苏联深造，临行前他满怀激情为田汉的词谱曲，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反抗侵略、争取自由的号角和武器，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奋勇前进  。[1]

• 该片是新中国的第一部音乐传记片。
• 在剧本创作期间，关于聂耳有没有女朋友、赴日是否与女友有关的问题，于伶、孟波等人展开激烈争论。最后，他们决定在剧本中为聂耳写一个初恋女友，也就是片中的“郑雷电”。这一角色集合了郑君里和聂耳的许多朋友的经历 。
• 郑雷电只是电影中一个配角，戏份不多，郑君里事先没考虑过张瑞芳。但是张瑞芳熟悉片中那个历史时代，研读剧本后产生了怀旧之情，一向不主动要求角色的她，破例提出愿意扮演郑雷电 。
• “郑聂分别”的戏是夏衍亲自写的。郑君里借用“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古诗词意境，让郑雷电一袭红妆渐渐消失在龙华古塔下的一片浓绿中。他还设计了郑聂的吻别，但该镜头在最后一审时被剪掉了 。

创作背景

1949年7月17日，上海为纪念聂耳逝世十四周年举行纪念大会。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于伶回忆起与聂耳共事的情景，感慨万千，下决心要写一部作品，纪念聂耳，反映共产党在白区文化艺术战线上领导的群众运动。他的想法得了夏衍和田汉的支持 。

剧本编写

1955年，组织批准于伶半脱产进行创作。于伶马上准备写作电影剧本《聂耳》。夏衍曾在报上刊登启于征集有关聂耳的资料，还专门抽调工作人员帮助于伶走访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为了写作，于伶更找出自己收藏的聂耳日记。但是，刚要动笔，于伶的慢性肝炎加重，病情几度反复。过了两三年，他搜集到的文字和照片资料将近三百件，剧本却还没有动工。1958年，于伶把《聂耳》的创作列入三年创作规划，但他又病倒了。当年年底，文化部下达组织创作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任务，上海方面决定投拍《聂耳》作为献礼片。为加快进度，应于伶要求，制片厂邀请孟波、郑君里一起参加创作。他们组成创作小组，于伶确定创作意图，对剧本的主题思想、历史背景、人物事件、艺术处理提出初步意见，三人讨论后再写成分场提纲。剧本初稿完成后，分别听取中央和上海宣传文化部门及音乐戏剧电影界领导的意见，几经修改后才定稿 。[5]

集体创作

由于摄制组的演职员多为聂耳生前好友或同时代的人，对当时社会生活基本熟悉，所以导演郑君里在做案头准备阶段，采取由下而上、集思广益的做法，从研究剧本到分析角色都与主创人员一起切磋。大家一面回忆，分享生活体验，一面排演。在开拍后，郑君里还创造出“黑板法”，当遇到大家对一个场景有许多意见时，就请场记把不同处理方案写在黑板上，让大家比较、选择。在他带动下，摄影、美术、音乐等部门也纷纷把自己的设计钉在墙上，听取意见 。[5]

角色塑造

当郑君里提出由聂耳的好友赵丹扮演聂耳时，很多人是反对的，因为聂耳去世时仅23岁，而影片筹备时赵丹已经46岁了，况且二人的形象都是观众所熟悉的，由他来扮演聂耳，观众未必认可。为了说服大家，经与郑君里商量，赵丹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在摄影组开会时，他突然以短发、麂皮夹克、工装裤加跑鞋的形象出现，指挥众人唱《卖报歌》。他的表现一下子就打消了人们的顾虑 。[6]

为了克服赵丹与角色之间年龄的差距，摄制组一开始采取塑形化妆的方法，试图从造型上弥补年龄差，给他塑上单眼皮、狮型鼻。但弄巧成拙，不但外形不逼真，赵丹表演时也感到受到束缚。此时，他受自己在黄山写生的经验教训的启发，放弃追求在外形在酷似年轻的聂耳，而是从“神似”入手，在角色的精神状态上下功夫。他一方面回想与聂耳共同工作、生活的情景，用聂耳的思想感情去感受生活、培养自信，一方面注意观察周围的年轻人的举止言行，培养自己朝气、活泼的神态；同时，他还每天坚持跑步、蹦跳，加快行动节奏，有意识地从外到内改变自己的神形心态，连他的女儿都觉得他变年轻了 。[5]

摄影基调

在最初的摄影构思中，黄绍芬从“白色恐怖”去理解，以一般处理敌我斗争环境的方法来酝酿基调，想以昏暗、沉闷为基调。后来经过深入研究，与导演等其他创作人员讨论后，他决定放弃最初的设计，而确定了借助色彩以明朗有力、对比鲜明作为影片的摄影基调  。

《聂耳》剧照(共6张)该片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该片不是着重去描写聂耳个人，而是从革命斗争发展过程中描写了聂耳的创作事业和他的成长，使观众对于这个在群众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战士获得了正确的理解。该片也正确处理了革命文化部斗争与整个革命斗争的关系 。[7]（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评）

该片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时代感，浓厚的时代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影片创作本身也有很多长，它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对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都掌握得很好。从某种意义上，该片是很大胆的，它并不是把聂耳的生活平铺直叙一番，拘泥于一些生活的事实，而是从时代的特征，从民族危机、救亡运动、阶级斗争之中看聂耳的作用，反映聂耳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从而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影片对音乐处理得也很好，它不是简单地把聂耳的歌曲凑在一部片里，而是通过聂耳的经历、觉悟的提高，表现他在参加革命斗争中发展了他的天才，而且把长期孕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聂耳创作的高潮和结晶。这更加有力地肯定了聂耳的创作道路。可以说，主创人员通过电影对聂耳的音乐给予非常全面、公正、历史的评价。该片的缺点是片中聂耳表现出的思想深度还不够，对于聂耳及其伙伴们作为左翼音乐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没有写得很好，显得弱了一些  。[8]（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