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功能解析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3年1期 作者：汪 欣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12）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理论延伸和实践拓展，也是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和区域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式创新。2017 年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在“十三五”期间，需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2019 年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系统阐释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念与方针。2021 年4 月，发改委、中宣部等七部门联合颁布《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规定“到2025 年，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基本完成，打造形成一批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相关重要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利用，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综合效益有效发挥，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水平显著提高。”①
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有关“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阐释，仍处于探索阶段。随着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成为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化主题、文化载体、空间范围、建设与管理主体、建设目标等几个方面，系统阐释“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及其功能与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功能，以期为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建构奠定基础。
一、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
“国家文化公园”，是探索我国区域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新的实践模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首先需要进行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理论建构。系统阐释其概念与内涵，是建构其理论体系的基石。
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界定，国内有学者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关键词入手，解读其概念。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文件中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总体要求和规划，“国家”“文化”“公园”的三个关键词，基本厘清了“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基本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主导实施建设的一项文化工程，国家在规划、建设、实施以及管理方面起到主导作用；
其次，文化是国家文化公园的本质属性和核心要素，而各类文化遗产资源则是这种“文化”的载体；
再次，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具有公益性、开放性的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机构。
要完整解读“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文化主题。文化主题，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灵魂，代表了区域特定的历史文化。因此，凝练文化主题，是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的前提。我国实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为了打造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因此，适合建立国家文化公园的区域，应该拥有具备中华文化标识意义、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价值、代表国家形象且国民高度认同的文化类型。
当前，我国批准设立的四大国家文化公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其“文化主题”，都具备上述特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以“长城文化”为主题，长城，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建筑奇迹，“还是一套不断演进的军事防御体系与政治管理方式，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实现军事、经济、文化碰撞交流的界面与窗口。”[1]（57）长城文化是中华多民族文明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中华文化标识意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大运河文化”为主题。大运河沟通中华南北，连接起沿河两岸多样化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中华文化多元包容的品格。以“大运河文化”为主题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对于继承、弘扬大运河文化精神具有重大意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长征精神”为主题。自1934 年10 月开始至1936 年10 月胜利结束的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长征，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的本质是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实事求是精神。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能让我们铭记那段激越的革命征程，世代传承长征精神。“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以“黄河文化”为主题。“黄河连接了长城内外、东西之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都在此交汇、竞争乃至融合。”［2］（18）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对于延续中华文化命脉，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以上四大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都是具有国家宏大叙事意义和中华文化重要标识价值的文化类型。除此之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如“茶文化”“陶瓷文化”“丝绸文化”等；或者属特定文化类型，如海洋文化、渔业文化、稻作文化、民族文化等，都可以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主题。遴选和凝练文化主题，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要素。深入研究和理解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主题”，对于制定建设规划和落实具体措施，都具有重要作用。
文化载体。“文化”，是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价值。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价值导向，国家文化公园，则以保护和传承“文化”为价值导向。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载体，主要是指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农业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红色文化遗产等多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资源。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载体，需有助于建构国家文化的代表性标识，体现其文化的主题。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有形的实体机构，以文物建筑为主的物质遗产，是其重要的物质载体。这类物质遗产包括单体的文物建筑、乡土建筑以及区域性文化遗产集群。文物建筑，是我国文物保护体系的基础内容，如名人故居、祠堂、戏楼、石窟、岩洞、壁画、碑刻、塔林及墓葬、聚落、城邑等遗址；乡土建筑，是一种依赖于传统建造体系和工艺的建筑形式，散落于我国广袤的城镇与乡村社会，是与文物建筑互补的新型遗产；区域性文化遗产集群，主要包括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的地区，包括区域内各类文化遗产，它们共同构成有机整体，维系着区域性文化生态的平衡。国家文化公园，应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文物遗迹作为空间载体，整合资源，促进各类物质遗产的活化和更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能体现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散落于中华大地，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国家文化公园所涉区域，多为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之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亦丰富多彩。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和展现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成为充满活力和传统文化元素的活态社区。
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石。黄河、长江、大运河等江河流域，都是自古以来农业文明发达的区域。南方的稻作文化和北方的旱作农业，包括茶园、枣园、果园、鱼塘系统等，共同构成了我国多元化的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农业文化的重要标识，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之中予以保护和传承。
工业文化遗产，或称产业遗产，是指“工业文明的遗存，它们具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些遗存包括建筑、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和冶炼的矿场矿区、货栈仓库，能源生产、输送或利用的场所，运输及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宗教和教育设施等……”［3］（204）我国近现代工业发展遗存的工业文化遗产，是我国整个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见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公园，应将这些工业文化遗产纳入其中，以完整展示中华文化的当代面貌。如大运河沿岸重镇苏州，曾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将在大运河杭钢工业旧址上建立“杭钢遗址公园”，作为杭州工业文化展示和利用的新地标。
红色文化遗产，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解放前夕，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革命遗迹及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它们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所体现的“长征精神”主题，就是我国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程中留下的红色遗产，如同星星之火，遍及华夏大地。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应充分挖掘和发扬红色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弘扬其新时代重新焕发出的时代精神。
线性文化遗产，是20 世纪90 年代提出和兴起的一种新型文化遗产，它“所展示的是具有起点和终点、拥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线状或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涵盖的范围较大，其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等都是重要表现形式，大多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并体现着地区文化的发展历程……”［4］（18）我国的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蜀道、徽商兴起路线、郑和下西洋路线等，都是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长城、长征、大运河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等，都具有线性文化遗产的特征。长城自东向西贯穿中原与大漠，连接中国的东端和西部，地跨15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历经两千多年的长城城墙和沿线遗存的大量文物古迹，以及长城内外农耕、游牧文明交互融合所产生的独特的边塞文化，共同构成了长城文化的内涵，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载体。中央红军的长征线路纵横15 个省份，征途两万五千里，沿线留下的红色遗迹及其承载的革命精神，构成了长征文化的精神内涵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载体。
京杭大运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线性遗产，由10 个始建于不同年代、处于不同地区、各自相对独立发展演变的河段组成，如通济渠、卫河、淮阳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河扥，沿线遍布着大量作为运河重要节点的历史城镇。大运河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还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形成与繁荣，塑造了沿岸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这些都构成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载体。“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将黄河流域历史悠久的城镇及其承载的区域文化勾连起来，完整地呈现出黄河文化生态链的多姿多彩，弘扬并传承了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长城、长征、大运河和黄河四大文化线路，纵横交错于中华大地，彼此交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不同地理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标识。
空间范围。作为文化机构或公共空间，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具备特定的空间范围。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范围的划定，要遵循下面三个原则：第一，符合国家文化公园所设定的“文化主题”，以文化类型为依据；第二，具备良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生态环境；第三，区域内文化遗产类型多元、数量丰富、分布集中。
虽然，目前设立的长城、长征、大运河和黄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都具有大范围、跨区域及线性延伸的特征，但此后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并不完全依照此类特征，而是要因地制宜，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施行。从其区域范围来说，可以是跨行政区划的大区域，也可以是若干大遗址、村落、街区的聚集地或一个完整的城镇；从其体量的大小来说，国家文化公园不宜太小，且应具有较开阔的、开放性的户外空间，如此才能体现其“国家性”以及发挥其作为“公园”的功能和价值。
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对空间的规划与部署，应遵循整体性原则。所谓“整体性”，主要是体现在各类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上，及其与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在内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性上。实现“整体性”的途径，是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区域内，依据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特征，进行分层、分区，实行“由点到面到线”的循序渐进的保护和发展模式。当前的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都是采取了分段式的建设模式，即以省份为单位，由各省牵头，围绕统一的文化主题，深入挖掘与呈现本土特色文化，并因地制宜地进行功能化建设，最终形成“点状分布、带状格局”的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形象。
建设和管理主体。“国家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我国各类公益性文化建设工程，多数是由各级人民政府主导实施的。政府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和主要实施者，也是主要的服务力量，能够最大程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各项政策的落地实施。包括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则是政策落实和实现社会效益的重要补充。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项国家级公益性文化建设工程，其“国家性”主要体现在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和大众共享性。在其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各级人民政府应起到主导作用。国家文化公园，由国家批准设立并由国家经费支持，其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在制定建设规划中，中央国家机关应做好顶层设计，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支持政策，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和机制，为国家文化公园制度的落地打好基础。国家文化公园所涉区域的地方政府，应在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建设与管理，根据总体建设规划的指引，制定本土化的法规政策和实施方案。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运营，也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实施，以充分体现其公益性和共享性。
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支持力量。政府应研究社会参与渠道，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专业人士、志愿者、企业、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管理，形成发展合力。
建设目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有明确的目标，才能有效地推进各项政策的落实。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整合国家文化公园所在地的文化遗产资源，当建立起科学的保护与传承机制，挖掘文化遗产资源的当代价值，转而进行合理利用，促进其融入当代社会，实现活态传承，依据历史文脉，串联园区内所有文化遗产资源，形成一条文化带；其次，维护和修复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环境在内的文化生态，建构起一条人与自然、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生态带；再次，依托园区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产资源，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建成标志性旅游目的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带；最后，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具有中华文化标识意义、为人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公共文化空间，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完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建设、管理，依据特定文化主题，以文化遗产资源为载体，具有明确空间范围，实施公园化管理，国家所有、全民共享、具有中华文化标识意义的公共文化空间。
解读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和内涵，是国家文化公园理论体系建设的首要工作。文化主题、文化载体、空间范围、建设与管理主体、建设目标，共同构成了国家文化公园概念与内涵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文化公园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为其建设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内容要素和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二、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和价值
解读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与价值，是国家文化公园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个公共文化机构，功能性是其重要特征。功能分区，也是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作为打造中华文化标识的文化建设工程，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深远而现实的当代价值。因此，探讨国家文化公园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不仅是国家文化公园基础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建设实践工作的开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国家文化公园总体设计中的四大主体功能分区——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功能。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对园区内所涉及的区域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整合，根据其类别与区域特征，制定出合理的保护措施，对于濒危项目要优先进行抢救性保护。运用现代信息和传媒技术，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记录工程，建立数字博物馆，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第二，宣传、教育与科学研究功能。通过搭建主题展示区，向当地民众以及外来游客宣传和综合展示当地的文化遗产资源，提高人们对当地文化的认知，树立文化自信，激发民众保护和传承文化的自觉。与此同时，还可使公园成为对青少年进行本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鼓励学校将课堂搬入园区，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中华文化的精髓，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情感认同。通过信息共享平台，为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提供研究的便利条件。通过研讨会、论坛、培训班、文化讲坛等多种形式，召集各界专业人士开展研讨工作，促进公园系统功能的优化升级；
第三，充分发挥旅游休闲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对具备条件的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依托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和服务，以文化引领、拓展旅游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区域合作与资源整合，建设一批标志性旅游目的地，将文旅产业发展成为支柱性产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四，“社区发展功能是国家文化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基础”。［5］（153）社区是文化遗产生存的基础环境，是文化遗产价值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保护与传承的主体。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社区民众的生计方式相结合，可大大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社区发展相结合，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同理能推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文化管理体制的一次模式创新，是促进区域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与传承、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文化工程，具有多重的价值。在政治上，能够促进民族文化融合与传承、建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在经济上，通过文化引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区域间经济的联动发展；在文化上，能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激发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活力。国家文化公园依托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能够促进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概而言之，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具有显著的社会功能性和时代价值的文化建设工程，是我国探索区域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新的实践模式，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功能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最早实施建设的四大国家文化公园之一，是塑造黄河文化标识、弘扬黄河文化精神的重要举措。2020 年11 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 年完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任务。为了更好地促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需要从理论上探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功能，建立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创建实施的基础理论，作为其建设实践的行动指南。笔者将从阐释“黄河文化”的历史内涵入手，从黄河文化主题和黄河流域文化遗产载体的视角，分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并解析其社会功能。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批准设立和主导建设并实施管理的，以“黄河文化”为主题，以黄河流域文化遗产资源为载体，以黄河流经区域为空间范围，以黄河流域重要历史城镇为重要节点，实施公园化管理的、具有线性特征的公共文化机构。
“黄河文化”，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黄河文化不仅是黄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文明在当代的折射，也是一种包含着多种区域文化的复合文化类型，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黄河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积淀是深厚的。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们就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明，如考古学家门先后发掘出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文化遗址，都产生于生活在黄河流域沿线先民们创造的人类早期文明，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黄河文化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农耕和游牧，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种经济类型，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经济文化土壤。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也成为中华文明的两种主要经济文化类型。黄河流域是历史上不同民族迁徙和融合的核心区域，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中国幅员辽阔，复杂多样的区域地理环境，造就了文化的多元性，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黄河流域，从青藏高原发源，自西向东汇入渤海，沿途孕育了河套文化、中原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见证。黄河，不仅孕育了历史深厚的中华古代文明，也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艰辛的现代化进程。五四运动开启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将中国带入了现代文明的大门。黄河流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区域。在百余年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沂蒙精神等革命文化和人民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赋予了黄河文化新的品格、精神和生命。新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黄河文化以其包容开放、开拓进取的品格，吐故纳新，吸收新的时代精神，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黄河流域文化遗产，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文化载体。这些文化遗产包括所有体现“黄河文化”主题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文化遗产以及农业文化遗产、红色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等多种类型的遗产资源。截至到2022 年8 月，黄河流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9 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1042 项，农业文化遗产139 处，革命文化遗址和红色旅游景区165 处，工业文化遗产42 处，所涉及线性文化遗产有丝绸之路和京杭大运河。黄河流域区域性文化遗产主要包括：10 个文化生态保护区、45 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61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7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498 个中国传统村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将整合所有类型的文化遗产资源，在保护传承、延续文脉的基础上，促进文化遗产的资源转化，发掘其当代价值，进行合理的整合利用，使其重新融入当代社会。另外，依托黄河流域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区域性文化遗产以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自然景观和风景名胜、旅游景点等人文景观，推进文旅融合的协调性发展，形成黄河流域旅游带。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以下几个社会功能：
第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有助于在黄河流域树立中华文化坐标，打造中华文化标识，提升人们对“黄河文化”的认知，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
第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有助于加强对黄河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尤其是对区域性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黄河流域各区域文化之间发展与联系，源远流长，各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进行统一规划，实施整体性保护，将有助于修复黄河流域的文化生态和延续黄河文化的文脉；
第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有助于黄河流域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将黄河沿线各地的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分类、整合，依据其特征制订相应的合理利用和统筹发展的措施，并将其与当前的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战略相结合，促进黄河流域文化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与长足发展；
第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有助于黄河流域范围内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也是重要原则，即不仅要着眼当下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操作的可行性，还要考虑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和可预见的困境。“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对区域社会发展的统筹规划，对于实现黄河流域各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文化空间。它不是一个虚拟的概念范畴，而是一个实施公园化建制和管理的实体空间。其范围广阔，具有跨区域、跨文化和线性延展的特征。因此，在当前的建设实践中，采取以省际为单位、分区分段实施的方案，具有可操作性。黄河沿线的各省和自治区，当以本地黄河两岸的重要城镇为节点，因地制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区段的规划和建设。最终形成“点状分布、带状格局”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体系。
结 语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新时期区域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新的模式探索。在开展实践建设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对现有的建设经验进行理论总结，还应建构起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础理论体系，作为行动指南，提供理论指导。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和功能进行解析，是建构国家文化公园理论体系的基础。国家文化公园，作为由国家主导实施的、以文化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文化机构，其特定的文化主题、文化载体、空间范围、建设与管理主体及建设目标，是构成国家文化公园内涵的核心要素。
作为区域社会协调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促进区域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与传承，区域文化的宣传、教育与科研，文旅融合，社区发展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作为我国打造中华文化标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多方面的重要时代价值。黄河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中华文化标识意义。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对于促进黄河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区域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阐释其内涵与功能，对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实践，更具理论指导意义。
注释：
①可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官网颁布的发改社会〔2021〕581 号文件《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