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的路径分析
作者：戴俊骋 《旅游学刊》杂志 2023年6期
［摘 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意义重大，吸引了学界的众多关注，迄今形成了公园个案、国家公园、文化遗产、运营管理、空间功能、项目技术、符号传播等研究路径。现有研究路径呈现实践问题导向，试图解决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的地方文化内涵挖掘梳理不够、复杂性认识定位不清、地方统筹协调力度不强、转化机制探索不足等问题。在理论上需进一步探索解释不同文化区的横向整合、不同尺度的纵向整合和不同价值的判断选择的机理问题。文章尝试提出在整合现有研究路径基础上的“321”研究框架，即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管理三大要素基础上，探索横向与纵向两对关系，强化价值研究的系统框架。
［关键词］国家文化公园；路径分析；地方；尺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3）06-0040-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6.009
引言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發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最早明确提出于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该意见强调，要“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会议指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这标志着国家文化公园进入了分阶段、分重点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新图景正式拉开帷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进一步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指明了方向。
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在实践层面如火如荼地开展，学术界也对此有了井喷式的关注。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从2019年13篇增长至2021年163篇，至2022年8月底达225篇。在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热背景下，需要更多的冷思考[1]。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究竟研究什么？研究目的是什么？从概念上看，国家文化公园在政策中被表述为“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和“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不同的研究者将其视为国家文化治理的创新探索[2]或国家公园的新形态[3]和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创新模式[4]，不同的概念表述和认知意味着不同的研究路径。当前，国家文化公园自身的概念体系尚未搭建起来，其研究“多实践和政策导向，轻理论和机理探索”[5]，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究的领域。本文对国家文化公园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分析，其意义是为了让研究者可以更加清晰地思考和定位，将自己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置于相对明确的问题域、理论域、话语域中，识别国家文化公园与现有的文化遗产、文化管理、文化传播、文化空间、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研究对话，强化国家文化公园与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研究对象的研究关联。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分析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的主要路径，探讨问题导向下不同路径整合的关键要点，以期为后续的国家文化公园研究提供参考。
1 主要研究路径
为建立完整科学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围绕国家文化公园进行了如下研究路径的探索（图1）。
1.1 公园个案研究路径
公园个案研究路径是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的最普遍路径，一般选择某个国家文化公园，或就某类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经验实践来谈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发展[6]，或就某类国家文化公园发展谈及国家文化公园对该文化发展的作用[7]，或谈及某类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该文化所在区域的赋能作用[8-9]。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了的第一批次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名录；2022年8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在“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部分提出“整合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等重要文化资源”，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现有国家文化公园个案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展开。
从研究层面看，截至2022年年底，在中国知网中按照“某文化+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确搜索，结果显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文献为123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105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101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52篇，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31篇，研究数量的多少与确定国家文化公园批次的先后顺序一致。对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个案研究往往回到对既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最为典型的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目前研究最为火热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被视为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的延续，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容易被简化为贯彻习总书记对大运河“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指示精神的手段举措之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也是深化落实《长城保护条例》的重要举措。对另外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基本上也与现有国家重要区域发展战略休戚相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一般纳入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研究话语范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密不可分。此外，2017年发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因此，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尽管目前尚未成为国家文化公园，但被视为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候选者，也有了探讨这些重大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研究[10]。
公园个案研究路径呈现浓厚的政策关切和实践指向，却也因此容易缺乏批判性研究。该路径既被学界视为是现有文化政策和区域政策研究的附庸，又因为无法对现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真正富有创见的建议而被政府所忽略，进而陷入“就个案谈个案”而导致“两头顾不上”的局面[11]。从个案研究扩展到对国家文化公园规律的普遍性思考本来就是难点，当前也缺乏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间的两两或者多案例间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凸显国家文化公园的共性特征是个案研究路径近期值得探索的方向。
1.2 国家公园研究路径
相较于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公园在国外已经有超过150年的历史，在中国也有近20年的实践探索，比照国内外国家公园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以及国家公园的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的代表性做法和案例进行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是当前主导路径之一[12]。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的关系基本可以归纳为“从属说”，即将国家文化公园视为国家公园体系中的文化型国家公园[13]，多参照如波兰用于保护文物古迹、塑造文化景观的文化公园（park kulturowy）；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命名中的国家历史公园/遗址（national historic park/site）以及其他与历史文化相关国家公园的运营管理经验[4]。“延伸说”则认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的新形态[14]，即在研究国家公园综合属性基础上，进行相关经验的延伸迁移。这是由于在国家公园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之前，同样是由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构成的复合体系[15]。该体系由于不同管理机构之间衍生出不同的管理目标和政策重点，也有着全然不同的命名框架和管理政策[16]，国家文化公园可以从中思考如何从现有隶属于不同部门管辖的实践现状，最后归拢形成国家文化公园独立管理体制的可能性。也因此派生出“突破说”，国家公园是促进中国保护地体系优化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17]，国家文化公园则是我国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创新性探索，国家文化公园“为我国首创，国际上并无先例可循”，突破了“国家公园体系”[18]。“突破说”认为，国家文化公园并不是某种类型的国家公园，而是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框架下，在国家公园基础上突破创新形成的统一、规范、高效的文化治理模式（图2）。
从“从属说”“延伸说”到“突破说”实际上就是国家文化公园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当前的国家文化公园有了国家公园的“珠玉在前”，厘清两者的关系，从国家公园的发展经验和历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国家公园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借鉴研究颇多，本文将重点探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遗址公园”名称于1984年第一次出现在《北京日报》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涉及了发展历程、文化展示、旅游、大遗址保护、建设发展、保护利用策略与认识思考等方面[19]。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文物保护利用的特色实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中提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国在大遗址保护过程中，面对复杂的情况，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形成的一种新的遗址保护模式[20]。该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考古遗址与普通意义上的公园之间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二是考古遗址保护与公园建设在特性和需求方面可能存在的矛盾，通过努力可以得到化解[21]。从功能上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也具有生态、经济方面的功能，已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22]。从概念上来看，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经验，但是其无论是体量面积，还是文化意涵的厚度和保护传承意义都远超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鉴于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在实践中往往仍然依托文物遗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国家文化公园视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升级版，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关系亦可以深究。
1.3 文化遗产研究路径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遗产话语在国际化交往和本土化实践过程中的创新性成果，也是中国在遗产保護领域对国际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23]，从文化遗产研究的两种视角来审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成为重要研究路径（图3）。
一是，线性文化遗产研究视角。由于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为代表的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均是以线性文化遗产沿线文物与文化资源为基础推进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皆与线性文化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国家文化公园不能缺失重要的线性文化价值[24]。国家文化公园区域跨度大、涵盖遗产类型多、时空联系丰富，已有大量的线性文化遗产研究能为国家文化公园提供大量借鉴，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化为对线性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利用、传承的研究，线性文化遗产为国家文化公园提供了从“随机保护”“节点保护”转向“系统保护”的逻辑演进基础，提供了从“物理空间”转向“社会文化空间”的空间转型思考，从关注“历史深处”走向“当代生活”的活态保护思路[25]。并且可以让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从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和历史路径（historic pathway）等相关研究领域汲取养分[26]。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水系与线性文化遗产的关系也是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研究切入的一个视角，除了大运河、黄河、长江本身就涉及水系的研究外，即便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水系也影响了长城的位置、走向、形态，通过水系-长城的耦合空间网络结构研究，对国家文化公园治理体系的凝练也具有参考价值[27]。
二是，地域特色文化遗产研究视角。国家文化公园不同于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优先保护与就地保护逻辑，是以在地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28]。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在规划建设期均以发掘区域文化遗产为前提，但在研究上有别于传统的区域文化遗产研究，侧重于研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遗产之间的强弱关联关系，由于现有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覆盖范围广、体量巨大，从中发掘遴选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作为建设对象，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实属不易。这涉及遗产遴选纳入国家文化公园的问题，涉及文化标志物的选择标准问题，也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分区有直接关联[29]。
1.4 运营管理研究路径
运营管理研究路径是将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对我国文化遗产领域乃至整个文化管理领域的一种创新，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为主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创新，强调整合文保单位基础上的整体性保护[4]。现有研究着重探讨管理主体“谁来管”和管理路径“怎么管”等管理实践的“元问题”（图4）。
关于管理主体方面，针对以政府为主导的垂直管理体制讨论较多，在跨省市、跨部门的管理机制下，如何协调不同区域和部门利益，鼓励和保障地方创新和社会参与，完善社区共管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是重点讨论方向[30]。目前，已有研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问题进行了探讨[31]，“国家文化公园”中“国家”角色尚未探讨，这是国家文化公园可以与西方研究进行对接交流的点[32]。“国家”在西方更多被作为一个多主体互动的社会场域，但在中国，“国家”是一个以社会团结为特征，以追求秩序为第一要务的实体，是一个既具有本体论又具有方法论的存在[33]。国家文化公园对“国家”角色的辨析，有助于寻找到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的又一“透镜”，加深从文化管理转向文化治理角度的理解。
管理路径方面的研究，呈现明确的问题导向。目前，对国家文化公园管理存在的机构缺乏稳定性、管理效率不高、资金长效保障机制未形成、协调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具体问题均有涉及[34]，着重探讨如何促进真正从管文物保护单位的点状模式向国家文化公园的面带状方式转型。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方面，多是基于国家公园研究路径中对其运营管理的经验借鉴，或是对文化遗产管理的反思，结合上位的公共文化管理、文化治理领域的探讨不多，容易造成国家文化公园在贯彻中央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工具化问题。对国家文化公园的运营管理，是一项针对时空连续、虚实相生的复杂文化系统工程的管理，其作为管理方式的创新也需要更大的理论贡献。如有学者提出参照我国河道管理中的河长制而采取“段长制”的管理方式都是可以继续跟进的话题[5]。
1.5 空间功能研究路径
空间功能研究路径（图5）中，国家文化公园被视为依托原有的富有国家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故事资源，以“文化”为主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实践，通过文化主题，结合各种文化原色在景观上的运用和表达，构建集文化传播、休闲为一体的新型公共空间[35]。从学理层面来看，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成为该研究路径的焦点问题。国家文化公园被视为政治生产、资本增殖、情感體验3种逻辑下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结果[36]。同时，文化记忆和空间生产的互促与同构铸就“文化记忆空间”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的另一种机制探索[37]。
从实践层面来看，学界对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功能的探讨一直存在，一般认为，国家文化公园兼具国家公园和文化公园两类空间的特性，应具有保护、宣教、旅游等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之上，为保护、传承和弘扬具有国家或国际意义的文化资源、文化精神或价值观，应兼具爱国教育、科研实践、国际交流等文化服务功能[38]。从空间规划角度看，一般是参照生态保护区划定方法，将国家文化公园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服务区；也有根据文化圈层理论，按照文化资源的富集程度划分为内、中、外圈层[39]。《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在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与传统利用区”4类主体功能区后，空间功能研究路径转化为如何划定4类功能区以及4类功能区如何建设的问题。由于长江、黄河还承担着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功能，自然生态区与国家文化公园功能区的综合区划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40]。
1.6 项目技术研究路径
项目技术研究路径着重探讨重大项目与技术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支撑作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落实在执行层面依靠“项目制”来解决，通过“项目制”方式突破以文保单位为代表的传统体制束缚，探索形成全新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文化治理机制[41]。当前的研究重点是如何遴选重大项目，尤其是能够代表“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的项目。此外，如何推进保护传承类项目、研究发掘类的项目、环境配套类项目、文旅融合类项目和数字再现类项目等成为了研究热点和重点，也由此带来相应的话题分化。代表性的研究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某段城墙的研究发掘和环境配套改善[42]；各大国家文化公园如何进行文旅融合，文化旅游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结合的话题[43]；环境配套类项目中滨水景观和亲水平台打造[44]、景观标识系统设计[45]等。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的出台，使得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再现在技术研究路径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既是对文物的保护，也是对文化的数字展示，最终目的是让游客体验活化的文化场景，从而提升国家认同。在实践中，主要国家文化公园均在进行相应的文化资源管理平台和数字化信息平台建设，但系统建设方向不明确、重硬件轻软件、重对内流程轻对外平台和重开发轻传播的问题[46]。下一步，文化资源信息系统、数字化文旅管理系统及沉浸式体验系统的整合以及元宇宙相关技术应用到国家文化公园的场景设计[47]都是项目技术研究路径可以深化探讨的话题。
1.7 符号传播研究路径
国家文化公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地标，而是历史视野中的区域文化标识乃至国家文化标识。相较于运营管理与项目技术研究路径缺乏文化味，文化遗产与空间功能研究路径，被诟病将国家文化公园中的“文化”简化为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符号传播研究路径（图7）在于希望回归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的目标指向，探讨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的建设宗旨。在传播学研究视角下，考古遗存在“物”的具象形态上兼具信息承载与意义彰显功能，具有明确的媒介属性，人与物二元主体的互动交流及相互依存，通过“物的想象”可以完成文化基因的更新与活跃[48]。学理上国家文化公园含括的范围更广，在文化遗存“物的想象”基础上，建构“空间的想象”，以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符号载体[49]。
目前，关于符号传播研究有外显与内化两条路径。前者探讨在口碑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传播渠道下，如何促进对国家文化公园的传播[50]。但对传播效果的定量评价及其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确赋能作用谈及较少。后者则探讨如何挖掘国家文化公园丰富的文化内涵，进而凝练文化精神，最终上升为国家文化认同的通路[51]。但在机理上，从文化遗存和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传播形成文化符号，进而产生集体记忆，形成文化认同，最终构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的机理亟待厘清[52]。
2 问题导向下的研究路径指向探索
2.1 现实问题导向
在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起步阶段，无论哪种研究路径，均呈现较为清晰的实践问题导向。已有研究提到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一些误区，如公园就是要国家建、国家文化公园要气派、国家公园是时空统一的整体等[5]，也提到了诸如落地实施不易、管理层级不清、管理职权不明等问题，具体总结下来有如下4点问题构成了各研究路径旨在解决问题的现实基础。
第一，对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过程中地方文化内涵挖掘梳理不够的问题。当前，对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内涵的挖掘以文化遗产挖掘工作和文献资料的发掘为主导，容易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视为大遗址挖掘工作的延续，导致对国家文化公园具有的文化底蕴研究不透彻，对地方文化特色挖掘不足。以大运河为例，不仅包括大运河沿岸自身的文化遗产，还有依托大运河演绎出漕运、水工、盐业、工商、园林和水乡人居等特色文化形态及其依托的地方文化家底均需要梳理，以及叠加在文化空间物质生计层基础上的制度层、精神层也需要挖掘，对地方文化内涵挖掘不足容易导致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定位不准、规划不清和缺乏方向感。
第二，对国家文化公园功能的复杂性认识定位不清的问题。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建设的，核心功能是彰显中华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标识性的文化精神价值，以焕发中华文化时代光芒为主要目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特定文化遗产文化资源核心地区或核心地带。同时，国家文化公园兼具生态涵养、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科学研究等功能，但目前国家文化公园的多功能性并未被充分认识，也缺乏对国家文化公园多功能性的识别和判定手段。
第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存在对各地方统筹协调力度不强的问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普遍跨地域范围广，牵涉面大，在实际的保护和发展利用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地方的利益博弈问题。各个地方各自为政、多干快干，容易导致把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转化为在遗产保护基础上简单搞商业开发、搞旅游，导致同质化严重，可能出现破坏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情况可能出现。从组织架构上，当前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同意了建立各个国家文化公园的联席会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组织协调力度，但是仍然缺乏更具针对性的、对各层级政府的空间统筹协调方案。
第四，对国家文化公园支撑中华文化传承的转化机制探索不足的问题。从自下而上的尺度看，亟待探索国家文化公园如何实现从单点的文化遗产，到线状的文化遗产带串联，再到面上的文化区整合，最后实现从物理空间到文化空间的转化机制。从上而下的尺度看，国家如何通过国家文化公园来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贯彻国家意志的转化机理也需要探索。
2.2 机理问题探索
这些现实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需要解决的机理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的不同文化区整合问题、从管理层级和文化符号传播的纵向尺度整合问题及不同价值的判断选择问题。
2.2.1 不同文化区的横向整合
國家文化公园研究和实践层面均提及文化区的概念。在传统文化地理学中，文化区被划分为形式文化区、机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这些文化区已经明显不同于区域地理中的“地域”和行政区。例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江苏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首个试点省份，以江苏行政区划为界即机能文化区，在规划中被赋予了“千秋淮扬”运河文化高地的地位。但是谈到淮扬运河文化时，实则是形式文化区的概念，在空间认知上以淮安、扬州两个城市为核心，并无明显的边界。而平时我们认知的具有典型差异性的苏南文化、苏北文化又是一种典型的乡土文化区概念，即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区域意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基于行政区划基础上的机能文化区规划和实施，而研究层面探讨的富有文化内涵和精神的文化区则是形式文化区概念，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深入开展，公众认知的文化区又是乡土文化区。这3类文化区的横向整合问题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可回避的机理问题。
2.2.2 不同尺度的纵向整合
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的空间管治尺度繁杂，包括国家、省（直辖市）、地级市、县（县级市、区）、街道/乡镇等不同层级。在现有不同研究路径中涉及的同一地方不同文化的遴选，文化遗产与其所在社区和城市空间的整合，文化遗产价值判定与空间功能价值判定的整合，线性遗产沿线不同城市网络统筹，地域文化系统与中华传统文化整合等理论问题背后均涉及地方尺度的转换和整合机理问题。在降尺度过程中，在国家文化公园含括的大尺度区域文化之下，小区域文化如何定位？在升尺度过程中，小区域文化又如何转换整合成为大尺度区域文化？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践话语出发，从自下而上的尺度看，单体的文化遗产，各街区乡镇、城市、区域，到国家文化公园，如何支撑打造中华重要文化标识，进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自上而下的尺度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创新又如何被各区域、各城市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框架下贯彻落实且形成差异化？上述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已经遇到的问题和问题背后的地方尺度转换机理目前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探究，在实践的空间协调调度中更缺乏既有的成熟样板，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探讨，文化景观、超有机体、结构功能、后现代等方法论为尺度整合和国家文化公园下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53]。但现有尺度转换大多谈论的是从小尺度到大尺度的升尺度方向，从大尺度向小尺度的降尺度方向的转换整合机制讨论得很少。针对国家文化公园而言，这种双向转换整合机制的探讨更为关键，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如何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及其涵盖的文化遗存进行保护传承，以期实现国家政府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的初衷。
2.2.3 不同价值的判断选择
价值研究是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基础理论研究中最紧迫且具有全局性的学术问题[54]。国家文化公园具有多维价值，除了核心要实现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功能外，还有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和生态涵养等诸多功能，这些功能都集中在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所界定的特定的开放空间内，其主导、潜导功能的布局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文化公园的布局。
国家文化公园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识别是其用地组织、协调与配置的基础信息源，也是判定国家文化公园内在功能形态、功能组合模式和功能之间动态权衡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现阶段并未构建一套可行的识别判定和评价方法体系。对国家文化公园方案中提到的“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与传统利用区”也需要以地块多功能价值评定为支撑。因此，构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多功能价值评价体系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重要的创新点。
以上重点探讨的是空间功能价值，可以视为空间功能研究路径的深化，但国家文化公园更深层次的价值平衡问题更需要解决[55]。这不仅指向当前文化发展和治理领域的“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效统一”的价值判定问题，价值平衡还涉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如不同价值的权衡取舍政府主导与市场投入的问题，文化市场与公共服务的平衡问题，国家文化公园彰显当代价值与传递代际价值如何取舍的问题，如何兼顾国家认同与海外传播的问题，如何整合国家文化公园外在形象展示与内在精神内涵传承的问题，等等。
3 余论：国家文化公园整合研究框架探讨
建立国家文化公园，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美丽中国的迫切需求和必然趋势，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仅是自下而上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更是自上而下贯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举措。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创新，但创新并非凭空而来，更需要吸纳现有国家公园、世界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等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传承创新。本文梳理的7条研究路径均呈现较为清晰的问题导向，可以总结为：一是“国家文化公园+”视角，即探讨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营等系列问题；二是“+国家文化公园”视角，即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基础上的归纳升华。上述路径与方法，尽管无法全方位涵盖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但大致概括了学界迄今在该领域所积淀的知识谱系。
逐项讨论每一种研究路径的源流和运用，并不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孤立隔绝、毫无关联[56]。与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一样，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要求更整体、更灵活、更聚合的方法论[57]。广大学者均在进行尝试，如基于政治、文化、组织管理三股逻辑力量对国家文化公园研究进行了剖析与整合探索[58]。本文也尝试提出在整合现有研究路径基础上的“321”研究框架，即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管理三大要素基础上，探索横向与纵向两对关系，解决价值研究这一核心问题。其中，对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传承利用是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的根本和基础，是国家文化公园有别于国家公园的前提；空间既是国家文化公园的载体，也是重要的生产动力；管理则是国家文化公园在体制机制层面创新的探索。面对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新概念、新现象，如何厘清国家文化公园中机能文化区、形式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的横向整合机制，探索不同尺度转换理论的关系，整合各种地方尺度转换理论，提出具有创新性、富有解释力、适用于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尺度转换整合机理是当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国家文化公园要强化价值研究，要对国家文化公园的重大价值进行识别、度量和阐释，在多价值间实现选择和平衡，进而回归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的宗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祁述裕. 国家文化公园： 效果如何符合初衷[J]. 探索与争鸣， 2022（6）： 5-7. [QI Shuyu.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How the effect meets the original intention[J].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2022（6）： 5-7.]
[2] 秦宗财.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系统性建设的五个维度[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3）： 162-170. [QIN Zongcai. Five dimension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ystematic construction[J]. Nanjing Social Science， 2022（3）： 162-170.]
[3] 龔道德. 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缘起与特质解读[J]. 中国园林，2021， 37（6）： 38-42. [GONG Daode.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1， 37（6）： 38-42.]
[4] 邹统钎. 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J]. 探索与争鸣， 2022（6）： 8-11. [ZOU Tongqian. Overall protec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J].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2022（6）： 8-11.]
[5] 吴殿廷， 刘锋， 卢亚， 等.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开发和文化传承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1（12）： 84-91. [WU Dianting， LIU Feng， LU Ya， et al. Study o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China Soft Science， 2021（12）： 84-91.]
[6] 宋蒙.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蒙古段建设研究[J]. 前沿， 2022（2）： 97-104. [SONG Meng.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ner Mongolia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Frontiers， 2022（2）： 97-104.]
[7] 李江波， 李祿胜.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文化和传承研究——以六盘山西麓长城和长征及丝路为例[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20， 41（9）： 81-85. [LI Jiangbo， LI Lusheng. Study on culture and inherit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A case study of the Great Wall， Long March and Silk Road at the western foot of Liupan Mountain[J]. Journal of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 2020， 41（9）： 81-85.]
[8] 李宏宇. 河北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20）： 93-95. [LI Hongyu.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J]. Rural Economy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2021， 32（20）： 93-95.]
[9] 胡梦飞， 王雪莹. 聊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策略探究[J]. 济宁学院学报， 2022， 43（1）： 51-56. [HU Mengfei， WANG Xueying.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Liaocheng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Journal of Jining University， 2022， 43（1）： 51-56.]
[10] 编委会. 黄帝陵——以文化营造圣地感的国家文化公园[J]. 城市环境设计， 2018（6）： 336. [Editorial Board. Mausoleum of the Yellow Emperor—A national cultural park with a sense of holy land created by culture[J]. Urban Environment Design， 2018（6）： 336.]
[11] HOLT J， PERREN A. Media Industries：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M]. New Jersy： John Wiley & Sons， 2011： 11.
[12] 苗长虹. 文化遗产保护能够从自然保护中学到什么——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例[J]. 探索与争鸣， 2022（6）： 21-23. [MIAO Changhong. What ca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learn from nature conserv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onstruction[J].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2022（6）： 21-23.]
[13] 王克岭. 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思考[J]. 企业经济， 2021， 40（4）： 5-12; 2. [WANG Keling.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think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J]. Enterprise Economics， 2021， 40（4）： 5-12; 2.]
[14] 刘晓峰， 邓宇琦， 孙静.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省域管理体制探略[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1（3）： 45-49. [LIU Xiaofeng， DENG Yuqi， SUN Jing. Exploration on the provincial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Fine Arts and Design）， 2021（3）： 45-49.]
[15] 朱里莹， 徐姗， 兰思仁. 中国国家级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对国家公园布局建设的启示[J]. 地理研究， 2017， 36（2）： 307-320. [ZHU Liying， XU Shan， LAN Sire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layout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2）： 307-320.]
[16] 王连勇， 霍伦贺斯特·斯蒂芬. 创建统一的中华国家公园体系——美国历史经验的启示[J]. 地理研究， 2014， 33（12）： 2407-2417. [WANG Lianyong， STEPHEN H.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a： Inspir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2）： 2407-2417.]
[17] 钟林生， 肖练练.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路径选择与研究议题[J]. 资源科学， 2017， 39（1）： 1-10. [ZHONG Linsheng， XIAO Lianlian. Path selection and research topics of pilo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17， 39（1）： 1-10.]
[18] 程遂營， 张野. 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J]. 旅游学刊， 2022， 37（2）： 8-10. [CHENG Suiying， ZHANG Ye. The ke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2）： 8-10.]
[19] 阙维民. “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悖论——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案例[J]. 中国文化遗产， 2015（5）： 56-61. [QUE Weimin. The paradox of the name of archeological site park： A case study of Yuanmingyuan Site Park[J].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2015（5）： 56-61.]
[20] 李爱民. 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大遗址保护中的优势[J]. 社会科学家， 2010（9）： 96-98. [LI Aimin. The advantages of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large sites in China[J]. Social Scientist， 2010（9）： 96-98.]
[21] 单霁翔. 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10（1）： 2-12. [SHAN Jixiang.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large-scale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J]. China Cultural Relics Scientific Research， 2010（1）： 2-12.]
[22] 朱晓渭. 基于考古遗址公园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人文地理， 2011， 26（2）： 112-115; 36. [ZHU Xiaowei. Research on urban cultural ecosystem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A case study of Xian city[J]. Human Geography，2011， 26（2）： 112-115; 36.]
[23] 孙华. 国家文化公园初论——概念、类型、特征与建设[J]. 中国文化遗产， 2021， 105（5）： 4-14. [SUN Hua.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oncept， typ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J].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2021， 105（5）： 4-14.]
[24] 彭兆荣. 线性是脉 社稷是魂——论国家文化公园之“中国范式”[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2（1）： 93-99. [PENG Zhaorong. Linearity is pulse， state is soul—On the “Chinese Paradigm”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J]. Chin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2022（1）： 93-99.]
[25] 王林生， 金元浦. 线性文化理念：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实践走向与结构变革——以北京“三条文化带”为对象[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19（4）： 16-24; 48. [WANG Linsheng， JIN Yuanpu. Linear cultural concept： The practice trend and structural reform of urba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Taking the “Three Cultural Belts” of Beijing as the object[J]. 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19（4）： 16-24; 48.]
[26] DENSTADLI J M， JACOBSEN J K S.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s： Perceived quality of scenic tourism rout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4）： 780-789.
[27] 李哲， 涂婧雅， 伍小敏， 等. “水培體系”支撑下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思考[J]. 中国文化遗产， 2021（5）： 28-36. [LI Zhe， TU Jingya， WU Xiaomin， et al.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under the support of hydroponic system[J].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2021（5）： 28-36.]
[28] 汪愉栋. 国家文化公园协同保护路径构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视角[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1）： 98-103； 109. [WANG Yudong.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conservation path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22， 22（1）： 98-103; 109.]
[29] 田林.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非遗要素植入模式研究[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2（1）： 109-114. [TIAN Lin. Research on the implanting model of non-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Chin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22（1）： 109-114.]
[30] 徐缘， 侯丽艳.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探究[J]. 河北地质大学学报， 2021， 44（4）： 127-131. [XU Yuan， HOU Liyan. Study on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2021， 44（4）： 127-131.]
[31] 傅才武.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地方激励问题[J]. 探索与争鸣， 2022（6）： 12-14. [FU Caiwu. Local incentiv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J].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2022（6）： 12-14.]
[32] 陈进华.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5）： 23-39; 205. [CHEN Jinhua. State logic of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9（5）： 23-39; 205.]
[33] 何增科. 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4（1）： 11-15. [HE Zengke. Understanding state governance and its modernization[J]. Marxism and Reality， 2014（1）： 11-15.]
[34] 吴丽云， 邹统钎， 王欣， 等. 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成效分析[J]. 开发研究， 2022（1）： 10-19. [WU Liyun， ZOU Tongqian， WANG Xin， et al. Effect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J]. Development Research， 2022（1）： 10-19.]
[35] 程惠哲. 从公共文化空间到国家文化公园 公共文化空间既要“好看”也要“好用”[J]. 人民论坛， 2017（29）： 132-133. [CHENG Huizhe. From public cultural space to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ublic cultural space should be both “beautiful” and “easy to use”[J]. Peoples Forum， 2017（29）： 132-133.]
[36] 蒋金桦， 张燕.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长征文旅空间的重构研究——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为例[J]. 旅游论坛， 2021， 14（6）： 81-92. [JIANG Jinhua， ZHANG Yan. Reconstruction of Long March cultural tourism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 （Guangxi section）[J]. Tourism Forum， 2021， 14（6）：81-92.]
[37] 王秀伟， 白栎影.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逻辑遵循与路径探索——文化记忆与空间生产的双重理论视角[J]. 浙江社会科学， 2021（10）： 72-80; 157-158. [WANG Xiuwei， BAI Liying. Logical follow-up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 du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and spatial production[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21（10）： 72-80; 157-158.]
[38] 王健， 王明德， 孙煜. 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J]. 群众， 2019（10）： 27-29. [WANG Jian， WANG Mingde， SUN Yu.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iangs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Mass， 2019（10）： 27-29.]
[39] 许立勇， 周从从.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圈层治理研究[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25（5）： 76-83. [XU Liyong， ZHOU Congcong. Study on the circle governance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5（5）： 76-83.]
[40] 郑婷婷， 李王锋， 李丽国， 等. 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研究——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例[J].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22， 47（5）： 21-26. [ZHENG Tingting， LI Wangfeng， LI Liguo， et al. Study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zoning control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A case study of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2022， 47（5）： 21-26.]
[41] 渠敬東. 项目制： 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5）： 113-130; 207. [QU Jingdong. Project system： A new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5）： 113-130; 207.]
[42] 李天骄， 韩可为.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清茶馆段延边边墙的保护利用研究[J]. 福建建材， 2022（2）： 41-43. [LI Tianjiao， HAN Kewei.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Yanbian side wall in Qing Teahouse s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Fujian Building Materials， 2022（2）： 41-43.]
[43] 李树信， 崔佳， 罗勇.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与对策[J]. 商业经济， 2021（2）， 49-53. [LI Shuxin， CUI Jia， LUO Yong. The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Sichuan section of the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Business Economy， 2021（2）： 49-53.]
[44] 田林.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滨水景观营造方法探究[J]. 美术观察， 2021（10）： 8-10. [TIAN Lin. Research on waterfron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Art Observation， 2021（10）： 8-10.]
[45] 姜昌彤， 何靖.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景观标识系统设计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 2022（9）： 88-90. [JIANG Changtong， HE Jing. Research on landscape sign system desig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Art Education Research， 2022（9）： 88-90.]
[46] 张义. 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水平的多维评价及提升策略[J]. 探索与争鸣， 2022（6）： 27-29. [ZHANG Yi.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the digitalization level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J].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2022（6）： 27-29.]
[47] 郑众. 元宇宙驱动主题公园数字化场景新业态[C]//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旅游评论， 2021， 第4辑： 60-65. [ZHENG Zhong. Meta-universe driving the new business form of theme park digital scene[C]//China Tourism Academy. China Tourism Review， 2021， the 4th Series： 60-65.]
[48] 陈华明， 孙艺嘉. 物的想象： 考古遗存的媒介属性与主体实践[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7）： 28-34; 53. [CHEN Huaming， SUN Yijia. Imagination of things： The media attribute and subject practice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J].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2， 44（7）： 28-34; 53.]
[49] 钟晟. 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J]. 江汉论坛， 2022（3）： 139-144. [ZHONG Sheng. Cultural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J]. Jianghan Forum， 2022（3）： 139-144.]
[50] 郭新卓.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传播发展路径分析[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 12（13）： 236-238. [GUO Xinzhuo. Analysis 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onstruction[J]. News Research Guide， 2021， 12（13）： 236-238.]
[51] 王庆生， 明蕊.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其国家认同研究： 基于文旅融合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1（S1）： 157-163. [WANG Qingsheng， MING Rui.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nd its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J]. China Soft Science， 2021（S1）： 157-163.]
[52] 王健， 王明德， 孙煜.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8（5）： 42-52. [WANG Jian， WANG Mingde， SUN Yu.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18（5）： 42-52.]
[53] 安倬霖， 周尚意. 基于地理学尺度转换的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保护机制[J]. 开发研究， 2022（1）： 20-30. [AN Zhuolin， ZHOU Shangyi. Based on geography scale convers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22（1）： 20-30.]
[54] 赵云， 赵荣. 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价值研究： 实现过程与评估框架[J]. 东南文化， 2020（4）： 6-12; 190-191. [ZHAO Yun， ZHAO Rong.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Chinas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Realization process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J]. Southeast Culture， 2020（4）： 6-12; 190-191.]
[55] MATARASSO F， LANDRY C. Balancing Act： Twenty-one Strategic Dilemmas in Cultural Policy[M]. St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1999： 5-6.
[56] 孙绍谊. 电影产业研究： 理论与方法[J]. 文艺研究， 2013（9）： 91-99. [SUN Shaoyi. Film industry research： Theory and method[J].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2013（9）： 91-99.]
[57] CALDWELL J T. Para-industry： Researching Hollywoods Blackwaters[J]. Cinema Journal， 2013， 52（3）： 157-165.
[58] 李飛， 邹统钎. 论国家文化公园： 逻辑、源流、意蕴[J]. 旅游学刊， 2021， 36（1）： 14-26. [LI Fei， ZOU Tongqian. On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Logic， origin and implic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 14-26.]
［基金項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尺度转换和空间协调机制研究”（42071194）和中央财经大学“青年英才”培育支持计划（QYP202111）共同资助。
［作者简介］戴俊骋（1984—），男，福建罗源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经济与文化地理，E-mail： na0228@sina.com。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he effective building and use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further indicating the direction for constructing such parks.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s a highly significant endeavor and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cademic attention. Thus far， research paths have been formed on park cases， national parks， cultural heritag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patial functions， project technologies， and symbolic communication. Among these paths， the park cases path generally selects a certain park or discuss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se parks regarding the building experience and the practical use of certain types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The national parks path compares domestic and foreign national park-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systems， and representative practices and cases of national park plann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ath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from a linear or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perspectiv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ath focuses on the “meta-questions”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practices， such as “who should manage？” and “how should they be managed？” The spatial function path focuses o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The project technologies path explores the role of major projects and technologies in supporting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The symbolic communication path explores how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can be disseminated as a symbolic carrier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The existing research paths generally are problem-oriented and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a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erspective; In other words， exploring a series of issues， such as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se parks. Besides， is a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erspective， which is a generalization and sublimation based on the Great Wall， Grand Canal， Long March，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These studies all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such as inadequate exploration and arranging of loc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unclear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oning of complexity， weak local coordination， and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Theoretically， further exploration is needed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issues of horizontal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zones，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judgmental choices of different values.
This study seeks to propose a “321”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integrating existing research paths; In other word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tha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pairs and strengthens value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ree major elements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culture， space， and manage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in its organiz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earch paths for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to enable researchers to think and position these parks more clearly in a relatively clear problem domain， theoretical domain， and discourse domain; to identify the research dialogues between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and existing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managemen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space， cultural technology， and other such topics;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and the Great Wall， Grand Canal， Long March， Yellow River， Yangtze River and other research subjects.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ath analysis; place; scale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郑 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