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三个维度
《人文天下》杂志 2021年7期 作者：白栎影 王秀伟
2021 年3 月，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工程，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从文化治理的视角来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借助公园这一空间形态，发挥文化的隐性治理功能，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承、发展和创新。英国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认为，治理是一种审美地塑造主体的技术，文化与权力相结合产生的公共文化机构充当了文化艺术领域的公民管理机构。国家文化公园正是以国家重要文化标识进行象征价值建构、以文化为核心进行多向统筹、以公共空间形式进行在地化实施的文化治理机构。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文化治理机构的建设可具象化为在特定公共文化空间中实现有效文化治理的过程。国家性、协同性与在地化三重维度客观上契合了文化治理的内在要求，并且为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价值建构、全局统筹和落地实施的逻辑遵循。
一、国家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建构维度
（一）国家性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第一属性和本质特征
国家性是指国家主权的彰显、国家角色的在场、国家特征的展现以及国家认同的激发。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提出并实施建设的重大系统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依赖国家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设计、规划、建设、运营的根本目的是彰显国家精神，保护传统文脉，塑造民族品格，最终使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和国家文化创造的象征。国家性是不同国家文化公园之间最根本的通约性。各国家文化公园虽主题不同，但都积淀着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在不同时期熔铸了催人奋进的国家精神，塑造了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
（二）国家性建构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归宿
在当前各种文化形态加速流变、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不断嬗变的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通过整合沿线区域文化资源，在国家维度上打造主题明确、内涵清晰、标识统一的公共文化空间载体，更好地实现文化层面上国家形象的建构、展示和传播，形塑主流价值观念，培育公众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国家文化公园是不同地域民众之间的文化连接纽带，也强化了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文化情感联系。国家文化公园所融入、展示、传播的文化意象，能够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革命文化的感召力和现代文化的生命力。人们能够在对文化的感知和理解中，形成共同的群体认同、身份符号和文化记忆，从根本上推动着人们个体化的文化思想意识上升为国家共同体意识。对公众而言，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建构并非文化意识形态的强制性灌输和刻板化规约，而是通过对国家文化系统的阐释和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进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情感认知的重构。
（三）公众参与是国家性建构的关键
国家文化公园由国家认定，采用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在场”，但国家性建构更体现在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国家文化公园是造福于民的文化工程，整个建设过程与公众息息相关，公众角色的进入和公众力量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国家认同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公众应该是国家文化公园的共同建设者、运营维护者和功能享有者。因此，要大力开展国家文化公园的宣传工作，及时向公众传递和沟通相关信息，使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在建设过程中，应知悉公众诉求，兼顾普通大众的合理利益；同时，还可通过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和参与机制，调动文化和旅游等各类相关企业、社会各界人士、志愿团体等，参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二、协同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统筹维度
（一）协同性是保证文化完整性的客观要求
国家文化公园呈现出跨区域的空间形态，每个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都涉及多个省市。
从文化分布的横向空间来看，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涵盖了多种文化类型。例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涉及沿线9 个省区，按照流域划分，涵盖了藏文化、巴蜀文化、关陇文化、回族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必然是多层次、融合性、丰富多元的文化空间。
从文化发展的纵向谱系来看，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要兼顾传统文化的传承、革命文化的弘扬，以及当代先进文化的阐释，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文化序列的完整性、延续性。因此，要整合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区域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现多元文化的集成、阐释和传播。既要依循时空双重维度，充分挖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内的各类文化资源，又要根据不同文化的禀赋特点，创新文化呈现、解读、传播的手段与媒介，从而使得丰富多元的文化既汇聚于共同的国家文化公园主题之下，又各放异彩，展现出多层次的文化内涵。
（二）协同性是彰显多元化特质与复合性功能的内在要求
国家文化公园依托国家重大文物和文化资源建设，具备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公共文化服务、国家形象塑造、实施文化治理等多重功能，是一个规模庞大、体系复杂、多维立体的文化空间。
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实现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创新等多重目的的系统性协同。国家文化公园内部的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等各类功能区的建设不是割裂的，而是在同一文化发展链条下实现的从保护传承到合理利用的延伸。在建设时，只有统筹规划国家文化公园的多重功能，建立起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才能保证文化价值的完整性彰显和创造性实现。
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以文化资源共享为核心的有效联动，是实现建设区域内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的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创新性尝试。搭建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资源管理平台和宣传推广平台，是促进国家文化公园整体价值实现的重要举措。
（三）协同性是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现实要求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公共文化工程，涉及跨区域协同、跨部门合作、多主体协调等方面的问题，既要处理好原有规划、法律、法规与拟订规划的有效衔接，还要处理好各地资源禀赋、人文历史、区位特点和公众需求等层面的统筹协调工作。因此，需要统一编制各个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文化公园跨涉地域分段作出具体规划，明确不同地区和部门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具体目标和任务，避免功能定位不清晰和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根据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需要，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协调下，以省为单位统筹各类资源的投入和配置，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建设合力。还要树立整体性思维，推动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级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力量广泛参与的网络化结构，构建层次分明、权责清晰的组织管理体系。
三、在地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践维度
（一）在地化凸显地域文化特色
在地化概念强调本土化立场，是指特定事物与本土文化生态的契合。国家文化公园是兼具共通性与独特性的公共文化产品，既凸显整体标识，代表国家形象，又有着特定主题和内涵。例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传播为总体基调，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以讲好黄河故事、弘扬黄河文化为核心思想。主题不同，意味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深刻把握地域文化的独特内核，体现文化的丰富内涵，要把国家文化公园与特定地域的关系、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充分考虑在内。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是文化建设，只有根植于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逐步建立起国家性宏大叙事与地方性特色故事之间的关联，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才能拥有内生性的文化动力。
（二）记忆场所建设是在地化的主要方式
国家文化公园在地化建设的过程，也是文化记忆建构和场所化实践的过程。文化记忆赋予国家文化公园更为丰富的地方意义，也是赋予情感价值的重要元素。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在地化建设要以文化记忆为纽带，进行地方性文化记忆场所的保护、建设与传承利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指出，记忆场所是同时具备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的场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要通过文化记忆的融入与建构，建设仪式化、规模化的文化空间，还要注重保护利用贴近大众生活、承载地方性集体记忆的记忆场所。通过在国家文化公园内部建立多层次的记忆场所网络，使国家文化公园与地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生活建立密切关联，让国家文化和国家话语得以在地化诠释与传播，从而实现共同文化身份的塑造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激发。
（三）在地化保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实施
在地化进一步要求符合地方需求的建设，在地化的实践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由基本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关键。2019 年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这就决定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具体任务要落实到不同地区，依赖各地方进行具体推进。同时，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满足公众需求、得到群众认可，并经得起时间考验，就要反映在地化的特点，在总的建设原则下解决公众的公共文化关切和需求。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任务由各省分段推进。不同省段的建设要关照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人居环境、配套设施等基础条件，努力创设更加积极有利的建设条件，形成特色的在地化建设模式。此外，国家文化公园的在地化建设实践还要注重与建设区域相关国家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重大工程建设的实施相结合。例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相配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充分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
结语
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的新尝试，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完善文化治理的新举措。国家性、协同性与在地化三个维度既构成了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内在要求，也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建设性逻辑框架。深刻把握这三个维度的内涵，深化价值内核，做好全局统筹，处理好各方关系，才能确保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事业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