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向度和建设思考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年23期 作者：范周
【摘要】國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重大文化工程，是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空间载体，更是延续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抓手。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趋势下，数字化发展成为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一环，是全景呈现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资源信息、推动各类资源安全创新转化的必要手段。当前，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实践成果亟待进一步梳理总结。同时，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建设仍存在文化资源类型的复杂性致使数据关联不紧密、公众在建设过程中“身份缺位”等问题，必须从重塑思维、创新机制和业态、加强数字化传播等方面着力解决。
【关键词】文化数字化 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 国家文化公园
【中图分类号】G2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3.006
当今世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政策蓝图，在文化建设领域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我国正在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文化建设领域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等具体发展要求，为进一步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指明了方向。当前，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主要推动力的背景下，数字化成为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一环，是全景呈现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资源信息、推动各类资源安全创新转化的必要手段。基于此，当前亟需充分理解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目标导向和重点建设任务，继而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审视国家文化公园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融合思维和系统思维做好数字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指导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各省（区、市）探索并丰富数字化创新实践。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内涵与演进特征
文化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发展背景。其一，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生产和文化生活。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飞跃都会引起社会生产的深刻变革。在文化方面，印刷术促进出版业的繁荣，摄影技术推动电影的诞生，移动终端的出现逐渐开启多屏互动时代，继而在多种技术集成条件下催生出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数字文化新型业态。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等学者所言，文化与科技融合形成的产业体系将会释放巨大能量，而技术创新始终是加速产业内部自我淘汰与更新的主要推动力。当前，人类已进入信息革命引领下的数字时代，以移动互联网、5G、大数据、AI、VR、云计算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技术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感知空间和消费场所正在无限延伸，就像尼葛洛庞蒂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中提到的，“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1]人与数字技术已经实现全时空的融合。据IBM估计，数字内容的生产速度约为每天20万亿比特，[2]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抑或即将步入创造比特同时被其影响控制的时代。
其二，文化与科技的全方位融合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需要。从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文化强国建设时间表，经历了十年探索，有关文化科技融合的认知伴随着产业变革演进不断深化，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逐渐形成。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并且要求“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推动文化科技融合进入起步阶段；2012年出台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将“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列为专栏，要求推动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全面数字化；同年，“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自此开启了文化科技加速融合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等政策连续出台，与此同时，多部门协同保障机制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向纵深发展；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将文化数字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深刻理解文化数字化的内涵与范围。前文从政策演进视角梳理了文化数字化成为国家战略的变迁过程，但理解其内涵还需对相似概念进行辨析，以此明确当前文化数字化的范围及特征。文化数字化在实践中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概念在学界和业界并未达成共识，在不同语境下也有混用现象，比如与文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文化产业、文化科技等概念的内涵均有交叉，本文主要以文化产业数字化与文化数字化两个概念为重点辨析对象。
首先，文化数字化相较文化产业数字化而言视角更加广阔。《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文化数字化是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数字化，但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及其带来的消费方式和场景变化，研究者对文化数字化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入。高书生提出，文化数字化是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各环节的数字化。[3]文化产业数字化是“产业数字化”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实践，其内涵是通过包括网络通信技术、智能算法技术、数字版权技术、影音编码技术等在内的广义的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生态体系进行更新再造，并最终促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4]从政策表述上看，《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完成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的目标，表明文化数字化与文化产业数字化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文化数字化以“大文化”的视角包含了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数字化。
其次，视角差异导致两大战略的建设目标侧重点不同。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侧重培育文化产业新兴业态，而文化数字化战略侧重以数字技术激发文化发展要素，推动实现文化生产力、消费力、传播力的全面提升。文化数字化和文化产业数字化都需要打通供需两端，系统化看待战略背后的内涵。张铮提出了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五个层次，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文化企业的管理流程数字化再造与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升级；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精神体验的数字化；文化产业内部及外部各产业通过数字技术精益分工，重塑价值链，结构升级，动能转化的过程；文化管理部门和整体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协同治理与公民文化权益通过数字化得到更好地保障的过程。[5]文化数字化战略应在此基础上破除产业、行业壁垒，实现各类文化资源和产品服务的数字化存储、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同时包括文化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管理数字化和商业模式数字化、以及文化消费体验和传播的数字化。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动力与发展向度
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价值、概念与特征。（1）时代价值。第一，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重大文化工程，是打破我国缺乏世界级文化标识困境的重要手段。21世纪以来，文化软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迫切需要塑造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优势。提到美国时，人们可以迅速联想到自由女神雕像、好莱坞电影等内容，这些都是较为直观的、凝练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形象和精神标志。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曾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无数奇迹，形成了一批丰富多样、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华文化符号，但文化传播力、影响力和表现力相较其他国家仍有进步空间。
第二，国家文化公园是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空间载体，是延续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抓手。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经济的基础保障，更需要强大的文化精神作为支撑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的框架体系，凝聚了社会共识、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覆盖范围广、涉及省（区、市）多，有利于进一步摸清我国文化资源“家底”，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能。
（2）概念辨析。从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到2022年初逐步形成大运河、长城、长征、长江、黄河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建设布局，“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不断明晰。“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首创，易与国外的国家公园、历史公园等混淆。现有研究已就“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展开探讨。李飞、邹统钎分析指出，国家文化公园和国家公园的相似之处在于突破了传统公园的空间局限，但二者又在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国家文化公园寻求内部的文化关联性和主题一致性。[6]龚道德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基于中西方文化保护价值观和文化遗产特性方面的差异而提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是对西方国家公园概念的衍生和创造。[7]孙华则辨析了公园与私园、文化公园与自然公园、国家公园与其他公园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强调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国家重要文化资源、展示国家文化精华的目的，并提出国家文化公园应由国家划定、国家管理并全部或部分向公众开放，提供历史研究、文化传承、公众教育、文化休闲等服务。[8]以上研究均是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词语的内涵出发探讨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提出正是新时代语境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创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时指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9]。这一阐释清晰指出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六大功能和特性，综合目前学术研究已有的概念阐释，可以基本总结出：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文化价值符号的典型性、公共文化的公益服务性及资源创新融合产生的产业带动性。
其一，文化价值符号的典型性。五年来，从《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时要求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10]，到具体落地建设方案分别选择了大运河、长征、长城（第一批，2019）、黄河（第二批，2020）、长江（第三批，2022），可以看出：一是入选的建设载体时间跨度大，二是都属于线性大型遗产的概念范围。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跨度几千年的物质载体中选取了五个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在这一意义层面，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作为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和塑造中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能载体的重要价值[11]。其二，公共文化的公益服务性。国家文化公园是开放的公共文化载体，必然要满足公共文化的公益服务属性这一本质特征。其三，文化资源的创新融合产生的产业带动性。前文所述国家文化公园的六大功能将进一步促进包括“文化﹢旅游”“文化﹢教育”“文化﹢创意”“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深度融合。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机遇与发展向度。基于国家文化数字化的战略目标和具体任务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国家文化公园数据资源是中华文化数据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资源数据化是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资源体系的必然要求。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是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供给端口的数据依托。目前在建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资源类型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所在，更需要科学保护、完整传承。
第二，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也是文化和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工程，应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等多个维度推动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从概念上来看，国家文化公园天然具有文化和旅游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在目前已出台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文化旅游融合被纳入主体功能区和基础工程。当前，我国文旅融合在部分项目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产品、服务、资源、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科技在文旅融合中起到了助推器的关键作用，数字化对文化和旅游行业变革的影响表现在需求端、供给侧与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12]
第三，国家文化公园需要通过数字化建设推动国家文化资源服务实现均衡供给。长期以来，我国文化资源、产品和服务存在着类型多样、分布不均与利用不足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创新性地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国家文化公园的公共性特征要求其必须发挥文化惠民作用，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数字变革时代已然来临，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理应顺应时代发展，立足区域现状，其未来主要有四个发展方向。
第一，资源上“云”形成文化数据并广泛关联其他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为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奠定基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目标和重点任务中都体现了“关联”的重要性和价值，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各类资源“云”丰富了文化保护手段，同时其中涉及的信息并不是单一孤立存在的，未来还需要进一步与其他相关信息资源和文化实体进行链接。
第二，以技术创新引领虚实融合服务生态。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加快了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与实体经济的互融共生，2021年开始爆火的关于“元宇宙”的探讨即是一个佐证。数字时代以“强通用性、强交互性、高集智性和高增值性”[13]为特征，数字时代的国家文化公园既拥有文化实物空间载体，同时也将在数字技术的带动作用下进一步创新产品和服务生态，成为虚实融合的典型案例。
第三，以文化资源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国家文化公园若失去文化本真，就丧失了它的价值。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明确提出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文化”为核心价值，以文化要素推动产品创新、园区产业创新，进而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
第四，以数字化实现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治理现代化。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备案博物馆6183家；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3026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3家；世界遗产56项，位列世界第二。[14]当前，我国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以及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大多处在文物、文旅、国土、林业等多部门管理的模式之中[15]，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一方面可以推动实现线性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以建立新的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区域文化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现状、问题和相关思考
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理论研究与建设现状。在理论研究层面，我国文化数字化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速度快，但由于实践起步晚，形成的系统性经验总结成果较少，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路径的探讨仍需进一步深入。例如，邹统钎指出，当前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发展主要包含数字化存储、展示、管理几大板块，围绕加强文化公园数字化改造的目标，发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文物和文化资源数字化存储、展示和管理目标落地。[16]然而，在国家文化公园系统性数字化建设的具体路径方面，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尤其是对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资源如何接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二是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尚未形成专题研究，学术成果比较零散。例如，张义对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水平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17]刘鲁等撰写的研讨会议综述介绍了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传承与数字再现工程，列举了再现技术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案例[18]。整体来看，目前针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概念辨识、理论解释层面，也有少量研究关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实践经验，关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例如，秦宗财在探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性建设时提出，“在保护的前提下，依托现代展示技术和体验技术，适当地开发高水平的文创项目”，“线上借助于数字文化创意、数字技术、融媒体技术等，实施博物馆数字化战略”。[19]尽管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建设路径，但纵观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建设，数字化发展不能仅局限在博物馆层面或实施某种单一数字化战略，还是要统筹考虑全局与区域、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等多维度的数字化。
政策层面上，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较晚，目前尚未出台正式规划，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已公布相应建设方案，且在重点推进工程中明确了数字化建设方向。涉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省份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例如，《江苏省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意见》提出，“建强大运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这是在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求的基础之上，明确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的目标。可以看到，从国家部委到所涉及的省（区、市），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未来，各省（区、市）还需要从多维度系统规划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建设。
实践层面上，主要形成了四类建设方式。一是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点状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展示。例如，在长征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过程中，广西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2021年7月进行了场馆设施升级，引入“5G﹢VR”技术打造云展览；又如，地處长江中游的湖南岳阳通过“云旅游”方式，将本市文化旅游资源全面“上云”。二是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例如，山东省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建设区域，注重发挥新技术优势，创新开展“云旅游”“线上展销”等工作，拓宽黄河文化的传播、传承渠道。三是综合性数字化平台建设。例如，江苏省建设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突破传统线下展示和体验的时空局限，打造了一条线上数字运河，以全新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大运河历史文化。四是超级文化IP的形成及产业开发。例如，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与三七互娱联合推出国家文化公园主题数字藏品。又如，以打造文化IP的思路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近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的一大亮点。超级文化IP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性符号，同时也是国家号召力与凝聚力的象征[20]，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建设已经形成了“云游长城”“数字长城”等多种数字化文化体验产品，形成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效统一。总结来看，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大运河、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出台早，建设时间相对较长，形成了一系列建设经验，可为后续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参考。
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中的问题与相关思考。从问题层面来看，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建设既有当前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数据生产力不均衡不充分、对文化资源的认识不清晰等，也存在三个特殊问题。
第一，文化资源类型的复杂性导致数据关联不紧密，“信息孤岛”仍然存在。产生信息孤岛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文化资源的数字信息管理权在各省（区、市），缺乏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机制，导致线下存在的条块分割问题在数字空间重现；另一方面，数据库本身的建设标准不统一，难以发挥“关联”作用；此外，公开数据资源的制度不健全，使得文化资源是否公开共享由地方自主选择，对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要求较高。
第二，公众的“身份缺位”与国家文化公园的人民共享属性存在矛盾。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建设应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消费—生产”闭环，当前在数字化建设项目中，政府主导力量强，但公众的参与感、认知感、体验感相对较弱。国家文化公园既需要政府主导，也需要公众与市场的多方联合共建共享，在这一方面，需要吸收其他国家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形成社会参与机制的先进经验。例如，德国公众参与体系中的系统培训（诸如志愿护林员活动等），既可以帮助那些愿意贡献自身时间和精力的人们提升服务技能和经验，又可以实现国家公园在教育公众、保护自然方面的使命。[21]
第三，集成技术群在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资源开发、保护、利用、传承方面应用程度不深。目前，国家文化公園数字化建设的大部分实践主要集中在数字化传播方向，即利用互联网、5G、AI等新兴技术进行图文、视频等资料的传播分享。从近两年火爆的“元宇宙”、区块链等技术发展趋势来看，单一技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后将逐渐完善，形成愈发集中应用的趋势。集成技术群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利用还未完全实现，这也将成为未来的重点发力方向。
针对以上问题，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国家文化公园应该从四个方面加速数字化建设进程。
第一，形成文化融合新思维。融合新思维要求从“大文化”的角度理解文化，打破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区隔、打破文化产业的单一发展路径，推动“文化科技﹢旅游”“文化科技﹢教育”等深度融合，创新产品与服务。同时，文化融合新思维需要新人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的行政范围广阔，既有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也有生产力仍需提高的中西部地区；既有城市，同时也覆盖广大的乡村地区，因此要大力提升政府机构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使其掌握前沿技术的最新动态，以数字化设施为基础工具打造管理新机制，全面提升文化治理水平。
第二，发力数字新基建。2020年3月，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新基建目前包括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融合算力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它们将成为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省（区、市）统筹规划建设新基建的同时，也要注重多元主体分级开源，形成共建共享合力。
第三，创新产业新业态。产业新业态主要是指依靠数字技术变革而产生的新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主要包括沉浸式产业、数字文旅、电子竞技等方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建设就是以数字科技要素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新的动力源。一方面要做好数字产品供给，另一方面要激活数字文旅消费的潜力，推动文化和旅游两大产业在国家文化公园这一空间载体中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融合。
第四，把握传播新思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文化建设部分针对国际传播战略提出新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引领者，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在先行探索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全新的大型文化遗产发展模式，传递“共同体”理念、履行“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国使命。[22]做好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传播工作，要通过制作专题纪录片、影视剧、动漫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数字文化产品，推动国家文化公园从“幕后”走向“舞台中央”。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AZD066）
注释
[1]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229页。
[2]《“信息灾难”即将来临？150年内数字比特数量将超过地球原子数量》，2020年8月12日，https：//new.qq.com/rain/a/20200812A07D8S00。
[3]高书生：《文化数字化与文化建设2.0时代》，《文化软实力》，2016年第1期。
[4][5]张铮：《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内涵与关键》，《人民论坛》，2021年第26期。
[6][22]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旅游学刊》，2021年第36期。
[7]龚道德：《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缘起与特质解读》，《中国园林》，2021年第37期。
[8]孙华：《国家文化公园初论——概念、类型、特征与建设》，《中国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
[9]《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2019年12月5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05/content_5458886.htm。
[10]《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2017年5月7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5/07/content_5191604.htm。
[11]钟晟：《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汉论坛》，2022年第3期。
[12]戴斌：《数字时代文旅融合新格局的塑造与建构》，《人民论坛》，2020年第6期。
[13]夏杰长、贺少军、徐金海：《数字化：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方向》，《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14]王珏：《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人民日报》，2022年8月25日，第2版。
[15]邹统钎、韩全、李颖：《国家文化公园：理论溯源、现实问题与制度探索》，《东南文化》，2022年第1期。
[16]邹统钎：《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总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21年，第16页。
[17]张义：《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水平的多维评价及提升策略》，《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
[18]刘鲁、郭秋琪、吴巧红：《立足新时代，探索新路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遗产活化专题研讨会综述》，《旅游学刊》，2022年第8期。
[19]秦宗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系统性建设的五个维度》，《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20]傅才武、程玉梅：《“文化长江”超级IP的文化旅游建构逻辑——基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视角》，《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
[21]王克岭：《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思考》，《企业经济》，2021年第4期。
责 编∕陈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