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江苏常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从1925年起，瞿秋白先后在党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历史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会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当他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而无法在党的领导岗位上继续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因困难而退缩，而是很快在文化战线上打开了新的局面，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如获至宝，采取各种手段对他利诱劝降，但都被他严辞拒绝。他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6月18日临刑前，他神色不变，坦然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还唱《红军歌》。到刑场后盘足而坐，回头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时年36岁。敌人可以消灭一个革命者的肉体，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是杀不掉的，是永生的！”[1]

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今82号）一座名为八桂堂的花园住宅内的天香楼二楼。八桂堂是瞿秋白的叔祖瞿赓甫的住宅，这所住宅内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楼也是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赓甫当时任湖北布政使。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她的子女中长大成人的有5子1女，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由于瞿秋白头发上生有双旋，父母为其取名双（或同音字霜、爽）。

辛亥革命后，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将母亲也接到那里，并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农历正月初五，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瞿秋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瞿秋白先在杨氏小学教书。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西赴汉口，寄居在京汉铁路局当翻译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堂兄纯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秋白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要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瞿秋白参与了五四运动，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3日参加上街演讲活动，反动当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百七十八人，关押于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的拘留所。6月8日迫于各界压力释放全部学生。8月23号，瞿秋白和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抗议“马良祸鲁”被警察厅逮捕，8月30号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释放了全部请愿代表。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肖劲光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

1922年12月21日，受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工作。于是瞿秋白于1923年1月13号回到北京。1923年2月，瞿秋白部分翻译《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了更好地传播列宁主义，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同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在此之前，瞿秋白还撰写了许多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亦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也在1923年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规划。他们设想把上大办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着手制定学校章程、整顿师资队伍、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等项工作。同时，瞿秋白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1924年7月，根据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这一时期，瞿秋白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击退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领导了爱国反帝运动。6月4日，瞿秋白负责主编出版了我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1926春病重住院，抱病写《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

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同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计划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举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的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秋收起义。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但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错误。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但1927年夏，米夫、王明一伙捏造了“浙江同学会”事件。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踪”。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至此米夫达到了控制中共中央的目的，而野心勃勃的小人王明也一步登天，6月向忠发叛变后成为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由博古（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于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水口村小迳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由于叛徒指认，身份被识破，于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留下最后的风采。用毕酒菜，从容走向刑场，沿途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罗汉岭，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一位临场记者这样报道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来到中山公园，“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瞿秋白说罢此话，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他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

瞿秋白在刀兵环护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二十米也无法走，恐怕是要被人拖行的。

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开枪吧。”，接着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二十年代的中国，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副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罗亦农、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群星，光华夺目，而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耀眼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55年，中共中央将瞿秋白同志的骨灰迁葬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瞿秋白故居，于1982年3月25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经中国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于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50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门楼下的金字横匾“瞿秋白同志纪念馆”系邓小平书写。基本陈列《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在西院，《瞿秋白故居陈列》在东院。并推出《纪念瞿秋白书画展》等专题陈列。编辑出版了《江南一燕》和《瞿秋白研究》（丛刊），编印了《瞿秋白研究信息》，是纪念瞿秋白、学习瞿秋白、宣传瞿秋白、研究瞿秋白的重要基地。

一、他是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

二、他是中国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风采的第一人。

三、他是中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其中“因特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e）”就是根据音译过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

四、他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1923年，瞿秋白作《赤潮歌》，热情地歌颂了工农革命。

五、他创办了我党第一张日报。1925年6月4日，瞿秋白在上海创办了《热血日报》。他是主办人，也是主要撰稿人。

六、他是系统地给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第一人。

《赤都心史》

《俄乡纪程》

《多余的话》

《高尔基创作选集》 1932年 译就

《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 编译

《江南第一燕》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卜算子·咏梅》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红梅阁》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

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

道人煨古拙，烟湿舞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

《咏菊》

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哭母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新泪痕。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狱中题照）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1935年5月23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这是瞿秋白人生最后一个梦境，也是他的绝笔。在此之前，36师参谋长奉命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他，期望他能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然而，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自己换上了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布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写下他的这个梦境……）

瞿秋白狱中语丝：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1923年6月15日并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其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达。

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也写过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了中肯的评价。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另外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曾合作制订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瞿秋白

——瞿秋白的疏离感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李陵《与苏武书》

朱夫子——朱熹先生的大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即便知道的，也极少有人读他的书了。但是，在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考试以前，几乎每一个读书都知道他，而且还都读过他的书，因为朱熹著的《四书集注》是那时候的标准教科书。后来，民国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牟宗三先生，他评价《四书集注》说，朱熹注释的《大学》很好，但是，他注释的《论语》《孟子》和《中庸》却不怎么样。牟宗三先生说，这原因是：朱熹的头脑和《大学》相应，而与其他三本书却不相应，所以《大学》注释得好，而另外三本书却注释得不好。我今天写这篇《瞿秋白的疏离感》就是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瞿秋白有些相应，虽然也并不是全部相应。

早年间，读过梁衡先生写的一篇关于瞿秋白的文章，叫《觅渡，觅渡，渡何处？》。现在，又重新读过一遍，竟不能卒读。古人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梁衡先生把“革命家”、“文学家”等头衔箍在瞿秋白头上，我想他地下有知也不会同意的吧。于是，便不得不说一句：“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对于写作这篇文章，我有唐朝那个“苦恨年年压金线”的贫苦女子的那点自负：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此为缘起云尔。

瞿秋白一生所创作的作品中，从开始就被人们记得，而且到现在还被人们争论着的，无疑当属那篇《多余的话》了。“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句话不是还在现在的“小资”们的口中流传吗？

它曾经被认为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以便达到污蔑坚贞的共产党员瞿秋白同志的。首先是，国民党站出来说，瞿秋白的文笔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模仿得了的。后来，周恩来说他见过《多余的话》的手迹，确是出自瞿秋白之手。终于，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确是瞿秋白的遗书。

它又曾经被当作瞿秋白变节的口供。所以，在文革中，他的第二任妻子杨之华也遭到连累。

现在，它又被人看作是瞿秋白顽强斗争的一生的历史记录，而且把瞿秋白奉为革命英雄。至少，梁衡先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瞿秋白却亲自说过：“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看来，梁先生的观点有些不妥。

其实，《多余的话》——当然，它并不多余，没有它，我们就根本不能认识真实的瞿秋白——就是瞿秋白“变节的口供”，也不是他“顽强斗争的一生的历史记录”，这只是瞿秋白对他身上存在着的挥之不去而且是愈来愈分明的一种疏离感的自白。

因为“可与知者言，难与不知者道”的缘故，所以人们对这篇文章至今还争论不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瞿秋白的这种疏离感并不是他在被捕之后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有的，我们简直可以用“源远流长”来形容。因为起始的时候，隐约难见，不免为人们所忽略，就是瞿秋白他自己，也许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吧。

早在一九二三年的八月，还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写了一篇叫做《新宇宙》的短文。这是一篇看似很简单的短文，因为里面只是翻译了德国女社会主义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监狱中写的《狱中书简》中的两篇。可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去惊奇地发现：在这篇短文中，罗莎·卢森堡在这两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竟然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达的观点惊人得相同。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当年瞿秋白选译这两封信绝不是偶然。

下面是罗莎·卢森堡写给她的女朋友的第一封信，来自瞿秋白的《新宇宙》：

苏纳池嘉（苏菲亚的小名，罗莎·卢森堡的女友），你知道吧？——我们欧战之后做什么？我们通到南边去。我知道你天天幻想和我同到意大利去旅行，这是你的心愿。我却想同你到郭尔斯（La Corse）去。这地方比意大利更好。你在那里简直可以忘掉欧洲。你想想：一个广阔古奥的远处，围着有棱有角的山峦丘陵，灰色的原野显露着，这下面蓬勃的橄榄桂栗。这种景物之上，俨然有非人间的寂静，——没有人声，没有鸟语，只有石涧和着岭风呜咽。即使偶然看见人，亦是和着四围环境恰恰相称的。忽然在山崖转角可以看见一群一群的家畜。郭尔斯人不像我们的农民，向来不成群结队的游行，而是同着家禽或家畜。前面总有一只狗，后面总有一群群的山羊或家鹿，驮着一袋袋的栗子，之后亦是大大的回教师傅，还有两只脚垂在一边，手里抱着小孩的女人，端端正正坐在他肩上。（注：“他”指谁？不可解。）女人坐得挺直，一动不动好像杉树似的。旁边短短胡须是男人一步一步大踏步的走着。两个人都默然不语。你可以鞠躬致敬，这是一种神圣的家庭。这种景象往往如此的深感动我，使我无意识之中要跪倒于此真正的美之前。那地方圣经和古世界还是活着。我们一定要同去，——我一人所曾经享受的，咱们同享一次。步行可以走尽全半岛；每天易地而宿，每早日起（注：疑为“每日早起”）。这种生活对着你微笑呵！我若能示你以这新宇宙，我多快活……

多看看书。你应当，而且你能够在精神上充分营养自己。你还非常之新鲜，非常之年青活泼。唔！信是写得完的。祝你安宁喜乐。

你的罗莎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莎·卢森堡对她周围的世界的疏离。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不是也说过相同的话吗？

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疏离，更主要的表现为一种要远离某个地方的疏离。罗莎·卢森堡要同着她的朋友到郭尔斯去，而瞿秋白要同着他的爱人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

除了这种在地理位置上的疏离感，他们对周围的人，甚至对他们的同志和他们的职业同样也有一种疏离感。在《新宇宙》中，罗莎·卢森堡的第二封信的这样说的：

你知道罢？——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真人，而是人形的鸟或兽。在园隅，田陇，露天之下，绿草之上，我觉得比在什么议会之中反有更“得其所哉”的感想。我对你是可以说的，你决不以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变节的朕兆。……然而我心灵上与我的蚱蜢反相亲近，与我的同志却要疏远。这亦不是像许多精神破产的政治家，只能在自然界里找着他们遁世退息之所。这正相反：——我在自然界之中刻刻看见许多残忍可恨令我心痛的现象。……然而

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不是又说过相同的话吗？他在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现在抄录如下：

当时（注：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

……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

……

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避免于政治问题我竭力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这样的疏离感，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于是，我们便禁不住要问，瞿秋白的疏离感从哪里来的呢？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故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瞿秋白之所以有疏离感，是源自他自身对于某事或者是某物的亲密感。瞿秋白自称是一个“半吊子文人”，实际他的骨子里有旧式文人的情怀。我们不妨看看他自己是怎样说的：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瞿秋白就是因此而对于他后来的工作、事业，甚至是同志产生了疏离感。而且，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疏离感还使他原来感觉亲密的也感觉疏离了。

疏离感不仅使瞿秋白讨厌政治，而且使他讨厌自己的文人气质，连平素所喜欢研究的书籍也不太上心了，连任何的思维都不喜了，甚至，他连自己的生命也不是很吝惜了。

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

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中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罗莎·卢森堡对政治和她的同志感到疏离，但她到底因为政治的原因被敌人杀死。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我的人生观虽是这样，我正能死于我所应尽天责之处：街市的血战中或是在这监狱中。

而瞿秋白却是在更深刻的疏离感中被敌人枪毙了。但是，死亡对于瞿秋白来说，毋宁是一种解脱，所以在临死之前，他才会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从此，他便逃离了生前使他无处遁形的疏离感。因此，谁要是把瞿秋白的死也当做那种大义凛然的死，便真的是错了，虽然瞿秋白也同样的不怕死。

瞿秋白沿途唱着俄文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从容地走向了刑场。这可以算作是秋白最后的吼声了。

瞿秋白对政治，甚至是他的同志都有一种深刻的疏离感，而对他的信仰，也仅仅是对最后那个光明无比的理想社会还有所期望。因为这个理想的社会，跟他投身革命之前所抱定的“无政府主义”与“和平博爱”不冲突，或许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这个光明的境界。他曾经这样坦白自己的心声：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光明的境界，但是，秋白已经休息了，这些让他深深地感觉到疏离的事情，再也不会去打扰他了。

从瞿秋白参加革命起，说得再准确一点，是从他在俄文专修馆参加社会活动起，一种越来越深刻的疏离感就伴随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我们把他写的《新宇宙》看作是他在文章当中表达这种疏离感的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在遗作《多余的话》是对他的疏离感的最后的坦白。

其实，这种首尾呼应的两篇表达疏离感的文章中间，他还用另一篇叫做《儿时》来表达了他的疏离感。

“儿时”

狂胪文献耗中年，

亦是今生后起缘；

猛记儿时心力异，

一灯红接混茫前。

——龚定庵诗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重要。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不是发现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到中年以后的衰退。本来，人生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熔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个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然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远的年轻。而浮生如梦的人从世界里拿去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决的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像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啊。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和哲学家，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他们其实比儿时新鲜的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

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后退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啊，着生命的停止。

过去的始终走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

一九三三，九，二八

从这不同时期的三篇文章中，我们便能看到疏离感在瞿秋白身上不断发展，并不断深刻的清晰脉络。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瞿秋白，便不得不承认，他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因为深刻的疏离感让他无所遁形。然而，生命已经开始了，也不得不让这痛苦继续下去。好在，在痛苦的一生中，不全是痛苦，到底还有快乐的时候。

当他遇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王剑虹女士的时候，他是快乐的。

当第一任妻子去世，他又遇到第二任妻子杨之华女生的时候，他也是快乐的。

当鲁迅先生将他当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朋友时，他还是快乐的。

虽然，据他说他因为“历史的误会”参加了共产党，并担当了一段时间的领导，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想象他在那许多痛苦的间隙中也同样会有不少的小快乐吧。

然而，这些快乐的总和是否能够抵得上疏离感给他带来的痛苦，我们却是不得而知的。但是，疏离感一定会给他带来莫大的痛苦，这却是毋庸置疑的。

这就是真实的瞿秋白，那个说过“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的瞿秋白！

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1903年-1924年7月），四川酉阳人，土家族，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2006年10月17日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在当年烈士就义的地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汀正式开馆。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就建在烈士就义地——长汀县城西罗汉岭下，占地59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990平方米，于2005年开始筹备。建成后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联成一体，集中展示了烈士光辉的一生。

长汀县2005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馆，现建成的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占地580平方米，建筑面积990平方米，分凄凉家世、传播真理、力挽狂澜、一代文豪、奔赴苏区、傲霜雄魂、诸夏怀霜等八个部分，展出瞿秋白烈士一生的光辉事迹，展线全长120米，展出图片200张，书籍50本，实物（复制品）30件，半身雕塑一座及创作画（国画、图画）4幅，并配备放映厅。建成后的瞿秋白烈士纪念馆，与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瞿秋白烈士就义地联成一体，游客来到这里，可以瞻仰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就义地，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此外，在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也建有瞿秋白纪念馆，纪念馆位于常州市中心，馆内是他生前曾生活过的地方，有他曾用过的井等，并陈设有他的生前所用衣物、毛笔，以及他的手稿作品、照片等珍贵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