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万历）怀柔县志》 ①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由怀柔知县史国典、顺天府教谕周仲士合力编纂完成，是怀柔地区现存最早的方志。该志记载的内容涉及建制沿革、县境分野、山川关隘、官署坛庙、户口赋税、科贡学校、物产风俗、名宦乡贤、烈女孝子等方面，是今人研究怀柔地区历史文化及华北地区社会变迁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关键词】 怀柔;方志;体例;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7-005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7.015

怀柔，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县城距北京城区约50公里，辖区内崇岗叠嶂，雄关遍布，险要的地理位置，使得怀柔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受战争的影响，怀柔的行政建制及辖区在明代以前很不稳定，“（怀柔）而为郡，为州，为军，为邑……若华若夷，再复于华，再蹈于夷，而后归于华……”。直至明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改檀州为密云、怀柔二县”，怀柔县才正式设立。此后怀柔的主体城区一直趋于稳定，仅在边界上进行过数次调整，怀柔这一地名也沿用至今。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夺取了皇位。为了强调其继位的正统性，朱棣在文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令全国各地府县编修方志。据《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一载：

乙酉，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元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之。仍命礼部遣官，编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

以此为契机，怀柔县开始了首次修志工作。这次的修志详情，因史无明文记载，已不得而知，经查阅成书于正统六年（1441）的《文渊阁书目》中记有《怀柔县志》一书，可见在永乐十六年（1418）至正统六年（1441）之间，确有一部已经完成的县志。遗憾的是，这本成书于明初的县志没能保存下来。

怀柔地区现存最早的方志，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由时任怀柔知县史国典聘请顺天府教谕周仲士编撰而成。明亡之后，《（万历）怀柔县志》仍有流传，康熙六十年（1721）吴景果在重修《怀柔县志》时，就曾阅读此志。在“吴志”完成之后，历任怀柔知县未再进行修志工作，致使怀柔县的修志传统中断，《（万历）怀柔县志》也就此失传。清末缪荃孙在编修《（光绪）顺天府志》时，深以未见此书为憾，曾言此书“四论皆具卓识，未必逊于吴志，惜其书不传”。

1984年，怀柔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重新发现了《（万历）怀柔县志》，并将其复制收藏。至此，已经消失了二百余年的《（万历）怀柔县志》重新流传。关于《（万历）怀柔县志》的研究，目前尚无专文，本文拟从成书过程、主要内容、文献价值等方面略作探讨。

一、《（万历）怀柔县志》成书始末

史国典，南直溧阳人，选贡，万历二十九年（1601）知怀柔县。到任伊始，史国典就注意到怀柔文献久阙，因此想要编修一部新县志，用以宣政教事。可此时的怀柔正值多事之秋，长达六个月的水灾冲毁了田里的庄稼，县城内的文庙、城墙、公署等处又发生倒塌，为了救灾，史国典四处奔走，查缺补漏，繁忙的公务使他无暇顾及修志一事，只得利用空闲时间收集资料，以备日后修志之用：“（史国典）至则寻掌故……所得征信者，过而问之，惟是则□滋惧，随事搜求，应时劈划，或受之疏牍公移，或采之穷乡故老，不暇飧休矣”。收集资料的工作大约持续了一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生员李天寿等人向史国典建议修志，史国典也认为此时修志时机已到，便向上级做了汇报。在得到批准后，史国典立即邀请顺天府学教谕周仲士担任纂修一职。《怀柔县志序》记载了当时周仲士与史国典会面的情况：

万历癸卯（1603）夏于役潞河，（史国典）因以询之仲士，盖曰：“故家大族尚存谱牒簿券，以诏方来，嗣世者继起，隐然起亢宗之思。曾是下邑，不得等于家族，今策竟忞忞如长夜，何彰考往来，郁为不朽，是在掌故者，幸毋辞。”

面对史国典的请求，周仲士欣然应允，于当年冬天开始动手修志。在修志过程中，周仲士遇到了两个困难：一是文献资料匮乏，史国典前期收集的资料不足以支撑怀柔县志的编修;二是人力资源匮乏，所有工作均需周仲士一人完成。为了按时完成修志任务，周仲士一边查阅临近州县的志书，以备参考;一边校雠书稿，遇有抵牾之处，还要向耆老士绅请教。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自嘲“用力独苦”，“历时久而为功迟”。最终，经过周仲士五个月的不懈努力，怀柔县志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夏天编纂完成，经抚按等官层层审批后，于当年刊刻印刷。

二、《（万历）怀柔县志》的体例

方志的体例，是“将一政区内诸方情况按一定形式、方法和原则剪裁、编辑，并以规范文字撰写成书，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规格化和准确化”。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编纂思想，同时也为读者了解书中内容提供了便利。在谈及体例的重要性时，傅振伦曾言：“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李棻泰、仓修良等人亦认为方志的体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方志的质量及编纂者的水平。②

一般而言，志书的编纂体例主要体现在修志凡例中，《（万历）怀柔县志》也不例外，有周仲士所作凡例一篇。由于年代久远，凡例中文字模糊不清之处颇多，难以成篇。不过根据书中内容分析，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在门目设置上，《（万历）怀柔县志》为分纲列目体，这是明代后期志书体例的主要形式。书首有朱之蕃等名人所做序言5篇，书尾有史国典所作跋语1篇。正文共分为4卷，卷下设地理、宫室、赋役、职官、人物、兵戎、灾祥、艺文等8志，志下又分图画、沿革、分野、形胜等22目，每卷之首，设有序言，阐释义例，概括主要内容，卷尾又有按语，以示劝戒。这样的架构安排，即确立了纲对于目的统属地位，也加深了各目之间的相互联系，避免了细目并列体分门过多、琐碎零散的弊病。

其二在史料来源上，《（万历）怀柔县志》引用的资料很多，主要包括官修正史、府州县志、档案文书、碑刻以及通过寻访查熟悉地方历史的耆宿、硕儒、故吏、老兵，获取的实地考察资料。具体言之，分野、形胜、山川等篇多取材自正史及府州县志，其特点是对正史及府州县志的内容进行节录或适当改写，并标明材料出处;税粮、徭役、户口、科贡等篇多取材自官方所藏的档案文书，在引用这类资料时，周仲士并未注明出处，只能通过仔细阅读志书内容发现其资料来源，如税粮条记载：“官民田地，见在征粮官地共三十七顷七亩九分八厘三毫六丝七忽八微，见在征粮民地共一千三百九十二顷二十二亩一分五厘，县前碑、赋役册同”，就是《（万历）怀柔县志》取材自档案文书的明证;碑刻资料见于艺文志中，如《广济仓晒场碣记》《石厂石记》《罗山敬业堂记》等;实地考察的材料，散见于各篇之中，如记载县衙治所：“正厅三间，东西二库，东曰贮库，西曰寄库，厅之南甬路上戒亭一座，厅东慕厅三间，厅西库吏房三间，书办房二间，厅前东西六房各午间，仪门三间，大门三间”。记载陵墓位置：“东平王刘公墓，县东南两河庄，石碣、石人、马、羊、驼尚在。后裔俱为采家里民”。用来反映当时怀柔的实际情况及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其三在方志的作用上，周仲士强调方志的实用性。周仲士认为，“邑志，邑史也”。既是史体，除了内容翔实可靠这一最基本的要求外，还需要为培育良好社会风气做出贡献。因此，周仲士在安排《（万历）怀柔县志》的纲目时，十分慎重。如他没有像明代大多数方志编纂者那样专设“仙释”或“杂志”等门目记载神仙物怪及逸闻轶事，仅在人物志中，单列“异人”一目，收录张真人和杜奭的事迹。对此，周仲士在按语中说明了原因：首先，张、杜是人非仙;其次，张、杜二人在怀柔的事迹清晰可考，非凭空捏造;最后，张真人用符水给百姓治病、杜奭通过观测天象赞画军旅，皆为善举，应予以收录。至于其他妖魔鬼怪，荒诞不经之事，周仲士则认为有碍教化，弃之不录。一些他志不载但又能充分反应怀柔地方特点的内容，周仲士认为有必要通过增加纲目的方式加以记述。如周仲士为《（万历）怀柔县志》创设“兵防”一门，在谈及创设理由时，他说：“今天下郡邑志，于稗官小说，淫词谑语，靡不盈楮，而无一语及军旅，岂寰宇泰宁久矣，无所事此耶？而惟泰宁既久，正当有事于此。况怀柔值北虏之孔道，宣大臂其右，辽、蓟肩其左……彼中父老传闻，正统乙巳之变，胡人突入，闾苍胶痒，荼毒不可胜也。若庚戍之惨犹及，睹者且色战而朒痛。奈何令材官骑士，尺籍伍符，泄泄然自驰兵备乎……因陈兵防列之，为兵制，为马政，为寓屯，为关隘，以示固国之要，缺一不可”。可见周仲士之所以增设这一门目，即是对当时怀柔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与思考，也有提醒后人居安思危、勿蹈前辙之意。

三、万历怀柔县志的价值

如前所述，《（万历）怀柔县志》作为怀柔地区现存最早的资料汇编，记载了本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情况，收录了一大批弥足珍贵的史料，对研究明代怀柔、乃至北京及华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略作阐述：

第一，是在方志编纂方面。有明一代，各地编修方志蔚然成风，而传世的数量却很少。据巴兆祥的统计，明代编修方志约3470部，现存约1014部，约占总数的29%;北京地区明代共编修方志48部，目前存世7部，其中府志2部，州志2部，县志3部，约占总数的14.6%。《（万历）怀柔县志》作为北京地区仅存的几部明代方志，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明代方志样本，其作者、编纂思想、资料来源、编纂过程、申报程序等情况清晰可寻，这些内容对后世修志极具参考价值。

第二，是在专题研究方面。《（万历）怀柔县志》的内容涉及建制沿革、县境分野、山川关隘、官署坛庙、户口赋税，科贡学校、物产风俗、名宦乡贤、烈女孝子等方面，实际上是对怀柔一县地情人文的总结，能为各项专题研究提供有效的资料补充。如志书中详细记载了怀柔县城的修建缘由、修建位置以及人力、金钱、材料的消耗，是目前有关怀柔县城最早的记载。再如志书关于税粮、赋役、人口等内容的记载，是人口及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资料。而灾异志中对明代怀柔自然灾害情况及政府应对措施的记载，则可供治明代政治史、灾害史的学者参考。

第三，是在辑佚、校勘方面。《（万历）怀柔县志》中具有重要辑佚、校勘价值的是卷4《艺文志》，共收录明代碑刻16篇，诗15首。其中《重修东岳庙记》《重修瓦倫堂寺碑记》《房家庄重修义勇武安王庙》3篇碑刻及巡关御史马文卿所作《题红螺寺》、怀柔邑人所作的《题定慧双塔》、叶胜所作的《题松棚》《题红螺寺》4首诗未见载于他书，幸赖《（万历）怀柔县志》收录而存留于世。剩余内容除可见于《（万历）怀柔县志》外，还可见于康熙六十年吴景果续修的怀柔县志。将周志与吴志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吴志对收录的诗文进行了颇多删改，如将《巡视山海关监察御史题名记》改为《察院题名记》;将《重修怀柔县城记》中的“以成万世巩固皇图之业”改为“以成万世巩固之业”，去掉“皇图”二字。类似这样带有明显价值倾向的删改尚有多处，不仅抹杀了文章鲜明的时代烙印，而且削弱了文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与之相比，《万历怀柔县志》的记载显然更接近文献原貌。

四、万历怀柔县志的不足

地方志是时代的产物，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有的不足是客观条件限制造成的，有的不足则与修纂者能力有关。《（万历）怀柔县志》成书仓促，加之人手匮乏，未能组织专人收集资料、校勘文稿，自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志书中存在一些错误之处。如在述及怀柔的政区沿革时，周氏先在其自撰的《怀柔县志序》中称“（怀柔）辽、金复属顺州，复改为温阳，地既增损，名更柴池”。之后又在《地理志·建置》中采用了了另一种说法：“晋天福九年，割檀州地与契丹。金天辅元年，归于宋。寻复为金。有元因之，为檀州”，前后记载明显矛盾。再如《兵防志·关隘》中记载：大水峪关，县北三十里;河防口关，县北三十里;小水峪关，县北二十五里”。经实测河防口关、大水峪关均位于怀柔县城东北，河防口关距县城约为32里，大水峪关距县城约为35里。在古人测距设备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些许误差可以接受，周仲士的记载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小水峪关尚在大水峪关之北，距离怀柔县城约40里，而周仲士记为25里，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其次，部分章节内容简略。人物传记本应是一部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可以突出各类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从中总结出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然而，周仲士对于为人物立传一事似乎并未用心，如记载明代在怀柔有政绩的官员共6人，分别为徐达、常遇春、唐洪、邵元亨、夏勋、郝廉，在怀柔实际任职者，为邵元亨、夏勋、郝廉3人，收录数量显然太少。再有人物传记的具体内容也过于简略，如“夏勋，成化年任本县知县，勤慎寡言，抚民有恩”;“郝廉，成化年任本县教谕，勤于课士，严于律身”，全然不提这些官员到底在怀柔做了哪些善政，甚至连籍贯、任职时间、去职缘由等最基本的信息也没有，面对这样的记载，读者很难从中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万历）怀柔县志》的编修，是在怀柔知县史国典的大力倡导下，由顺天府学教谕周仲士执笔完成。作为怀柔地区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尽管《（万历）怀柔县志》存在着因成书仓促所导致的内容简略、史实错误等不足之处，但在怀柔文献久阙的情况下，县志中保存有大量明代怀柔地区的原始资料，这些宝贵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正史记载的不足，同时也为日后怀柔修志提供了参考，其史料价值不容抹杀。此外，就现实意义而言，《（万历）怀柔县志》记载的内容，是对怀柔过往历史经验的归纳和总结，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有助于从更大历史跨度上推动怀柔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对于稳步实现北京建设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亦有助力。

注释：

①怀柔县在2002年4月16日已完成撤县设区工作，本文所指的怀柔县即今北京市怀柔区。

②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李泰棻：《方志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参考文献：

[1]（明）周仲士.怀柔县志[M].明万历三十二年刊本.

[2]（明）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3]（清）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18.

[4]黄苇.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5]傅振倫.傅振伦方志论著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6]巴兆祥.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J].中国地方志，2004，（4）.

作者简介：

李博群，男，汉族，北京人，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