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点睛：花园共富路
                栏头署书：乔惠民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研究室主任、国土名片网总编辑、署书员
                 插播导读：国土名片网小编芬儿、李新宇、李浩、张杨

第二节  村市联城

花园村40余年发展本质上是农村城镇化的历程，但不同于城市扩张土地被征用的“土地城镇化”和“被动城镇化”，花园村的城镇化无疑是主动的，也是成功的，是中国乡村主动城镇化的代表，以自身力量为主导的方式实现了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城市化转型，并且逐步成为区域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发挥聚集辐射带动的作用。花园村依靠“村市城”的路径体系创新，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并迈向追求更高水平的目标。

一、乡村城市－化融创

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农业用地变为城市用地，城乡文化逐步融合，农业社会、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农业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转化的过程。城镇化与城市化虽在提法和内涵上有所差别，但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却是等同，都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农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一般为西方国家提法，而城镇化则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是城市化的中国表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演变历程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的城镇化道路，20世纪90年代东部地区的网络城市化、中部地区的多元城市化、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结合的城市化、东北地区的创新驱动型城市化，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根据城镇化的驱动力、动向差异，可分为异地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主动城镇化和被动城镇化，异地城镇化使得“半城镇化”“伪城市化”与“城乡新二元问题”现象突出，还带来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迁出地农村出现大量空心村和空置房现象，迁入地“城市病”突出等问题。被动城镇化对政府的财政投入、行政成本以及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同时也会衍生出“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居高以及地价飞涨以及等问题。
我们在研究花园村的城镇化进程、剖析其内在动力机制与作用机理的过程中，运用“逻辑智慧+”的方法，抽象出了“村”“城”“镇”“市”“社”等基本要素以及其相互作用的演化关系，再还原到花园这一情景中，分析了“城镇化三路协同、主动化以市融城、创系统内聚外拓”的花园模式，对于破解农村原子化、乡村空心化、城乡“新二元”等问题有了新的启发。“三路”指的是“村筑城”“村融城”“村镇城”三类不同情景化的城镇化路径，“主动化以市融城”简称“村市城”，指“市场”这一关键中介变量对城镇化的调节、影响和统筹作用，“两维”是中介变量调节实现“三路”演化的高级形态，即“村镇市城”“村社市城”两个维度的城乡一体生态系统，实现内聚立地、外拓接天的城乡一体。
 
图1-2 花园“村市城”模式的抽象模型

（一）城镇化三路协同

“村筑城”“村融城”“村镇城”是城镇化在差异化情景中的三种路径，“村筑城”是就地城镇化路径，这在花园村表现的非常典型；“村融城”是乡村融入城市或城乡的互动融合；“村镇城”为主流常规路径，即村落向城镇聚集，进而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村筑城”是指在村域的行政范围内，通过土地集中、统筹规划、集约利用，按照城市功能的空间要求进行分区、开发与利用，建设符合城市生活要求的道路、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提供教育、医疗、商业、绿化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构筑起类似城市的生产、居住、生活空间，以硬件条件的改变为主导。这种物理空间的改变主要依靠农村自有资金与力量，而减轻政府由于乡村基础设施投入没有规模经济的负担。
“村融城”是指在“村筑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文化文明、管理服务等角度深层次的推动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农民就业方式的转变，居住方式、消费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变、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向城市供给方式改变，商业、休闲等第三产业开始发展，形成带动当地就业的“在地性”产业，吸引更多外来人口来投资、就业和生活和消费，产生出城市具备的要素聚集、人口吸引、辐射带动功能，同时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进一步拓展、延伸的趋势，与周边城镇形成以点带面，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村融城”更侧重于软实力的改变，同步改变硬件条件，以内生的需求拉动外部城市现代要素的供给，进一步提高融入城市的程度。“村筑城”与“村融城”软硬结合，相互作用，交替带动。
“村镇城”是指在“村筑城”和“村融城”基础上，原本区域内“城市-乡镇-村落”的空间格局与功能结构被打破重构，形成新的中心、节点和网络。原来的村落不断聚集，升级为城镇，产生城市要素供给的“马太效应”，其影响力、辐射力和功能不断提升，部分取代了原本行政镇的功能，形成了镇的行政中心功能、商业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的空间分离，市场主导的空间结构影响到政府行政主导的空间规划。多个新兴小镇进一步加强联动，带动区域内整体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村镇城”的高级演化形态是“村镇市城”。

（二）主动化以市融城

何为“市”“场”？“市”是一切供求关系的综合，“场”是提供供求交易的空间与场所。“市场”从供求交易的内容来分可以包括商品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从交易的场所来看可以包括实体市场和虚拟市场。
“市”并非城市专属，乡村集市历史久远，集市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满足小农生产和生活需求，是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集散市场，是大规模商品流通的起点和源泉。“市”又天生与“城”紧密融合，从“城”的附属功能逐渐成为决定“城”之兴衰的关键因素。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市”的作用至关重要，有了“市”的存在，带动一系列要素的聚集交易，形成产业集群以及生活服务配套，“城”自然形成；没有“市”的“城”，则会产生“空城”“鬼城”，缺乏活力与持续发展的自我造血功能。乡村的“市场”和城市的“市场”相比，无论是供求交易商品的规模、品类、等级和范围，都差异甚远，这是乡村的消费能力决定，反过来也制约了乡村的发展能力和吸引力。
研究团队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市”既包括产业产品市场，也包括生活消费品市场，更包括土地、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高等级要素市场。搭建一个“市场”，就能把城市的高等级要素资源、产业经济、消费经济建在乡村，留在农村，赋予乡村城市的功能，成为带动乡村振兴战略驱动和新型城镇化驱动的区域中心。反过来“城”又能通过现代化的治理方式保护与推动“市”的发展，而“乡”的底蕴文化又能滋养“市”的特色和生态。如果把城乡关系看作一个生命体，那么村的文化是“根脉”、城的价值是 “经络”，市的财富是“血液”，融合村的文化、市的财富、城的价值。市（场）是媒介和载体，成为调节村域向城市演变的关键变量。

（三）创系统内聚外拓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城镇化实践的反思之上，最大的区别在于构建宏观、微观两个生态系统。
一是宏观部署的“村镇市城”超生态系统，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城、镇、社、村”各自发挥作用，统筹协调，构成一个城乡生态大系统。特别强调，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推进城镇化建设绝不能以瓦解农村文明、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超生态系统能够外拓接天，构建城市群、城市带，吸引汇聚更大能量，形成更大的竞争力。
二是微观主体的“村社市城”微生态系统，即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知识经济和人本时代，人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核心，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属性，回到真正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本义也在于此。人的聚集更强调包容性、宜居性、公平性，机会均等、服务均等、待遇均等，共治参与、全年龄友好城市建设等。其中社区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基本单元，既包括居住社区、工作社区、生活社区，更包含创新社区、虚拟社区、治理社区和文化社区，成为“多本融合”的载体空间。微生态系统内聚立地，成为智慧城市的最小“芯片”，是互联网文明时代城市一体的分布式资源空间逻辑的核心支撑。

二、村市筑城－城带乡

（一）“村筑城”土地集约引资本

邵钦祥说“千百年来，进城一直是农村人的梦想，花园村让每个村民梦想成真。村与城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差距无非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花园村依靠自身力量在村域空间范围内通过统筹规划、发展现代产业经济，投资基础设施、提供社会保障服务，就地“筑”起一座城。
旧村改造初筑城。花园村按照“利用老区，节约土地，尊重历史，整体发展，统一安排”的思路，分别于1988年、1993年实施两期旧村改造，0.99平方公里的花园村，加上拓建的工业区，村域面积增加了一倍。通过旧村改造，共节约土地18亩，而且30年内不需增批住房建设用地。拆建后的花园村，一排排三层以上新居整齐划一，住宅四周皆筑注水泥路面，设有花坛，种有花木，初展“人间花园”的风韵。功能分区、土地集约、改善人居，花园村“村筑城”雏形初现。
两次并村筑新城。2004年，花园村与周边的南山、西田、方店、马府、前蔡、卢头、三余、九联、河泉9个村，合并组建成新的花园村，村域面积达到了5平方公里。第一次并村，花园村制定总体规划，划定了四个功能区：以南山、西田小区木线加工基地为依托，建立三产服务区；以方店水库水资源为依托，发展旅游休闲区；以马府小区、南山小区为重点开展村庄整治，创建平安居住区；以村边的东永二线为依托，加快发展科技工业区。2017年，环龙、柳塘、渼陂下、乐业、桥头、西瑶、青龙、南城、西山坞9个村并入花园村。全村区域面积扩大到了12平方公里；花园村重新编制花园村村庄总体规划，按照一产、二产、三产和村民住宅的划分区块，进行重新规划布局，包括工业、养老休闲、水利区块，住宅、商业、旅游区块，以及红木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区块。花园村坚持村庄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有机结合，做到道路硬化、路灯亮化、环境绿化、卫生洁化、饮水净化，完成了花园村内的供排管道、供电和通信线路的建设。两次并村的空间分区完全符合《雅典宪章》中城市规划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功能的要求。花园村通过“筑城”的方式，实现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利用首先改变人们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为资本的吸引和市场的构建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支撑。

（二）“城利市”带动增收聚人心

“村筑城”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生活条件，但如果没有“村市城”的调节，只是停留在改变村容村貌，仅仅市“半城镇化”，没有真正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在地性产业”，不可能形成内生活力与造血机制。
随着花园村的建设发展，村容村貌翻天覆地，经济发展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回到家乡。2004年开始，花园村借助东阳木雕的工艺优势以及南马木匠的人才优势，把握住了并村后土地统筹和区域内原有木线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拆除了以前散乱的木材棚、木线棚，建起极具规模而又集中的花园木材市场、花园木线市场，资源整合，集中管理，正规化、专业化、规模化，打造了全球最大红木家具专业市场以及全国最大名贵木材交易集散地，花园红木家具城与花园原木市场、板材市场、花园红木配套中心、花园红木长廊、花园家居用品市场以及东阳市红木家具产业园，形成了全产业链条的红木产业集群，并由此滋养出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集体经济。通过统筹规划、土地资源整合、功能优化与集约化利用，“城”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而其中形成“撬动”作用的是以红木产业为主体带动全产业链及衍生配套服务业的“市场集群”，进而衍生出产业集群、业态集群。“市连市先兴带动后兴”搭建起创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满足人发展的需要，花园人不用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就地实现就业创业，不仅留住了本地人口与人才，同时为聚集吸引外来人才搭建了平台。

（三）“市荣城”引动消费增自信

城市经济的活力指数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市场”的发展驱动花园村的产业结构、经济形态真正向城市转变。随着花园红木市场集群的发展，聚集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商流、客流与物流，激发了相关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和文化休闲旅游的发展，形成了农副产品经营、副食百货家电、服装鞋帽、住宿餐饮小吃、五金建材卫浴、培训休闲娱乐、物流快递仓储多个市场各业态云集的发展格局。
2017年，总投资15个亿的花园商业中心开业，形成一个集住宅、购物、餐饮、娱乐、健身、休闲、培训的综合性商业航母，与花园红木家具城形成“东西共举·两翼繁荣”的购物环境，与花园雷迪森大世界以及省三星级市场花园粮油商贸城、花园大厦、花园购物广场、花园娱乐城、服装饮食特色街、百货小吃一条街、建材装潢专业街等一起，形成区域内具有地标性的综合商圈。2021年随着疫情稳定后烟火气的回归，“夜经济”也悄悄火热起来。吉祥湖夜景成为“网红打卡地”，人流形成的“夜市”，使花园村的夜晚也变得与城市一样璀璨。
花园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一服务花园及周边村长的村民，使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消费潮流前沿的城市服务业态，和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会，进而留住花园的年轻人，改善花园人口年龄结构；二服务在花园经商、创业、就业的外来人口，使外来人口安心愉悦的投资在花园、消费在花园，形成价值、资本、财富的循环；三服务来花园商务、旅游、休闲的人群，延长消费链，激活更大的消费潜力，使花园村充满城市的活力。花园村以红木产业市场为主体，培育了多元发展的各类专业市场。产业的多层次融合还催生了物流、包装、商贸服务等新兴业态，进而衍生出旅游、餐饮、文化、购物、酒店等生活消费服务业态，构造了多极化的发展空间，实现了花园投资经济、消费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市场繁荣了城市，这也是花园“村市城”的活力源泉。
花园村从城市物理的空间形态上已经是一座宜居宜商宜业宜养宜游的新城，花园人的生活品质全面提升，并由此形成发自内心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村民不用离乡离土就能享受到城市配套服务，获得就业机会，进而改变生产、生活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本为核心的城镇化，而花园“城”的发展也成为花园集团最大的信用背书，当合作伙伴们被“中国农村第一城”的气魄所震撼，对乡村企业的疑虑被打消，合作信心倍增。

三、村社融城－一体化

（一）“村融城”文化文明融治理

城市和乡村是适应不同需要的、两种功能主导的人类聚居模式，城乡一体并不是消灭乡村，而是要实现城市与乡村功能互补、共生于一体，将聚集与疏散、现代与传统实现有机结合。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大趋势之下，乡村最大的价值是保留生态禀赋、自然环境、乡俗民情和人文关怀，乡村和城市最大的交换价值不是来自于经济，而是来自于基于人本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的交换。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走向城乡融合一体发展的过程中，被动的“村融城”往往会丢失乡村的文脉，而花园村则是从“主动村融城”到“互动村融城”，也就是用主动融入城市的发展理念、走主动城镇化之路，主动融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花园用城市规划的理念对村域空间进行统筹规划、功能区划、模块板块、衔接体系，发挥聚集辐射，同时用村庄群落的守望相助的理念进行自治、德治，在实现城市的高效、便捷、现代的同时，传承保留乡村的根脉，体现人口与自然、自然与经济社会和谐的理念，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规避现代高速发展人被异化的“大城市病”，体现了城市与田园的结合。花园村两次并村，将不同空间、多个姓氏、复杂多样的村庄合在一起，不仅仅是资源的统筹、经济关系的重构，更是社会关系的融合，产生了聚人心的社会效应，靠的是“村融城”的软实力和新集体的“软系统”。同时通过“村筑城、村市城”提升了更大的经济价值，形成了更大范围的“硬支撑”，反过来又强化了“软系统”。
花园村融城的过程中，最大的底气是既保留了乡村的特质，又突破了经济发展的制约，实现了“分得清、融的深、创的高”，走的是“主动拥抱城市”“主动融入城市”“主动城镇化”之路。走进花园村，可以感受到现代城市文明与乡村田园文化与熟人社会的融合，既保留主根脉又汇聚成大根脉，把外部价值引入提升内部价值，这不仅仅是资源的统筹、经济关系的重构，更是社会关系的融合，产生了“聚人心”的社会效用。
“村融城”实现了既有村的属性、又有城的属性的融合，依靠具有两重性的新集体，实现了既有经济属性又有社会属性的统一。村融城将软系统与硬支撑相结合，形成激励约束相容机制，降低了社会成本、治理成本。将城市以经济为主导的治理与乡村以社会为主导的治理结合，构建了更大范围的良性经济社会生态，实现了城与乡的经络链接和血气融通。

（二）“城养市”营商环境聚投资

“城”是“市”的背景与依托，花园村引入了城市的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在解决“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便利性的同时，与其他城市、城镇进行有机联系，解决了城市资源供给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问题，依靠城市的生活配套，解决了村民、常住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消费场所、消费实力和消费空间的问题，真正实现了“融城”。同时，借助城市与乡村以及周边的交融关系，通过加强交通路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无缝衔接，加快了城市与花园村融为一体发展，实现了城市高度发达的生活配套与乡村社会文化功能的深度融合，因此说“花园村更像城市、就是城市”。
“市场”的培育绝非一蹴而就，从低端、散乱的木线市场逐渐发展为集文化创意、研发孵化、智能制造、展示贸易、会展服务、品牌营销、物流服务于一体的红木家居全产业生态链，中国红木产业文化要素集聚区和红木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区，花园“无木成林”是“以城养市”的传奇。
浙江省有4000多家红木企业，其中花园村就有2000多家，占到浙江省一半以上，红木市场产量则占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在花园村产生了红木产业集聚效应，国内其他地方难以比拟。花园村发展红木产业并无原材料和区位优势，依靠的是红木产业链精细分工形成集群的领先思路，以及现代精细化管理形成的优越的投资氛围和营商环境。
花园红木家具城在设立之初，就提出立身之本——引导商户守诚信、重服务、优质量，市场就倡导各商户向消费者郑重承诺十大服务。多年来，承诺服务的条数已经增加到十八条。花园采用了现代、高效的城市管理与运营手段，以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为主导，规范管理，引导合法经营，严惩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偷工减料、相互压价、相互扯皮、相互诽谤等不良行为。聚焦“时尚”和“文化”产业，创建东阳花园红木家居小镇，成立中木协花园红木专委会，建起花园红木产业国际物流中心，设立中科公信木材检测中心，吸引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入驻市场，增设花园红木文化展示区等。花园红木家具城还以“互联网+实体市场”为突破口，推出新零售智慧红木市场“花园购”。
“以城养市”是用城市的思维方式，运用现代化的先进管理手段，不断创新服务方式，造就了花园村在周边的横店“东方好莱坞影视城”，永康“中国五金城”，义乌“小商品城”中异军突起，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红木家具城”。
花园村在村筑城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和文化功能的融合，实现了村与城的深度交融，形成了新的市和场。村的概念被弱化，但是保留了乡村根脉和文化属性；城的概念被强化，提升了村的经济功能和产业功能，村融城实现了花园村与城市更大范围的聚集、分工、联动。同时，依靠高科技产业，花园村聚集了强大的产业支撑，实现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让城乡一体化成为解决花园村问题的根本出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花园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探索出一条“以工强村、以商兴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城乡一体化之路，向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大步迈进。这个过程中，花园村新集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新集体模式支撑了花园集团的发展状态，同时保留了乡村的根脉和经络，培育了产业族群、模式族群和业务族群。

（三）“市美村”文旅融合强品牌

花园村的“村市城”经过多年积淀，走“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发展路线，汇聚了知本、智本、资本，依托东阳木雕的千年历史，传承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间工艺，将红木家具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有机融合，推动传统红木产业文化展示与保护，提升产业品位同时， 拓展出具有高品质和品味的文化旅游大市场，在更大范围内链接资源要素、人流客流，形成了更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走进花园村，远远就望见，道路两旁统一以红色为主调的木头仿古牌楼装饰的街面商铺门面，飞檐翘角，金碧辉煌，连成走廊，一直向纵深延伸，成为了一道亮丽风景线。红木文化长廊全长3.5公里，经过西田、南山、柳塘、环龙4个小区，实现了串联发展。一条长廊融合了“村”的传统文化元素和“城”的现代商业模式，品质与品味的结合，增强了客户的信任度，更提振了花园人的文化自信。
文化产业必有大师。花园村走出了一大批木雕大师，目前已汇聚了胡冠军、王宝田、金彪云、吴腾飞、杜承三、邵钦培、曹云龙、包海深、马如意、厉公民、严一春、陆会勇、张为良等十多位全国各地木雕工艺美术大师作品。中国著名书画家、木雕工艺美术大师胡冠军在花园村土生土长，胡冠军艺术馆收藏的红木家具精品是花园红木家具的缩影，极具震撼力与观赏性，是人们系统了解红木文化，开展研学旅游的学创空间。
名贵的红木和精湛的工艺在花园红木家具城相遇，赋予花园最为独特的旅游魅力，同时成为传承弘扬传播“工匠精神”的大舞台。2016年4月，一千名木工、一千名刮磨工、一千名雕刻工现场展示工艺，向世界发出了“工匠精神，花园传承“的理念；2017年4月，通过万人工匠风采展示以及木艺神韵震撼巡展，向世人彰显花园红木天下第一的形象； 2018中国·花园红木家具展销会演绎“万人工匠弘扬鲁班”的特色盛典。
花园之市赋予了乡村之美，城市之容，文化自信使花园人以理性的态度认识乡村文化，并基于对乡村文化生命力的信心，深入挖掘优秀乡村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这不仅能为乡村带来福祉，还能增进基于理解和体验的文化创造、旅游分享价值，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意产品开发，强化民族形象，增强文化认同，促进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协调发展，极大的提升了花园品牌的影响力、传播力。

四、村镇市城－市联兴

（一）“村镇城”制度创新做引领

2019年12月，花园村被列为乡村振兴综合改革试点，积极探索浙江特色新时代美丽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社会治理新模式、乡村管理新途径，破除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2020年4月，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成为浙江省前四批小城市培育试点名单中首个上榜的村级试点，标志着是浙江省小城市培育开始由中心镇向经济强村扩容。2020年6月28日，全国首个村级市政管理委员会在东阳市花园村挂牌成立。市政管委会是花园村试点建设“村域小城市”的创新举措之一。下设办公室、规划建设管理处、电气管理处、供水管理处、绿化管理处、环境卫生管理处、督查处等7个部门。在特大村基础上，创新体制机制，助力花园村诞生孕育第一个“没有一个公务员的‘村域小城市’”。这无疑是区别于传统“村镇城”的制度创新，是花园村 “主动村镇城”的新突破，是统筹城乡体制机制实现创新突破的标志性改革，具有首创意义，对东阳乃至浙江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产生影响。
花园村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具备了村域小城市发展基础实力和先发优势，已经承担起中心镇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遇到传统村级管理体制、发展空间限制等约束。通过乡村综合改革试点和“村域小城市”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探索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积极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具有人口集聚吸引力的户籍管理制度及人才引进机制，探索城市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在村域的应用，探索建立权责一致的乡镇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提升了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花园村户籍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凭房产证和人才证明即可落户花园村，并享受花园村民31项福利待遇；“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基本实现一般事务都在村级层面解决。村民已经享受着“市民”级待遇：花园村便民服务中心共17个窗口，可办理木材运输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600多项事务。
花园村的主动城镇化在于始终主动探索和把握制度创新的改革红利，以“追高求远图强”的思维方法不断突破困境瓶颈，丰富制度供给，积累治理资本。

（二）“市联市”流链网络畅融通

“市场”不仅包括产品市场、消费品市场，更包括决定资源配置流向和效率的要素市场。花园以“集团+集群+集体”的新集体为路径，搭建了一个开放包容、高效高质、充满活力的要素市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创造社会财富源泉的要素“涌流”聚集到“花园全要素大市场”，并且强化“市”与“市”的联通，实现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科技流的链接、融通、网络化结构，破解城乡要素市场的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以旧村改造、土地整理、科学统筹、合理规划，先统后分盘活了土地资源，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整合，精准的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用；通过村级集体资金的统筹整合，兴办实业、搭建平台、多方融资、成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激活了资金要素，统筹利用放大资金运营效率；以健全完善的激励机制和公共服务集聚人力资源，形成开放自由的人才市场。“市联市”统筹聚集更多的要素，促进物质流、信息流、知识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客商流、政策流和思想流等循环流动的空间体系，形成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的要素匹配与联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
花园多个要素市场的联动，开发、营造、创造、管理、经营供求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市场主导的城镇化，花园人拥有了更加自主公平的资本、劳动要素组合形式，进而拥有更强的创富能力，形成了土地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合理高回报率，实现融合增值。

（三）“社镇城”区域一体赋智能

“村镇城”的制度创新和“市联市”的机制创新将花园村的主动城镇化推进到新的进程，同时也影响改变了花园所在区域的城镇化格局。同时在浙江建设全国数字经济体制机制创先导区，实施“整体智治“的大背景下，“智慧花园”的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治理、数据联通的水平，花园在城乡一体发展格局的“中心、核心、芯心”作用日益凸显。花园初步形成了“村社城”“村镇城”两个生态系统。
从微观的生态系统来看，花园村的“智慧花园”在数字社区实践上已经又一次“先行一步，引领示范”。“智慧花园”是花园村与华为公司联合开发的数字化乡村管理服务平台，设有智慧安防、智慧卫生、智慧党建、智慧治理、资产可视化、应急调度、户联码、智慧交通、村务管理、随手拍等服务平台。正是因为，花园的主动城镇化，其社区数字治理在“颗粒度”“精准度”方面具备了先天优势。展望不远的将来，以人化、生态化、数字化为核心，打造“全感知、全联接、全场景、全智能的花园“村社城”微观生态系统将为成为新的典范与样板。
从宏观的生态系统来看，《浙中城镇群规划（2008-2020年）》将南江流域规划为南江城镇板块，是浙中城镇环中东阳联系永康的重要节点，要重点做好生态保育、环境营造和城镇特色营造工作。花园在南江城镇板块中正在发展成为高质量、大能量、空间小的区域带动辐射力强的经济社会中心，向区域中心增长极演化。花园 “主动城镇化”的动能，对接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势能，形成与南马、横店、湖溪等镇的联动场能，推广“村民比市民富、村容比城市美、生活品质比城市高，田园风光和城市文明高度融合”的“花园经验”，输出主动城镇化“村市城”的模式，加强南江流域联通、区域一体化的建设，推动村、镇、市、城融为一体的宏观生态系统，示范具有国际水准的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流域一体化模式。
 

第三节  新型集体

很多强村名村的主动城镇化都有农村精英主导的集体经济作为保障，集体经济强大的动员力、组织力能够较好的解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参与度，主动融入
农村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主动城镇化与集体经济的发达程度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但在花园“村市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依靠集体经济，而是集团经济、集群经济与集体经济构成了三力驱动，以集体精神为内核的领导组织和治理方式更是较好的解决了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的矛盾。正如江苏省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所说，花园村与华西村相同之处在于，村经济发展都为富民，村级规划、环境整治搞得相当不错；不同之处在于，华西村走集体经济（合作社），个人参股、集体控股的路子，而花园村走的是以民营企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为主，企业壮大后反哺村民。花园村这种“集团经济龙头带富、集群经济平台致富、集体经济兜底保障”的组织方式，我们称之为“新集体”，花园“新集体”是经济、社会、文化的集体综合体，具有集体思想、凝聚集体意识、发挥集体领导、发动集体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服务集体成员、满足集体需求、形成集体制度、优化集体管理、组织集体学习、促进集体创业，这也是花园村和其他强村名村有所区别的独特路径。

一、个私公共－育生命

集体经济指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基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经营组织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20世纪50年代顺应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创建发展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的宝贵遗产，历经了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把农村集体经济界定为“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作为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 21 日举行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也提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市场需求中，以土地为主的农村资源再集中，称之为“新型集体经济”。“产权改革+组织建设”是目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主流。当前国家对新型集体经济的重新定位也表明，发展集体经济的目标绝不仅仅是“经济”，更需要考虑“集体”。“集体”不仅包括集体经济，而是既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又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复杂的综合治理过程。“集体”的发展必须要面对 “集体主体对风险和竞争的承受能力偏低”和“市场要求高竞争能力和经营能力主体”的矛盾，必须要处理好“社区性” 与“市场性”双重属性、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两种资本，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双重职能有机结合和协同统一的问题。而这就是花园村“新集体”的成功之处。
我们在品赏花园村“新集体”时，将其作为一个生命体重点分析其内在逻辑，通过花园村“村市城”演化过程中“小花园能人奉献-大花园并村并心-泛花园平台联通”的“新集体”组织演进，剖析其“文明社会保障提升、生态环境调优平衡、产业经济促进强化”的三类价值导向，以及“主动发展、服务主导、多本融合、内聚外引”的四个创新特征（见图1-9）。
 
图1-9 花园“新集体”的品赏逻辑

（一）个私带动萌生新集体

1981年邵钦祥创办蜡烛厂和服装厂开始，把花园服装厂当成“母鸡”，支持创办了数十家骨干企业和家户办联办企业，到2003年，花园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12家合资和控股公司、5200多名员工、总资产9.01亿元、净资产5.77亿元的国家级大型乡镇企业集团、全国文明乡镇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花园村人均收入达19579元。在小花园阶段，集团组织带动集体组织，兴企致富、走共同富裕之路，以企兴村，利用企业积累办大事，统一发展农村福利事业。

（二）公共统筹形成新集体

2004年花园村借助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机遇，与周边9个村合并，全村区域面积从原来不足1平方公里扩大到5平方公里，并通过整村拆迁、旧村改造等整合出700多亩土地；2017年，花园村再次并入9个村，全村区域面积从原来5平方公里扩大到12平方公里，并将通过整村拆迁、整村拆建、旧村改造等方式整理出2000多亩土地，并村和土地整理的契机促进了花园红木家具产业集群长足发展。东阳市委、市政府主动创新财政分成机制，将花园属地内的土地出让金全部返还村集体，让花园村更好承担起“村办社会”的职能。这为花园集团经济、集体经济和集群经济和花园村的发展腾出了巨大空间。集团经济和集群经济双翼拉动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花园村的并村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源整合，更是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的“并心”工作。花园村探索出“一分五统六融合”的管理原则与有效经验，让花园村并村又并心，破解了原村庄的矛盾纠纷，打消了村民对并村后能否做到“同村同待遇”的顾虑，打破了个别村庄的派系斗争，化解了党员干部因办事不公、损公肥私等问题，大大促进了并村后花园村的和谐与稳定，造就了新集体的“核心”与“中心”。
集体经济重构的一个重要核心是土地的再集中，通过土地整理集聚、规划与利用的集约，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新型集体的发展，是在土地利用制度创新的政策框架与导向指引下，基于市场行为的主动选择与决策。很多强村名村的成功案例可以说明，主动的集体经济把握住了制度性变革的机遇，进而获得了资源资本要素集聚集约发展的增值收益。花园“村筑城”正是通过两次并村的主动城转化，通过土地资源统筹规划、集约使用，进而获得土地价值实现和产业经济发展，主动壮大集体经济，使“新集体”在土地资源化、资本化的增值收益中获得合理分配的地位。这就改变了被动城镇化过程中集体经济的空壳化和被动接受土地补偿的不均衡格局。

（三）平台组织拓展新集体

2019 年12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批复同意花园村为唯一的浙江省乡村振兴综合改革试点，2020年11月，花园村被纳入省级第四批小城市培育试点，是第一个“村域小城市”试点。花园村建立花园联合党委，完成花园村党委、花园集团党委、花园两新党委的党组织、工会、团、民、妇等设置体系。建成投用机关部门派驻站点，自然资源、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7个部门实现进驻。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提升完善完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创新成立市政管理委员会，统管村域范围内市政管理工作。”新集体”的组织机制、治理模式结合试点正在进行全新的、深入的探索，泛花园阶段的新集体要为花园成为既能有效承接大中城市辐射又能有力带动周边乡村发展的区域中心，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与创新。为了保证新旧村民平等共享村级资源和福利，花园村集体经济始终保持开放状态，没有进行股份化改造，有利于先后并入的各村平衡发展和融合。花园”新型集体”未来借助“村域小城市”试点，引入资本，为外部优质要素资源进入创造平台和机会，探索建立开放性的集体股份权能的动态调整机制，创新混合所有制变革，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新的活力和竞争力；引入智本，培养构建新集体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探索数字经济时代小城市治理机制创新，释放智慧治理效能，探索基层党建、城市公共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衔接机制。

二、集团集体－促保障

对于人的价值利益活动而言，个体、群体、集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作为体的存在个、群、集都有完整的类属特征，个体反映的是独自的类属，群体是将个体类属相同基于依存和关联放在一起，集体是将个体、群体活动目的／目标相近并能一起行动集中起来，有时空差异性。由于奖罚机制产生自律性和强化性，集体更容易获得外部资源与机会，也更加能够体现对个体的支撑与保障的功能。发展集体经济除了实现集体增收，还应实现村社组织服务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提升。 “新集体”是以集体资源资本化为手段，实现“产业经济促进强化、文明社会保障提升和生态环境调优平衡”三个功能价值。

（一）产业经济促进强化

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是“新集体”的基本职能和功能价值。有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就有了“公共价值”的留存，才能实现价值的分配。集体经济包括产业发展型、资产租赁型、资源开发型、经营服务型，一般依托于较为丰富的可经营性资产，同时对经营管理团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进入到竞争性产业领域。但对于大部分村庄而言，市场竞争能力偏弱，介入经营领域与市场主体进行竞争，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不仅很难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而且很可能形成集体负债。并且集体经济在发展市场竞争主导的产业经济时，很难从外部获取资源，甚至很难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花园村创新的破解了这一困境，通过花园集团龙头带动、红木产业集群支撑，以企托村，以市养城，将市场竞争主体与集体资产主体分离，将资产保值增值与风险竞争获利剥离，通过个私经济、集群经济的活力带动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以集体精神涵养基于创新创业的服务型集体经济，促进花园产业经济的强化和业态创新融合。

（二）文明社会保障提升

伴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聚集，许多村庄面临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结构的治理困境，内生性增长动力严重不足。使全体农民能够共享资本收益，进行集体积累、获取内生发展能力，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新集体”的核心职能和功能价值，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花园村“新集体”充分利用集体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治理资源，成为乡村文明文化留存发展的重要载体，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在基层公共服务、公共事务，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集体”的文明社会保障功能形成了一种“在地化资本”，成为推动花园“村筑城”“村融城”“村镇城”的内生力量。值得关注的是，集体经济承担过多的社区福利，构成集体经济的沉重负担，花园村通过“集团+集群+集体”的共生生态，通过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平衡好“市场性”和“社区性”，将保障与发展功能均衡实现。

（三）生态环境调优平衡

自然生态空间（以下简称生态空间），是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国土空间。生态空间作为一种整体的、系统的资源单位所蕴藏的巨大的价值潜力正日益显现。就生态空间资源的特点来看，它本身就被称为“绿色银行”，具有不断保值增值的潜力和相应的收益预期，因此可以成为优质安全的货币化领域。生态空间资源价值凸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作用的客观结果。乡村是生态空间富集地，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重要的发展理念，生态空间资源价值化和重构“新集体”相辅相成。花园村不仅利用自身生态空间，并且通过“村市城”+“新集体”开发赋能生态空间，站位在生态系统的价值空间和更加长远的时空格局谋求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由于空间资源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安全等多功能性，是一个系统和整体，空间要素具有内在结构性粘连和高度公共属性的特点，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一”的村域、流域、区域文化范围内，是很难分割区隔的，因此面向未来的“泛花园”，在南江流域“村镇市城”大生态系统中，以整全资源形式来发挥相应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功能，通过“借三乡，融一城”，对内统筹规划，保护开发，对外对接投资和运营，整合、保护乡村生态空间资源进而适度开发，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城乡平衡、代际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三、三集共生－强创造

在小花园阶段形成了新集体，实现了集团、集体、集群的三集协同化/全域化；新集体在大花园得以放大，实现三集现代化；新集体在泛花园形成三集生态，实现三集生态化。
花园”新型集体”改变了传统集体经济“村企合一”、“政经不分”的机制，把政府组织主体和经济组织主体“分清”。在明晰边界、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实现集体不缺位、不越位，并且能够基于”新型集体”的党组织领导与社会公共服务实现更高层面的思想理念融合、目标追求融合、治理管理融合、文化氛围融合，创造出新的体制机制、发展路径、示范效应和品牌价值。“分的清”能够体现专业化分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融的深”是基于赋能滋养、贡献依存、结构化序的融合，体现了独立的一体、多元的整体、融合的创新。花园村“集体＋集团＋集群”对外竞合融得深，对内分合权利清，内外联合创得高。
花园”新型集体”既不同于华西村的单一集体经济主导模式，也不同于很多私营经济强、集体经济弱的集体经济“空壳村”，而是集团经济、集体经济、集群经济分工协作，形成了混合经济多元发展的“新集体经济”——集团经济就像“大树”、集群经济是“树林”、集体经济是“土壤”，集团经济带动集群经济，共同“肥沃”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反过来又为集团经济和集群经济提供“滋养”。非集团不强、非集群不活、非集体不稳。
三种经济形成了花园村真正犹如“百花齐放花园”的经济生态，为花园人创造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郁创业氛围。这样的氛围保证生活与工作在这片生机勃勃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就业位置，属于自己的致富机会，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一）集团经济龙头引领带富

集团经济是指现代企业制度主导的的民营集团企业——花园集团，能够发挥创新、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敏捷反应的决策机制，进入生物与医药、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投资大、风险高、收益大的科技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领域，参与国内乃至国际竞争，具备带链竞争的能力，形成了“竞而合的龙族经济”。花园集团根脉在花园村，反哺花园村，其成长过程是带动致富、提供就业岗位、创业平台的过程，同时捐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并将国际化、现代化的要素资源、理念意识带回花园村。集团经济在小花园阶段与高新科技结合，在大花园阶段与平台网络结合，在泛花园阶段与智能智慧结合，带动花园在不同阶段变得强大。
集团经济主要包括三大类型业务：高新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业务。
高新产业。主要聚集高等级要素资源，实现国际化竞争、资本化运作和品牌化发展，在空间载体上也突破了花园村的地域范围，是以“飞地经济”为主的产业形态，对人才的要求高。高新产业对花园村来说，不是直接的富民惠民，但是通过“新集体经济”的转换，实现更深远意义的、更大价值的富民惠民。
传统产业。相对高新产业而言，更具“在地性”。包括红木家具市场和“老汤火腿”等传统产业。这些产业对花园村的土地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具有较高的依存度，且“门槛”较低，花园村本地人和更多周边区域的人都能参与，更加重要的是红木家具市场是红木产业集群的“平台”与“土壤”，直接催生了集群经济，又孵化了土地租金收入主导的集体经济，产生了直接富民和平台富民的效果。同时集群经济有着稳定的现金流，又给花园集团发展高新产业提升竞争能力提供了支持与后盾。
新兴产业。是在高新产业、传统产业基础上，应用数字经济、智能智慧的文旅农创教育产业，是高端现代服务产业，将“飞地经济”与“在地产业”相结合，能够为更多的二代、三代年轻人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实现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是面向未来的富民惠民产业。

（二）集群经济平台共创致富

集群经济是在花园村域范围内以及和花园村产业相关的中小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尤其是以红木家具市场为依托的红木产业集群与红木小镇。集群经济是“浙江特色”，花园已经形成涵盖从原木、板材、锯板、烘房、雕刻、油漆以及红木家具设计、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环节的企业集群、业态集群，进而基于服务和再服务的产业集群，形成了“分而合的龙群经济”，孵化出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带动数十万的创业增收致富岗位与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花园的集群经济是由花园集团这个龙头统一规划、搭建平台带动的，因此花园的集群经济更加具有整体性、体系化和竞争力。
集群经济是直接富民惠民的产业，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租金收入。红木产业集群直接带动了花园村土地租金收入，包括工厂、市场以及配套物业的租金收入，这是花园村村民收入的稳定来源。
产业收入。红木产业的特点是产业链长、环节多，并且由于红木家具需要木雕工艺等众多个性化、非标化的环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存，不同层次、类型的就业创业机会多，能够带动创业致富、就业致富。花园红木产业集群的个私工商户占到花园村个私工商户总数的60%以上。
服务收入。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价值需求，衍生出餐饮、住宿、物流、金融、商务等一系列第三产业创业就业机会。

（三）集体经济公共服务保障

集体经济是花园村村民共有的，依托集体土地、房产形成的经济。由于集团经济和集群经济的两翼带动，可以为集体经济带来稳定的、风险低的租金收入。与其他集体经济“分钱”方式不同，在花园村，集体经济以保障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为主要功能，为区域内的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支撑，为它们的充分发展、良性竞争提供环境，同时承担“兜底”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功能，既不“缺位”也不“越位”，起到了“稳人心、聚人气、保福利、增活力”的作用。集体经济在共富花园中发挥着“兜底”保障的社会作用。
在“小花园”阶段即并村前，依靠邵钦祥书记的胸怀、担当与奉献，带动花园集团和其他民营企业承担起集体经济公共服务的责任，通过捐资、第三次分配的方式，建设村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供社会福利。并村后，通过统筹规划，土地资源集约化利用节约土地，土地出让金返还和租金收入，形成了集体经济的来源。到2020年，村集体资产21.62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6亿元，村集体“三资”已超过花园集团。2005年开始，集体经济每年用于公共基础建设和村民福利投入2亿元以上。花园村的集体经济是分机会、分保障、分出路，主要负责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生活靠集体，致富靠自己”。
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是花园集体经济支出的主要内容，约占年总支出的60%-70%，主要包括道路，桥梁，饮水、排水、污水和天然气管道、路灯亮化及线路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绿化卫生、景区、广场建设、红木长廊等公共景观设施建设；幼儿园、学校、老年公寓、菜市场、公墓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以集体经济支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解决了村一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缺乏财政资金的问题，同时由于村民既是公共产品的直接使用者，也是投资者，决策敏捷、账目公开、过程可视，公共投入的供需匹配实现短链闭环，大大提高了公共投入的精准有效和投资运营效率。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使村民获益，花园村的吸引力、辐射力也大大提升，成为区域中心，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客流、资金和其他资源汇聚，促进花园村集团、集群和集体经济的繁荣。
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约占花园集体年总支出的20%左右，主要包括村民医疗保险费、医药费优惠、子女读书优惠款、节日福利、电视费、困难补助、数字电视费等。花园村民可以享受到高于一般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后路”有了“兜底”保障，安全感、归属感与幸福感大大提升。
消费优惠和投资补贴约占花园集体年总支出的0.1%左右。2016年起，村里出台了相关政策：凡是在花园创办企业、个私工商户和经营业主，结合在花园范围内的消费情况，减小或优惠租金。这部分支出本质上是集体经济的投资性支出，是对花园外来投资与消费的激励，充分体现了“创业在花园、致富在花园、消费在花园”的理念，成为联结“新花园人”的界面，是花园红利的共享，吸引更多主体共创，形成了消费经济、产业经济和投资经济的良性循环。

四、集体同和－聚智心

当今世界，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价值观，一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主张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利益高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之上；一种是中国的集体主义，主张集体利益至上，强调保护个人利益，但当个人利益与国家 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价值观，不仅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而且也表现为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尤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表现的更加明显。中国人民这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的形成，除了中国传统家国文化的熏陶之外，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宣传、教育与引导。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大力提倡集体主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革命、建设、改革及新时代赋予集体主义更丰富的历史内涵。
花园”新集体”是集团、集群、集体共生衍生出的混合型组织，村企分开、经济与社会分开、公权与私权分离，同时三者之间又不是割裂的，而是通过“统一的党建领导核心、多元的组织队伍中心、智慧的治理服务芯心”凝聚人心、营造氛围、形成了花园开放、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平台生态，是“党建引领定格局、发展集体升福祉、服务人本强教育、传承匠心塑文化、四治结合优秩序、智治数联提效能、村治城管出成果、融通村城促文明”的社会新集体。在当下世界经济社会大变局中，这种“新集体精神”对于“个人主义”的反思和“集体意识”的重塑是非常有意义的。花园“新集体”的发展能生成乡村新的内在凝聚力，减缓农民原子化趋势，重置农村人力资源格局，削弱城镇对农村精英的吸引力，能有效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积淀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同时，“新集体”的资本属性为优质资本要素资源进入农村构建了渠道，拓展了空间，有利于城乡要素资源的对等、平等交易、交换与融合。

（一）统一的党建领导核心

从村党支部到2004年升级为党委到2020年成立联合党委，花园村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统筹多种集体，形成多重的集体生态，有效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信念信仰，党员干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他们的使命信念为文明富裕花园建设提供不竭动力，也为文明富裕花园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其中党员干部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驱动着花园村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
统一的党建领导核心，强化党组织建设，形成了花园的坚强核心。把全体党员、广大村民的思想统一到村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把花园全体村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花园总体目标任务上。围绕着“求实、创新、求强、共富”的花园精神，树立“勤劳致富、劳动光荣”，“振兴花园是我的责任、繁荣花园是我的光荣”，“身在花园爱花园、我为花园作贡献”，“创业在花园、致富在花园、消费在花园”，“有付出才有收获、有作为才有地位”的五种意识。花园村党员干部带头讲政治、讲奉献；花园村民与村党委保持一致，珍惜平台，创业创新。

（二）多元的组织队伍中心

花园村在由小到大的过程中，根据市场需要、社会发展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分工协作、多元一体的经济运营团队、服务管理团队，形成了一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具有前瞻思维和开拓精神的领导和管理团队。花园村多数干部由具备企业家精神、有战略眼光、有社会威望的“能人”兼任，少数干部由具备专业知识、有时间精力、有服务意识的“管理者”专任，村组织一线工作人员全部实行专职制，从而实现决策、管理与服务的明确分工与优势互补。逐步形成了能激发集体成员共同奋斗的激励机制和管理制度，进而不断突破村域的空间范围，不断突破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立足花园、面向世界、全国布局，形成了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聚而集、集而聚，促进了花园围绕着党建核心凝聚了多元的组织队伍，形成多元发展、多中心聚集辐射的发展格局。

（三）智慧的管理服务芯心

花园村以“村域小城市”改革试点为契机，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发挥花园集团的现代化力量，建设村域综合性服务平台，汇集区域性、公共性、公益性服务功能，如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信用互助等，形成平台经济效应，极大地提升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与服务水平。2020年，花园村启动智慧乡村建设，打通了各端数据，便于高效管理，衍生大数据联通的集团、集体和集群经济、资产运营业务，实现网络化与数字化、平台化与智能化、智慧化与生命化。基于“芯心”的服务力为主，兼有影响力和创新力，将基于新集体形成思想政治生态、网络平台生态、生命文化生态。

第四节  富美智康

花园村四十年发展的历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缩影，是浙江省勇立潮头，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奋斗史的一部分，是花园村主动城镇化，“村筑城”“村融城”“村镇城”的成果。花园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造梦、追梦、圆梦的过程，花园梦是中国梦的花园梦，浙江梦的花园梦。品赏花园之富、花园之美、花园之康，我们同样要学习花园村的谋局、把位、创构，站在文明文化几千年的历史演化进程中，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使命下，理解这一微观案例的格局之美、内生之美、秩序之美。

一、五路兴村－建体系

有引路能明志、有财路能致富、有出路能发展、有退路能安全、有归路能放心。“五路”可以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引路”，对共同富裕花园梦的一致追求，引领同路人形成协同关系；其次是“出路”，追高与求远拓宽了花园人的视野，更拓宽了花园人的出路；第三个层次是财路、退路与归路，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的“双因素”驱动，极大的调动了个体的积极性，促进了个私经济、集群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安全放心的保障机制，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环境。“五路聚合”促进了“五富和谐”，推动了花园村现代化与区域化，进而城市化、智能化与品牌化，走向智慧化与国际化。
 
图1-13 “五路”“五富”“七化”的关系图

（一）公共同和引路明志聚核

“公”和“私”是一对既相互矛盾又互相依存还相互运动的对立统一体。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根基在于“经济人”假设，即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在每个人都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的同时，增加了社会福利。事实上，近40年来,世界经济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中产阶层削弱、贫富差距拉大，正如张五常先生在题为《经济学为何失败》的演讲中也提出“自私可以使人类发展，也可以使人类毁灭”。 40 年公共事业领域私权化、完全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实践证明，“科斯定律”在公共领域并不适用。
在花园村、在浙江，个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活力与公共领域的高度发达是相辅相成的，“公共”与“个私”并不对立矛盾，而是协同在“同和”的目标引领下。这是因为，在中国，“个私”是基于“公共的个私”，这本质上是一种互联网思维，有公共、有同和，引发个私活力、扩大个私规模，形成产业的集群的规模经济，使每个生产单元和每个服务单元都有规模经济。引入知识信息、数字数据、智能智慧，形成互联网的平台经济，使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效益递增，其支撑在于专业、工匠、高通所形成的质量基因，形成了高质量发展、高效发展的竞争力。
“公共”不仅是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更重要的是，在花园村为代表的强村名村，无论以何种载体和形式出现，发挥“引路”作用的是“公共”的价值、 目标和视角的认同，以及认同基础上的重塑。 重塑的核心是“公共”的价值和信仰。这既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秀传承，更是中国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性质、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

（二）追高求远图强决定出路

“出路”往往是和“困境”联系在一起的。花园的发展伴随着每一次困境的突破，困局的破解，逐渐走向高质量发展格局。无论是发展乡镇企业、走高新科技道路，还是探索新集体模式以及智慧化、国际化发展都是在危机和困境中不断突围的过程。这并不是偶然，来自于“追高求远图强”的破局思维。
“追高”来自于站位高，花园能够突破“小农思维”的局限，来自于其对全国乃至国际形势的紧跟，来自于能够对接利用宏观体制变革、政策调整、市场转型释放的能量和提供的机会，挖掘整合微观资源/要素/主体释放的潜力、聚合的力量，培育创构中观产业增值创新和区域融合发展的关系生态。
“求远”是因为看的远，花园能够远看一步，敢为人先，勇于挑战，合理使用异地异径均衡化冲突，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探索发展新路，看得远决定了花园在每一次重大变革都能把握住政策红利，获得改革红利，形成了人力资本、智力资本。
“图强”决定于敢跨越，花园的图强精神来自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更来自于不断追求精优，在转型跨越发展中，图变求新，富民兴业，追优卓越顺势增值，聚优筑场借势赋能，习优固基用势强功，创优跨界造势扩疆。

（三）财路退／归路平衡驱动

双因素激励理论又叫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是美国的行为科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rick Herzberg）提出的。他把影响员工绩效的因素分为两种，即满意因素和不满意因素。满意因素是指可以使人得到满足和激励的因素。不满意因素是指容易产生意见和消极行为的因素，即保健因素。
在花园村同样存在两种因素的驱动，“财路”是激励因素，“退路／归路”是保健因素。花园通过集团和集群的发展通过“搭平台、建舞台”实现机会分配，进而财富分配，拓宽村民财路，获得多种收入，调动积极性，增强自信心。另一方面，花园集体经济的发展分配福利，提供保障，通过医疗、养老、教育甚至墓葬的公共服务体系，率先基本实现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建立在全省乃至全国领先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公共服务体系，“退路／归路”是安全感的构建，归属感的建立。“财路+退路／归路”是通过治理提升乡村吸引力的关键所在，留驻乡村人才、提升人力资本。

二、五富利民－强动能

财富，指具有价值的东西，包括自然财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富”是一种健康状态，包含生理、心理各方面的健康，物质、精神多维度的需求满足和均衡发展。富有是获得感、富足是满足感、富余是成就感、富强是自豪感、富裕是幸福感。共富是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均衡地得到多维度的获得感、满足感、成就感、自豪感和幸福感。花园村的“共富”，是立体的、多维的“共富”，是物质、精神、智力和生态的全面共同富裕，表现为依靠产业经济发展与分配合理“富口袋”、宜居宜业宜生与生活富足“富心态”、培训育人引人与用好能人留住高人服务贤人“富脑袋”、集体保障福利权利与建设设施环境“富生态”、医疗保障与身心建生“富康泰”。

（一）富脑袋带动富口袋

“七山一水二分田”，浙江正好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向东南丘陵过渡的地带。除了浙江北部杭嘉湖平原外，浙江的东部、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基本以丘陵地形为主。在这些地区的群山间点缀着许多小盆地和滨海平原。与支离破碎的地形相伴的还有浙江的河流，除北部地区属于长江流域之外，大部分河流都是独流入海，各自自成体系，相互隔绝，形成浙江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受地形影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多数居民就只能挤在这些小盆地、小平原之中。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匮乏，吃不饱饭的现象自然就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居民长期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正是因为东阳经济资源稀少、区位不优、人众地瘠，“不读书，无出路”的思想观念代代相传，事事争先的性格深植民众基因。勤耕苦读的风气随着岁月渐渐融入血脉汇成精神，崇文重教的习惯慢慢渗透进传统人心，成为这块土地上最突出的人文品格。他们吃苦耐劳，勤奋学习，志存高远，矢志不移。
位于金衢盆地的东阳花园村亦是如此。到1978年花园村183户、496人，面积0.99平方公里，人均年收入仅为87 元，远低于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4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134元。“村名花园不长花，草棚泥屋穷人家，种田缴租难糊口，抲鱼挑盐度生涯。”这些民谣都是对过去花园村穷苦生活的记录与写照。
经过40多年的砥砺奋进，花园村产生了巨变。“家产500万元以下是贫困户，1000万元刚起步，5000万元才算富，1个亿以上才是富裕户。”这是花园人对巨变后小康生活的自豪表述，也是花园人口袋“富起来” 的最直观体现。2020 年，花园村营业总收入610亿元，人均年收入达 14.2 万元，是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的4.4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的8倍多。
思路决定出路，富口袋的驱动来自富脑袋，同时花园村在追求富口袋、发展经济的同时，秉承着“霉干菜”精神，尊师重教，不遗余力的富脑袋，通过改变人力资本、积累知识资本，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动力。如今的花园村全面实行村民子女16年免费教育制，拥有花园大学、花园党校、花园幼儿园、花园中学以及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建有影剧院、图书馆、科技馆、游泳馆、党群服务中心、花园职工活动中心和数个文化娱乐休闲广场。成立了花园大学，为花园村民员工的人才培养和在职教育提供了平台；每年发放“奖学金”“奖教金”；为符合享受高级人才奖励政策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才、博士研究生、其他各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才、硕士研究生、“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发放奖金。花园村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和平台。
 
图1-12 花园村人均年收入对比分析图

（二）富心态平衡富康泰

群体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特定的集体氛围和共同情绪。花园人心态的变化体现了他们的胸怀和远见。在花园村党群服务中心，能看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的雕塑以及各自的经典话语：“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体现了花园人对三位伟人的敬仰，也是邵钦祥的发展理念理念，也是花园人心照不宣的行动方向。站在花园人的角度，“天下为公”就是要求从花园村发展大局的利益出发，坚持“人人都是花园人”的共同理念，坚持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为人民服务”则是体现花园村党员干部的格局与追求；“发展就是硬道理”就是坚持发展共富。在花园，大众参与发展并获取财富的机会相对均等，财富的累积亦相对均衡，积极的氛围、良好的心态渗透到每一个个体。
曾经的花园村，和大部分乡村一样，医疗服务设施落后，卫生条件差，就医难、看病难都是困扰村民的难题。贫穷限制了花园村人的视野和胸怀，村民人心涣散，越来越穷。如今的花园村建立和健全了医保、社保和养老等保障体系，落实了村民的31项福利待遇，拥有一家二级甲等医院规范标准设置、500多张床位的花园田氏医院。花园村大力培育和弘扬“求实、创新、求强、共富”的花园精神，成立了纪委、政法办、保卫部、法律事务部、调解委员会、治安联防总队、花园社区救援队，运动健康设施齐备，文体活动氛围活跃，有专业的花园艺术团，自建的篮球队、足球队、乒乓球队、舞龙队、秧歌队、腰鼓队、健身队等,定期开展大型农民体育运动会、“花园村晚”等文艺活动。花园人心情愉悦、举止文明、心态健康，自信心、自豪感和归属感大幅度提升，花园村获得全国创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被誉为“浙江农村现代化的榜样”。

（三）富生态滋养新文明

今天，当“生态浙江”“五水共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民共识，许多地方都在忙着纠正过去因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生态缺失时，在这五平方公里一块不算大，却也不算太小的地域范围里，花园村名副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五彩纷呈、姹紫嫣红的“大花园”。曾经的花园村“村名花园不长花”，引地处丘陵，无江河湖泊之利，村中虽有矮山坡，但表层石砾、草木稀疏，涵养水源能力很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邵钦祥担任任村党支部书记以后，花园村坚持“基建搞到哪里，绿化跟到哪里”，把村庄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投入生态建设，使花园的每一条路都要有绿化带和遮护林；花园每一个村民门前都要有绿篱和花带；花园的每一个厂区都要有花坛和草坪。花园村处处皆绿，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在绿化美化的同时，花园村还先知先觉，较早地在全村范围内开展全面生态预防与治理工作，力争在迅速进入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同时，村庄仍然保持蓝天白云，以及清洁的流水与空气。
如今的花园村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单位、浙江省绿化示范村、中国十大最美乡村、首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中国最美文化旅游乡村、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中国十佳生态文明村、全国绿化模范单位、首届浙江最美乡村、浙江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浙江省“最美田园”之一、浙江省首个单独以村为单位创建成功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授予首批“中国十大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和“网友最喜欢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花园村得以“正名”——成为水清气净、百花齐放、五彩纷呈、姹紫嫣红、名副其实的“大花园”，成为宜居宜商宜业宜养宜游的生态文明美丽乡村。

三、文明融治－优秩序

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正义有序的社会，是人类文明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迈向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有序社会，不是只有一条道路。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城乡二元的区别不仅仅在产业经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更重要也更本质的是城乡二元的治理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乡村与城市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乡村是熟人社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高度透明的熟人关系，形成的是崇尚道德教化，辅助于村规民约的法制治理模式；城市是生人社会，需要通过法制，在惩恶扬善中实现社会有序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不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尤其在花园村，大量外部人口进入，多元、开放特征明显，同时以“1+9+9”为基底的熟人社会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因此，传统的熟人社会乡村治理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花园村的需要，但是照搬城市治理思维与方式，又会弱化乡村的根脉和特点，使中国乡村德治自治传统逐渐消失。难能可贵的是，花园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将现代城市管理方式与传统乡村治理经验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城+乡”“第三元”新集体复合治理模式，并且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与德治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模式”高度契合。 

（一）“基层党建+乡贤治理”

党的领导和乡贤治理是“指南针”。乡贤是古代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乡贤文化是基层群众的无形指引、潜在规范，是引导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也是基层社会道德约束的有力武器。在当今社会主义的乡村，共产党员是乡村治理的中坚。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重新认识共产党员与新乡贤的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正被赋予新的内涵，是乡村党的领导的重要民间力量，是当下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在花园村，主要依靠三个方面的措施发挥“基层党建+乡贤治理”的引路作用。
一是创新“党建组织+熟人社会”的交叉设置建设。1994年成立“中共浙江花园工贸集团公司委员会”。这是金华市首家村级党委。2004年并村后，花园村党支部升格为党委，下设4个党支部，把原先花园村和9 个新并入村的党员打乱分散到4个党支部。2017年第二次并村以后，新成立2个党支部，并将全村534名党员打乱分散到6个支部，实行“以旧带新”，确保党组织建设与传统的村落宗族熟人社会交叉覆盖。2000年，花园联合党委成立，下辖花园村党委、花园集团党委、花园两新党委等三个党委，共有党员1139名。进一步加强巩固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是发挥“党员干部+能人带动”的先锋模范作用。花园村多数干部由具有威望的能人乡贤担任，能人带头致富能力强能服众；作为党员干部，又切实做到了“奉献、公平、公正、公开”，“工作不计酬、选举不拉票”，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公信力，更令群众钦佩。2017年，党员干部在116名党代表和7960位选民参与的换届选举中，新一届党委、纪委班子和村委会成员以全票当选。
三是健全“党建制度+人情关怀”的制度文化保障。一方面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推进“6+1”标准化建设、深化五星积分制度、建设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党建宣传栏、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建立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建立党建目标责任制、实行星级支部评定等举措，实现了党建提档升级。另一方面保留熟人社会中有威望的乡贤出面调解事务的制度。村与企业集团领导邵钦祥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要留出时间处理村里群众的事务、倾听村民的意见或建议，始终与群众保持熟人关系的“人情关怀”。2020年，更是成立了邵钦祥调解工作室，使新乡贤治理成为制度化的创新举措。

（二）“民主自治+德治教化”

村民自治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农村的事让农民商量着办，凸显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有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建设乡村共同体，并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而自治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德治的教化。在花园村，一方面，引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方法，一方面发挥乡风乡约、家风家教的自我约束功能，成为新集体治理的“定盘星”。
两次并村后，花园村探索“村-小区”二级治理机制，将19 个村改组为“小区”网格管理，在村党委统一领导下，小区由网格员负责分头进行日常管理。2020年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工作中，花园村又进一步细化为“到户管理”，19个小区网格，共设345个小网格，组织各小区所有党员、村民代表、团民妇老协班子成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网格服务团队，分片包干，管理到户，跟踪到人，实施全覆盖零死角网格化管理。2020年6月，花园市政管理委员会揭牌，标志着全国首个村级市政管委会正式诞生。花园市政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规划建设管理处、电气管理处、供水管理处、绿化管理处、环境卫生管理处、督查处等7个部门，是花园城市化建设管理的“大管家”，其机构设置类似城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或开发区管委会，但管理人员既不是公务员也没有事业编制，全部由村民选拔产生，本质上是村民自治的专业化组织和机构，既体现了“自治”又提高了管理的整体化、规范化和现代化，是具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的创举。
在德治教化方面，花园村历时30 年，不断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生态公约》《村民道德公约》，对尊老爱幼等乡土传统和建设规划等现代秩序各领域进行规定，作为先进文明户、五好家庭户、遵纪守法户等荣誉评定的依据，并与各项福利的发放挂钩，以此来约束村民自觉遵守。多年来，全村无违章建房、无学龄儿童辍学、无违纪生育、无盗窃、无赌博、无拖欠上交款、无刑事犯罪、无封建迷信活动，无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无违规饲养宠物，切实做到了依规治村、自我约束、令行禁止，形成了良好的村风民风。 

（三）“乡村法治+智慧数治”

乡村法治是善治的保障。未来的乡村将是城市来的新村民与老村民共同居住生活的地方，如果缺乏现代法治保障，乡村将无法容纳多样化的外来人口。花园村通过建立专业的法律人才队伍，依法调解矛盾纠纷，加强乡村法治；成立了纪委、政法办、保卫部、法律事务部、调解委员会、花园村治安联防总队、花园社区救援队；花园村联合市司法局、南马法庭等部门建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下设治保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小组、外来人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一支 200多人的队伍，依法维护社会治安、执行巡逻任务、调解矛盾纠纷、处置突发事件。为规范管理行为，花园村成立了由 2 名法律硕士、4名法律专业本科生、10名常驻工作人员组成的法律事务部，全权负责村内各类争议纠纷案件的处理，制定了从受理、调处到归档等一套规范程序。
随着法治化程度的提高、流程的规范，对智慧数治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花园村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还通过建立一个平台（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打造两支队伍（网格员队伍和专职代办员队伍）、完善三张网络（一个门户网、一个 APP、一个微信公众号），运用“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一网覆盖、智慧联动、网格巡查”。工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通过监控墙面观察全村60个区域2400个摄像装置上传的实时画面，调派治安队伍，以科技手段提升了乡村治理效率和效能。利用“互联网+”丰富“智慧党建”元素，充分调动了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扩大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增强了党组织的吸引力。花园村成立了“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研究院，启动了智慧花园工程，正在探索领先于全国乡村的“智慧数治”的模式。

四、村美民康－升格局

“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的愿景，也是花园经过四十多年奋斗呈现出来的格局。

（一）山水田园规划设计之美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环境、生态美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基本基底，花园在这方面具有超前的意识，是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成功典范，在规划与设计上将城市现代人居与乡村田园诗意栖居有机融合。花园之美，是自然之美，也是人文之美；是乡村之美，也是城市之美，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是共生的文明。
田园城市规划之美。花园村的规划将城市规划用地聚集、功能分区的理念与乡村疏散错落、顺其自然的形态相结合，呈现出“山水田园、城乡融合”的规划之美。2004年和2017年花园村两次并村制定总体规划，都实施了居住、产业、文化、休闲的城市化功能分区，完善了学校、医院、剧院、酒店、商业中心、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城市规划一是实现功能集中、土地集约利用，二是提高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的投资效率，降低使用与运营成本，三是形成了文化广场、绿地公园等公共场所空间，营造出村域范围的“场所精神”。花园村街道宽敞整洁，民居优雅时尚，农业园四季果香，吉祥湖、福祥湖碧波荡漾，摩天轮攀高看远、南山寺晚钟悠远、福山胜地恩泽世人。水世界、休闲园、游乐园、水幕电影、音乐喷泉令人流连忘返。春有牡丹芍药，夏有荷花睡莲，秋有菊花桂花，冬有百合玫瑰。城乡融合的形态，堪比欧洲小镇。 花园村的花园购物广场、花园剧院、老年公寓和活动中心、吉祥湖休闲中心、大型音乐喷泉和水幕电影、全塑胶文化体育广场、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南山寺佛教文化园、花园国花园以及花园健身休闲会所等各项基础设施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体现。
另一方面，花园村在居住小区的规划上保留了原有村落的自然形态，保持宗族熟人的社交邻里，并且在每一个小区中规划组团式的公共绿地，尤其保留了浙江中部每村必有水塘的传统村落特色。农业在花园村的产业份额已经很小，但田园的生态、景观与休闲功能被极大释放，现代农业观光园和“天香湾”景区正体现了农业功能化设计，利用低坡缓丘与平地相交错打造花田景观。公共空间的营造上，将传统乡村宗祠、寺庙等功能保留重构提升，建设了南山寺佛教文化园，依山就势，气势宏伟，庄严肃穆，清净幽雅。城市与乡村规划理念的结合，将聚集与疏散结合，将现代与传统结合，规划之美营造出宜人的空间尺度和韵味的空间氛围。
生态文化设计之美。花园村的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将功能与景观相结合，生态与文化相结合，村落的历史、文化脉络和风俗人情等元素在现代功能的更新中融和、渗透与嵌入。从平面空间景观设计来看，花园村在中心区位依托原有的小水库建设吉祥湖，清淤引水、修堤种柳、搭亭建廊，设计音乐喷泉、水幕电影和霓虹灯带夜景工程，让吉祥湖成为了流光溢彩的乡村景区。沿湖打造景观带，包括清水平台、游船画舫、吉祥观鱼、儿童沙滩、湖心茶亭、胡冠军艺术馆、中华百村图等景点，提供公共休闲、交流交往的功能。
从立体空间景观设计来看，花园村摩天轮高88米，是可以俯瞰游览全景的地标性建筑。另一个高层地标是南山寺万福塔，高50.07米，采用古塔风格，八角飞檐，大柱、大梁、飞檐、吊顶、栏杆、门槛等均由红木制成，代表着花园的红木产业文化底蕴。随着高99米的花园雷迪森大世界项目落成，浙江村级第一高楼诞生，花园村的天际线更具现代感，呈现出错落有致的轮廓之美，不同于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一楼一轮一塔与一山一湖一园相呼应，堆叠出生态人文交相辉映之美。

（二）尊教重劳人本文化之美

人本价值观是花园村始终重视人才、重视教育的思想来源，也是花园村尊重人留住人、用好人吸引人、培育人造就人、服务人发展人的集中体现。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价值观，花园人也完善了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保障靠集体、致富靠自己”，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绽放了“人人都是大花园”的生命精彩。
立事业强教育加快人才资本化。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有多种：包括教育培训、就业迁移、生命健康等。整个人力投资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教育投资，而学校教育则是人力资本中最大的投资项目。花园村小花园阶段的发展靠的是迁徙的人力资本，属于人口红利；大花园时靠的是教育培训、就业迁徙、生命健康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结合的要素红利；泛花园时更需要实现生态化平衡，将会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相结合的全要素红利，形成人才充分发展的生态。
重职业精技能促进劳动高值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生产力的要素诸要素也不断发展。劳动者更加职业化、专业化，劳动工具更加精细化、智能化，劳动对象更加精准化、规模化，到现代又加入了科技和数字两个生产力要素的支撑，都促进了劳动价值的大幅提升。花园村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劳动价值的变化，比如在红木家具产业发展中充分发挥大师工匠的引领作用，在走向高新过程中积极实施现代的精细化管理等，推动了基于富心态、富生态、富脑袋的富口袋。

（三）身心平衡文体健康之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城市的定义，应该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简单来说，健康城市就是一个以人的身心健康为中心的生活工作环境，包括创建有利于健康的支持性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的卫生需求，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健康乡村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花园村主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直以前瞻的理念，注重农村体育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把体育健康运动融入到“美丽乡村、美好生活”建设当中，全民运动热潮不断涌动，健康水平有效提高。2009年，花园村投资在原有人民广场基础上建起了崭新的塑胶跑道，为老百姓体育健身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2015年，花园村投资采用全新的硅PU材料对原先的水泥地球场进行改造提升，在美化整个人民广场的同时，吸引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前来体育健康运动。各小区都安装了健身设施并建设了文体广场，还成立了篮球队、气排球队、足球队、拔河队等业余爱好队伍。体育场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基本的健身功能，它更像是新老花园人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桥梁，一个村有30多支篮球队、球友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可以在花园村组织全运会篮球赛的“迷你版”。2001年开始，花园村每两年举办全民体育运动会。在比赛竞技、群众演出和活动组织中激发健康花园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健康安泰，是人类社会对人居环境的梦想追求。花园村正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健康平衡的生态体系，在软硬条件、制度机制、治理文明等方面构成了人、自然与社会的良性循环。

本章小结

 
花园村四十年巨变是中国乡村城镇化的生动案例。花园村路中有道，其发展既有中国强村名村成功的共性规律，又有其因地制宜的主动选择和特殊性。品赏是由远走近、由表及里的过程，我们为花园村的巨大变化所震撼欣喜，也给予我们理性思考研究丰富的细节和事实的依据。本章从品赏的角度走进花园村，运用逻辑智慧的思维方法，梳理其“村筑城”“村融城”“村镇城”的发展过程，抽象出“村市城”这一重要因素，并以此为主线，赏析花园村通过“化融创”在产业经济、消费经济、业态经济和数字经济方面的发展成果，研究花园“集团-集群-集体”构成的“新集体”的创新组织方式，品鉴共富花园、美丽花园与健康花园的造梦、追梦与圆梦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