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19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体系与城市治理体系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最大的特点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与村民自治组织制度相交织，构成了我国农村治理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涌现出一批强村、富村，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在改革中坚持、发展和完善集体经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但模式、路径又各有不同，构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回顾和剖析它们的改革历程，总结它们的经验，对健全和完善中国乡村治理体系有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结合2018中国（花园）乡村治理高峰会议上对花园村经验的了解，结合花园村的实际，就乡村治理问题谈几点体会。

一、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共同发展，共生共赢，良性互动，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康发展与完善。

1981年10月，邵钦祥筹集9000元，创办花园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工厂一花园服装厂，租用了村里的老祠堂，招收18名女工自带缝纫机，当年实现产值5万多元，获利7000元。第三年利润突破10万元，第四年利润达到50万元。办厂能赚钱，办厂能致富。

1987年4月，花园影剧院、花园学校落成。

1991年7月，邵钦祥联合46家户办、联办企业，组建金华第一家村级工业公司一花园工业公司（民营企业的雏形，花园集团的前身）。一直在坚持发展民营经济，壮大民营企业。“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都能过上富有的日子”。但实现这个理想不一定就是只发展集体企业。从1981年办厂开始，邵钦祥就坚持每年从自己企业利润里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福利事业，30年来累计出资了10亿多元。90年代后期，告别了短缺经济，告别了双轨制，告别了国家对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同一个起跑线上，一些地方乡村集体企业的弊端凸显。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花园村避免了改革的阵痛，民营经济越做越大，（邵钦祥发现，在关于乡村治理的种种讨论中，人们有时更倾向于谈和谐稳定，却忽视了释放社会活力，）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各类经济类型充分发展，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创业者的智慧、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活力进发，财富极大地涌流。成为花园集团，下属50多个子公司，包括一家上市公司。花园个私工商户达3483家，实现营业收入290亿元。

政企分开。行政管理和经济相互独立，明确了两者的产权和职责边界；（花园村多数领导由具备企业家精神、有战略眼光、有社会威望的“能人”兼任，不拿村里一分钱；）集体经济如何壮大？村里的收入主要靠租金，如红木市场，厂房；雕刻油漆中心；一年几个亿。租金不是很高时，集团每年补贴村里；以后租金高了之后，把补贴就还给集团。就业扩大，规模扩大，聚集人气，（吸引了5万多名企业经营者、公司“白领”、南北商贩、外来务工者，）产业升级，必然厂房、地皮也要增值，村集体以地生财、发展瓦片经济的规模更大、效益更高。集体经济的收入增加，老百姓的福利、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进入良性循环。全村资产16.02亿元（不包括新并入的9个小区的资产）。2016年底村里结余1.24亿元。2017年总收入5.9亿元，总支出1.97亿元（基建投资8241万元；包括道路硬化、污水管道整改、路灯亮化、绿化卫生、铺路等。新建饮水工程、厂棚、景区等投资5659万元。福利支出5800万元，共1.97亿元）2017年底结余5.17亿元。

花园村通过创办市场，让集体经济更强大。有了实力后，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民生项目中，仅去年用于公共服务和村民福利投入就近亿元。村里还投资6000万元建立花园医院，投资3000万元建大型商场，老年公寓则像宾馆一样每间房配有卫生间、空调、彩电；低保户吃住全免费且每月有零花钱；村民每年接受一次2000元的免费体检……

村里开销主要是基础设施，道路硬化，给村民发福利等。31项福利，村民学杂费全免。但没有像有的村村民靠股金分红，在这里村民致富靠自己努力，做生意，或在集团上班。

政企合一是一种治理模式，政企分开也是一种治理模式。一个村全部是集体经济是一种模式，一个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共同发展，共生共赢，也是一种模式。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是否有生命力，由实践来检验。

二、村民自治充分利用传统农耕社会的制度遗产。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定村规民约，呵护公序良俗，“村规民约”30多年来屡经修改，从社会治安到村风民俗，薄薄5页纸的条约中，凝聚着他们对价值认知和行为规范的共识，村规民约是我们的“小宪法”，村民对“小宪法”比对国家大法心中更有数，许多人都能说出其中的条款。

制定村规民约，呵护公序良俗，是对传统社会优秀遗产的继承，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乡村基层制度安排。但不是传统农业社会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要继承发扬，也要有所选择，扬弃。农村宗族派系势力，就不能继承。新一轮并村，村里召开20余次会议，决定按照老办法，对9个村支部打乱，分插在原4个支部，同时，再增设2个支部，且不以村为单位设支部。邵钦祥说，这样，就能打破农村惯有的宗族派系势力、促进村庄和谐。

无论是村规民约的制定，还是村委会及各类村民自治组织开展的活动，都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法治为保障。

“为了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推进我村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村民素养，树立良好的民风、村风，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实行全民创业、全面创新，实现物质更富裕、精神更富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经村民代表讨论通过，制定本村规民约。”本村规民约有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花园村成立了由2名法律硕士、4名法律专业本科生、10名常驻工作人员组成的法律事务部，全权负责村内各类争议纠纷案件的处理，制定了从受理、调处到归档等一套规范程序。

三、法治保障下的自治，如何能真正落实，运行顺畅，关键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坚决维护相对弱势群体的权益。本村村民与外来人员发生纠纷时，首先处理本村村民；村里党员干部与村民发生纠纷时，首先处理党员干部。

防止集体经济再次蜕变为“干部经济”。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就是我们的‘小人大，村干部干啥事都得琢磨一下，自己说的可不算数；凡涉及村庄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问题和矛盾纠纷，都由党组织牵头，组织群众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协商决定，形成的统一意见必须严格执行。

四、抓德治这个基础要把党建摆在首位。

任何制度都要人来执行，要夯实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首先是带头人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住了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推进鄉村善治，关键在党的领导。”邵钦祥说，目前全国有128万个农村基层党组织、3500万农村党员，直接与近6亿农民群众打交道，这是乡村善治最坚实的支撑力量。

村里坚持“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教育理念，以专门成立的花园党校为阵地，每半个月开展一次党员学习，每月开一次党员会议，还邀请省市专家、教授到花园村授课。

乡村治理体系的基层领导人要能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自觉地执行各项改革举措，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才会有坚实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