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是国家扶贫攻坚的六大片区之一，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为一体的全国贫困程度最深的片区之一。自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云南昭通召开会议正式启动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以来，乌蒙山区扶贫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贵州贫困人口从2013年746万减少到2018年的155万，云南贫困人口从2013年661万减少到2018年的137.79万，四川贫困人口从2015年380万减少到2018年的71万。按照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要求，必须在现行标准下于2020年实现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贫困村出列、贫困县摘帽，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在脱贫攻坚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实现乌蒙山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无缝对接、顺利过渡，有效推进二者实现承前启后和相互促进，开展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衔接融合要素要点分析意义重大。

一、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衔接融的必要性、必然性和衔接融合逻辑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把握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融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厘清两者衔接融合的逻辑关联，对推进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深度融合的研究和实践非常必要，不厘清两者的关系和衔接融合逻辑，就会出现认识不到位、实践无根据、推进无章法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贫困村和所在县乡当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脱贫攻坚。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这个问题要及早谋划、早作打算。”[1]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单列第十章指出：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推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融合相关工作已经刻不容缓、时不我待。

可以说，推进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衔接融是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工作，也是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衔接融合的必由之路。梳理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和衔接融合逻辑研究，一是要梳理清楚两大战略在乌蒙山贫困地区“三农”发展中的历史阶段定位和关系，二是要梳理清楚两大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是乌蒙山贫困地区“三农”发展中相互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两个历史阶段，两个阶段统一于乌蒙山贫困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国家2018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云贵川三省也相继出台了各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方案等，在这些指导意见、规划和方案中，都提出要求：促进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的衔接融合，在政策层面对二者的衔接融合提出了方向和要求。

从二者关系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既相统一又有区别，既相联系又各有侧重。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同为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问题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脱贫攻坚主要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乡村振兴则要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生活富裕问题，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等在脱贫攻坚中作为手段服务于脱贫目标和任务，但在乡村振兴中，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等则从手段转化为发展目标，两大战略各有侧重，但我们不能由此割裂两者的联系与统一，两者在时段上有重叠、要素上有融合、措施上有衔接、性质上有共性、目标上同向。两个阶段既分工又合作，分别重点攻克乌蒙山贫困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和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阶段的任务和难题。

（二）精准扶贫为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基础，脱贫攻坚的成功与成效决定了乡村振兴的起点与起步，乡村振兴的起步与发展决定了贫困群众的持续发展与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

乡村振兴离不开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乌蒙山贫困地区减贫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从农业农村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脱贫攻坚旨在彻底消除绝对贫困，通过脱贫攻坚行动，农业农村农民生产生活基础条件改善，解决了贫困农村发展路径和平台初步建设、领导保障机制和外部资源汇聚引导机制探索和经验积累、农村劳动力素质初步提升、发展动力开发启动等问题，为下一步乌蒙山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直指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关乎乌蒙山贫困地区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大计，脱贫攻坚成效和经过脱贫攻坚改善的条件、打造的产业基础、培育的贫困人群发展能力等直接影响到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否牢靠和起点高低。同时，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启动与发展反过来能巩固和扩大扶贫成果，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强保障和根本解决路径，乡村振兴中产业、环境、乡风、村治、致富等方面全面发力，是彻底解决乌蒙山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现象的根本途径。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提出：“脱贫攻坚战正处于三年攻坚期，乡村振兴正处于‘三年取得重大进展’关键开局年，两大战略的政策契合度、实践衔接度关乎后三年工作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2]可以说，两大战略相互衔接、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衔接融合得好，则事半功倍，大成可期，衔接融合不好，则事倍功半，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致富就有可能要走弯路。

二、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两大战略构成要素

“精准扶贫战略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要素的有机系统。”“包括人才、资金、物料、信息、技术、资源、产业、组织、教育、文化、环境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同样涉及资源的合理配置，涉及人、财、物、信息技术等资源与产业、组织、文化、环境等的科学结合及合理作用问题，是一个包含人才、资金、物料、信息、技术、产业、组织、教育、环境等异质要素的复杂系统。”[3]这些构成要素的耦合形成一个衔接融合体。（见图1）。

图1 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构成要素耦合图

山东行政学院相学梅副教授提出的这套系统要素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当前两大战略的衔接融合构成要素和一般运动机制，但是，在具体运用此要素体系和运动机制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亦即要素还是这些要素，但要素表现的形式和所处的地位则不尽相同，机制还是这个一般机制，但机制在不同的县域、村落甚或行业、具体某个问题中则可能运行各有差异。

因此，我们在分析乌蒙山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系统的构成要素时，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乌蒙山贫困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特征，比如政治上具有优秀的传统革命基因滋养，云南、贵州、四川乌蒙山区历来被誉为中共革命圣地，云贵川三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扩红扩军输送了大量革命战士，政治上拥护习主席、拥护党中央的领导深入人心深入骨髓，乌蒙山贫困地区群众深受这种政治基因的影响，这也是乌蒙山区政治基因里面独特的要素。

经济要素上的表现也各有不同，四川作为西部经济条件较好的大省，其经济结构、经济体量、经济活力等长期处于西南三省领先位置，这几年贵州在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发展较快，云南有较好的自然资源优势等等，可以说各具特色，在发展乌蒙山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和开展精准扶贫时，要清楚看到，经济要素在乌蒙山云贵川各区域的表现形式、发展模式和一二三产业所处的地位不尽相同、差异不小，有的乡村可能就会出现无经济产业的情况，所以有的地方采取易地搬迁等形式，重新聚集要素，发展产业，激活经济要素，带动脱贫，促进乡村发展。在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也存在这样的差异性。

总之，要充分把握乌蒙山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各要素的特殊性，一是厘清这片区域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与其他集中连片特困区有何区别，二是要充分把握乌蒙山贫困区域各县区、乡村两大战略要素的表现特征。做到了精准掌握，形成了科学认知，才能准确把握好两大战略的衔接融合节奏和整体推进。

三、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衔接融合的要点和内容

基于对要素体系分析，我们便可根据要素结合逻辑和框架体系，分析两大战略衔接融合的要点，结合我国乌蒙山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特点和乡村发展的实际，可从以下六个方面对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衔接融合进行分析。

（一）推进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发展经验”的衔接和融合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和融合首先要充分认识、继承和创新前者的发展经验以更好地推动后者的发展，促进共同发展。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经过6年的实践，乌蒙山贫困地区已经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农业农村扶持发展之路，以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核心地带的昭通市为例，形成了“坚持以脱贫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党的建设统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探索实践以群众工作为主线的‘133’工作思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精准把控每一环节，扣好脱贫攻坚‘四粒扣子’，切实做到‘量身定制、对症下药’”，“不当愚公当智叟、搬不动山就搬人，探索创新‘进城、入镇、进厂、上楼’模式，以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推动贫困群众既‘挪穷窝’更‘断穷根’”，“坚持以高度组织化为根本，突出抓好‘三个全覆盖’，用新理念新机制新技术补齐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短板，为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建立精准对接平台机制，以高度组织化推动劳动力稳定有序就业，将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紧扣村出列户脱贫标准，扎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广大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共享发展成果”[4]等经验，可以说贫困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已经能非常熟练地掌握工作方法，具有较强的识别和施策能力，在资金引进与管理、产业项目立项与实施、人财物的调配与统筹、农村治理方法与能力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这些脱贫攻坚中积累的发展经验和能力，极大地提高了贫困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整体素质。在乡村振兴中要不断强化和发挥脱贫攻坚积累下来的经验，继续发挥精准识别和精准施策在乡村振兴中的运用，做到政策上、产业上、治理上、人居环境改善和自然环境保护上、发展目标上精准把握情况和精准施策，把“脱贫经验”升级推进形成下一步指导乡村振兴的“振兴经验”，实现两种经验衔接和融合效益倍增。

（二）推进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时间空间”的衔接和融合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时间上的衔接和融合分为绝对时间和相对时间两个层面。从绝对时间上看，从2018年到2020年两大战略同时推进，脱贫攻坚要在2020年完成，2020年乡村振兴要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从相对时间上看，从2020年至2050年甚至更长时间，2020年脱贫攻坚完成，绝对贫困消除，但相对贫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依然存在，广大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还需相当长的时间来缩小差距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相对贫困现象未消除之前，扶贫与乡村振兴两个战略依然在时间上相互叠加。紧紧把握时间上的衔接和融合，是要防止思想上的松懈和人为地从时间上割裂二者衔接融合等问题的出现。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空间上的衔接和融合要把脱贫攻坚所涉及到的地理、土地、人口、资源、产业等空间布局与乡村振兴相应空间布局统筹起来。比如，《云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统筹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构建城乡协调联动的发展格局。”比如在易地搬迁中形成的新人口聚居地，乡村振兴规划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因易地搬迁所形成的新人口布局空间等带来的变化，抓住人口重新汇聚集中带来的乡村振兴发展机遇。产业扶贫中推进的乡村旅游产业、资源汇聚型产业、新兴资源引进开发组建型所带来的产业布局空间和资源汇聚流动空间，乡村振兴在推动产业兴旺中应充分考虑因扶贫而产生的资源流动和产业布局的新变动，合理布局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空间结构。可以说，推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空间融合是有效增强两大战略发展科学性和效率度的必然选择。推进空间衔接融合过程中，要“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三区三线’划定相衔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打造绿色集约高效生产空间，营造宜居适度生活空间，保护山清水秀生态空间。”[5]

（三）推进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政策制度”的衔接和融合

脱贫攻坚的政策制度从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五个一批制度安排、项目资金政策支持、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扶贫、东西部合作、产业扶贫等都进行了全面的制度政策安排和配套，要全面推进这些制度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衔接融合，在顶层设计和技术操作两个层面进行政策疏导，打通两大战略中政策衔接融通的梗阻，防止政策赤贫或断裂，在制度政策上做好进一步融通，比如贫困创业贷款还款政策中存在还款周期短，支持扶持贫困户创业致富的持续性较弱等问题，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紧跟贫困对象或刚脱贫的人群，以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继续保持或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做到政策的升级更新和前后衔接，否则就会出现釜底抽薪、新增矛盾甚至再次返贫情况，这也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实施。

2019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贫困县摘帽后，也不能马上撤摊子、甩包袱、歇歇脚，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国家也提出了“摘帽不减政策”的工作要求，在具体操作中不能简单机械理解摘帽不摘政策，求是网发表评论也提出：“各项利民、便民举措和政策的倾斜不应该因为地区的“摘帽”而停止，而要对脱贫攻坚实践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跟进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使脱贫政策更接地气、更为精准、更有底气。”[6]

也就是说，政策倾斜的方向不变，但政策制定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实事求是原则，随着问题、任务、要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对于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贫困现象复杂的乌蒙山贫困地区来讲，在坚决贯彻落实“摘帽不摘政策”要求的基础上，要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和政策调整的评估论证决策机制。可以说，政策制度的衔接和融合是推进两大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没有政策制度的延续和升级，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成果的长期巩固。

（四）推进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目标方向”的衔接和融合

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乡村振兴的目标分为四个阶段：2020年乡村振兴要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22年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大突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2035年乡村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全面实现。在这四个阶段中，要分别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大方面的主要指标进行量化，科学制定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

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是政治任务，所涉及到的指标必须完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作为辅助的特征非常明显。乡村振兴中有约束性指标也有预期性指标，从中央的实施意见来看，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地位更加凸显。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两大战略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在乡村振兴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防止资本下乡与民争利等情况发生，在土地流转、资产变资本、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以及产业规划的导向等方面要始终保持清楚明白的政治方向和脱贫富民的目标不变。

（五）推进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路径方法”的衔接和融合

推进两大战略“路径方法”衔接融合要坚持应用尽用、共用共享、开拓创新的原则，把脱贫攻坚路径方法延伸拓展到乡村振兴中来。比如昭通市脱贫攻坚“133”工作思路、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十大行动等路径方法成效显著，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应做好路径方法对接。“应用尽用”是对工作成效显著、符合乡村振兴发展规律的路径方法要尽量沿用；“共用共享”是在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路径方法尽量要做到一套措施，双重效益，脱贫攻坚中探索出来的优秀路径方法要在乡村振兴中使用共享；“开拓创新”是对脱贫攻坚中探索出来的路径方法进行升级优化，根据新问题、新要求、新趋势的发展变化对脱贫攻坚中形成的优秀路径方法进行创新和拓展，最终实现两大战的路径方法有机衔接和深度融合。

（六）推进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系统战略”的衔接和融合

从宏观层面推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衔接融合，应该用系统思维来思考，实现战略层面的衔接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注意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二是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三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四是增强群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推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系统战略”的衔接和融合提供了指导：一是乡村振兴是长远目标，最终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脱贫攻坚则是短期目标，到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贫困村出列和贫困县摘帽。要把短期目标融入长远目标，用长远目标引导短期目标。二是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与脱贫攻坚微观政策的衔接融合，“乡村振兴战略侧重于从顶层设计角度为农村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个系统工程，意在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和整体提升。精准扶贫从致贫的因素出发，针对不同原因，采取不同的扶贫措施，帮助每一个贫困户脱贫，侧重于微观政策。”[7]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微观政策的衔接融合。三是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衔接融合方面，乡村振兴要抓住“钱、地”等关键环节，政府做好制度政策保障工作，科学引导资本下乡，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也要抓好公共性、服务性、导向性工作，做好与脱贫攻坚的衔接，共同促进群众增收。四是融通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共同的价值追求目标，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实现增收致富，增强群众获得感，同时乡村振兴也要基于脱贫攻坚打下的基础，结合财政收支情况，制定与乌蒙山区贫困县（区、市）农业农村发展相适应的后续衔接发展目标。

四、小结

作为国家扶贫攻坚六大片区之一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只是发展的第一步，在国家精准扶贫战略有力推动下，这第一步迈出了坚实步伐，但乌蒙山贫困地区的发展任务依然艰巨，要彻底消除贫困现象，同全国一同实现现代化目标，实现乌蒙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是第二步，我们切不可人为割裂二者的联系，另起炉灶，造成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要认真研究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跨越，把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两大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充分激活两大战略要素衔接融合机制，才能不断巩固和扩大精准扶贫的伟大成果，才能有效推进乌蒙山贫困地区的产业、生态、乡风、治理和生活水平的全面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