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贵州人文精神创想
《当代贵州》杂志 2016年17期 作者：麻勇斌
贵州人文精神，是贵州各民族适应生存环境条件和历史变迁的哲学思想、智慧知识和经验理念，不断接纳新的优秀文明基质叠累而成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迄今为止最为凝练和精准的关于贵州人文精神的概括。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今年1月13日召开的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弘扬贵州人文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凝练和精准的关于贵州人文精神的概括。这两个“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核心概念，本义都在思辨的语境中。正确理解两个“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内涵，需要结合贵州实际，析出其“立面”与“结构”，才能进行精当读解。
两个“合一”的贵州语义
在贵州，“天人合一”的具体所指，可能不是这个概念在形而上语境中的哲学关系，也不是道士术者追求的修炼幻境，更多是一种活在民间、用在民间的宇宙观、生命观、价值观、生态观，是提纯社会思想、民众心性、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导则与操守范式。
贵州是多民族省。多民族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共同奋斗、协力争先，这种充满包容性与吸附力的人文环境，是贵州突出的特征。多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和心史记忆表明，这种区域性的人文环境，并非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传入后形成的。在贵州的民族民间，精神世界的现时态，虽然交织着道、佛、儒等多个“立面”的观念，但其“零立面”，即基础部分，乃是“原生信仰”。“原生信仰”的核心是“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和相安”的仪轨；民族民间建构和维系万类生命“相和相安”关系的“原生信仰”，遵照的是“万类有命、万命同尊”和“生命同源、生命平等、生命平凡、生命欢乐、生命美丽、生命神圣”的元哲学思想，并用其所形成的认知模式，接受道、佛、儒等的介入和假说。各种诞生于不同原理的文化，因此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民族民间之“原生信仰”倡导和遵循的“理”，与“天人合一”倡导和遵循的“理”天然契合。所以，贵州不排外、不自大、不滋养称王称霸的野心，当外来的包括道、儒、佛在内的文化势能，强于贵州本土文化内生动能之后，民族民间的“原生信仰”，自然就接受了包括“天人合一”在内的说明力较高的术语概括和逻辑演绎。久而久之，贵州这片孤寂的山地，就沉淀出了能够用“天人合一”概括的人文精神，成为不同文化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乐园。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的学说，是行动哲学的高度凝练和精确概括。
贵州是“知行合一”的思想产地。自阳明心学诞生以降，数百年来，黔地精英多以“知行合一”作为思想行动的模范，锤炼品格、提升品位，砥砺意志、增强能力。经“知行合一”思想的长期化育，贵州的世代英雄和各方贤达，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智慧、德操品性、胆气魄力，具有大山的高度、泉水的纯度和岩崖的硬度，具有类似于阳明先生特有的那种峻奇的风骨；黔地之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质，是质朴而和顺、重义而轻利、贫苦而欢乐、隐忍而顽强，不乏奇志，不乏创想，总能在重大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大义凛然，无私无畏，死而后已。
“合一”之要义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结果都是“合一”。“合一”，白话是何意，具象是何态，应当明白。
“合”，本义是“闭口”“咬合”。其在生产劳动中的含义是“散件组合”，是“结构”或“结构化”。其哲学含义是“实践”和“构建”，是行动过程。“合”的必要条件是“有”“需”“严”“能”。“合”，遍及世事。“合”是“和”的根本基础和实现方式。没有“合”，就不可能有“和”。
“一”在中华传统哲学中是一个高度抽象而内涵丰富的概念。实践层面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一”，是我国古代算术明确定义的用以理解整体与局部关系的“整体一”，是大师巨匠用以表达思想与行动、技艺与工具、道德与操守浑然一体的最高境界的“一”。
“合”与“一”组合出来的“合一”，更多是哲学的概念，语义是“组合成整体一”或“结构成整体”。它描述的不是领悟的最终境界和最后的状态，而是不断迈向更高境界的行动过程。即，“合一”是行动，是不断构建完美的行动和不断使行动更加完美。
以“合一”为法，概念和具象贵州人文精神，必须认识贵州人文精神的母体，这就是贵州历史文化的整体性，贵州人文的现时态与历时态，以及代表贵州人文的点线面。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贵州人文精神是如何“合”起来的，合成的“一”是怎样的状态、怎样的结构、怎样的强度，进而预见这个具有“类人生命”的“整体一”的存在能力。
贵州现在的辖地，是由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的边角地带割来“合”成的“整体一”。贵州的主要民族，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背景下从不同地方迁来的，是以贵州生境的安全性、生活的自由性和文化的宽容性为纽带，缔结而成的具有“整体一”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贵州文化的底蕴，有巴蜀文化的特点，有湘楚文化的内容，有滇桂文化的韵味，有黔地原生文化的根基。这样的本原结构，使得贵州不仅具有对内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涵养与容量，而且具有对周边区域保持无缝衔接的亲和与谦逊。600多年的历史已然证明，贵州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重大关头积蓄反击力和再生力的战略后方，是我国大西南社会环境“致序”、政治生态“致优”的战略要地，是民族和谐“立模”、文化生态“立范”、自然生态“立藩”的精神高地。在大生态、大数据、大交通等新的“结构力”和“结构方式”作用下，贵州更是我国大西南“合”力的关键。其可能“合”成的“整体一”，会远远大于行政区划的范围，贵州应当提早为此准备足够的雄心与魄力。
丰富和发展贵州人文精神
贵州的人文精神，是贵州各民族适应环境条件和历史变迁的哲学思想、智慧知识和经验理念，不断接纳新的优秀文明基质，叠累而成的“整体一”。它的“第五立面”特征是：多元、多样、多彩；它的“中轴线”是：珍视和用好历史累积下来的成熟智慧、有用知识、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认同和尊重全民普信的最大共识、全民默认的公理框架和全民接受的观念系统。
贵州的人文精神不是固化的，而是不断充实新的基质、不断发展新内涵的演进过程。其自主发展的内动力，来自贵州各民族主动融入国家体制，构建贵州历史文化整体性的愿望与行动，来自贵州特色民族文化在整体性之下保持多样性、在多彩性之下突出代表性的“自组织”机理。
贵州的人文精神，根本依托是以贵州为原产地、传播地、成熟地的思想智慧，是贵州这块土地上包括王阳明先生在内的万千英雄、贤达和无名智者，渐悟与顿悟的累积。这些思想智慧，是思辨与行动的互相证实，富有心性的灵气和贵州的地气；这些思想智慧，重成效而不是重程序，重笃行而不是重巧思，是行动的自觉与自规。
贵州的人文精神，正在形成富有时代意义的崭新叠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红色文化、三线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与决胜贫困等伟大实践催生和沉淀的思想智慧，都将成为丰富贵州人文精神的新基质，使贵州人文精神成为贵州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彰显文化包容性和文明先进性的有力支点。
贵州的人文精神，不仅能在农业文明条件下的贵州山地寂然美丽，更能在生态文明条件下的广阔世界绽放异彩。
（责任编辑/何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