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陈子昂诗的接受起伏
作者：肖丹
《今古文创》杂志 2024年4期
【摘要】在“复古”“宗唐”文学思潮影响下，陈子昂雅正冲和、音韵和谐的诗歌在明前期备受推崇，其诗选量在初唐诗人中位居前列。明中期文人辨体意识进一步增强，陈子昂古律混杂的诗歌遭到李攀龙贬抑，并影响到明后期选家对陈诗的选取。在明后期反复古思潮的影响下，陈子昂诗歌在明代重要唐诗选本中的接受度有所降低，且明后期文学审美的多元化使得陈诗接受呈现较大反差。
【关键词】明代唐诗选本；陈子昂诗；接受；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4-004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4.014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唐代诗文革新先驱，今存诗127首。学界对陈子昂诗歌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在接受研究领域尚有待探索。目前学界对陈子昂诗歌在明代的接受研究论著较少，黄守宇《明代诗话中陈子昂诗歌接受研究》[1]从诗话角度，对明代陈子昂诗歌的接受概况作专题研究，仅涉及少量唐诗选本的分析。岳进《明代唐诗选本与“唐无五言古诗”之争》[2]涉及部分唐诗选本对陈子昂古诗的选录及原因分析。但未见专文从唐诗选本角度，以时间线为轴，通过横纵向比较，综合分析陈子昂诗歌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原因。本文对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和诗话进行选取，通过统计和分析明代前中后期唐诗选本中陈子昂诗歌数量，结合明代政治背景、文学思潮、选家旨趣，全面考察陈子昂诗歌在明代的接受及原因。
一、明前期：陈子昂诗歌接受度较高
唐诗选本作为重要的诗歌批评形式，在明代备受关注，选家通过对唐诗的有意选取彰显其诗学观念和文学主张。“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展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3]504因此，从唐诗选本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学主张和思想变化。查清华根据明代诗文的发展变迁，将明代唐诗接受历程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元年到成化末年（1368—1487）为前期；弘治元年到隆庆末年（1487—1572）为中期；万历元年到崇祯末年（1572—1644）为后期[4]10。本文以此分期考察陈子昂诗在明代的接受及原因。
明初统治者对汉唐文化的推崇和对思想领域的控制，使得“复古”成为明前期的主流文学思潮，“和而正”[5]2521的诗风成为明前期文人的共同遵循。这一时期传播甚广、影响深远的明代唐诗选本有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拾遗》《唐诗正声》和康麟《雅音会编》，另外，元人杨士弘所编《唐音》在明前期也有很大影响力，故将其也列入考察范围。五个选本选陈子昂、宋之问、王勃、张九龄诗歌如下。
杨士弘《唐音》成于至正四年（1344），共15卷，共收唐诗1341首，选陈子昂诗31首，仅次于王勃诗（35首），位列初唐第二。高棅《唐诗品汇》成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被称为“明代唐诗学的第一个范本”[4]42，旨在为学唐诗者树立典范。《品汇》共收唐诗5769首，选陈子昂诗75首，位列初唐第一。《唐诗拾遗》是高棅对《唐诗品汇》的补充，共收唐诗954首，补编陈诗3首。《唐诗正声》是《唐诗品汇》的精选本，选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6]编纂而成，选唐诗人140余家，诗931首，多录盛唐中正和平之音，选陈子昂诗16首，位列初唐第一。康麟《雅音会编》延续高棅《唐诗品汇》宗盛唐的诗学主张，以“声律纯正”为选诗标准，共12卷，选诗3800余首，选陈子昂诗9首，仅高于张九龄（7首）。《雅音会编》旨在为学唐诗者提供用律、用韵的典范，而陈子昂的律绝诗受到其拟古思想的影响，常常出现以古入律的情况，不符合康麟的选诗标准，故其选诗数量在初唐诗人中较低。
从明前期重要唐诗选本对陈子昂诗歌的选录可看出，陈子昂诗歌在明前期的整体接受度较高，其雅正冲和、格调高古的诗风颇受崇唐派文人的喜爱，在提倡复古、推崇“和而正”诗风的明前期，陈子昂诗歌受到主流文学思潮的追捧，成為宗唐派诗人推崇的对象，得到了较高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音会编》中，陈子昂诗歌的接受度偏低，这与陈子昂大力创作拟古诗，其律绝诗占比不高有一定关系。另外，陈子昂诗歌古律混杂的现象在明前期已引起了部分文人的注意，但其诗坛地位尚未受到极大动摇。
二、明中期：陈子昂五古遭到贬抑
至明中期，明孝宗朱祐樘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开创了“弘治中兴”，极大地激发了士人的信心和勇气。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倡导“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7]341，对诗歌的格调声律有了更严格的要求。李攀龙《唐诗删》《唐诗选》、邵天和《重选唐音大成》、顾应祥《唐诗类钞》和胡缵宗《唐雅》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唐诗选本。
李攀龙《唐诗删》共收唐诗740首，选陈子昂诗13首，位列初唐第二。《唐诗选》从《唐诗删》中精选而来，更直观地体现了前后七子的诗学主张。《唐诗选》共收唐诗465首，选陈子昂诗7首，位列初唐第三。邵天和《重选唐音大成》成于嘉靖五年（1526），收诗1565首，选陈子昂诗20首，位列初唐第一。顾应祥《唐诗类钞》成于嘉靖三十一年 （1552），共收唐诗1800余首，按体编排，选陈子昂诗33首，位列初唐第二。胡缵宗《唐雅》成书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选诗1263首。胡缵宗对各种体制的审美取向与前七子相同，以“协”“谐”为选诗标准，选陈子昂诗27首，位列初唐第一。
从明中期唐诗选本中初唐诗人诗歌数量的比较分析可看出，陈子昂诗歌在明中期的接受度依然较高，在初唐诗人中位居前列。但值得注意的是，明中期文人的辨体意识相较于明前期，进一步增强，陈子昂古诗带律，律诗时时入古，遭到以李攀龙为代表的明中期文人贬抑。李攀龙在《唐诗选序》的开篇说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8]625对于陈子昂的拟古之作大多持排斥态度，只因陈子昂古诗掺杂律体，同时诗歌更多是展现唐人风调，而非汉魏风骨，因此，《唐诗选》中陈子昂五古仅收录1首，其拟古代表作《感遇》组诗更是一首未取。其对唐人五古的贬抑观点承袭于李东阳和前七子，茶陵派领袖李东阳认为“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8]570，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曾言：“诗至唐，古调亡，然自有唐调可歌咏”[8]577，何景明谓“古作必从汉魏求”[8]581，都认为唐人五言古诗已经不复汉魏古诗的传统，不可取法。而李攀龙比前七子更固守格调，故他选唐五言古诗《感遇》，不取陈子昂而取张九龄。
这与高棅在《唐诗品汇》中将陈子昂推为五古正宗的做法大相径庭。高棅在其《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对陈子昂五古诗高度评价：“观其音响冲和，词旨幽邃，浑浑然有平大之意。”[9]47认为陈子昂的五言古诗堪为正宗。在其所编《唐诗正声》中更是将《感遇》组诗中7首作为五言古诗“声律纯完”之“正”的开始。但在明中期，高棅《唐诗正声》所选陈子昂五言古诗，却受到杨慎的批评：“高棅选《唐诗正声》，首以五言古诗，而其所取，如陈子昂‘故人江北去，杨柳春风生’、李太白‘去国登兹楼，怀归伤莫秋’，皆律也。而谓之古诗，可乎？”[8]544王世贞亦言：“陈正字陶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微加断裁，而天韵不及。律体时时入古，亦是矫枉之过”[10]4237，可见明中期文人对诗歌的声律格调有更严格的区分，陈子昂古律混杂的诗风受到排斥。因此，陈子昂古诗在辨体意识强烈的明中期，受到以李攀龙为代表的明中期文人的贬抑，其诗坛地位已有所下降。
三、明后期：陈子昂诗歌接受度降低
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文学思潮也随之发生转变。孟森指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11]246万历年间，公安派与竟陵派继起，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打破唯唐是尊的局面；竟陵派则以“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而接近中晚唐艺术趣味，否定了“诗必盛唐”的观点，加之陆时雍对“神韵”的追求，共同构成了反复古的文学思潮，格调派唐诗学走向衰落。唐汝询《唐诗解》、钟惺、谭元春《唐诗归》、陆时雍《唐诗镜》、曹学佺《石仓唐诗选》、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唐诗选本。
唐汝询《唐诗解》受高棅、李攀龙影响，其选诗推崇初盛唐，贬抑中晚唐，共50卷，录唐194家诗1500余首，选陈子昂诗24首，位列初唐第一。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录唐291家诗2200余首，选陈子昂诗18首，其诗选量有所下降，位列初唐第四。陆時雍《唐诗镜》录唐307家诗3158首，选陈子昂诗7首，相较于其他初唐诗人，陈诗的选诗数量达到最低。曹学佺《石仓唐诗选》是其《石仓历代诗选》的唐代部分，他不满于《唐诗删》《唐诗归》的“偏师特至，自成队伍”[12]，以高棅《唐诗品汇》为准绳，旨在“惟仿其全”，故录唐1000余家诗10977首。选陈子昂诗62首，位列初唐第五。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录唐555家诗2445首，选陈子昂诗28首，诗选量略低于张九龄（29首），位列初唐第二。以上可看出，明后期陈子昂诗歌接受出现较大起伏，在《唐诗解》《唐诗归》《石仓唐诗选》《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中接受度较高，《唐诗镜》中接受度极低，这与明代后期文学审美的多元化有关。
公安派主张诗歌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却病于浅率俚俗。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兴起于公安派后期，试图师公安之所长而力矫其弊。钟惺在《诗归序》中强调“以古人为归”，但不同于复古派师古人之格调，而要求取古人之精神。所谓古人之精神，即不为时人所察觉、所熟悉的“幽情单绪”，因此，选诗风格以清幽静远和奇异孤偏为主。《唐诗归》选陈子昂诗18首，重在选“澹古窅眇之音”[13]，对陈子昂《感遇》诗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与陆时雍《唐诗镜》对陈子昂诗歌的选取和评价形成了极大反差。
陆时雍《唐诗镜》所选诗歌，主要以“情韵”为标准。《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14]1，主张“诗须观其自得，古人佳处不在言语间”[14]1，可见陆时雍论诗更看重诗歌的情致韵味，其对陈子昂《感遇》组诗的评价极低：“阮籍《咏怀》出自深表，子昂《感遇》情已虚设，言复不文，虽云不乏风骨，然此是顽骨不灵也。其诗三十八首，余谓首首俱可省得。”[14]436陈子昂仅有7首诗入选《唐诗镜》，其代表作《感遇》组诗一首未取，可见其大部分诗歌并不符合陆时雍含蓄蕴藉、情韵深厚的选诗标准。不过陆氏对唐人五言古诗，包括杜甫在内，基本都持否定态度，独李白颇得赞许，其对唐人五言古诗的贬斥态度承继自李攀龙，却未免过于偏激。
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是晚明唐诗选本的集大成之作，对前人的诗学观既有吸收，也有突破。其选诗宗旨是“惟求声韵中响”[15]441，看重诗歌的声律和气韵。《评林》选陈子昂诗歌28首，《感遇》组诗入选15首，约占选诗数的一半。眉批部分所引评语，多对陈子昂古诗给予极高评价，不录李攀龙和陆时雍所言，可见周珽对“唐无五言古诗”之说并不认同。周珽赞扬陈子昂诗气格高华、蕴藉深沉：“伯玉之在初唐也，始变雅正，淳朴持立不及汉魏，而高华澹宕远过齐梁……珽谓伯玉《感遇》诗，用意似有属，寄兴实不泛，澹古深沉，真可与步兵 《咏怀》相匹。海内文宗，诚不忝当时名流所推许。”[15]500对陈子昂“海内文宗”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明代后期重要唐诗选本中陈子昂诗歌数量的变化可看出，陈子昂诗歌的接受度有所下降，在陆时雍《唐诗镜》中接受度降到最低。唐诗选本作为明代文人传播思想、宣扬诗学观的重要工具，其对陈子昂诗歌的接受差异，显示了不同选家审美倾向和选诗旨趣的差异性。在反对复古模拟、推崇性灵神韵的明后期，陈子昂拟古代表作《感遇》组诗虽遭到陆时雍的贬抑，但依然受到钟惺在内的大部分文人的赞扬。
四、结语
方孝岳先生曾指出：“选录诗文的人，都各人显出一种鉴别去取的眼光，这正是具体的批评之表现。”[16]4从明代前中后期唐诗选本中陈子昂诗歌的接受起伏可看出，时代风会和文学思潮并不能完全主导选家的选诗标准，选家的审美旨趣和选诗宗旨对唐诗接受有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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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丹，女，四川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