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问陶论杜甫其人其诗
《时代文学》杂志·上半月 2009年10期 作者：温秀珍
杜甫提倡“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其诗歌创作“别开异径”,在盛唐诗中走出一条新路子。清代性灵派殿军张问陶论诗主张“好古不泥真通人”,作诗应向古人学习,但不可拘泥古人之法,要推陈出新,表现出自我性灵。其《登华阴庙万寿阁望岳同亥白兄作》写道:“地擘雍梁山自好,诗留李杜我何题?”表现了对两位诗坛巨擘服膺其才,但不愿模仿的态度,此为得其真精神也。张问陶与杜甫在诗歌艺术上存在不少共同点,有多人指出其近体诗“空灵而沉郁”,即由前期的狂放转向后期的沉郁,颇具杜甫沉郁顿挫之诗风。张维屏《听松庐诗话》称:“船山近体“极空灵,亦极沉郁,能刻入,亦能清超。”李元度亦谓“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张问陶的诗学思想全部通过论诗诗表达,既缘于自然天成之主张,亦不能排除有意规摹和发展杜甫《戏为六绝句》创制之用意。而且张问陶还有相当数量的诗,直接化用杜甫诗句或意境。如《无题四首》之二尾联:“白衣狡狯成苍狗,忍看浮云变态殊”,取自杜诗:“天上秦云如白衣,忽然变化成苍狗”。《自题勾漏山房》尾联:“金函旧录忘焚草,清夜犹防玉女窥”,源于杜诗“避人焚谏草”。正如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引《寄心庵诗话》所言:“船山太守为蜀产,其诗以放翁门径,上攀少陵,取其雄快之作,而芟其剽滑之篇,斯太守之真诗见矣。”
作为诗论家的张问陶重诗歌理论的阐述,论作家时常常是片言只语,在感怀、偶作、题赠、酬唱诗中兼及对诗人诗作的品鉴,但对于诗歌成就极高者也有专论。遍检《船山诗草》,除了苏轼外,杜甫当是历代诗人中颇为张问陶推崇者。张问陶专论杜甫的诗歌有《夔州怀少陵》、《新安》两首,兼论杜甫或杜诗的还有《和王铁夫移居诗兼赠同门何工部道生阑士》、《立秋日屋漏不寐》、《感事》、《赠相士乔君》、《早秋夜雨寄怀毕展叔先生》、《入剑阁》、《春日感怀》、《盐亭》、《登华阴庙万寿阁望岳同亥白兄作》、《中秋写怀》、《赠杨荔裳观察即送其之川北道任》等十余首诗歌。张问陶从重诗才、主真情、追求自然天成等性灵说的理论主张出发,推崇杜甫秉笔直书的“诗史”精神,赞扬其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盛誉杜诗“天真协古风,抒写寂寞情”。
一、推崇杜甫秉笔直书的“诗史”精神
杜甫用诗笔写出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揭示了这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那段时期的社会现实,所以在当时就已经被称之为“诗史”。唐人孟棨《本事诗》云:“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千年已过,张问陶途经新安县,赋诗《新安》追忆诗人。诗曰:“烟笼雉堞影参差,历落轮蹄度陇迟。关笑楼兰兴筑日,民伤天宝乱离时。年丰不下丁年泪,县小犹传子美诗。瀍水一湾山四合,暮蝉声里柳丝丝。”“县小犹传子美诗”之“犹”字,足见杜甫在新安百姓心中的不朽地位,以及《新安吏》永久的艺术生命力。“民伤天宝乱离时”一句,对人民的流离失所寄予深深的同情,直陈导致“年丰不下丁年泪”的深层原因是朝廷的昏庸无能,批判的锋芒不减杜诗。
杜甫的诗歌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正是因为杜甫的秉笔直书,才使得其诗歌具有补史的功用。杜甫晚年寓居夔州,生活稳定,但老病孤愁,壮志未酬,其胸有万里愁绪,怀抱伤时忧民之心。这种心境恰如张问陶《夔州怀少陵》诗所言:“东屯粳稻三年熟,西阁云山万里愁。”张问陶绝非空下断语,而是“借他人文字,浇己之块垒。”张问陶一生仕途失意,辗转流徙,家贫多病,但难忘家国之思,他体味到了杜甫在国家残破、长年飘泊、老病孤愁时的忧伤和抑郁,感受到了诗人虽老衰而忧国之情弥深,其“无力正乾坤”的痛苦也愈重。张问陶是与杜甫一样忧国忧民的诗人,他积极关注变幻的时局,忠实记录历史,大胆揭露现实社会的尖锐矛盾斗争,其《宝鸡题壁》组诗,不乏担当“诗史”之誉。清人李元度指出张问陶继承了杜甫的“诗史”精神,其《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张船山先生事略》曰:“《宝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诵殆遍。”
二、高度赞扬杜甫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
杜甫的人格魅力,首先在于其推己及人、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他的诗歌表现了忧国忧民之情,任何人学杜若无此胸襟则失其根本。张问陶自然深明其理,一部《船山诗草》,充满对时局的关注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其所怀有的人道情怀和民本思想,与杜甫是暗合的,张问陶诗歌中流淌着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文关怀,也与少陵诗是一脉相承的。
张问陶身处乾嘉之际,诗学受时代风气和传统儒学之熏陶,也受到故乡巴蜀文化的浸润,更由于其亲身体验治世与乱离的特殊经历、刚直不阿的秉性气质,使他与诗圣杜甫有着自然的心灵契合。他自觉地学习仿效杜诗,受到杜甫的多方面影响。但他的学杜不是追求表面形式,而是融杜甫精神于诗论诗作之中,故天然无痕,人不易察。这应归之于作者深沉的崇杜爱杜之情,也与其相同的人生际遇和不慕名利密切相关。张问陶一生虽过着“饥来百事非”,“人谁足稻粮”的贫困生活,却怀着“隐轮匡时略”、“慷慨对中原”的雄心,高唱“英雄不下穷途泪”。而且他个性孤傲率真,足迹遍人寰,逢山赠一诗。凡此皆与杜甫相似,故《感事》诗里,以“足茧荒山有杜陵,饥驱自笑客何能”,赞杜甫漂泊流寓,一生恒饥,仍坦然自笑,贫困不移的精神。
诗歌语言深处的潜台词应该是诗人的个人性话语,换言之,隐藏于整个诗歌意象系统中的是诗人本身,是抒情主角形象背后的事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达了对民众疾苦的关切之情,但如果没有天寒屋漏,便不会有此诗的产生。同样,如果没有南船北马的生活体验,张问陶便无法因屋漏不寐联想到杜甫草堂;如果张问陶无忧国忧民之心,也不会生发出“万间广厦存虚愿,何日能酬杜老诗”的感喟。可以说,张问陶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发现了自己,于是便有了《立秋日屋漏不寐》一诗。
杜甫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时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代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张问陶在精神上趋向于李白,但在言行上又更近于杜甫之“腐儒”。虽然他没有像杜甫那样以“儒”自称,但沐浴在“家风贫尚守”、“相业史重编”的流风美德下,耳濡目染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的传统人格模式,他所受的儒家观念的感染,绝不会亚于杜甫。尽管由于时代风气的变化,彼此外在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但他们的诗都是真性情的抒写。张问陶从儒家入世思想出发,而又不为儒学所限,结合自己的时代和亲身生活实践,去阅读杜诗,感悟杜诗精神,也真正读懂了杜诗。他写出了人生真情、真性、真阅历,反映社会时弊、民生疾苦,而又率性自然,真正继承了杜诗的精髓,堪称杜甫千古知音。
三、赞杜诗“天真协古风”,抒写“寂寞古今情”
杜甫自认“诗是吾家事”,并说“直取性情真”,杜诗从内容到形式都保持了一种“真”的本色。可以说,杜甫是以整个生命的燃烧来完成诗歌创作的,他的“畏人嫌我真”,“直取性情真”,非直接论诗,但可知其诗之尚性情也。杜诗饱含了诗人的真切感受,读其诗可感受到诗人的心跳,听到诗人发自灵魂的声音──真性情。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曾有“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之叹,注意到了杜甫较少被人关注的一面——疏狂。张问陶《春日感怀》也说“狂到杜陵甘作客”。萧散疏狂之极的杜甫却“甘作客”,正复不得不甘。这是壮志难酬的失望、痛苦,也是无可奈何的隐痛与惋叹。恰如金圣叹《杜诗解》评杜甫《去蜀》是:“勉强收泪语,正复更痛。”张问陶一生南船北马,从其“人谁爱远游”之句,可观其无奈之情。所以他更能理解杜甫“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的苦痛和忧伤。
从体制上看,少陵秦州之作多古风遗韵。张问陶一生为了生计,六次跋涉秦中,所作诗篇无一语蹈袭前人,皆为性情之作。《张问陶年谱》作者胡传淮先生评其《七盘岭》诗:“写尽栈道奇险,句句出人之意外,语语入人之意中,少陵由秦州入蜀诸诗以后,无敢作者。”所以,张问陶感同身受,赞杜诗“天真协古风。”张问陶也有不少反映人性美的诗作,他以“天真”评杜甫秦州诗,亦寓其独到之感悟,其中含有善与美的因素。我们说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力量,不单纯取决于他对苦难的直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以儒家的仁义之怀,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用以呼唤和启沃人们的良知。
有人说诗人总是寂寞的,杜甫更是寂寞的典型。“寂寞”一词在杜诗中随处可见,如“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过宋员外之问旧庄》),“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江村》),“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刘昭烈庙在奉节县东六里)》)。更有甚者,杜诗中的枫林凋伤、孤城落日、孤雁飘零、孤舟独泊潜隐着透心的寂寞和悲凉。寂寞到渊谷往往可以完成大业而流传千古,正是因为这种附骨的寂寞,时时撞击着杜甫的苦闷与凄楚,使他创作出了大量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后来,梁启超从情感的角度来分析杜诗,以“情圣”取代“诗圣”的称号来推戴杜甫。张问陶游盐亭时,类似当年杜甫的心情和飘零的处境,重经故地,心境相同,与杜甫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慨然作诗《盐亭》,“杜陵诗境在,寂寞古今情”一句,指出了杜诗之所以感人,在于其出于天性,真切地抒写了古今一般同的寂寞之情。
一般来说,对作家的批评,从用笔多少可反映批评者所持的态度。张问陶以性灵之眼读杜诗,所感知的诗人形象,性情真纯,个性疏狂,漂泊流寓,“足茧荒山”,在他的笔下,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神形毕现。值得注意的是,张问陶论杜甫,既既概论杜甫的生平和创作,又重点论其漂泊流寓之作,这是以前的批评者们所少有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