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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黄峨夫妻往还之作考论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作者：姚蓉
摘要：晚明清初以前，夫妻间唱和赠答、互诉深情的作品留存很少，杨慎与黄峨夫妇留下的往还互赠之作，多至18篇，是文学史上夫妻间文学交往的典型个案。他们的往还之作，极大地充实了古典文学中夫妻之情这个主题。这些作品，有序地展现了杨慎、黃峨从夫妻情深到感情出现裂痕的全过程，既写出了初期两人之间深挚的情感与深刻的理解，又反映了两人在三十载分居生活中夫妻感情的逐渐变化，揭示了二人在变化中的真实心态，也揭示了二人在对抗现实压力、在生活的自由度、情感的专一度等方面的不对等关系。在杨慎、黃峨之前，还未有夫妻往还之作能如此全方位地表现夫妻情感及其变迁过程，也未有夫妻往还之作表现夫妻之情能达到如此的深度和厚度。同时，夫妻的文学往还是文学交往行为中不可忽视的一类，比一般友朋之间的唱和赠答情感交流更深入、文学互动主动、对彼此的影响也更鲜明。故此，杨慎、黃峨的夫妻往还之作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及社会价值。
关键词：杨慎；黄峨；夫妻；往还之作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40?06
在中国古代文坛上，双双以文采见长的夫妻并不多见。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志趣相投，一同收集金石、烹茶读书，可谓风雅佳偶。不过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李清照多有表达对丈夫的深情与思念的佳作，而赵明诚却略输文采，没有留下回应妻子深情厚意的作品。相较之下，生活在明中叶的杨慎与黄峨夫妇则更胜一筹，他们不仅与李、赵一样出身名门、极具涵养，而且能在文学创作领域比翼齐飞，各自留下了不少为对方而作的诗、词、曲作。这些倾吐夫妻之情的作品，当时即为艺林传诵，至今仍脍炙人口。将二人集中的互赠往还之作放在一起论析，不仅可以清晰勾画出杨慎、黄峨夫妻情感交流与变迁的轨迹，加深对他们二人文学成就的认识，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学史上夫妻间的文学唱和与赠答，进而对夫妻间的文学交往这一文学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作品的考述
相门才子、正德状元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以“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为第一” 而闻名于世。[1]（卷一百九十二， 5083）工部尚书黄珂之女黄峨（1498—1569），字秀眉，能诗善曲，徐渭赞之曰“才艺冠女班” [2]（《杨升庵先生夫人乐府序》， 392）。正德十四年（1519），黃峨嫁给年长她十岁的杨慎为继室，可谓是“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婚后，二人志趣相投、吟诗赋曲，多有互赠之作。尤其是杨慎流放云南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两人更是通过寄赠往还之作表达离别相思，留下了不少互诉深情的作品。
据朱秉器《续玉笥诗谈》记载，黃峨“虽能诗，然不作稿，即子侄辈不得而见之” [2]（《杨夫人事辑》， 439）。但黃峨流传至今的10首诗作中，有5首是写给丈夫杨慎的，分别是：《寄夫》（又名《寄外》），《寄升庵》（才经赏月时）、《寄升庵》（懒把音书寄日边），《寄升庵》（丈夫本是四方客）、（闻道滇南花草鲜）。黃峨还是明代著名的散曲作家，但她的作品与杨慎作品混淆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还掺入了元杂剧及一些来历不明的作品，故作品数量难以确定。任半塘先生编《杨升庵夫妇散曲》，录黃峨套数5套，小令63首（其中重头52首），今人一般据此来认定黃峨散曲。但也有一些不同说法，如梁扬、付婷婷认为黃峨“现存小令59首，套数3篇”[3]（《黃峨散曲艺术特征探析》， 80），王莉芳则指出黃峨的曲作“有套数2篇，小令35首”[3]（《黃峨散曲考辨》， 31）。本文参考上述说法，认为在学者们认定的黃峨曲作中，确定是黃峨寄赠杨慎的作品至少有2篇：一是《罗江怨·空亭月影斜》，杨慎《陶情乐府》中收《罗江怨》四首，《吴骚合编》和《名媛诗纬》中，四首皆署名为黄峨，吴梅以为此四词为黄峨“忆外之作”[4]（106），后三首是否为黄峨之作尚可存疑，但第一首《空亭月影斜》之词情完全是闺人恨别之意，一般公认为黄峨写给丈夫的作品；二是《黄莺儿·雨中遣怀》，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一记载黃峨将此作寄给丈夫杨慎之后，“杨又别 和三词，俱不能胜”[5]（卷一百五十二），今传《黄莺儿》此题共有四首，可见第一首是黃峨首唱之作，另外三首当为杨慎和作，是二人往还唱和的明证。由上所述可知，明确为黃峨寄赠杨慎的作品共有7篇。
杨慎寄赠黃峨的作品，除上面提过的《黄莺儿：3首之外，还有《江陵别内》、《春雪寄内》、《赠内》、《青蛉行二首》（寄内）等5首诗歌，《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沁园春·寿内》、《千秋岁·壬寅新正二日寿内》等3篇词作，共有11篇。综上所述，则杨慎、黄峨夫妇的往还之作共计有18篇。至于二人集中其 它抒写相思的作品，如黃峨《失题》、《别意》等诗，《越调斗鹌鹑·忆别》《黄莺儿·惜别》二首、《绵搭絮·秋夜有怀》四首等曲，杨慎《寄远曲》等诗，《中吕·粉蝶儿·十二阑干》套数、《金衣公子·秋夕忆别》等曲，虽然从内容看来很可能是为思念对方而作，但因未能确认是否为往还之作，故未计入统计。
从内容上看，杨慎、黃峨的往还之作可以嘉靖十三年（1534）杨慎纳妾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黄峨的《罗江怨·空亭月影斜》、《寄夫》（又名《寄外》）、《寄升庵·才经赏月时》，杨慎的《江陵别内》、《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沁园春·寿内》、《春雪寄内》、《青蛉行二首》（寄内）等篇章为前期往还作品，多互诉相思与离恨，表达夫妻间的深情厚意；两人相互赠答的《黄莺儿》4首及杨慎《赠内》诗亦或仍属前期作品，但已可窥见两人情感追求之不同；黄峨的《寄升庵》（懒把音书寄日边）、《寄升庵》（丈夫本是四方客）、（闻道滇南花草鲜）、杨慎的《千秋岁·壬寅新正二日寿内》则为二人后期往还作品，感情内涵更为复杂，反映了夫妻感情由浓转淡直至出现裂痕的全过程。
二、作品反映的夫妻情感变化及其
社会价值
嘉靖三年（1524），亦即杨慎、黄峨婚后五年，杨慎因“议大礼”得罪嘉靖皇帝，被谪戍云南永昌卫，开始了后半生长达三十五年的流放生活，而这一对琴瑟合鸣的夫妻，也被迫分离三十余年。
杨慎被贬往云南之时，黄娥伴送他出京，同行至江陵，而后杨慎独往云南戍所，黄娥则孤身返回四川婆家。杨慎写下一诗一词，向妻子倾诉离别之情：
《江陵别内》诗云：
同泛洞庭波，独上西陵渡，孤棹溯寒流，天涯岁将暮。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佳期在何许，别恨转难平。萧条滇海曲，相思隔寒燠，蕙风悲摇心，菵露愁沾足。山高瘴疠多，鸿雁少经过，故园千万里，夜夜梦烟萝。[6]（第三册， 282）
《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词云：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6]（第四册， 413）
夫妻同行至洞庭湖，转眼分离在即。杨慎之诗描画了二人依依话别的场景，饱含离别之悲情。又悬想自己即将面临的在荒远滇南的孤独生活，凸显对故乡及对妻子的眷念之情。杨慎之词以双飞之鸟、团圆之月，反衬作者面对夫妻离别时的无奈与忧愁，景真情切。在杨慎向妻子倾诉离情的同时，黄峨也写下《罗江怨》曲为丈夫送别：
空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6]（第四册， 518）
这首散曲描写黎明时夫妻分离的场景，格外惊心动魄：金鸡惊啼，扰人清梦，促人离别；长亭送行，唱遍《阳关》，不知再见是何年何月；泪血愁结，心绪万千；被冷鞍热，对照鲜明，道出了离别给夫妻双方带来的心灵伤痛。杨慎、黄峨夫妻离别时的往还互赠之作，其中的别恨既深重又浓烈，真实地反映了二人在被迫分离时的怨愤之情，同时也反衬了二人厮守时婚姻生活的和谐美满。
别后两年，杨慎回蜀携黄峨共赴戍所，两人在云南共同生活了近三年，嘉靖八年（1529）六月因杨慎之父杨廷和病故，两人同回四川奔丧。嘉靖八年（1529）新正之际，两人还同在云南，杨慎专门写下《沁园春·
寿内》为黄峨祝寿：
劝汝一杯，关山迢递，我马崔隤。想玉堂金马，曾同富贵；竹篱茅舍，也共尘埃。事过眼前，老来头上，卿不见吾发白哉。故园好，彩衣称寿，何日同回？天涯劝我宽怀，欠酒债拔卿金雀钗。笑孔肩薄首，夫人书法；嵇心羊体，仙子琴才。道韫家声，黔娄夫婿，此怨休将造化埋。六如说，打开梦幻，新拜如 来。[6]（第四册， 426）
从中不难看出杨慎由衷叹服妻子的琴才书艺，但更倾心于妻子的坚贞与贤德。能同富贵更能共贫贱，黄峨的不离不弃是杨慎灰色人生中的一抹亮色。虽然是在生活艰苦的戍所，但有了黄峨的宽解与支持，杨慎不再怨天尤人，在词中流露出豁达之态。
然而，在两人回乡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杨慎独回云南，黄娥则留在家中管理家务，自此两人天各一方，只能互寄诗词以致相思，写下了许多往还互赠之作。如看到空中飘洒的白雪，杨慎想到的是与谢道韫一样具有“咏絮”之才的妻子，他写下《春雪寄内》诗：
春阴郁未开，春雪犯寒来。点缀过花径，飘扬度玉台。望迷河畔草，歌落陇头梅。并起因风兴，还思道韫才。[6]（第三册， 351）
在春寒料峭的夜晚，黄峨也是心里梦里都挂念着丈夫，她的《落梅风》曲之三有云：
春寒峭，春梦多。梦儿中和他两个，醒来时空床冷被窝。不见你空留下我。[2]（《杨夫人词曲》卷二， 412）
虽然杨慎的诗句笔触集中于咏雪，于篇末才点明对妻子的思念之意，黄峨的曲辞也不曾直抒对丈夫的相思，而只写了一场春梦醒后的怅惘，但对读两人的作品，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夫妻“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心灵共振。
杨慎、黄峨作品中大量吟咏离别相思的作品，说明了夫妻二人长久别离的愁苦处境。在这样的离别中，不仅团圆是一种奢望，就连互通音信，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杨慎《青蛉行二首》（寄内）之一感叹道：
青蛉绝塞怨离居，金雁桥头几岁除。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6]（第三册， 237）
对于被迫分离的杨慎、黄峨夫妇而言，一封家书足以慰藉他们的相思，缓解他们的忧虑。然而被贬蛮荒、相隔千里，使得他们连这样小小的心愿都无法达成。黄峨那首著名的《寄夫》诗也指出了这一点：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2]（《杨夫人诗集》， 430）
此诗首联点明丈夫谪戍的命运及夫妻两地分居的现实处境，反用鸿雁传书之典，道出他们夫妻间音信不通的悲凉，其慨叹与杨慎如出一辙。中间两联既以夫、妻对举，进一步阐述丈夫远戍南荒久不能还、妻子空闺老去形容憔悴的具体表征，又用互文笔法，写出这种离居生活带给他们的“薄命”、“断肠”之感、“愁”、“怨”之情。他们的愁与怨，无疑既有夫妻相思之愁，又有命运不公之怨，故而至为沉痛。尾联以盼不到统治者的赦免、夫妻在等待中希望落空作结，表明黄峨不仅了解丈夫的心灵需求，而且和丈夫一样急切盼望着生活早日回归正常态。
杨慎、黄峨的夫妻离居，不仅是爱情不能圆满、夫妻不能相聚的感情悲剧，也是似锦前程突然中断、人生信念倍受摧挫的命运悲剧。因为造成杨慎、黄峨长久分离的最主要原因，是杨慎被流放云南这一事件。被贬谪的命运，将杨慎从状元转变为罪人、从政治名流转变为边缘化人物，他的人生道路因此逆转，这无疑是杨慎人生经历中最大的挫折与屈辱，同时也给他的家人增添了长久的精神负担与痛楚。故杨慎、黄峨夫妇的相思之作，有着比吟咏一般的男女之情更为深广的内容，而他们的心灵共振，也达到比一般的相思怨别更为深入的境地。黄峨的《寄夫》诗，就道出了他们夫妻对当局的期望与失望，既是他们夫妇心意相通、怀抱深情关注对方的具体体现，更是他们命运无法自主、期待一再落空的真实写照。
杨慎与黄峨的相思情感虽然诚挚而且深入彼此的灵魂，但长达三十年的分居生活，还是间阻了两人爱情的继续发展。且由于古代社会对男女性别角色规定的不同，他们两人之离别处境与离别心境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以致感情终于出现裂痕。
谪戍云南永昌的杨慎和居守四川新都老家的黄峨在生活处境方面有极大的不同，离家在外的杨慎虽为罪人，但以其宰相家声与状元名望，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护佑及云南友朋的帮助，故而行动相对自由，除永昌外，他在安宁、昆明等地都居住过，与滇中士人多有交游。宽松的环境，给杨慎提供了“纵酒自放”[1]（卷一百九十二， 5083）、消遣愁怀的机会。《云南通志》中说他“戍永昌，遍游诸郡，所至携倡伶以随”[7]（卷三十），《四川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他的放浪行为道：
与人游，无问贵贱，酒间吟次，时命声伎，佐之舞裙歌扇，笑拥弥日。在泸州尝醉，糊粉涂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8]（卷四十五）
当丈夫在外放浪形骸的时候，妻子黄峨却在家过着谨严庄重的生活。朱秉器《续玉笥诗谈》谓黄峨“娴于女道，性复严整，闺门肃然，虽先生（指杨慎）亦敬惮之”。[2]（《杨夫人事辑》， 439）可见黄峨本人是个谨守闺范的女子。在当时社会对男女性别角色要求不同的情况下，杨慎虽是受到辖制的罪徒，却还能纵情挥洒性情、自由展露才华，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而黄峨虽是安居度日的自由人，却只能禁锢着自己的身心、压抑着自己的才华，在幽居中度过漫长的三十载。两人的这种境遇差异，在往还唱和的《黄莺儿·雨中遣怀》曲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黄峨《黄莺儿·雨中遣怀》云：
积雨酿轻寒，看繁花树树残，泥途满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6]（第四册， 519）
杨慎《黄莺儿·雨中遣怀》云：
丝雨湿流光，爱青苔绣粉墙，鸳鸯浦外清波涨。新篁送凉，幽芳弄香，云廊水榭堪游赏。倒金觞，形骸放浪，到处是家乡。[6]（第四册， 519）
同样是写雨，黄峨笔下的雨是“积雨”，带着寒意，摧残繁花，造成泥途，令人不快；杨慎笔下的雨却是“丝雨”，带着温润，滋养着青苔、新篁，带来了绿水、幽芳，令人赏爱。同样是写生活状态，黄峨仍然在家乡苦苦相思、苦苦等待，还在为无法向远在云南的丈夫寄书而烦恼，然而杨慎却已诗酒风流、放浪形骸，未必记得家乡还有期盼自己归来的亲人。虽然杨慎的放纵、风流不乏佯狂避祸的意思，但毕竟这样的生活比起黄峨之困于闺阁要潇洒得多。
如果黄峨固守闺中的等待与期盼，能得到杨慎同样痴心的报答也就罢了，可杨慎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丈夫，本着传统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希望有子嗣传承血脉。更何况，根据明代律法，谪戍之人年过六十许子侄替役而得放还，故被皇帝永远流放的杨慎，不免希望以子替役来脱离苦海，所以他更真切地体会到了子嗣的重要性。他曾写下这样的《赠内》诗：
迢递乡关隔益州，归途雨沛更云油。重看周雅歌祁父，又听阳关唱杜秋。明月迥临天左界，寒宵回梦阆西楼。五纹丝履休劳寄，好看生儿似阿侯。[6]（第三册， 492）
此诗表达了杨慎对妻子的最切实的期待，即希望黄峨为自己增添子嗣。但是夫妻长期分居，孩子从何而来？当然，杨慎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纳妾。据明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记载，嘉靖十三年（1534）杨慎纳妾周氏，第二年生一子同仁[6]（第六册， 1278）。“娴于女道”的黄峨，真的能按照礼教的要求平静地接受丈夫另有新欢的事实吗？请看下面这首《寄升庵》诗：
闻道滇南花草鲜，输君日日醉花前。银河若得鳷毛渡，并驾仙舟听采莲。[2]（《杨夫人诗集》， 434）
此诗全无先前写给杨慎的《寄夫》诗的沉痛气息，用语爽快利落。前两句语带双关，字面上是羡慕丈夫流连花草的洒脱人生，字面下未尝没有对丈夫另觅新欢的暗讽及对他移情别恋的埋怨。对于杨慎纳妾的行为，远在四川的黄峨在礼教约束下根本无权反对，甚至还要感激丈夫纳妾生子减轻了自身未能生育所承受的种种压力。所以即便心中含酸，黄峨还是表达了与丈夫重逢、找回旧日恩爱的美好愿望。
然而就在黄峨还怀抱夫妻团圆的梦想时，杨慎似乎已在现实的压力下、在放浪的生活中、在新欢的陪伴下、在时光的流转中，渐渐淡漠了对妻子黄峨的情与爱。且看他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为黄峨所写的《千秋岁·壬寅新正二日寿内》词：
瑶池阿母，本是神仙侣，谪向人间官府。住摄提，贞孟月，中子逢初度。琅霄宴，春回北斗斟云醑。麟笔春秋谱，彤管毛诗语。女洙泗，闺邹鲁。五福中天聚，百秩从今数。最难得，芝兰庭下斑采舞。[6]（第四册， 443）
不可否认，这首词写得喜气洋洋，对妻子也是极尽赞美之能事，很是符合寿词的标准，但缺乏前文提到过的《沁园春·寿内》词中那种发至内心的对妻子的深情与感激。“女洙泗，闺邹鲁”的赞语，固然是对黄峨“娴于女道”的肯定，但未免有“官样文章”之嫌，当丈夫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颂扬妻子时，大约对妻子的感情也已相当疏远、相当稀薄了。就在这年的八月，杨慎又纳曹氏为妾，第二年曹氏生一子宁 仁[6]（第六册， 1279）。黄峨如果曾经有过“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美好梦想，至此也彻底幻灭了。黄峨曾作《雁儿落带得胜令》曲：
俺也曾娇滴滴徘徊在兰麝房。俺也曾香馥馥绸缪在鲛绡帐。俺也曾颤巍巍攀他在手掌儿中。俺也曾意悬悬阁他在心窝儿上。谁承望忽剌剌金弹打鸳鸯，支楞楞瑶琴别凤凰。我这里冷清清独守莺花寨，他那里笑吟吟相和鱼水乡。难当，小贱才假莺莺的娇模样。休忙，老虔婆恶狠狠做一场。[2]（《杨夫人词曲》卷三， 422）
虽然此曲的写作时间尚有争议，但根据曲中内容，更像是杨慎纳妾之后黄峨的抒愤之作。曲中的女主人公，大胆泼辣，以旧爱的身份对负心人及其新欢大加声讨。她的《折桂令》曲亦是开篇即云“寄与他三负心那个乔人”[2]（《杨夫人词曲》卷二， 416），可见对负心人和负心的行为，黄峨还是有怨的。现实生活中的黄峨当然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大失身份去“恶狠狠做一场”，只是借着这样的创作发泄丈夫纳妾时自己的心理失衡罢了。漫长的时光，无疑会淡化杨慎、黄峨夫妻的浓情，杨慎在云南另筑爱巢，更加速了这个情感淡化的过程。此时的黄峨，只能冷静地面对丈夫的变心，且看她的又一首《寄升庵》诗：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郎君自是无归意，何处春山不杜鹃。[2]（《杨夫人诗集》， 433）
从《寄夫》诗的哀愁到《寄升庵》（闻道滇南）诗的暗讽，再到此诗的淡然，从中不难读出黄峨对杨慎情感变化的轨迹。经岁又经年的等待，已经足够让黄峨认清丈夫情已转薄的事实，已经足够让她从含怨到倦怠。杨慎是纳妾还是狎妓，黄峨已经“懒”得计较了。杨慎、黄峨这对曾经的神仙眷侣，终于敌不过时间的冲击、现实的摧挫、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关系，在长年离居的生活状态中，淡漠了彼此的情意，成为了世间常见的“相敬如冰”的夫妻。
杨慎与黄峨夫妇的往还之作，从互诉深情的相思，到彼此冷淡的应酬，再到懒得应付的疲惫，清晰展现了他们的夫妻之情在三十余年的分居中逐渐变化的过程。最初的相思恨别之作，展示了一对患难夫妻之间真挚的情感与深沉的思念，更展示了他们之间深刻的理解与心灵的共鸣，以互动的创作姿态充实了古典文学中夫妻之情这个主题。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后期的往还之作，真实生动地展现出杨慎、黄峨的夫妻感情逐渐破裂的过程，从这些作品中，既可以探出二人感情变迁的脉络，了解这对夫妻最隐秘的心态变化，又能读出相当多的社会内容，如他们二人在生活的自由度、情感的专一度等方面都存在不对等的关系，正反映出历史上曾普遍存在过的夫妻感情之付出与回报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存在，黄峨三十载“守活寡”的生涯，远比杨慎三十余年的流放生涯更具悲剧性，也更应赢得后人的尊敬与同情。
三、作品的文学史意义
上文重点论析了杨慎与黄峨夫妇往还之作的社会价值，其实他们这类作品的文学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中国历代才女辈出，留下了不少写给丈夫的作品。春秋时秦国宰相百里奚之妻曾赋《琴歌》三首，指责丈夫“今日富贵忘我为”的负心行为[9]（第三册， 880），但未见百里奚的和答之作，算不得夫妻之间的文学往还。秦汉时项羽垓下兵败赋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10]（《项羽本纪》， 201）虞姬以歌相和，用“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之语表达了与项羽同生共死的决 心[10]（《项羽本纪》正义引， 201），可算是夫妇（准确的说，虞姬只是项羽的姬妾）唱和的最早记载，可惜却是两人面临死亡时的“绝唱”。东汉时徐淑、秦嘉夫妇情深意浓，互有赠答书信及诗作，开启了夫妻赠答的先河，但秦嘉的五言《赠妇诗》三首是否伪作目前尚在争论中。魏晋六朝以降，“赠外”、“寄夫”一类诗题在女作家的作品中时有所见，但留下夫妻往还互动佳话的却不多。故此，杨慎、黄峨夫妻往还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显得尤为突出。他们上承徐淑、秦嘉开创的夫妻往还赠答传统，超越李清照与赵明诚、唐婉与陆游、管道升与赵孟頫等夫妻文人，以数量超于前人、质量更胜一筹的夫妻往还之作，充实了文学史上夫妻文学互动的内容。
晚明直至整个清朝，随着才女的迅猛增加及妇女文学的发展，像杨慎、黄峨夫妻一样以诗词赠答的文学夫妻变得常见起来，如晚明吴江沈宜修与其夫叶绍袁、会稽商景兰与其夫祁彪佳、康熙时徐德音与其夫许迎年、乾隆时钱孟钿与其夫崔龙见、乾嘉时席佩兰与其夫孙原湘、道光时汪端与其夫陈裴之、道咸时袁华与其夫杨伯润、咸光时左锡嘉与其夫曾咏、光绪时包兰瑛与其夫朱兆蓉等等，夫妻皆有文采，时相唱和，留下了大量夫妻赠答之作。但即便如此，杨慎、黄峨夫妻的往还作品仍以其深度和广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唱和赠答是一种文学交往行为，有利于文学的交流、创造和再创造。本已是生活伴侣关系的夫妻之间一旦建立起这种往还唱和的文学交往关系，不仅可以加深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会促进彼此的文学创作。明清之际的著名文人钱谦益、柳如是夫妇，婚后“相得甚欢，题花咏柳，殆无虚日”，每次钱谦益写出新诗，柳如是很快就有和作，“风追电蹑，未尝肯地步让”，以致二人“旗鼓各建，闺阁之间，隐若敌国 云”[11]（徐芳《柳夫人小传》， 229）。由此可见，夫妻之间良性的文学互动，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和创作灵感。同时，因为已有亲密的夫妻关系，他们在进行文学交流往往更容易被对方所影响。就拿杨慎、黄峨夫妻来说，杨慎是鼎鼎有名的状元才子，“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12]（卷一七二， 1502），他的诗歌具有博学、绮丽的特点，他在《升庵诗话》中说“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强调“诗文用字须有来历”[13]（卷十一）。此诗不事雕琢，以自然之笔写自然之景及闺中生活，清新流畅而情趣生动，颇得自然天成之妙。而嫁给博学多才的杨慎之后，黄峨的诗风有所变化。如她那首著名的《寄夫》诗，前两句化用了“鸿雁传书”、“雁不过衡阳”、“织锦回文”等三个典故，第三句“妾薄命”乃乐府古题，第五句用《诗经·小雅·采薇》“曰归曰归，岁亦暮止”之意，第六句用《诗经·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果果出日”句意，第七句“刀环约”典出《汉书·李陵传》，第八句化用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诗意，八句诗用了八个典故，很符合杨慎“诗文用字须有来历”的作诗标准，与她少女时期的率真诗风大不相同。不难看出，在杨慎、黄峨夫妻的文学往还过程中，黄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丈夫诗学观念的影响，在诗歌风格上有与丈夫趋同之势。
相对诗歌而言，黄峨在散曲方面受杨慎的影响要小一些，可谓与丈夫“旗鼓各建”。杨慎散曲的主体风格是“俊而葩”[14]（卷四， 218），与他的诗歌一样较为讲究文采，与当时曲坛的雅化潮流相一致。但黄峨散曲的主体风格是“本色”[15]（183），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称“她的文字的狂放处，即以风流才子见称的她的丈夫杨慎相较，也当退避三舍”[16]（329），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亦称“黄峨的散曲，酣畅泼辣处胜于杨 慎”[17]（1088）。前文分析过的黄峨与杨慎往还所作之《罗江怨·空亭月影斜》、《黄莺儿·雨中遣怀》等曲，风格也是偏于雅化的，但其散曲还是以《雁儿落带得胜令·俺也曾娇滴滴徘徊在兰麝房》这样泼辣鲜活的居多。大约是脱离了夫妻赠答的情境，散曲更适合黄峨倾吐胸中郁积的情绪吧。
夫妻往还唱和赠答，是文学史上不可抹杀的一种文学交往行为。因为夫妻间私密化的关系，夫妻唱和赠答往往比一般友朋之间的文学往还，在创作与情感交流方面更深入，文学互动更积极主动，对彼此的影响也更鲜明。杨慎、黄峨夫妻的文学往还，只是其中的个案，而对夫妻文学交往的特质、成就、意义等的探讨，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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