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下)*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订阅 2022年4期收藏 作者：王红霞，姚舒月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二、21世纪以来的陈子昂研究回顾
进入21世纪以后，前十年基本处在过渡阶段，研究主力除了王辉斌、徐文茂等学者外，还涌现了一大批年轻的学者，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发展；到了近十年，陈子昂研究再次进入繁盛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了研究的行列，他们使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努力打通文史哲的界限，建立中国自己的诗学史和批评史，不仅考辨类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思想研究、创作研究中也注重文本的解读，尤其是接受史和批评史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学界也出现了一定的学术争鸣，使陈子昂研究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一)过渡期——21世纪初
陈子昂研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部分领域已较为成熟。进入21世纪后，虽然研究者们依然在积极努力地创新，研究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但大部分为在读硕士和博士。新生力量的加入，使陈子昂研究在大胆前进的同时，也带有了部分不成熟性，一些思考还停留在较浅层次，选题上也多有重复，使得研究成果数量有余但质量欠佳。然部分研究者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使陈子昂研究平稳过渡到新世纪的研究。
首先，关于陈子昂文学主张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不断从旧命题中寻找新的研究点。如谢建忠《论经学对陈子昂诗文及诗论的影响》[133]，从经学角度探寻陈子昂文学理论的背景原因，认为其人格、诗歌创作和理论均与《毛诗正义》话语系统一脉相承。许总《论陈子昂人生心态与诗风演变》[134]《论陈子昂的风雅观》[135]也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前文从陈子昂游学乡里、出蜀应试、两度从军、被诬入狱等际遇分析其诗歌风格的演变,提出陈子昂诗风中贯穿的是其经邦济世﹑慷慨刚直的心理建构，这种心态也是当时社会中士人建功立业的普遍风气的反映。后文则指出了陈子昂诗论对于儒家政教文化的价值。陈子昂的诗论打破了狭隘的“风雅”内涵，使其不断朝着开放发展的方向前进，有利于后人在儒家文艺观占居主要地位的文化氛围中,充分发挥文学的自身特性与诗人的创作个性,将具有政治教化功能的古典诗歌史推至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陈子昂诗论不仅在唐诗发展史上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儒家政教文化史上也是一次大胆的变革。而沈文凡和沈玉文的《一代唐音“起”射洪——重估陈子昂诗文革新的主张及意义》[136]则从初唐的社会状况、文学背景等诸多角度，指出陈子昂的价值在于“起”，而非前人所说的“变”。文章认为陈子昂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赋予了“风骨”和“兴寄”新的含义，为一代文人指明方向，奠定了盛唐阔大的气象，其对前人多方面的继承和尝试也为盛唐的多样风格开创了先河。查屏球《时风、家风与陈子昂风骨精神》[137]从传统文化、时代文化和家族文化三个角度入手，以陈子昂风骨观为核心，分析了陈子昂在传统美学上的发展以及在初盛唐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此外，严云受《陈子昂的“风骨”说与唐代诗学》[138]、刘健芬《论唐代“现实派”的诗歌美学——评陈子昂、白居易诗学的审美价值取向》[139]、孟萌《论陈子昂和沈宋诗歌的“复”与“变”》[140]等文章或从审美角度或从诗学价值上对陈子昂文学主张发表了较为深入的见解。而在对陈子昂与其他诗人的对比研究中，李朝杰的硕士学位论文《陈子昂诗人群体研究》[141]价值较高，文章从陈子昂的交游行迹入手，探讨与陈子昂交往较密切的卢藏用、郭震、乔知之、王无竞、崔融、东方虬等人对陈子昂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呼应，在对诗人群体的探究中指出陈子昂的文坛角色和时代意义。此文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角都较为新颖，对陈子昂的文学理论和流派辨析做出了一定贡献。
吴宏一《谈中国诗歌史上的“以复古为革新”——以陈子昂为讨论重心》[142]则是陈子昂文学主张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对陈子昂《修竹篇序》不能只从字面上将其理解为以复古为革新，反对六朝齐梁绮靡诗风的内涵，而应结合当时诗坛的风气来看其中的实质意义。陈子昂所批评的不是齐梁诗,而是沈宋等人所特别强调的、当时的律体诗，而陈子昂所提倡的“兴寄”指《诗经》中的比兴寄托传统，是说诗篇应该以物喻志；“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是借用《孟子·尽心下》中“五百年而圣人出”的寓意,是陈子昂深受儒教影响，在以圣人之徒自许。此外，文章还探讨了陈子昂不直接标举《诗经》而推尚“汉魏风骨”以及陈子昂、李白等人诗歌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不完全一致的原因。这篇文章是作者在中国诗歌史上“以复古为革新”系列论文中的开篇之作，结合其他论文，亦可看出陈子昂在诗歌史“以复古为革新”中的价值所在。
其次，陈子昂创作研究亦取得了一定成果。罗立方《陈子昂诗歌用韵考》[143]对陈子昂现存的127首诗的用韵情况进行分析,运用《广韵》和王力考证的隋—中唐音系进行比较的方法,总结出陈诗用韵较宽、用音灵活、有古音等几个特点。姚圣良《试论陈子昂对<楚辞>的认识和继承》[144]指出陈子昂虽然是儒家传统诗教观的代表，但其在推崇《诗经》的同时，也较为重视《楚辞》，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陈子昂对屈原都有着明显的继承。杨洁琛《试论初唐散文家革新散文的功绩——从陈子昂、富吴体谈起》[145]指出陈子昂禀承儒家文学观，以“笔”类应用文体为主，成为唐代散文革新的先行者。韦春喜《陈子昂咏史诗试论》[146]指出陈子昂咏史诗打破了传统的否定结构模式,一改悲观虚无的历史消极情绪,为怀古注入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使怀古走向与咏史体式的融合，拓展了咏史诗的诗体功能和题材空间。赵永源《解读陈子昂<感遇>之“明月楼”》[147]和潇潇《生命的感悟与寄托——析陈子昂<感遇>诗中白云、白日、飞鸟的意象》[148]格外关注了陈子昂诗歌中的意象。赵志强《陈子昂诗歌的生命意识及其成因》[149]重点把握了陈子昂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陈子昂思想研究中，有两篇文章值得关注，即余祖坤《陈子昂政治思想的墨学渊源》[150]和谢惠鹂《论陈子昂的文化意义》[151]。前文指出陈子昂具有很深的墨学传统，不仅在诗文中多次流露，其任贤、息兵安民等政治主张也深受墨学影响。后文从文化角度来阐述陈子昂的价值所在：陈子昂的文化性格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精神的代表；陈子昂是初唐文学的代表，是唐代文学范式的创立者。
在关于陈子昂生平行迹的研究中，李朝杰、金景芝《陈子昂行年中几个问题考辩》[152]对王辉斌所考的《荆州大崇福观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提出质疑，以为此文乃是受人所托而写，对陈子昂返乡的行年作了新的勾画。但此文在21世纪初即受到了王辉斌教授的反驳，对其中的论点和方法都提出了反对意见。此外，陈子昂生平经历对其诗文创作的影响被再次提起，相较以往而言，这一阶段的视角更为细致。如汪浩《独怆然而泪下：论授任右拾遗对陈子昂的影响》[153]和傅绍良《陈子昂的谏诤实践及其文学地位的确认》[154]抓住陈子昂任右拾遗的谏诤活动和身份特点，探究这一经历对其诗文创作和理论的影响。
在陈子昂和李白的对比研究中，也呈现逐步深入细致的倾向。早期的陈、李研究多从蜀文化、诗歌理论和创作这样大的方面着手，这一阶段的研究则向纵深发展。张瑞君《李白与陈子昂》[155]，从具体的诗歌语言技巧和构思入手，分析二人在诗歌主张和艺术表现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景凯旋和陶颖越《从突破到高峰——陈子昂与李白荆门诗比较》[156]甚至只抓住二人在荆门诗上的异同，以小见大，从中探索唐诗在声律情韵以及风格上的嬗变。
除此以外，郝跃南和刘朝谦《在林中的隐逸英雄——陈子昂人格精神补论》[157]从英雄主义的批评中把握陈子昂的人格精神、赵晓岚《宇宙·历史·人生——对闻一多论陈子昂的阐释》[158]对闻一多论陈的特色进行阐述、梁晓萍《近十年来陈子昂研究述评》[4]对1994到2004年陈子昂研究作了综述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徐文茂在这一阶段发表了专著《陈子昂论考》[159]，其中对陈子昂年谱、生卒年、“天人合一”观、“兴寄”说等问题都作了讨论；王辉斌也出版了《唐代诗人探赜》[160]，在第一章《陈子昂探论》中收录了一定数量的陈子昂研究成果，是这一阶段尤为值得关注的学术动态。至于此阶段的其他成果，或因循旧说，或深度不足，还需进一步打磨。
综上，文学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虽然研究者们已跨入21世纪，但陈子昂研究还处在缓慢过渡中。此阶段陈子昂研究主要在上一阶段的研究中继续纵深发展，同时在文化意义上多有新见。总之，经过研究者们的努力，陈子昂研究在近十年的沉淀后于近年来焕发了新的活力。
(二)近十年的繁盛期(2010—2021)
近十年以来，陈子昂再次以热门研究对象的身份进入学者们的视野，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大有提升。而且，这一阶段的学者跳出了传统的作者作品论，更多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努力打通文史哲界限，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角度综合阐述陈子昂，取得了一定建树。
1.考辨类研究
关于死因和北征问题的讨论：陈子昂死因、行年等问题的讨论虽在平稳期和过渡期较少，但亦有几篇较有新意的文章，如上文提到的李朝杰和金景芝《陈子昂行年中几个问题考辩》[152]对前人的说法大胆提出质疑。到了繁荣期，相关讨论又逐渐成为了热点，学界的互动性和交流性加强。王军兵的《陈子昂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辨》[161]大胆提出了几个新见，首先对韩理洲等前人所说的陈子昂与武攸宜是对立关系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而例举多方材料证明二人关系甚密，还有一定友情；其次对武攸宜不任命陈子昂为前锋一事做了辩护，较有新意地认可了这一决定；最后运用了统计学方法考辨了陈子昂的死因，提出陈子昂并非死于修史，而是死于三者之下，即最高统治者的推动、和县令段简的矛盾以及贿赂的不够及时。赖晶在陈子昂死因问题上对岑仲勉、王辉斌等人的说法也作出了新的探讨，其文《陈子昂死因再探讨——兼求教于王辉斌先生》[162]对武三思主使说提出质疑，而试图从地方豪强与基层政权的冲突、基层统治结构特点等几个方面重新审视了陈子昂作为曾经的京官却慌惧县令、在朝时的入狱问题以及段简受贿后仍不满足等诸多问题，最终认定陈子昂并非死于“私修史书”，而是因其《江上人文论》受到县令段简的“附会文法”，县令也对陈子昂的死负主要责任。而后，王辉斌以《唐代诗人生平中的几个问题——就陈子昂、王维、权德舆生平研究答诸生疑》[163]以及《再论陈子昂的北征与死因——就陈子昂生平答诸生疑》[164]两文对赖晶、李朝杰和金景芝、王军兵等人文中涉及陈子昂北征时间和死因的问题作了回应，一一指出相关错误，并对这些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作了探究。近几年来，乔志《陈子昂北征行迹与诗作考辨》[165]对陈子昂北征一事再次作了考辨，指出罗庸版陈子昂年谱、彭庆生版陈子昂年谱和徐文茂版陈子昂年谱以及王辉斌北征考的不足，对陈子昂的北征时间和路线以及作品的内容情感作了补充考订。
关于诗文版本及编年研究：这一阶段，陈子昂诗文集的文献整理再添硕果。首先，彭庆生校注的《陈子昂集校注》[166]正式出版，填补了以往陈子昂集的诸多不足，是目前来说最好的一个完备本。此书以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四年(1491)杨澄校刻的《陈伯玉文集》为底本，参考吸收了《世界文库》本《陈伯玉诗集》与徐鹏点校本，该书附有年谱、伪作考辨、传记资料、诸家评论及引用书目，是一部较为全面的校注本。在附录中也对《杨柳枝》《题泽州石佛阁》《送沈秀才之闽中》等八首诗作了“误收误题诗考”，以简明的语言辨析各诗出处与讹误的原因，颇具启发性。其次，曾军编著的《陈子昂诗全集 汇校汇注汇评》[167]也正式发行，该书以时间为纲对陈子昂的诗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穷尽式整理，并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学术考辨，包括对作品的写作时间和背景、诸本流传过程中的异文、散佚残篇残句的辑佚、误署讹谬作品的辨析等。二者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近年来陈子昂诗文集的集大成之作，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在版本源流考中以王永波《陈子昂集版本源流考》[168]一文的成就最为突出，文章详细地考辨了陈子昂集在历代的流传情况。文章指出唐宋元时期的《陈子昂集》实际都源自卢编本，且宋代起码有三种卢编本的传刻本，即《陈子昂集》十卷本、《陈拾遗集》十卷本和《陈伯玉集》十卷本。文章还在以往版本考订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敦煌残写本《故陈子昂遗集》作了版本源流的辨析，认为其祖本也应为卢编本，还提供了进一步查证的相关文献供读者翻阅。总之，此文对陈子昂作品集版本源流作了较为穷尽的辨析和追溯，考证严密，论据翔实，价值颇高。
此外，李宝山《陈子昂年谱新编》[169]在对目前学界所出现的六种年谱(1)据李宝山文，此六种年谱为：未刊的杨桪鹤版、已刊的罗庸本、彭庆生本、徐文茂本以及影响力稍小的张仁康本、吴因易本。作一一品评的基础上，对陈子昂年谱作了补考和修正，是目前学界关于陈子昂年谱的最新成果，值得关注。
除了对传统热点的持续深入，这一阶段关于陈子昂的其他考辨也有一定成果，值得关注的有刘子鹤《旷世幽独——陈子昂与“方外十友”的交游》[170]、王群丽《陈子昂<蓟丘览古>诗写作地点析疑》[171]、谢德锐《陈子昂故里补考》[172]以及孙微《陈子昂“怒碎胡琴”故事的文献解读》[173]，将考辨的视野扩大到了陈子昂的其他方面，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上一个真实的陈子昂。
2.思想研究
这一阶段的思想研究以赖晶《20世纪中国大陆陈子昂思想研究述评》[6]为开端，以时间为线索对以往的思想研究作了较好的总结，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文艺思想研究是此阶段的重点，出现了大量成果，虽有部分成果落入窠臼，但总体来说不乏新意。早期的研究还多依循西方的批评模式进行，如余和生、张红花和祝爱汝的《陈子昂的文学观及其诗文实践》[174]以诗文革新论、文学风格论、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的文学批评范式去分解陈子昂文艺思想，呈现了较为明显的西方批评方法的特点。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带来了方法和内容不匹配的缺陷，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反思，以张伯伟、蒋寅、罗宗强、周裕锴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倡导要走出模仿和对抗的误区，在与西方学术对话的过程中探索和建设中国的批评史和诗学史。陈子昂的文艺思想作为中国诗学史中较为重要的一环，亦成为了较为热门的个案。曾毅的《陈子昂诗史批评新论》[175]就站在六朝诗歌批评史的角度对陈子昂的文艺思想进行探讨，认为陈子昂对六朝诗歌的批评仅起先导作用，即使没有他，根据文学发展的规律，后世也会对六朝诗歌有所批评。严维哲的《初唐诗歌审美意识的走向与陈子昂的诗学观——以“龙门应制”为中心》[176]亦从诗学发展角度，指出陈子昂“风骨兴寄”与“齐梁词采”并驱，推动了初唐诗歌审美意识的走向。但与曾文不同的是，严文以为陈子昂与沈宋诗风有着密切联系，并不完全否定近体诗。徐楠《五古<修竹篇>与陈子昂兴寄说的诠释》[177]指出要重视陈子昂兴寄说的原始语境问题，要将其放置在《修竹篇序》和《修竹篇》的共同语境中探讨，二者缺一不可。同时，文章还指出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是以“托喻”为第一要义，内容功能不限于美刺讽谏，陈子昂也并不鄙弃诗歌形式的探索，并非只以汉魏为唯一取法典范，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方法有所反思与建议。唐帅《陈子昂诗学思想的反思——从<修竹篇序>谈起》[178]亦提倡要从诗学主张和实际创作两方面入手，提出陈子昂不仅师承汉魏也取法了齐梁，其诗学思想是二者的合构，因此才对盛唐诗起了振发作用。刘顺《陈子昂诗的感遇与兴寄——基于儒家“相感”说的再讨论》[179]在儒家传统诗教的视角下，从接受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探寻陈子昂诗歌的主题、风格、技法上的特点及其诗歌被中唐以后的诗坛所接受的原因。刘文指出，陈子昂在晋宋齐梁诗风中，重新倡导一种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追求的诗歌创作，这种对诗教的重视，不仅能引起读者对生命的感悟和关怀，还推动了李唐诗歌的演进。此外，潘链钰《破立视阈下的初唐诗学建构研究——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中心》[180]重新梳理建构了初唐诗学的演进脉络，指出初唐诗学必破的格局以及陈子昂超越四杰，以兴寄推动初唐诗学深入发展的脉络。总之，近十年来的文艺思想研究，多以诗学史的眼光切入，或加以接受史角度，重新探寻陈子昂文艺思想的内涵及价值。
关于陈子昂其他思想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探讨较为平稳，出现了较多陈陈相因的文章，但兰翠《陈子昂民族观论析》[181]和赖晶、范元莉《陈子昂<修竹篇>干谒目的发覆》[182]等文章较有新意，值得关注。赖晶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陈子昂的政治遭际及其人生悲剧》[183]，以更为广阔和深入的视野对陈子昂的政治倾向、政治处境、政治努力及死因作出探讨，指出陈子昂人生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其政治能力长期被误解、政治处境被孤立，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冲突和对抗。
3.创作研究
关于陈子昂的创作，主要研究点仍集中在《感遇》和《登幽州台歌》等具体篇目的探究上，但此时的研究更多是对作品中哲学思想的探讨。如张宗福、郭卫文《论陈子昂<感遇>诗的哲学思考》[184]以及鲍鹏山《陈子昂<感遇>诗与<庄子>的哲学关联》[185]，前文指出《感遇》诗的主旨是陈子昂对天道循环、社会交替、人的精神归宿等哲学命题的深入思考，最后于《周易》和《老子》中完成自我的超越，并指出这样的哲学倾向是深受其家学渊源的影响；后文则注重《感遇》和《庄子》之间的同质对比，从“感遇”的释义出发，将其中的意象与《庄子》对比，指出《庄子》是诗意的哲学，《感遇》是哲学化的诗歌。关于《登幽州台歌》的内容主旨，段莹有所新见。其《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为讽刺武则天践位说》[186]一反卢藏用《陈氏别传》的解说，或其中孤独意识的探究，而通过对陈子昂的政治理念和文本的解读，大胆将《登幽州台歌》的主旨归纳为讽刺武则天以女性身份践位而作，并猜测盛唐诗人对其的接受未必不是因其对武周朝女性政治下的政风和文风的反拨。此外，戴伟华《陈子昂“自信”与李白“迷茫”——两首“度荆门”诗的比较》[187]将陈子昂《度荆门望楚》放到和李白《渡荆门送别》之间的对话中去探索，结合二人的生平际遇和性格分析这两首诗中所体现的异同，即李白不断回望故乡、留恋过去和对前程迷茫的心理，以及陈子昂狂放前瞻、满怀憧憬和自信的态度。虽然以往也有学者曾将这两首诗进行比对，但少有这样的细致和敏锐。由此也可以看出，繁盛期的创作研究较以往而言，更加关注作品中所体现的创作心理、情感心态等，甚至出现了专文探讨，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全发《陈子昂的情感心态及其表现形式论析》[188]和陈尚君《陈子昂的孤寂与苦闷》[189]。前文指出陈子昂的人生经历造成了其凝重而孤寂的情感心态，在诗歌中表现为云烟意象和疑问句的使用；后文则从陈子昂所处的时代、家世、经历和抱负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品读其中呈现出孤寂和苦闷的缘由。值得关注的是，陈文在讨论武后时期的酷吏政治时，用到了现藏大英博物馆的《大云经疏》，具有新意。这种新文献的引用和挖掘无疑是未来陈子昂研究的突破口。
在诗歌创作的分类研究中，阮怡《试探陈子昂的送别诗》[190]、李柯《陈子昂仙道诗探析》[191]、陈福盛《浅谈初唐寄赠酬答诗创作的心理机制及士人心态——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例》[192]三文的成果较为突出。阮文在前人所探索过的内容情感和价值之上，还关注到了诗歌中的送别对象和风格成因，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陈子昂送别诗的创作风格。李文较为独特地关注到了陈子昂的仙道诗，从中探究了陈子昂的道教情怀以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徘徊与苦痛。陈文则从创作的心理机制探索陈子昂寄赠酬答诗中的士人心态，研究方法颇为新颖。
还有一些文章对陈子昂诗文中的意象再次进行了归类和解读，总体而言，虽内容方面有所拓展，但分析方法较为模板化，有些浮于表面。值得关注的成果有郑铃《陈子昂诗歌中的“巴蜀意象”》[193]。陈子昂为蜀中诗人的杰出代表是学界早已达成的共识。郑文抓住了陈子昂诗歌中极具巴蜀特色的意象，将其归为自然和人文两类，并探索这些意象的美学特点和深层内涵，亦是陈子昂地域研究中的一大进步。
此外，陈子昂创作研究还出现了几篇较有价值的成果。葛晓音《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兼论明清诗论中的“唐无五古”说》[194]从明清诗论中对陈子昂古诗的评价入手，分析了陈子昂古诗的声调、体式、句法结构及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以此探讨了陈子昂对拉大古律差距、明确古律体调，以此促进二者发展的价值。这样的研究视野和方法非常新颖，也有力地推动了陈子昂诗歌的体裁研究进一步深入。冯博闻《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押韵谈起——兼论<广韵>音系“麻”部读音的历史演变》[195]对陈子昂诗歌中“麻”[a]部读音的历史演变作了探讨。随着格律音韵等研究的深入，叶汝骏《不废新声的复古者，五律高格的创辟者——陈子昂近体诗价值重论》[196]从文学观念以及创作内容、形式、风格和影响等多方面对陈子昂的五律创作进行了分析，指出陈子昂“以古行律”的创作方法成为了五律这一体式的最高格调，被唐代诗人所模仿，为五言律诗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陈子昂散文的研究却后劲不足，少有文章能突破或深入。
4.接受研究和批评史研究
陈子昂研究繁盛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前面研究基础上深入开拓了接受研究和批评史研究两个领域。在接受研究中，以往的研究多以“继承和影响”为题，重点探究张九龄、李白、高适等人对陈子昂的接受，以个案或专题研究为主，但近些年来以“接受研究”命名逐渐成为新风向，研究的视野也扩大到某段时期。关于唐代对陈子昂接受的研究以白贵、李朝杰《论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197]、张文婷《“唐人选唐诗”忽略陈子昂诗原因探析》[198]、林关露《阐释与摹仿——论唐宋时期陈子昂的诗歌接受》[199]、刘秀秀《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创作在盛唐的接受》[200]和葛莲《唐宋陈子昂诗歌论案研究》[201]五文为代表。宋元时期的接受研究以苏秋成《宋元时期陈子昂接受研究》[202]和《从“陈拾遗体”到“五古正宗”——论宋元时期对陈子昂五古的接受》[203]为主。这些文章对历代陈子昂接受的原因、内容、形式等多方面都作了探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而明清对陈子昂的接受则同批评史研究相结合，如王宏林《从“范蠡”到“陈涉”：明清诗学视野中的陈子昂》[204]一文，以“范蠡”和“陈涉”为比喻，分析概括了陈子昂在明清诗坛的地位变化，并指出这种变化的原因——后人对格调说的接受度以及时代诗学观念对唐诗经典体系建构的决定作用。
关于陈子昂对前人的接受，以往多集中在四杰和沈宋上，这一时期则关注到了陈子昂与楚辞之间的继承关系，如吴明刚《唐代文人对楚辞学的评论》[205]和赵建明《“湘水有清源”——陈子昂对屈原的接受》[206]。前文认为陈子昂只肯定《楚辞》的风雅而否定“骚”；后文则指出陈子昂在人格品质和文学创作上都受到了屈原的影响。
至于前面所提到的陈子昂的批评研究，除了以断代的眼光去解读某个朝代的接受和批评，一些诗人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突破，尤其是杜甫对陈子昂的评价再次成为了讨论的热点。张宗福、张晓英《论杜甫对陈子昂的评价》[207]、青子文《“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释意》[208]、张思茗《旧臣“朋党”与谏臣“忠义”——肃代之交杜甫凭吊陈子昂等人诗事发微》[209]三文从不同角度对杜甫称赞陈子昂“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一句作出阐释。张宗福和张晓英的文章探究了杜甫评价陈子昂的原因，并认为杜甫的评价是相当客观真实的，打开了从人格去理解诗作的路径，具有很高的诗学理论价值。青子文的文章则结合杜甫对赵彦昭、郭震的评价以及杜甫对陈子昂下狱、死因的认识，提出杜甫此句是称赞陈子昂忠于李唐，较有新意。张思茗的文章结合陈子昂和杜甫当时的政治环境，提出杜甫此句赞扬是借陈子昂之事，为自己受污的过往正名，也为重返朝廷提出理由。这些研究在以往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探究上更加深入和开拓，从批评的角度加深了对二人的理解。此外，关于陈子昂批评的研究，甘生统《论皎然与陈子昂的诗学分歧——兼论皎然批评陈子昂的原因》[210]还关注到了皎然的批评，文章明确地指出了皎然和陈子昂在诗学主张上的分歧以及皎然批评陈子昂的原因，并站在诗学发展的角度上提出这种批评是一种发展的必然和必需。
总之，要理解陈子昂，不仅要理解其创作和理论，也要理解对其的接受和批评。近十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我们不仅可以用断代的视角去解读某个朝代评价陈子昂的情况，还可以作专门史、专书研究，如对陈子昂《感遇》的接受史、评点史研究，最后走向陈子昂批评研究的通史，以达成对陈子昂批评的贯通性、通史性研究。
三、陈子昂研究前瞻
近百年的陈子昂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亟待拓展和深入的空间。首先，目前学界对陈子昂研究资料还没进行全面的整理，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的大部分专著仍以普及性读物为主，研究较为浅显。同时，相关的论文集和工具性书籍还有待开拓，学界需要关于陈子昂的行踪、交游以及别集的版本、内容等全方面研究的百科全书式的汇总，在全面把握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继往开来。此外，国内关于陈子昂专项研讨会的召开还停留在1992年所召开的陈子昂国际学术交流会。虽然此次会议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可惜的是，此后国内再无关于陈子昂的专项研讨会了。未来学界可以再续星火，重新举办这样的会议或论坛，促进国内外陈子昂研究的交流发展。
其次，要注重文献的挖掘和解读，旧材料新方法、新材料多维度。陈子昂的复古诗论虽一直是研究热点，但把陈子昂放在复古诗论的流变中去讨论的还相对较少。陈子昂作为初唐的重要人物，也是唐代复古诗论早期的代表者，其“风骨”“兴寄”理论对后来的复古诗论有着重要启迪。因此，不妨从诗学建构的角度再次解读陈子昂的诗学理论，把握其在诗学史进程中的价值。明清存有大量的诗话、总集，其中不乏关于陈子昂批评的精妙见解和陈子昂接受的独特风貌，但学界对这些文献的集中梳理和解读还比较缺乏，希望未来学界能弥补这点不足，着力建构完整的陈子昂接受史和批评史。
在已有的材料中，陈子昂怒碎胡琴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但一直处在故事传说的角色而未能进入到研究者的眼光。不过孙微《陈子昂“怒碎胡琴”故事的文献解读》[170]已率先对此故事的文献来源作了一定程度的考索和辨正，认为此事迹出现的时间较晚，且故事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加丰富，所以很大可能是杜撰的。但这个故事在戏曲界还有一定影响，如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大忽雷》(2)亦有学者认为此剧作者为顾彩,见孙书磊《<大忽雷>杂剧考》,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211]1557-1580以及张声玠《碎胡琴》[212]等剧均取材于此。剧中陈子昂形象经过了再次塑造，同历史中的陈子昂有所出入，二者之间的差异值得探讨，可惜学界目前还没有专文研究，这也是未来可以探索的方向。
除了从戏剧、杂曲等方面入手，方志和出土文献也保存了大量有关陈子昂的材料。例(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八祠庙：“射洪祠，在府北门外，蜀王建，祀射洪陈子昂，今废。”[213]卷四十五外纪又说：“射洪祠，在北门外。《驿傍传》云：‘蜀献王初之国，梦有神冠冕来谒者。王问，为谁？对曰，陈子昂也。今为射洪土神，王驾过，护送至此。王因问其地，立祠祀之。’世因谓子昂为蜀土神。”[213]其中记载了蜀地祭祀陈子昂的缘由。在记载中，陈子昂已经从文人政客的身份转化为颇具神话色彩的神仙了。又如(乾隆)《资阳县志》卷一山川志中有“鸡鸣山，县北三十里，世传陈子昂为土主神，自射洪来，空中有车马之音，过此鸡鹤齐鸣”(3)常明修、杨芳灿纂的嘉庆二十一年(1735)《四川通志》刻本，卷二十舆地志也有相同记载。[214]，(道光)《通江县志》卷二舆地志中也有“射洪庙，治南南寺沟上有射洪庙神，是唐之陈子昂，称射洪者，以县名，又称土主庙”[215]。资阳、通江均有关于陈子昂的神话传说，可见陈子昂成神的故事在民间具有一定的传唱度。从历史人物衍生成为一方“土主神”，未来的陈子昂研究不妨同宗教、民俗等领域展开跨学科研究。除此之外，方志里也许还散落了一些陈子昂的集外诗文等，都有待学人继续挖掘探索。近年来，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得以利用，尤其是出土墓志记载了时人丰富的生平交游信息，其中不乏与陈子昂相关的资料，此处略举两例。
一是《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所收卢若虚撰《大唐故通直郎行并州阳曲县令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了初唐诗人李浑金到成都作《春江眺望》的事迹，并称“时蜀中有李崇嗣、陈子昂者，并文章之伯，高视当代，见君藻翰，遂丧魄递精，不敢举笔”[216]494，将陈子昂与李崇嗣并列，称他们是“文章之伯”“高视当代”。而且陈子昂有《酬李参军崇嗣旅馆见赠》《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并序》《题李三书斋》诗三首，也可据此探讨一下二人的交游，补充陈子昂生平的研究。二是浙江大学图书馆碑帖中心藏有《唐故陕州河北县尉京兆韦府君(志杰)墓志铭并序》拓片，表现了韦志杰高尚的孝道和非凡的文学才华，并记载了陈子昂等人对他的赞誉：“时文士王适、陈子昂，虎踞词场，高视天下，睹斯而叹，许以久大之致焉。”[217]其中将陈子昂与王适并列，称他们是“虎踞词场”“高视天下”。两篇墓志铭都将陈子昂作为诗坛的标杆，可见陈子昂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不同的是，前者将陈子昂与李崇嗣并列，后者将陈子昂与王适并列，可见初唐文坛的多面性。总之，出土文献保留了大量可供探索的研究材料，有助于重现当时的文坛风貌。
此外，张伯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218]中说：“我们在进行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和探索时，其基本原则就应该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通过个案研究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走出模仿或对抗的误区，在与西洋学术的对话中形成其理论。” 21世纪的陈子昂研究在对国内的文献和理论予以整理拓展之外，还需关注域外的研究成果，在与域外对话的过程中推动陈子昂研究的发展。其中，宇文所安的《初唐诗》就是陈子昂域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此书将初唐诗的发展分为五个部分，陈子昂单占其中一个部分，可见宇文所安对陈子昂的重视。在宇文所安眼中，初唐诗的历史就是诗歌不断超越“宫廷”的标准和惯例，不断向文学自由迈进的历史。陈子昂在其中的作用就是以“返回传统，运用和改造传统”[219]136站在宫廷诗的对立面，打破“宫廷”惯例，并且为脱离宫廷环境、经历逐渐丰富的诗人提供了作诗时可以直接获取的题材——怀古兴寄,成为了“古人”和“来者”之间的中转站。最后，初唐诗在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复古诗与宫廷诗两种力量作用下，经过武后及中宗朝时期,逐渐演进到盛唐高潮的到来。因而，宇文所安对陈子昂的观照是处在与宫廷诗的对比之下的，并率先注意到了陈子昂的对立诗论对后来复古诗论的影响。这种“文学史”和“文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给国内的陈子昂研究乃至唐诗研究都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力，如周祖譔《关于陈子昂历史作用的再思考》[102]就多次列举此书以佐证陈子昂的地位被过分高估的观点。同时国内也对宇文所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多有反思，如周子瑜《评[美]斯蒂芬·欧文对陈子昂<感遇>组诗的论析》[95]259-272也对《初唐诗》中《感遇》一章的优缺点都有所评析。
除宇文所安外，部分学者也注意到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英译本的现象，并对此有所反思，如宋蕾和文军的《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及其英译文本的选词理据互文性解读》[220]，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并不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