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上)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
作者：王红霞,姚舒月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曾任右拾遗，故后世又称陈拾遗。其诗文革新理论和创作均对唐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杜甫称其“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盛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对其作品和地位的评价一直是诗歌史上的重要话题。
近百年来陈子昂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前人对此已有一些学术总结，如张克钦《陈子昂研究综述(1919—1988)》[1]314-325、韩理洲《陈子昂研究的回顾和展望》[1]326-332、王辉斌《陈子昂生平研究综述(1936年—1996年)》[2]、张燕瑾和吕薇芬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3]240-263、梁晓萍《近十年来陈子昂研究述评》[4]、陈友冰编著《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第二卷隋唐五代》[5]178-185、赖晶《20世纪中国大陆陈子昂思想研究述评》[6]等。然而，王辉斌一文和赖晶一文均是从陈子昂研究的某一方面入手，未曾涉及陈子昂研究的其他方面，颇为遗憾。而其他文章又发表得相对较早，距今至少已过十余年，期间陈子昂研究已有新的风向和特点，所以有必要对近百年来的陈子昂研究重新作一个全方位的总结和反思，以期推进陈子昂研究的发展。总体而言，近百年来国内陈子昂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和过程性，不同的研究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貌，始终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
一、20世纪陈子昂研究回顾
20世纪陈子昂研究可根据其时代特征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是研究的萌芽期，以罗庸、岑仲勉、王运熙、时萌、刘大杰、徐鹏等为代表的学者对陈子昂研究的框架进行了摸索与搭建，以古为今用为指导思想，使研究呈现了较明显的人民性和阶级性；20世纪80年代是研究的高潮期，以韩理洲、彭庆生、吴明贤、葛晓音、九嵏人等为代表的学者，多致力于对文献的考辨与理论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是研究的平稳期，陈子昂研究在文学史脉络的考察中逐步推进，理论研究和作品解读尤为兴盛，西方理论的运用推动陈子昂研究往多元化的方向进展，吴明贤、徐文茂、秦绍培、许总等学者为此时期的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
(一)萌芽期——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
此阶段的研究是对古代陈子昂评论的总结和现代学术批评的开端。虽然见诸报刊的论文仅有十余篇，但内容丰富，一篇文章中常常涉及陈子昂的生平、作品以及文艺思想等多个问题的讨论，在传统诗话等体裁的批评上有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更全面的研究体系，为后来的陈子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陈子昂生平考辨
关于陈子昂的生平，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其生卒年及先世和行事，罗庸的《陈子昂年谱》[7](以下简称罗谱)认为陈子昂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罗谱还较为详尽地梳理了陈子昂的先世及行事系谱，并考证了陈子昂的死因、世系、交游等诸多情况，同时，还将其诗文进行了编年。该文一发表就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岑仲勉的《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8]、九嵏人的《<陈子昂年谱>之所失》[9]均以罗谱为基础。闻一多的《唐诗大系》[10]176、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11]246、刘大杰的《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纪念陈子昂诞生一千三百周年》[1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13]345、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二)》[14]2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15]23、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6]55、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17]24等均采用了罗谱的生卒年说。此外，系年的编纂也开启了陈子昂死因的大讨论。罗谱对此问题以归纳为主，将两《唐书》和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中关于陈子昂死因的资料作了收集整理，而后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8]以罗谱为参考，对陈子昂的死因提出三点疑问，认为陈子昂的死并非不肯贿赂县令段简这样表层，而是有深层的政治含义，并推测陈子昂或许是因挂冠归乡后写下了讨诛武后的文章而受到了迫害。此后，王运熙《陈子昂和他的作品》[18]在岑文和罗谱的基础上，以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为据，兼考《旧唐书·乔知之传》《新唐书·武三思传》等，多方面举例论证了陈子昂枉死的幕后真凶是武承嗣和武三思兄弟二人，这种说法得到了彭庆生《唐诗革新的先驱者陈子昂》[19]等文的认同，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陈子昂死因的大讨论。
2.陈子昂人格研究
除了对“陈子昂世系”和“陈子昂死因”等问题进行总结和思考，“陈子昂品格”也再次成为了热烈讨论的话题。传统评价多受陈子昂《大周受命颂》等几篇文章的影响而对其持贬斥态度，如《新唐书》称其“媚悦武后”、《郡斋读书志》称其“无风节”、《直斋书录解题》称其“大节不足言”等等，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清代。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率先对此进行辩驳，以为“子昂之可重，不在其文章而在其为人”[8]，此观点虽然有可商榷的地方，但其中对陈子昂品格重新评价的态度却大有价值。岑文还援引韩愈《迎佛骨表》作类比，力证“子昂未可尽诋也”[8]。而后王运熙的《陈子昂和他的作品》提出应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来评价陈子昂的政治生活和人格品德，认为陈子昂“具有政治的远见和热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关怀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广大人民的利益”[18]。时萌的《关于陈子昂》[20]也从阶级角度出发，认为陈子昂虽然没有跳出封建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但却是一个怀有宏大抱负而且政治眼光卓越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实践中处处为国家民族打算。总之，此时的学者一改传统的是非论断，重新以“瑕不掩瑜”的态度评价了陈子昂的人格风范，着重强调陈子昂为国为民的一系列政治言论和实际行动，所以不主张给他戴上“媚悦武后”的帽子。这种视角下的陈子昂形象也更加丰满、更贴近史实，但受时代氛围的影响，此时的研究也带有浓厚的政治性、人民性和阶级性。
3.陈子昂思想研究
陈子昂思想研究在萌芽时期就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闻一多对陈子昂的哲学思想有较为深入的论述，指出陈子昂受了当地风气和家风的影响，其思想较为驳杂，是纵横家、道家、儒家和佛家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下的产物。[21]而后王运熙《陈子昂和他的作品》[18]和时萌《关于陈子昂》[20]等研究都受到了闻一多此说的影响，进一步解读了其辞官归隐背后的“隐逸”思想，并探寻了这种思想是如何从家庭的道教氛围中萌芽，再一步步发展成为现实的归宿。总之，从地域和家风的视角解读陈子昂思想的方法可谓是一大创举，不仅视角新颖而且解读深入，还影响了8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研究。
关于陈子昂文艺思想的讨论也呈现出以旧生新的特点。此方面的代表成果为刘大杰《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12]和时萌《关于陈子昂》[20]，这两篇论文都指出陈子昂诗论的实质为文道论，即对诗歌作出艺术形式与内容上的要求。而且，这一阶段的研究对陈子昂的诗论主要持赞扬态度，认为其对文学革命的自觉倡导推动了唐诗的发展，是杰出的改革先驱。在文艺思想的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对比研究，将陈子昂的文艺观念与前人的诗学理论作比较，如与刘勰、钟嵘、四杰、沈宋等相比较，以突出其诗风改革的力度与源流。较为新颖的是，曹文铨《谈陈子昂与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异同之处》[22]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与后来的古文运动作对比，辨析二者在背景和理论上的不同，促进了对陈子昂文艺思想的理解。
4.陈子昂文学创作及影响研究
首先，徐鹏《陈子昂集》[23]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书，补入诗文十余篇，并加以整理断句，率先完成对陈子昂作品的文献整理，为后来的陈子昂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次，关于陈子昂的作品，大多数研究者的目光依然主要集中在其经典诗歌——《登幽州台歌》和《感遇》的解读上，但相较传统的诗文评，这一阶段的解读更加深入，如王运熙《陈子昂和他的作品》[18]不仅分析出了《登幽州台歌》中千古共鸣的慷慨悲叹和孤独，也准确地指出了陈子昂《感遇》篇的价值。此外，该文还关注到了陈子昂的散文成就，认为陈子昂的散文在当时就已蜚声文坛，并影响了后世，可将其视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行者，拓展了陈子昂作品研究的视野，开启了对陈子昂作品进行分体研究的新趋势。
至于陈子昂创作的整体风格，这一阶段学界主要持两种主张：一种以时萌和王运熙为代表，认为陈子昂的作品包含着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是唐诗现实主义潮流有力的前驱者；另一种以刘大杰《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纪念陈子昂诞生一千三百周年》[12]和林庚《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24]为代表，认为陈子昂的诗文，尤其是《登幽州台歌》，具有跨越时空的想象，极具浪漫主义特质，并对后来的李白、白居易、元稹等产生了影响。
总之，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罗庸、岑仲勉、王运熙、时萌、刘大杰等第一代研究者，主要采用了作家作品论的批评方法，在传统批评上进行深耕和发展，不仅从文学家的角度再次讨论和总结了陈子昂诗文的艺术特色和价值，还从政治家的角度对陈子昂的人格予以重新评定。其中罗庸的《陈子昂年谱》、徐鹏的《陈子昂集》以及闻一多从地域和家风的角度对陈子昂思想的探讨尤为值得关注，为陈子昂的新式批评奠定了良好基础，是陈子昂生平、思想以及创作等研究的良好开端。但这一阶段所使用的材料有限，研究视角也常以“主义”“阶级”为主，带有浓厚的时代特性。
(二)高潮期——20世纪80年代
随着时代的开放与发展，文化学术也全面复苏，陈子昂研究进入了高潮期，研究成果较前一阶段呈爆发式增长，出现了亓婷婷《陈子昂研究》[25]、彭庆生《陈子昂诗注》[26]、王云五主编的《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27]、刘远智《陈子昂及<感遇诗>研究》[28]、韩理洲《陈子昂评传》[29]《陈子昂研究》[30]、四川省射洪县陈子昂研究联络组等编的《陈子昂研究论集》[1]等专著和近百篇学术论文，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1)1988年“全国首届陈子昂学术讨论会”于陈子昂的故乡四川省射洪县召开，来自全国的参会人员共120余人，提交论文50余篇。。这时候的研究更偏向于从作者和作品的综论走向某一具体问题的阐述，所涉内容广泛、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化。其中考辨类、理论类和作品类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涌现出了一大批以彭庆生、韩理洲、吴明贤、九嵏人、葛晓音等为代表的的中坚力量。
1.考辨类研究
文献材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萌芽期的研究者们以扎实的功底研究整理出了《陈子昂年谱》《陈子昂集》等成果，然而研究的深入离不开文献的推进，因此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大量的考辨类文章，对陈子昂的生平交游和作品的版本纪年等作了翔实的考订。其中，生平交游考以陈子昂进京应试的年龄和年份、进士及第的年龄和年份以及享年为重点，推动陈子昂生卒年、世系以及死因的讨论，力求建构较为完善的陈子昂行事纪年。
其一，生卒年考辨。在陈子昂生平的考证中，争议最大的话题是生卒年。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郑振铎的《文学大纲》[31]109认为陈子昂应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卒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四十三。而后30年代提出了两种看法：一是梁廷灿编著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32]42认为陈子昂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卒于圣历初，年四十余；二是罗庸发表的《陈子昂年谱》[7]认为陈子昂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其中罗谱的影响最大，而后数十年的研究几乎都依循了罗谱的说法。
到了80年代，学界再次掀起了陈子昂生卒年的大讨论。彭庆生于1980年发表的《陈子昂生卒年考》[33]一文率先打破以罗谱为主的稳定局面，对前此三说一一作了辩驳，然后定陈子昂生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四十二，卒于久视元年(700)。此结论和其中征引的相关材料后来都被收进了其专著《陈子昂诗注·陈子昂年谱》(后称彭谱)[26]227-310中。同年，韩理洲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考辨》[34]，对以前三种说法同样作了辨析而且还增加了更为充分的依据，但他的结论与彭说稍异，认为陈子昂当生于高宗显庆三年(658)，卒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此外，韩理洲在1988年又出版了《陈子昂研究》，其中收录了《生卒年考辨》一文[30]1-18(后称韩谱)，对自己的结论进行了更严密的考证，也对彭谱中的某些依据进行了补充说明。1981年，吴明贤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辨》[35]亦反对前三说，并在彭说和韩说的基础上作了补正，最后得出的结论与彭谱相同。吴明贤后来又撰写了《<陈子昂生卒年辨>补证》[36]对此说予以补充论证，相关成果最后汇总于其专著《陈子昂论考》[37]。九嵏人《关于陈子昂的生卒年》[38]对吴明贤所使用的《纪信阴碑》一则材料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进而对结论抱以怀疑的态度。但九嵏人并没有提出更新的说法，学界也基本认同了吴说或韩说，此后有关陈子昂生卒年的说法几乎都以二者为准。
其二，世系考辨。世系考辨在萌芽时期已取得一定成果，罗庸和岑仲勉以唐人著述为基础，对陈子昂的世系作了考辨。但二人对陈子昂自述中“生皇考广迥”的见解不一致：罗谱以为广、迥为两人，即汤生广、迥，迥生辩、嗣二子；岑文以为广迥为一人，即汤生广迥、通二子，广迥又生二子，一子某，一子嗣，通生一子辩。到了80年代，彭谱对岑文又提出不同见解，以为汤生通，通生辩、嗣二子。一时间，学界对于汤之子、嗣之父的问题众说纷纭。直到1988年“全国首届陈子昂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才平息了这场讨论，在此次学术会议上射洪文管所公布了一部《陈子昂族谱》残卷，为陈子昂世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该谱载“汤生广迥、通二子，通生辩”[1]294，与岑文所说极为吻合。
其三，死因考辨。萌芽期时，罗庸、岑仲勉和王运熙的文章中已涉及对陈子昂死因的考辨，到了80年代，这种讨论更为深入和专注。1983年葛晓音的《关于陈子昂的死因》[39]率先将陈子昂死因作为专文研究，对陈子昂的《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进行了详尽的文本解读，认为以王运熙为代表所主张的武三思陷害说值得商榷，而认可岑仲勉所提出的以文字触犯武后大忌说。1985年韩理洲《陈子昂行事研究献疑》[40]援引陈子昂的政论文章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陈子昂晚年退隐后并无“诛讨武氏之文字”，不同意以往学界认为陈子昂退隐后有反对武周政权的想法，陈子昂的遇害也并非由于反对武周政权而招致武周集团奸佞的陷害。1989年王辉斌发表了《陈子昂死因及雪狱探究》[41]将陈子昂死因由单种因素的讨论引入了多重因素的思考，提出导致陈子昂冤死狱中的三个原因，即私撰《后史记》而为段简“附会文法”、“外迫苛政”、宿命论， 并且认为第一个原因所占比例最大。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祁和晖的《到了拓宽研究领域的时候——试论陈子昂其人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作用》[42]，认为陈子昂死于“旧案复发”和宿命论。总之，这一阶段对于陈子昂死因的讨论十分热烈，却难以达成共识，探其根本，在于文献材料的缺乏，无法确切判断陈子昂是忠于武周、李唐还是以百姓为重，也无法证实陈子昂在归乡后是否有反武周的文章等等，诸多问题的悬置造成了陈子昂死因长期处于推测状态。
在关于陈子昂生平的考辨中，还有一些成果值得关注。陆庆夫《陈子昂的河西之行与唐代同城考辨》[43]一文注意到了以往研究者往往忽视的一段经历，弥补了陈子昂河西之行的研究。祝尚书《陈子昂诗之旻上人及其它》[44]在彭庆生《陈子昂诗注》基础上，对陈子昂诗《同旻上人伤寿安傅少府》中的旻上人和《入东阳峡与李明府船前后不相及》中的“地入巴陵道”句加以补充考证。此外，九嵏人《子昂“游太学”考》[45]、韩理洲《陈子昂小传》[46]《陈子昂评传》[29]《行年中的几个问题》[30]19-35、萧涤非和吴明贤《陈子昂》[47]45-68、韩理洲和刘玉珠《陈子昂研究资料选》[48]等都推动了对陈子昂生平活动和创作的理解。
其四，作品考辨。陈子昂作品集的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徐鹏点校的《陈子昂集》[23]尽可能地搜集补录了陈子昂的作品，为陈子昂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80年代，学者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率先进行了编年和注释。彭庆生《陈子昂诗注》[26]正文三卷，后附《陈氏别传》《故右拾遗陈公旌德碑》《新唐书·陈子昂传》《陈子昂年谱》《诸家评论》一卷，收录了全部陈诗127首，注释中涉及诗中词语和典故，并收录前人的部分评注，注释后还附有创作年代和相关诗意的说明，成为了陈子昂诗集的第一个校注本。但遗憾的是，此书没有涉及陈子昂的散文等其他文体。之后，九嵏人《<陈子昂诗注>的欠周密处》[49]对其中《感遇》(十六)和《山水粉图》两诗的编年提出质疑，以为彭注的说法欠妥，所用证据不够充分，不如采取罗庸《陈子昂年谱》中不编年的处理方法，对此书的编年作出补正。
此外，在诗歌编年的讨论上，还出现了陈剑锋《陈子昂诗文编年考辨点滴》[50]、周啸天《陈子昂〈感遇〉其三、其三十七写于何时？》[51]、韩理洲《陈子昂诗文编年补正》[52]《陈子昂诗文编年考》[53]《对<陈子昂诗文编年考辨点滴>一文的意见》[54]等诸多成果。
同时，陈子昂作品的辨伪工作也在逐步进行。关于明代杨澄本中所收录的《杨柳枝》一诗，60年代徐鹏点校的《陈子昂集》以补录为重，将其收录。而后80年代彭庆生《陈子昂诗注》虽亦将其收录，但在诗后的说明中提出此诗当是后人伪托，被杨本误收。蒋寅《陈子昂集<杨柳枝>证伪》[55]进一步考辨了徐鹏本中误收《杨柳枝》一诗的始末与缘由，明确指出《杨柳枝》一诗“乃是胡曾《咏史诗》讹入子昂集中”，建议再版时删除。之后，韩理洲于1984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杨柳枝>非陈子昂所作考》[56]的论文，文章对陈子昂的《杨柳枝》一诗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辨，得出的结论与蒋寅一致。此外，部分学者也提出陈子昂代表作《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数语并非陈子昂的创作，乃是时代俗语，如周本淳《“前不见古人”句非陈子昂首创》[57]、罗时进《<登幽州台歌>献疑》[1]214-219。
至于陈子昂集的版本，此阶段也多有研究，如万曼的《唐集叙录·陈伯玉文集》[58]37-39、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陈伯玉集》[59]215-217、魏凯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古籍选介·陈伯玉集简介》[60]178-181、岳珍的《陈子昂集版本考述》等。其中岳珍一文对万曼一文作了补正，文章指出“陈子昂集除了卢本外，大约在唐末宋初间，还有一个题为《陈拾遗集》的本子”[61]，并对这两种版本的系统作了梳理，总结出传世的古本当为杨澄本、四库本(明人邵廉翻刻卢藏用编《陈子昂集》)、杨国桢本三种。此外，岳珍还注意到了陈子昂集的新材料——敦煌遗献(2)指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所载的《故陈子昂遗集》(卷八至十)，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2-293页。，但其对此持怀疑态度：“今查《敦煌宝藏》，‘斯5967’残片不是陈子昂文，而是佛经残片，疑王重民的记载有误”[61]。
总之，80年代陈子昂生平行迹和诗文创作的考辨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对材料的挖掘与解读都达到了一定深度，一方面对卢藏用的《陈子昂别传》、赵儋的《故右拾遗陈公旌德碑》、两《唐书》本传、《唐才子传》等传统文献材料进一步考证，一方面又注意到了《陈子昂族谱》、敦煌遗献等新材料。文献材料的进一步挖掘与陈子昂作品的相互印证，共同推动了陈子昂研究的深入。同时，这一阶段对方志材料以及陈子昂的诗文多被总集选录的情况关注较少，有待后人补充。
2.理论类研究
萌芽期的理论研究已有不少值得关注的成果，架构起了陈子昂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到了这个时期，对陈子昂文学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宏观。
关于陈子昂政治思想和人格评价的研究以郑临川《略论陈子昂的政治态度》[1]51-55、陈贻焮《陈子昂的人品和政治倾向》[1]56-62、曾平《陈子昂与武则天政权——试析陈子昂悲剧的根本原因》[1]63-76为主要成果，将陈子昂放置在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中考察，以客观历史的眼光去探讨其写作《上大周受命颂表》《为永昌父老劝追尊忠孝王表》等颂圣类文章的原因。虽然这样的研究仍然是在为陈子昂的人格“平反”，但相较前一阶段而言，研究形式从综论走向了专文讨论，运用了更丰富的材料，作出了更详细的论述。
这时期还兴起了陈子昂哲学思想研究，学者们在闻一多先生的思路上更加具体和深入，如戴景贤《试论陈子昂之立身行事与其家学之关系》[62]继续挖掘其家学对陈子昂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冯良方《陈子昂的天人合一思想四论》[1]12-25认为其儒释道三家思想最后统一于天人合一的理论模式中。另外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不应以某家理论去概括陈子昂的思想，而应以变化的眼光看到陈子昂思想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如韩理洲《陈子昂的生平和思想》[63]、邓元煊《略论陈子昂的哲学思想和诗歌理论》[1]77-87都是如此。此外，李奎《陈子昂的任侠精神》[64]还看到了陈子昂思想的任侠特色，进一步分析陈子昂哲学思想的特色。
同时，陈子昂的文艺思想及其文学地位再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心，吴明贤《试论陈子昂的文艺思想》[65]，就从思想内容、音节韵律、语音特征、艺术风格、社会功能等多个方面分析了陈子昂的文艺思想的特质。唐逢尧的《试论陈子昂在唐代诗文发展中的地位》等文章则在关注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到了陈子昂在唐代散文革新运动中的开创之功，认为“陈子昂不仅是诗歌、散文的革新理论的提出者，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66]。总之，80年代初期的研究仍以肯定陈子昂文艺思想的价值为主，认为他虽有忽视或轻视诗歌艺术技巧的倾向，但还是应该肯定其功绩。
到了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西方文化及文学思潮的涌入，以傅璇琮为代表的大批学者指出“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国外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应当进行”[67]。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也由此掀起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学界对陈子昂文艺思想的研究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陈子昂的文艺理论是否忽略文学形式？其革新理论是否符合诗歌艺术发展的规律？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价值是否被夸大？
率先发声的是秦绍培，其在《陈子昂评价质疑》[68]一文中指出陈子昂的文艺理论仅仅注重思想性的发展而未能认识到南北朝诗歌在艺术发展上的价值，陈子昂提出的“汉魏风骨”也并非诗歌革新而是艺术的倒退，所以不应称为诗歌革新家。而后，他又撰写了《陈子昂评价断想——陈子昂评价再质疑兼谈古典文学研究问题》[69]一文，再次对此问题加以强调，此文也引发了90年代关于杜甫与陈子昂的讨论。引起更大反响的是刘石的《陈子昂新论》，该文以历史的、宏观的眼光，将陈子昂放置在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进程中，几乎全盘否定了陈子昂的价值和地位。文章指出“陈子昂仍恪守着传统儒家道德教化的文学观”，相较前人而言并没有提出更新的文学理论，其对文学形式的忽视更是文学艺术性发展的退步，认为陈子昂的地位和价值被过分拔高和夸大，“陈子昂重质轻文的诗歌理论，没有从根本上把握文学发展的时代脉搏，悖离了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因而未能为唐诗指明所应发展的端庄道路”[70]，这篇文章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掀起了国内陈子昂文艺思想研究及评价的高潮。
紧接着王运熙、吴承学的《论陈子昂的历史贡献》[71]针对刘石的种种说法加以批驳，认为刘石的评论虽角度新颖但过于夸大陈子昂的缺陷，走向了极端。文章指出陈子昂虽有缺陷，但在当时的诗坛环境中，陈子昂是唯一跳出了南北融合的局限，将诗歌的创作方向和理论指向“汉魏”。这样的理论和创作虽是“复古”，却是时代中的“创新”，推动了初唐诗向盛唐诗的健康发展，功不可没。这样的讨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极大地推动了对陈子昂文艺思想和地位的认识。
3.作品研究
本时期的作品研究跳出了萌芽期对陈子昂作品进行界定的“主义”之争，更加关注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韩理洲《陈子昂研究》[30]一书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陈子昂研究论集》[1]尤为值得关注。
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一书收集了他自80年代以来所写的一些单篇论文，对陈子昂的生平、作品等都有所研究。其中关于陈子昂作品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陈诗的艺术特色与瑕疵》[30]124-132《陈诗的渊源》[30]133-142《骈文和散文》[30]143-156三篇文章。《陈诗的艺术特色与瑕疵》一文认为陈子昂诗歌的特别之处在于情感抒发中蕴含了鲜明的个性，作品具有“格高气壮，声情激越”“存兴寄，蓄愤托讽”“洗华从朴，语言遒劲”三大特色，但也有题材内容缺少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忽视艺术形象、部分诗作还残存着齐梁诗风的痕迹、诗歌形式单一等缺陷。《陈诗的渊源》一文则指出：“前多年，一些著述为了说明陈诗艺术性不高的原因在于矫枉过正，没有学习六朝诗人的技巧，完全否定了他对六朝诗人的学习(包括对郭璞、陶渊明的学习)，是不符合实际的。”[30]141《骈文和散文》一文对陈子昂的骈文和散文代表作进行了文本细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陈子昂骈文和散文的艺术特征，并称其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此外，肖源锦的《试论陈子昂散文的思想和艺术特色》[72]也值得关注。
《陈子昂研究论集》作为国内首届陈子昂学术讨论会的成果，其价值不容忽视。首先是对陈子昂诗歌采取分类研究，如蒲友俊《论陈子昂的蜀中诗》[1]220-235专论陈子昂在蜀中所作的诗歌作品，并将其按内容再分为幽居抒愤、玄观大化和偶吟山水三类，指出了陈子昂蜀中诗的独特个性。童嘉新的《试论陈子昂的边塞诗》[1]252-263、唐逢尧的《清新的源头,汹涌的洪流——试论陈子昂与盛唐边塞诗》[73]、金涛声的《唐代边塞诗的先声——谈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边塞诗》[74]、文斌的《陈子昂边塞诗管窥》[75]则专论陈子昂的边塞诗，以上论文指出陈子昂的边塞诗内容丰富、语言健朴、风格悲壮，不仅涤荡着初唐的浮靡诗风，还奠定了盛唐边塞诗的基础，具有较高价值。总之，高潮期的创作研究突破了历来的“老三样”(《感遇》《登幽州台歌》《修竹篇序》)，对陈子昂诗歌创作有了更新的思考。
还有学者从对比研究的角度分析了陈子昂与沈宋二人的异同，代表论文是王定璋的《陈子昂与沈、宋》[1]157-173，该文从文学观点、艺术追求和审美倾向等方面阐述了陈子昂与沈、宋的差异。还有不少文章也采取了此法。除了在萌芽期的基础上继续深入陈子昂与汉魏乐府[76]、阮籍[77]等之间的比较，此阶段还进一步注意到了张九龄[78]、李白[79-80]、杜甫[81]等人与陈子昂的比较，从接受史的角度认识陈子昂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的影响。
另外，此时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态势，即从陈子昂批评史的角度入手。如韩理洲《评<诗比兴笺>对<蓟丘览古>和<登幽州台歌>的歪曲》[82]《陈子昂<感遇>十七的主旨质疑》[83]对清代姚范、陈沆、高步瀛的观点一一提出辩驳，重新确立了《登幽州台歌》和《感遇》的主旨。而后，吴明贤《陈子昂<感遇>诗陈沆笺释的质疑》[84]亦是针对陈沆《诗比兴笺》中对陈子昂《感遇》诗的笺释作出分析评价，指出陈笺虽时有精到的见解，但有的篇章缺乏翔实考据和深入分析。总之，陈子昂的文学创作虽不算太多，但历代选子昂、评子昂者多矣，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韩文和吴文从批评史的角度对传统陈子昂批评提出质疑，为后面的陈子昂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同时，从这些研究中也不难看出，此时对陈子昂作品的关注仍集中在《感遇》《登幽州台歌》上。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亦有一定成果。如唐逢尧连发四篇文章[85-88]对《感遇》进行解读，以为《感遇》是对时代的揭露和自身志向的表达；刘远智更是出了一本专著《陈子昂及<感遇诗>研究》[28]，对陈子昂的生平行迹、时代环境、诗歌理论以及《感遇》诗的渊源与流衍、分析与品评、校记与旨趣作出系列研究，颇有建树；羊玉祥《陈子昂<感遇诗>审美情趣初探》[89]从审美角度作出探讨。关于《登幽州台歌》还有郑临川《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90]、袁行霈《愤激的呼喊——浅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91]、高蓬洲《“浑沌凿窍”看芳姿——<登幽州台歌>辨析》[92]、徐文茂《悲歌一曲传千古——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93]、张永芳《慷慨悲歌 千古绝唱——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赏析》[94]等诸多成果。学界对两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作了深入探讨。
总之，80年代的高潮期中考辨类、理论类和作品类研究都在全方面推进，同时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特色不断凸显，文学的发展规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引起了一系列反思。这一阶段文献材料的挖掘和解读不断深入；研究观念也逐步从以儒家文艺观为准走向对艺术发展规律的探讨，文学性研究更加显著；研究方法也出现了比较研究同接受史、批评史相结合的特色。
(三)平稳期——20世纪90年代
从90年代起，陈子昂研究处于稳步前进的状态，考辨类文章开始大幅减少，陈子昂的理论研究和作品研究开始以强劲的姿态占居研究的主导地位。此期间值得关注的学术动态为“陈子昂国际学术交流会”(3)1992年8月26日至29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七个单位发起陈子昂国际学术交流会，来自国际国内的学者共100余人，提交论文及论文纲要81篇。的召开，以及《陈子昂研究论集(二)》[95]和《陈子昂论考》[37]的出版发行。
此次交流会拓展了陈子昂域外研究，为国内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具体情况见童述《陈子昂国际学术交流会观点综述》[96]和李蔚红《陈子昂国际学术交流会综述》[97]，此不再赘述。会议结束后，部分参会论文被选编为《陈子昂研究论集(二)》，收录了关于陈子昂思想研究、文学主张、地位评价等多个方面的研究论文以及陈子昂研究综述和研究资料索引，是对陈子昂研究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吴明贤的《陈子昂论考》反映了作者对陈子昂及其文艺思想、创作实践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其中对陈子昂的先世及行事、政治主张、文艺思想、对前代的传承和对后世的影响的论述颇有见地，同时，还考证了陈子昂作品的系年，并在此基础上对《感遇》等作品进行了深入研读，值得关注。
1.考辨类研究
较前一阶段而言，此阶段的考辨类研究相对较少，但仍有少部分学者继续在这块领域深耕，如王辉斌《陈子昂婚姻试探》[98]《陈子昂北征与<西还>诗作年新考》[95]395-403《陈子昂生平研究综述(1936年—1996年)》[2]、程景新《陈子昂<麈尾赋>系年蠡测》[95]387-394、刘友竹《陈子昂诗编年琐议》[91]404-409，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陈子昂生平创作的编年等情况作了进一步考辨，并对以往的生平研究作了总结，具有一定的价值。此外，在陈子昂死因的讨论中此阶段研究更加注重时代因素的影响，如张明非《论陈子昂的悲剧》[95]66-75、徐川水《青蝇一相点 白璧遂成冤——也论陈子昂之死》[95]410-415、陈文和《陈子昂二题》[99]、张昆厚《从陈子昂与武则天的隔膜看陈子昂悲剧的时代性》[100]。
在研究材料中，敦煌文献的价值被重新评定，徐无闻《敦煌唐写本<故陈子昂集〉残卷校读记》(4)此文应该没有刊行，但据李蔚红《陈子昂国际学术交流会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所载，徐无闻于“陈子昂国际学术交流会”上发表了《敦煌唐写本<故陈子昂集>残卷校读记》一文。和张锡厚《敦煌本<故陈子昂集>补说》[101]推动了对陈子昂集版本的考订。
2.理论类研究
这类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点，尤其是对陈子昂诗歌理论的探讨和评价逐步多元化。
这类研究紧承80年代中后期的反思思潮，在秦绍培和刘石讨论的基础上继续以文学史发展进程的眼光反思对陈子昂文艺思想的分析和历史地位的评价，甚至已从内容的分析延伸至研究方法的思考。周祖譔《关于陈子昂历史作用的再思考》[102]同刘石一文一样，对陈子昂的文学主张持基本否定态度。周文将陈子昂放置到初唐诗向盛唐诗的转变过程中，对陈子昂革新第一人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文章指出陈子昂虽提出对齐梁诗风进行革除，但对前代诗歌的观点并不清晰，革新方法十分陈旧，实践的结果也颇为保守。初唐诗能向盛唐诗转变是一大群人共同的努力，不能归功于陈子昂一人。值得注意的是，此篇文章中多次列举宇文所安所作的《初唐诗》进行佐证，可见国内对域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已多有吸收。而后《陈子昂研究论集(二)》收录了多篇相关的讨论，包括陈昌渠《试论陈子昂对唐诗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刘国盈《关于陈子昂文学主张的评价问题》、陈良运和赖施娟《子昂“风骨”与盛唐诗学》、杨世明《初唐诗弊与陈子昂革新》、羊玉祥《横扫六代 高步三唐——论陈子昂诗文革新理论》、薛均涛《陈子昂兴寄说的审美内涵》、张大明《陈子昂的文化价值(论纲)》以及刘石《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评价陈子昂的一个新角度》等。这些研究仍主要围绕着对“风骨”“兴寄”的理解、作品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改革中复古与革新的因素等问题而讨论。其中，刘石一文于1994年又重新以《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不平衡性──陈子昂评价的一个新角度》[103]的题目发表，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说明。文章指出，陈子昂在文学上过于追求理胜于情、质胜于文，而在文学史上运用“复古”理论来救偏补弊、拨乱反正，故而陈子昂的文学史价值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这种将文学地位分为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两个角度的品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和全面，为陈子昂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此外，这一阶段的部分研究已开始用审美内涵、美学追求、文化价值等带有西方批评的眼光去审视古代文学和理论。如薛均涛《陈子昂兴寄说的审美内涵》[91]228-241、许总《风骨兴寄的实践成果及其渊源影响——陈子昂诗论》[104]、滕福海《矫赋为诗说兴寄——陈子昂的美学史意义》[105]、赵慧平《陈子昂文学地位与历史贡献的重新审视》[106]等。其中，许总一文抓住了陈子昂在主体精神和美学建构上的价值，提出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价值在于其对士人心态的准确概括和把握，引起了诗人内心的普遍共鸣。因而，陈子昂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虽存在文学性不足、复多于变的弊病，但其对诗人内心的各类情感却有着极为普遍、极为强烈的感染力与召唤力,标志着诗歌精神内质建构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具有一定价值。而赵慧平一文指出陈子昂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贡献不在于其理论贡献，而在于独特的历史机遇和反映了初唐新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追求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其散文的创作一扫六朝骈俪之气，适应了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追求。总之，这一阶段对陈子昂的评价更加客观和多维度。
在陈子昂其他思想的研究中亦呈现了新的研究特点。其中陈子昂政治思想的研究在萌芽期后再次受到关注。这类研究不同于高潮期中政治思想与人格的综合讨论，而是专注于对政治思想的细致解读，如安人思想、法制思想、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讨论，相关研究(5)包括彭庆生《陈子昂的政治思想》、李德超《陈子昂之政治思想浅探》、张玉白《陈子昂安人思想的比较研究》、余博文《从三谏滥刑看陈子昂的法制思想》、刘仲维《意在安人强兵的陈子昂经济思想》、杨富陶《陈子昂思想述略》。主要载于《陈子昂研究论集(二)》。关于哲学思想的研究，除了在家庭因素的影响上继续探究，这一阶段着重挖掘了陈子昂的各种意识：自我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孤独意识。如赵治中《陈子昂的自我意识略论》[107]《论陈子昂的孤独意识》[108]《“纵横未得意 寂寞寡相吟”——论陈子昂的孤独意识》[109]和杜浣溪《“云海方荡潏 孤鳞安得宁”——论陈子昂的忧患意识》[110]。
总之，这一时期不管是对其文艺理论的探析还是对其文学创作的品评都注重以文学史的眼光去考察，同时西方文艺理论也在不断引入。
3.创作研究
受理论研究热度的影响，此阶段的创作研究也深深带有理论的特色，着重把握了影响陈子昂创作的思想因素。如龙建国《两难心理对陈子昂诗歌创作的影响》[95]217-227、周唯一《陈子昂的诗和道家思想》[111]、刘朝谦《陈子昂的形上之思与诗》[112]、杜晓勤《从家学渊源看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113]等从思想因素探究陈子昂创作的特色。其中刘朝谦一文带有浓厚的西方哲理意味，将陈子昂与海德格尔作类比，探究了陈子昂诗的内容与问题意识，十分新颖。
这一阶段，陈子昂诗歌的艺术手法研究也深受西方批评的影响。如谢建忠《论陈子昂诗歌“兴寄”的情感和意象》[114]将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我国传统的比兴之说结合起来，提出了颇为独到的见解。此外，李卫红《唐诗近体诗之祖陈子昂》[95]332-343、徐文茂《论陈子昂诗歌的使事用典》[115]《陈子昂诗歌风格浅议》[95]344-356、岳珍《论陈子昂的骈文创作及历史地位》[95]376-386以及陈子昂国际会议上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李茂康的《陈子昂诗韵提要》(6)此文应该没有刊行，但据李蔚红《陈子昂国际学术交流会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所载，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李茂康提交了论文《陈子昂诗韵提要》，开拓了陈子昂研究领域。都对陈子昂诗歌创作的具体艺术手法作了专项研究，较前一阶段而言更加具体细致。
在以往的分类中，边塞诗和送别诗的研究仍然在深入，如王婕《论陈子昂的边塞行与边塞诗》[116]、单芳《谈陈子昂在张掖的诗歌创作》[117]、徐文茂《试论陈子昂的酬别诗》[118]、傅红《一代诗才：陈子昂及其送别诗》[119]。但此时出现了新的研究分类——山水诗。王定璋《陈子昂山水诗的个性特征与时代意义》[95]306-318、阮堂明《论陈子昂的山水诗》[95]319-331、刘蔚《陈子昂山水诗的审美价值试探》[120]别出心裁地关注到了陈子昂以山水为题材的诗歌，并从中探寻了陈子昂的哲学观、自然观以及审美旨趣，指出陈子昂山水诗创作的文化价值在于建立起了初唐向盛唐转变的桥梁。
本时期关于陈子昂单篇作品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感遇》和《登幽州台歌》，《感遇》的内容主旨、《登幽州台歌》的孤独感仍是重点探讨对象。但吴在庆《陈子昂<感遇诗>成因漫议》[121]和王祥《陈子昂<感遇诗>的诗史意义》[122]较有新意，在诗歌的成因和诗史意义上颇有见解。此外，陈德长《陈子昂<蓟丘览古>析论》[123]还尤为关注了陈子昂的怀古诗《蓟丘览古》，分析了组诗的内容和主旨，对陈子昂晚期的思想状况作了进一步研究。
4.对比研究
此阶段对比研究仍然在接受史中深入，如房日晰《陈子昂张九龄诗歌比较论》[124]、佘正松《古雅同源 前后辉映——陈子昂与高适之比较》[125]等。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是陈子昂与杜甫的对比研究。
引发陈子昂与杜甫大讨论的是80年代末(高潮期)秦绍培发表的《陈子昂评价断想——陈子昂评价再质疑兼谈古典文学研究问题》[69]。此文对陈子昂诗论持批评态度，认为陈子昂是儒家文艺观的代表，过分要求反映社会现实而缺乏文学的特性，但杜甫却从来不提儒家诗教观，只强调诗歌技巧和审美价值，其《戏为六绝句》的创作是针对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复古思潮，杜甫的文艺观才是推动唐诗向前发展的理论。而后毛水清于《1989年初唐文学研究情况综述》[126]中提出秦文是将陈子昂与杜甫完全对立，与杜甫在《陈拾遗故宅》中的高度评价不符。对此，秦绍培于90年代在《陈子昂与杜甫诗歌主张刍议》[95]184-192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文章指出，杜甫虽然对陈子昂有诸多夸赞，但赞扬的是陈子昂的人品和诗歌，但二人在诗歌理论上有着较大分歧，尤其是在诗歌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多有出入。其认为陈子昂是复古主张，杜甫则是提倡南北朝诗歌艺术、反对复古。同秦绍培一样，吴明贤早在80年代就关注到了陈子昂和杜甫的关系，其《论杜甫与陈子昂》[81]一文从二人的生平经历、理论创作、地位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比对，指出二人的异同与产生的原因。吴文认为，陈子昂的理论和创作虽不及杜甫的高度，但其原因主要在于时代的环境和氛围所限制，陈子昂对杜甫是有启迪之功的。到了90年代，吴明贤以《再论杜甫与陈子昂》(7)此文首见于《杜甫研究学刊》1993年第2期，后被收录于吴明贤专著《杜诗论析》。对二者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认为秦绍培《陈子昂评价断想》一文中的诸多观点都存在不妥，陈子昂的诗论推动了唐诗发展，“杜甫和陈子昂都完成了他们各自时代所赋予的促进诗歌发展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并没有审美对立的地方”[127]110-122。
较为特别的是吕美生《以孤独解构诗美——陈子昂、李煜比较一例》[128]和王利民《陈子昂的玄感和朱熹的理兴——<感遇>与<寓斋感兴>对读》[129]，以对读的形式对陈子昂的诗歌进行解读。
5.批评史研究
以往对陈子昂批评的关注多在于杜甫、白居易或《诗比兴笺》上，这一时期则关注到了更多的批评材料。如吴宗海《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历诋曹操、阮籍、陈子昂诸人原因试析》[130]关注到了潘德舆诗话中的批评，虽不是专论陈子昂批评，但对陈子昂批评史研究亦具有一定价值。
6.地域研究
以往的地域研究集中在陈子昂边塞行和边塞诗或者是蜀地对其思想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地域只是作为研究考察的一个因素。到了90年代则出现了以地域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研究，如贾晋华《蜀文化与陈子昂、李白》[131]和吴明贤《论陈子昂与故乡四川》[132]指出蜀人对于传统有着深深的眷念与传承，浓厚的地域色彩影响了陈子昂的思想行为以及文学创作。
总之，90年代的研究不仅在旧课题上纵深发展，而且受西方理论影响较大，唐诗美学、唐诗学史等多种视角都在逐步深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