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
《现代语文》杂志2016年28期 作者：高宏涛
论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
○高宏涛
针对南朝绮丽柔靡的诗风，陈子昂鲜明地提出以兴寄、风骨为中心的文学革新理论，并在创作上积极地实践这种新的理论，这对唐代诗歌的繁荣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也对初唐以后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陈子昂 诗歌理论 兴寄 风骨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陈子昂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金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绝句中，第一首就写到了陈子昂：“沈宋驰骋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陈子昂是开创时代的先驱者，他在唐代诗坛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死于武则天久祝元年（公元770年）。陈子昂是一位具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提出诗歌革新理论的杰出诗人，在初盛唐诗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子昂主要生活在武则天时代，这正是唐帝国繁荣昌盛、逐步上升的时代。唐初的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政治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出现了繁荣景象。特别是在高宗显庆以后，政权逐归武后，武则天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为了夺权需要，她采取了压制士族，打击宗室功臣勋戚的政策，广开言路，使中下层知识分子跻身政治，使得社会逐渐走向繁荣昌盛的道路。同样，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助长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享乐，他们鼓励诗人大量写应制奉和一类的作品来为自己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由于六朝诗风的影响，“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文艺传上》），初唐诗坛仍然是宫体泛滥，充满着毫无生气的靡靡之音，先后出现了“绮错婉媚”（《新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和“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文艺传上》）的沈宋体。初唐以来文学事业的缘步不前与唐王朝强大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逐渐不相适应，诗文革新是势所必然的了。
初唐以来，早就有人对于笼罩诗坛的六朝余波表示不满，如魏征、李百药、令狐德棻和姚思廉等，酝酿着改革。魏征曾尖锐地批判六朝诗风“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群书治要序》）。他提倡一种文质并重的文风，在《隋书·文学传序》中，魏征明确提出融合南北文学的特点，说：“若能取江左清绮的文辞，河朔刚贞的词义，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合南北文学之所长的主张。虽然初唐提出了文风改革的主张，但是当时的许多诗人未能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绮丽的文风依然盛行，特别是“上官体”的流行，却初步革除了齐梁宫体多写艳情、浮靡轻薄的恶习，虽飘扬着六朝文学绮错婉媚的流波。
唐高宗统治的后期，“初唐四杰”开始大力反对“上官体”，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倾向，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从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和塞漠。”（《唐诗杂论·四杰》）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使唐诗的题材、内容有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的诗歌创作应是一种比较自觉的美学追求，一方面反对绮艳文风，另一方面提倡抒写浓郁的感情和壮阔的气势。杨炯《王勃集序》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王子安集》卷八）
陈子昂生活在比四杰稍后的时代。当时的诗坛，刚刚经过四杰那充满激情的“狂风暴雨”的冲刷，还带有新鲜的气息。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四杰的诗歌革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绮错婉媚”的上官体依然存在，所谓“积年绮碎，一朝廓清”，并没有成为现实。
继四杰之后，直到陈子昂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对前代文学不加区别、全盘否定的状况，把建安文学与齐梁文学区分开来，并把风雅比兴与建安精神统一在一起，从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唐代诗歌究竟向谁学习的问题，为唐诗的发展找到了重要的源头。这是陈子昂对唐诗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集中反映在他的《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一文中：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这篇诗序全面回答了唐诗革新的性质、任务、方法、目标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陈子昂诗歌革新的理论纲领。陈子昂鲜明地举起了“汉魏风骨”的大旗，作为扫荡六朝颓风的有力武器，他对继承建安诗风的“正始之音”也是极其赞赏的，他竭力反对的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间诗；而既云“文章道弊五百年”，那么晋宋至唐初的风气全都在否定之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虽为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赞词，也间接反映了建立新诗歌的目标，从而确立了自己诗歌革新的理论体系。
陈子昂在这篇序中尖锐地批判了建安、正始之后至初唐以来“文章道弊”的总倾向，所指重点是“齐梁间诗”，对这场诗坛革新运动，陈子昂有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详细地分析和研究，他认为缺乏“风骨”的形式主义诗风自晋、宋已经开始，到初唐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积弊已深，革除绝非易事，其中又以“齐梁间诗”尤为严重。这种卑下的诗风特点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片面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大量的典故，既无社会内容，又无理想光辉，只徒有形式主义的外表。对此，他深为不满，立志加以革除，显示出他对诗歌革新运动的主动性。
在反对“文章道弊”即形式主义道统总倾向的同时，陈子昂也高度肯定了诗歌发展中的进步主流，特别倡导要恢复“风骨”和“兴寄”的优良传统。“风骨”是什么？刘勰《文心雕龙》有《风骨》篇，黄侃解释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文心雕龙》札记），就是指诗歌社会思想内容与语言表达形式的统一。陈子昂追求的汉魏风骨是指什么呢？在序文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赞美东方虬的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汉魏风骨，所谓“骨气”即指风骨；“端”即“指端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文心雕龙·风骨》）；“翔”谓劲健有力，有飞动之势，“意气俊爽，则文风生焉”（《文心雕龙·风骨》）；骨气端翔，即要求诗歌思想内容骨力坚挺，气势飞动，精神充沛，感情浓烈昂扬。“音情顿挫”是指声情并茂，音韵抑扬，节奏分明，感情波荡起伏。“光英朗练”是说文辞光彩明朗，辞藻精练。“有金石声”则喻作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陈子昂之标举汉魏，表面看似复古，其实是主张诗歌创作要崇尚风骨。建安作家的风骨是那个“世积乱离”的时代造成的。他们的作品都是热切反映现实的，所以崇尚风骨就是要继承现实主义传统。
所谓“兴寄”，就是诗歌的比兴寄托，即指用比兴的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抱负，有时也简称“比兴”。陈子昂说：“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并序》）就是指这个意思。陈子昂所谓“兴寄”，就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继承《诗经》中“国风”“小雅”美刺社会现实，讽喻时事政治，对社会民生积极发表自己意见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这种“兴寄”虽然也包含艺术表现方法，但却并不完全是艺术表现手法，更多的已经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了，把作为表现手法的比兴，发展为对诗内容的基本要求，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注重全篇寓意方面的寄托，不注重个别语句的比喻或发端。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兴寄都绝”，反对把诗歌看作“迹荒淫丽，名陷俳优”（《上薛令文章启》）的东西，要把儒家传统的比兴、言志与汉魏时期缘情，重气等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富有唐朝时代特色的文学观念。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貌似复古，实则具有革新的意义。他的主张是针对晋宋以来的诗歌弊端而发的，是为了清除齐梁绮艳诗风而提出的。这不仅有眼光，也要有魄力，敢于高唱复古。试看“四杰”在世时，欲革龙朔之弊，不仅招来了毁誉，被斥为“浮躁浅露”，而且结局都很悲惨，占统治地位的都是宫廷诗人。陈子昂敢于踵武“四杰”，独树一帜，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继承了建安文学重气、重风骨的艺术效果，既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又突出创作主体的情感表现；既重视具有艺术美感的“兴象”，又肯定富有个性的情感寄托，确立了唐代诗歌的艺术理想。陈子昂标举“风骨”和“兴寄”，一方面规定了新时期文学的美学特质，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文学家的创作规范，二者是互为一体的。“风骨”是“兴寄”的艺术形态，有“兴寄”即有“风骨”；在注重“兴寄”的创作意识中，“质”和“文”是没有轻重之分的，他所期待的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境界。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其代表作是《感遇》三十八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臧用》七首和《登幽州台歌》等。通过分析陈子昂的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的诗歌理论。
《感遇》三十八首，是陈子昂的主要代表作品。它是陈子昂一生不同时期部分作品汇集起来的组诗，是诗人一生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形象记录。《感遇》诗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包含了作者俯仰宇宙的哲理思考、出入历史的人生感慨、直面现实的批判意识、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如《感遇》其二，即是写对时光流逝、壮志难伸、功业无成的感叹：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首诗表面上是咏兰、若，实际上是自慨，运用比兴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通过赞美压倒群芳的兰、若的卓然风姿，比喻自己“幽独空林色”的出众才华；通过写芳华逝去、草木零落，来表现自己理想破灭、壮志难酬的苦闷和悲哀。全诗寓意凄婉，寄托了较深的感慨，体现了“兴寄”的特点。这首诗看似五律，实际上却是一首五言古诗。它以效古为革新，内容充实而格调清新，已经接近盛唐诗的气息，像这种表现自己不幸遭遇和痛苦经历的诗篇，《感遇》诗中还有第二十三“翡翠巢南海”、第三十一“可怜瑶台树”、第三十五“本为贵公子”，等等。
《感遇》诗中，还有很多抨击武周时期的弊政，关心国家兴亡和人民苦难，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如《感遇》之十九：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陈子昂的政治生涯大致与武周政权相始终。他曾因支持武则天临朝称制和镇压徐敬业的武装反抗，得到武则天的赏识。但他在政治上支持武则天，是为了实现政治清明，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是那种人身依附，更不是卖身求荣。所以他经常抗颜直谏，对武则天的酷刑、亲佞、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等，给以严厉的揭露和批评。这首《感遇》十九，就是对武氏载初元年大兴土木修建大云寺一事的揭露和抨击。全诗写得耿介切直、激昂愤慨，其中“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两句，更是对武则天尖锐的讽刺和斥责。这首诗不仅风格上高雅冲淡、清劲朴质，在初唐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他这种心系天下苍生、敢于刚直犯上的凛然风骨，在初唐诗人中也相当引人注目。像这种抨击腐败政治的作品，在《感遇》诗中还有第三“苍苍丁零塞”、第二十九“丁亥岁云暮”、第三十七“朝入云中郡”，等等。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子昂在复古的旗帜下，实现着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他所标榜的“兴寄”，就是发扬诗歌批判现实的传统精神；而他所谓的“风骨”，就是在诗歌中寄托高尚崇实的思想感情。二者在他的诗歌中相互结合，并且与他的政治思想高度一致。
陈子昂提出标举“汉魏风骨”及“兴寄”的文学主张，加上他创作实绩的影响，唐代的诗风至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唐诗发展的历史上，其功至大，影响至深，其后李白、殷璠提倡风骨，杜甫、白居易重视风雅比兴，都可以说是陈子昂诗论的发展和深化。
横扫六朝诗风，在批判的前提下加以继承；追踪汉魏风骨，在继承的前提下大胆革新；倡导风雅兴寄，在革新之中独辟蹊径，从理论和实践上影响了整个唐代诗坛，陈子昂开创一代新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在初盛唐诗坛上无疑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它既是扫荡形式主义诗风的战斗檄文，也是开创唐代新诗歌的有力宣言。陈子昂“于有唐一代诗功”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促成一种有悖于时代风会的“以复古反正”的思想倾向与创作潮流，正因为如此，元人方回称之为“唐之师祖”（《瀛奎律髓》一），不止古体，其律诗亦近体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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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宏涛 河北沧州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06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