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各国皆有国花，且多选定本国独有或盛产之花：日本盛产樱花，以樱花为国花；自称为“太阳的子孙”的秘鲁，以遍布本国的太阳花(即向日葵)为国花；英国以本国花种最多的蔷薇为国花，以寓“和平与友爱”；法国以百合花(也称鸢尾花)为国花，以象征民族纯洁、庄严和光明磊落；“橄榄之邦”的希腊以橄榄为国花，象征和平和智慧；等等。

国花，表达人民的情感，寄托民族的理想，象征民族的特性，彰显国家之荣誉，显示政治之进化。

辛亥革命前，中国还没有法定的国花，相传唐代曾以牡丹为国花。辛亥革命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有魂也而后有花，我国自民国建后所谓自由之花、共和之花，亦遍传人口矣，然仅有花之名而尚未有实。”(《申报》1916年1月21日)有鉴于“吾华国花，向无定论”，而“牡丹吾国性所寄，吾国民所同好”，有人建议“确为吾国国花”(《我中华民国之国花》，《申报》1920年10月10日)。

著名南社诗人、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胡怀琛(寄尘)主张以菊花为国花，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各国皆有国花，中国独无有。神州地大物博，卉木甚蕃，岂独无一花足当此选，窃谓菊花庶乎可也。菊开于晚秋，自甘淡泊，不慕荣华，足征中国文明之特色，其宜为国花者一也；有劲节傲霜耐冷，不屈不挠，足征中国人民之品性，其宜为国花者二也；以黄为正色，足征黄种及黄帝子孙，其宜为国花者三也；盛于重阳……其宜为国花者四也。夫牡丹富贵，始于李唐，莲花超脱，源于天竺，然于国花无与，国花之选，舍菊其谁?爰为斯议，以俟国人公决。”(《中国宜以菊为国花议》，《申报》1925年10月10日)

1928年，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后，国际交往频繁，各国皆有国花，唯中国独无，选择国花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些文人雅士闻讯，纷纷撰文于报刊，积极参与其中：有建议兰花、有建议牡丹、有建议稻花、有建议莲花、有建议梅花，等等。其中主张以梅花为国花者居多。而“教育部赞成内政部定梅花为国花之提议，并拟用三朵连枝，以象征三民，而以五瓣象征五权”(《申报》1928年11月28日)。

消息传开，人们纷纷响应。当时正值《申报》创刊50周年，拟发行二万号纪念特刊，并征求报徽。有人建议：“政府之所以取梅花为国花者，以梅花既是庄严灿烂，又为五瓣花瓣，所以表现吾国庄严灿烂国家，政府实现五权宪法也”，而“《申报》既为吾国最先发行之报纸”，可以“国花为报徽，而花瓣中央，加一篆文‘申字”；“则花由蕊发，故花必有蕊，篆文‘申字，正如花蕊”(觉迷：《<申报>报徽可用国花说》，《申报》1928年12月24日)。

1929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九三次会议，讨论中央宣传部报告审查选定国花案，原呈文如下：

呈为呈复事。案查前奉钧会交下国民政府财政部函一件，以铸镌国币新模边缘，附刻国花，以表美观，请迅予选定，提交公布，俾便遵照。等由。奉批：交宣传部核办。等因。奉此。当查报载国民政府教育部已在选拟国花，比函该部，请将选拟经过情形，附同意见，函部参考。旋准复函称略开：查拟定梅花为国花一案，前由内政部礼制服章审订委员会，议拟意见，呈请行政院鉴核。其原呈内称：窃维国花所以代表民族精神、国家文化，关系至为重要。如英之蔷薇、法之月季、日之樱花，皆为世界所艳称。吾国现当革命完成，训政开始，新邦肇造，不可不厘订国花，以资表率。兹经职会第十八次会议议决：拟定梅花为国花，其形式取五朵连枝，用象五族共和、五权并重之意；且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定为国花，似较相宜。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钧院核转国民政府鉴核施行。等因。经行政院第二次会议议决：交教育部审议。等因。本部遵即照原案审议，其结果为：定梅花为国花，备极妥善。惟原案定为五朵连枝，本部拟改为三朵连枝。因梅花原为五瓣，用表五族共和、五权并重；而三朵连枝，乃取喻三民主义，似较相宜。惟事关典章，本部未便擅专，现已委托艺术院绘定制服帽徽图样，于徽内分绘折枝全开梅花三朵及五朵者各一式，以备呈送行政院选择。等由，前来。又据报载：教育部参事陈剑修著有《对于定梅花为国花之我见》一文，亦主选定梅花为国花。职部以事关选定国花，研究不厌其详。当经交各科签意见，从详审核。审查结果，以梅花、菊花及牡丹三种中，似可择一为国花之选。奉交前因，理合将审查经过并胪列各人所具意见，备文呈复，仍祈钧会核定施行，实为公便。(《国民政府公报》，第91号，1929年2月)

2月8日，国民政府以一○九号训令通知所属知照：

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案，查前准财政部函，以筹镌国币新模边缘，附刻国花以表美观，请迅予选定，俾便遵照，等由。到会，经交宣传部拟办，去后兹据报告，略称：查选拟国花一事，前据报载，国民政府教育部亦在办理。经由部函询经过情形，旋准复称，拟定梅花为国花一案，前经内政部礼制服章审订委员会，呈由行政院交部审议结果，认定梅花为国花，备极妥善，现在绘制图式，以备呈送行政院选择。等由。复经详加审查以为：梅花、菊花及牡丹三种中似可择一为国花之选，特连同意见请核定等情。当经本会第一九三次常会决议，采用梅花为各种徽饰；至是否定为国花，应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案除分函知照外，相应录案函达，即希查照，并通饬所属一体知照，为荷。等由。准此。除函复并分令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国民政府公报》，第91号)

3月21目下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南京炮标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23人，中央执监委员12人，列席代表27人。会议主席陈果夫，秘书长戴传贤，记录：狄膺、李仲公、梁寒操、黄昌谷。讨论事项第一案就是选定国花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原件存孙逸仙博士图书馆)因宣传部原呈内有“在梅花、菊花、牡丹三种中，可择一为国花之选”之说，出席会议的代表针对三种名花争论不休。

此前不久，以李宗仁为首的武汉政治分会撤换亲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8师师长鲁涤平之职，任命何键为省政府主席，并派桂系的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讨伐鲁涤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蒋、桂之争的“湘案”。“湘案”给这次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冲乱了会议原定的议事日程，“国花案”未获通过，以“不必规定”函复中央执行委员会。(陈哲生：《有关国花由来的史料》，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71年7月15日)

尽管时局动荡不安，但有识之士对国花的评选还是十分关注的，不少人在报刊撰文各抒己见。其中主张以梅花为国花者

占大多数。尽管梅花未能正式公布为国花，但国民政府明令可用作各种徽饰，以后中央银行以梅花为国币图案，邮政局大量印制梅花邮票，连军服帽徽及军阶也采用梅花，许多建筑物和公共场所也常常可见梅花徽饰。这样，在国人心目中，梅花自然成了公认的国花。

1931年8月，当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200周年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伍大光，曾“上条陈于国民政府”称：梅花“虽无国花之名，而已有国花之实”，他建议“遴选梅花佳种一万本，贻赠美国政府，请以其五千本遍植于华瓦纪念公路(由华盛顿至瓦农山之新公路)两旁；以五千本分植于石濠、普陀麦两公园，则不出数年，梅树成林，蔚然深秀，当夫春日融和，风光明媚，梅花似锦，士女如云，固足点缀名胜，以壮游观，抑亦于中美邦交无形裨益不浅矣”(《申报》1931年8月18日)。

二

欧美各国，不仅有国花，联邦与州，不少以本地名花为市花，以彰显荣誉。如英国爱尔兰之苜蓿花、苏格兰之菊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之花菱草等。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虽无法定国花，但“市花”却不少。

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规定：将全国城市划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如北平、广州、南京、上海、天津、青岛、汉口等7市为特别市，享有与省平级的特殊地位。这些特别市为“适应世界潮流之趋势，援照欧美各国之先例”，在“两法”颁布不久，竞相展开评选“市花”活动。(陆为震：《国花与市花》，《东方杂志》，第26卷第7号)

首先是首都南京。1928年，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提议以兰花为市花，他在建议中说：“考花之种类，实繁有徒，而芬芳独著者，惟兰足以当之……古人尊之为王者之香，以其幽香清远，冠绝群芳也，今选之为市花，盖喻兰之清而愈香，卓然为群花之冠之意也……兰花有三瓣，可以象征三民主义。”刘的提议经市政会议批准，兰花正式确定为南京特别市市花。(陆为震：《国花与市花》)

紧随南京的是北平。1928年冬，北平特别市政府公布以菊花为市花，其《布告》写道：“绿衣素妆，娟如平民之女；红蕊碧萼，秀称幸福之花。玳枝金瓣，庄重其德；翠叶玉芝，廉贞其心。其性耐寒，故能凌霜于九月；其志维坚，始可冒雪于三冬……而菊花独敷葩艳于寒天风夜之中，体御轻飘，见一往无前之努力；身披铁甲，作百折不回之斗争。情本有恒，抗摇落于三秋；道原来复，握贞芳于万里。不羡池水之芙蓉，似彻底革命；愿比秋山之松柏，得最后成功。较之趋炎附势，与桃李争荣者，其天生傲骨，正使其所以殿后芳也。”(陆为震：《国花与市花》)从这些淋漓尽致的描写，可见当局以菊花为市花，顿新市民之视听，用意可谓深矣。

1929年1月，天津特别市政府提议、市政会议批准，以竹为市花，“以三叶代表三民主义，以青节表示市政精神”(《申报》，1929年1月15日)。天津工商业虽繁盛，但不及沪、港，市政方面也端赖改进。以竹之虚心，求市政之进步，竹之劲直不屈，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土”不谋而合。以竹为市花，可以代表该市之民族性。

盛产于闽粤一带的红棉，深获广州市民的喜爱，各学校学生的徽章多镌以红棉。广州特别市政府顺应民意，于1929年1月公布红棉为市花，一则显示该市之特产，二则可代表市民革命大无畏精神。(陆为震：《国花与市花》)

上海市花的评选，首创由市政府向市民公开征求意见、市民投票评选的办法。1929年1月中旬，上海市六区党部向上海特别市政府建议，以莲花为市花。同月24日，市社会局第十九次局务会议议决：“以莲花、月季、天竹三者之一为本市市花，不日呈请市长择一鉴定。”(《申报》1929年1月25日)2月8日，第一○七次市政会议议决(市长交议)：“仍由社会局添拟可备探择之市花若干种，送请党部代征民众意见后，再行决定。”3月19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就“市花”一案召开部务会议，最后议决：“征求民众意见。”于是社会局复添拟棉花、牡丹、桂花3种连同前3种共6种，送交市党部代征民意。(《东方杂志》第26卷7号、第27卷第11号)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即制表3万份，于4月1日起先后发交各基层党部、各民众团体，转向市民征求意见，另外在上海各报刊连续3天刊登征求意见表。截至4月20日，共收回17000余张意见表，其中棉花5496张，莲花3306张，天竹3316张，月季3176张，牡丹1546张，桂花50张。(《申报》1929年4月29日)当时，全国的纱厂有半数聚集在上海，上海也是全国最大的棉花对外贸易市场，市民以绝对优势票评选棉花为市花，可见人们对棉花与上海国计民生之重要性的认识了。

1929年10月，汉口特别市政府悬赏征求市花，至翌年1月选出桂花、水仙、海棠3种呈市政府择一为市花。2月10日，南京《新中华报》载：“汉口九日电：汉市政府决定以榴花为本市市花。”其寓意何在，不见报载。有人考证：“西人以榴花代表‘爱字，吾人亦可用以表示博爱之主义；且榴花萼瓣皆红色，更足以代表革命先烈所牺牲之赤血焉。”

在《特别市组织法》颁布两年间，七个特别市除青岛外都选定了市花。一些普通市也纷纷效仿特别市而评选市花。

先说滇省省会昆明市。1928年11月1日，该市市长提议以茶花为市花，其提案要点略谓：“滇省茶花，甲于全国，而本市茶花，又甲于全省。古人谓茶有数种，滇茶第一……滇茶有七十二种，其在省城内外者尤佳。况茶花能与雪争春，与梅争艳，虽逢天寒岁暮，犹能斗丽逞妍。是则刚具梅心，劲等竹节，选为市花，既新耳目，兼动观感”，云云。不久，经该市行政、市参事联席会议议决通过，于1929年元旦正式公布茶花为市花，其《布告》曰：“惟此茶花，系滇特产……其华丽也，无殊芍药、牡丹；其挺健也，却胜芙蓉、木槿。香以幽而弥永，想君子之淡交；叶以厚而不凋，媲高人之劲节。隆冬吐艳，能傲冰霜。”(陆为震：《国花与市花》)其寓意可见一斑。

再说宁波。该市政府于1929年春宣布以莲花为该市市花。时人评论说：“宁波人冲风犯浪，远达重洋，全国各通商口岸，莫不有甬人之踪迹……宁波人可称为亚洲之挪威人，因其有冒险之精神也。以莲为市花，足以显示宁波人习于海洋之生活，若以碧海不可须臾离者，有如莲之亭亭净植于水中焉。”(陆为震：《市花补遗》，《东方杂志》，第27卷第11号)

长沙市政府于1929年5月开始选择市花，由市党部“拟就一页表格，披露在报纸上，如选者姓氏，被选的花名，以及选举人的意见，教阅报者尽量推选”(《申报》1929年5月23日)。当时有张飞鹏等人提议以菊为市花，附议者众多，最后正式确定。张飞鹏等人的提议理由如下：“(一)菊花宜于南五省土质，而湘江一隅，尤为合宜，长沙菊花，出产丰富，种类繁优，省会如楚怡、孤儿院等名胜，每岁重九佳节，例须举行一回盛大的展览会；(二)菊花傲骨天成，孤芳自赏，不畏西风的摧折，不惧严霜的侵凌，正和湖南人卓铄精神、冲霄勇气，一般无二。敌制恶环境的菊花，更为湖南人的本能不谋而合；(三)菊花夙具‘寿星雅号，与寻常易于凋零的百花，根本互异。以菊花为长沙市花，这多可以表现湖南人热心革命，‘耐久的气节，又复相同。”(《申报》1929年6月12日)时人评论说：“窃思革命军自十六年由广州出师，转战东南，行伍中颇多湘中健儿，其努力革命之功绩，诚足多也!长沙为湖南政治之中心，以菊花为市花，不但可代表一市之光荣，且足以显扬全省民族之精神。”(陆为震：《市花补遗》)

1929年3月初，苏州著名文学团体一星社同仁雅集，“以苏州即设市府，改进市政，则市花问题亟待商榷，各抒所见”，最后蒋吟秋“主菊”，程瞻庐“主莲”，双方争执不下。(蒋吟秋：《苏州市花谈》，《申报》1929年3月7日)4月，苏州市政府秘书罗霞天提议，以梅花为苏州市花，其理由为：“(一)梅花占百花之魁，傲骨嶙峋，风霜自砺，质洁品高，不同凡俗，取作市花，足以表示清高雅洁。(二)吴宫花草到处撩人，而尤以邓尉梅林，著闻于世，姹紫嫣红，蔚为大观，以为市花，名实相符。(三)古人癖梅者甚多，而尤以林和靖梅妻之说，传为佳话，是以历史上更有相当价值，引人兴趣。”(陆为震：《市花补遗》)6月19日，上海《时事新报》载：“苏州市政府第四十次会议议决：市花由歹0席会议之各局科长分别拟举一种，征求民众同意，决定取舍”，可惜后来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