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文明之鼻祖——从彝族古代文明历史追溯说起
摘要:中国远古时代的彝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部落族群。其生息的区域,从西部、西南部往中原地区延伸到东海之滨,可谓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大族群。在万年以上的历史中,彝族先贤创造了自己的古老文字和十月太阳历。以刻划文字和十月太阳历为标志,可追溯达万年历史的古夷人,对世界本源、人类发展史的认识,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中国的文明史时序,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确立起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鼻祖地位。
关键词:中国;世界文明;鼻祖地位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与学术史上纵横中西古今的文化先驱者,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足迹,这些足迹镶嵌着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命运的忧虑、困惑和思考。早在1902年,梁启超先生曾为中国居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末鸣不平。出于爱国和民族自尊心,他曾大声宣布:“中国乃世界文明之鼻祖”[1]。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找到论据。如今,梁启超先生100多年来的这块心病可以医治了。我们可以告慰梁启超先生:在追溯古彝族文化历史中,我们找到了中国是世界文明之鼻祖的论据。下面,本文试图就此作一论述。
乔惠民书:金沙江两岸留下的万年先祖元符号。 (天下口碑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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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文明的源头在云南金沙江南北两岸
我们知道,云贵高原和金沙江南北两岸接近地球赤道,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植物茂盛,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从距今1500万年的开远小龙潭腊玛古猿化石,距今800万年的禄丰古猿化石,距今400万年的元谋蝴蝶岭猿人岔科化石,距今250万年的“东方人”化石,距今170万年,且学会用火的“元谋人”化石,距今数十万年的“丽江人”“西畴人”化石,到距今3~5万年的“昆明人”化石,可以排成序列,至于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几乎遍及云南全省各地。说云贵高原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丝毫不为过。因此,今天的民族文化学的研究,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于彝族的古文化。这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追溯来追溯去,最终被刘尧汉教授追溯到了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之中的原因。[2]
中国是世界文明之鼻祖——从彝族古代文明历史追溯说起
二、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
中国甲骨文和古彝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并列为世界六大古文字。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执行院长乔惠民说:“中国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彝文是当今唯一活着的世界六大古文字。”彝文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并至今活着的文字,而且古彝文拥有载体多样,内容丰富的文献。原始古彝文的创制和出现时间大致可推算为7000—10000年或以上。[3]
乔惠民书:中国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彝文是唯一活着的世界六大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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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彝文能够破译刻划文字
彝族文字可以释读甲骨文。1954年,西安半坡出土了一批彩陶以及“疑似古文字”的陶纹,郭沫若先生1959年和1961年两次前往半坡博物馆研究而未能破译,只说那些陶纹“其为文无可疑”,当时他把这些陶纹称为“刻画符合”。80年代,李乔先生认为彝文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密切,专程将半坡出土的1个陶纹中的32个样本带回云南与古彝文对照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相同的比例很高,认为两种古文字具有血缘关系。接着,他邀请红河县老毕摩李八一昆协助辨认,李八一昆读出了其中23个陶符,而且能够释译字义。李乔于《云南民族》、《云南师大学报》著文披露了能够用彝文破译解读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的列证,揭开了半坡文化的陶纹就是彝文的学术谜团。《人民日报》1990年11月12日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作了深度报道,解开了半坡陶纹千古之谜,将彝文亦即所能部分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字史,上溯到数千年,实际上也是把文明中国的古彝文推上了世界最古老文字之一的历史地位。[4]
中国是世界文明之鼻祖——从彝族古代文明历史追溯说起
四、古彝人与世界的交往早于“丝绸之路”
早在万年左右的古夷(彝)人时代,彝文经典《物始纪略》中就有“白人”“黑人”的记载。一个世代生息于西南高原、茫茫群山之中的古夷(彝)人,为何世代相传的典籍中会有白人黑人的记载?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就以马帮运输的方式,与西域(包括欧洲和非洲)有了商业文化上的交往。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中国其他地方不曾见过的纯金面罩。有人就猜测,可能是受了西域文化影响之故。据说世界上出土有纯金面罩的只有古埃及和希腊。这种猜测自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古夷文化的历史,要比埃及、希腊悠久的多,到底谁影响谁?尚待更多的地下出土文物作证。古夷人的“十月太阳历”用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兽纪日,“十月兽历”的十兽(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麂、岩羊、猿、豹、四脚蛇)纪日。埃及、巴比伦、印度也有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与古夷(彝)的历法相比,埃及、巴比伦历与夷(彝)十兽相同的有蛇、猿、羊、牛、鳄,与十二兽相同的有蛇、猿、羊、牛。印度的十二兽,几乎是古夷(彝)的十二兽的照搬,只是把“虎”换成“狮”。受古夷历法影响的迹象明显。古夷刻划文字的影响,在西亚古文字中更明显。如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距今4000年前的岩画刻符,希腊克里特岛距今3900年前~3450年前的线形文字、迈锡尼距今3450年前~3000年前的文字,印度河谷距今5000年前~4000年前的古文字,与古夷(彝)比较,字形笔划和书写方法都相同相似。有些字甚至用古夷(彝)释读。[5]
中国是世界文明之鼻祖——从彝族古代文明历史追溯说起
五、古彝文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古彝文是汉文的源头,西文的始祖。”刘志一教授撰文说,彝文与汉文是相互联系的,在一万多个彝文字中有800多个汉文字是彝文字演变而来的。这说明彝族文字是古老而历史悠久的。[6]
西方学者大都认为,现今的英文、罗马文的字母,是在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线形文字简化而成的。楔形文字和线形文字与中国的殷商甲骨文比较,有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因此,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文明是西亚苏美尔文明东传的产物。”著名学者刘志一对苏美尔人及其文明进行了深入研究,苏美尔人在西亚出现的时间距今7500年前~5000年前。而古彝文的创制可追溯达万年以上。他指出:“无论从时序、体质特征、语言、文学、文化风俗等方面都证明:苏美尔文明源于中国的远古文明。”直到西汉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邛竹杖”“蜀布”。可见远在汉朝以前的数千年间,我国西部的古夷及其后裔,与西亚各国的交往,一直未曾中断。[7]
六.按古彝文化算中国应有万年的文明史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史,上下五千年”,那是从炎黄时代算起的。现在我们知道,炎黄只是古夷(彝)族群中的两个部落,准确的说,是漫长的古夷部落发展史上,最后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两个较大的部落。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该从何算起?自然当从文字创始算起,有了文字,又有了天文历法,说明畜牧农耕已进入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阶段。古夷的刻划文字、地下出土文物证明,已有万年以上历史。古夷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也可追溯到万年前的畜牧农耕的初期,说中国有万年文明史,并不夸张。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历史,过去人们总是要提到“丝绸之路”,其实在汉代以前中国就与西方有了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中国排在最末一位,考古资料证明:埃及,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进入到青铜时代,其象形文字的创造,测定为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是在苏美尔人之后,由塞姆人、阿摩利人于公元前1800年创建的。印度,其文明的创建大体定在公元前2350年至前1750年之间,三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比起我国的古夷文明可追溯的历史要晚得多。中国文明,可毫不愧言地称做是“中国乃世界文明之鼻祖”(梁启超语)。[8]
湮灭已久的彝族十月太阳历被刘尧汉教授发掘整理出来,重新公诸于世,它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这件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其一。其二是:确定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鼻祖”地位。过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被排在最末一位,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历法的制定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掘面世,把中国的文明史,从五千年提前到万年以上,终于证明,中国确实是世界文明之鼻祖。同时还证明:云贵高原尤其是金沙江南北两岸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中国是世界文明之鼻祖——从彝族古代文明历史追溯说起
参考文献:
[1]. 朱琚元(彝族),《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1:51.
[2]. 戈隆阿弘,《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J],昆明: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3:16-17.
[3]. 蔡忠秀 吴华清,《浅谈三星堆或金沙图文与古彝文华的关系》[J],昆明:《彝族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2018年8月78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彝学会主编
[4]. 杨正权,《彝族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J],昆明:《彝族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2018年8月1—2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彝学会主办.
[5]. 戈隆阿弘,《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J],昆明: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3:20—21.
[6]. 吴华清 苏杰兵,《浅析彝族古彝文与三星堆金沙图鸟文以及汉文英文的字母关系》[J],昆明:《彝族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2018年8月84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彝学会主编.
[7]. 戈隆阿弘,《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J],昆明: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3:21.
[8]. 戈隆阿弘,《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J],昆明: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3:18.
作者简介:王敏,汉族,1955年10月生,1978年云南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毕业,主任医师,云南省名中医,云南省第二批省级名老中医师带徒指导老师,云南省彝医医院、原楚雄州中医院妇科主任,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共云南省委联系专家,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云南省彝医药文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中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中医学院特聘教授,云南中医学院彝医教材编写组编委《彝医妇科学》主编,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曾主编 《楚雄彝州本草》 《中国彝族民间医药验方研究》 《王敏中医妇科治疗经验集》 《王敏彝族医药论文集》 《源于太阳历的神奇—楚雄彝族医药探微》,参加编写《中国彝族药学》 《云南省中药材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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