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于德水

小于：

虽然要过节了，但一年多攒下来的话总得找个人说。

你一定还记得年前我曾打电话说要给你写信，说是不写不行了！而我这样说的时候根本顾不上问你愿意不愿意听我说。我能说给你，还能说给谁？你应承了，也一定从我不可抑制的情绪和口气里发现老侯胡塌了。

你说，“写吧，写吧”，那口气倒象个兄长！

我们已经好长好长时间不太通信了。

我们是什么时候变得懒于写信的？又是什么时候也懒得不再把心灵之窗打开？或许是我们经常见面，或许是因为我还有个“电台”，反正，我们好象再也没有了那种年轻时代相互吐诉的急需和热情。然而每次见面又怎么样，许多话，是说不出来的，许多做人的私隐是找不到合适的口语的。我们四眼相对可以用心用眼去交流沉默，但这沉默中又饱含了多少无可奈何。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许多话默默地说给自己，习惯了让内心自言自语，习惯了让中年的焦虑安释于无力的淡漠之中，于淡漠中品味孤独和寂寞。我们还能从家庭、妻女那里得到一些宽慰，但我们能完全满足于这宽慰吗？当着我们彻底地背对过去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因不再自信而只有依傍自信的自己。现实弄得我们力不从心，现实直接得让人自感惜惶。话语已成为多余，连思想也深埋进沉寂。于是交流的欲望被叹息声所替代，渴念被理解的热切被人终究还得自己活自己的明确所扬抛。我们变成了一个不再轻信又缺乏自信的孤立无信的中年人，让自己的脚认自己的路，听自己的脚步声。

有什么好再写的？有什么还要交谈的？又有什么好相互赠勉的？我们的心灵困倦了，麻木了？

我们的通信中止于我们孤独的开端，中止于一个热情退去，理智到来的时节。当着热情退去的时候，理智是多么乏味呀！

我们学会了久久地静默于行旅或在办公室里、家里。我们有时候常和妻子女儿又说又笑，但“我们”，另一个孤独的“我们”却缄默着、踯蹰着，淡淡地闪身一旁。卑微地、怜悯地看着那个为人夫为人父的人在演戏，在尽一个生活的角色。我们不同程度地因了个性的不同分裂着自己，把自我揭裱为两层：一个托裱于生活现实，一个托裱于虚无的存在，并在二者间体味真实。或者对于你这分裂还好受一些，但对于我就不是那么受用了。我常在事后感到可笑：刚才是你吗，它真实吗？那不就是生活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吗，“他”在活动中被带动，还是在自动？我们学会了这样两张皮式的生存，学会了在沉默中听自己灵魂的独白或者对白，反驳或者印证，申辩或者提诉，甚至把听任灵魂的自我撕咬当成一件美事去静静地欣赏，有如听夜半房顶屋角的老鼠吱吱地叫声，但这样能满足了吗？能安宁一会吗？我们可以理智地在历史的剧场中给自己寻找一个适合于我们的位置，不无智慧和明鉴地告诉自己或他人，这就是我们的位置，就如同指着一台机器上的某一个齿轮说，我们的命运的上限就是转承，只能在转承中检验生命的铁齿相互扣紧，就象我多次向你自白的，当着我们殚精竭虑地总算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时，才发现自己恰没有再多跑一步的心力和脚力，跑道不属于自己，但我们的心不想善罢甘休，我们的欲望之火还没有到全部燃尽的时候，我们毕竟看见了跑道，多么想一跃而起奔挤于竞争的人流；但我们的怕不行了，只能走，跟在自己的信息后的艰难而怅惘地走，一边走一边告诫自己要甘于寂寞甘于转承一边又鼓动自己能走几步就走几步，哪儿累了哪儿歇脚，当着秋去冬来之际，我们又启程寻找绿色！

我们毕竟启程于一个绿色行将后退的时节，与其说我们仍在寻找，还不如说我们在渐渐尽退中体验无奈和消亡。我们是在绿色的消亡中“保存”绿色的。理智的、生存的行动的我和情感的、心理的体验的我都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春天不再属于我们，充其量只是在消亡中“幻发”记忆。这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该是多么残酷的“嘲笑”。四十多岁的男人按常理当是如狼似虎，应该是理智、心绪和机能属于最恒定、茂盛和强壮的时候，我们恰恰却是相反，我们只是一只蔫狼，一只毙虎，困疲常与我们相伴，焦躁和虚弱与我们形影不离，虽然没有阳萎，但再也没有那种勇往直前和坚忍不拔的气概了。心身憔悴是我们最真实的体验。如果说因了认识到自己的最大可能还不告自明和自然，我们的自然是一种不无遗憾的自然，就象一条无牙的饿狗看见了血肉却自然的“不屑一顾”，牠不可能再生吞活剥了，牠再也没有噬血噬肉敲骨吸髓的快活了。我们的信息成了我们悲剧人生的全部根由，我们的悲剧人生成了我们羸物的现实的全部说明；我们的羸物现实成了我们全部信息的最后块磊；我们的全部信息又成了我们悲剧人生的最后说明，我们就这样可悲可怜而又可歌可泣地循环于自己的生命链条中，循环于我们的生存机器中，循环于我们从提升到肉体从活人到体验的第三个过程，体验绿色消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启悟了自己的“宿命”：我们是传统人格的嫡生，虽然也想反叛，但反叛只是对我们传统人格的一种反证和题解，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我是以自己的人生在解着传统人格的最没落的命题，这个命题是悲剧的最后境界，当着一个英雄时代行将结束的悲剧的最后境界也行将结束了。自然，这最后的境界决然不少它白炽般的光焰的，它是信息的光焰，燃烧着不死的精神油膏，但现在这油膏将尽了吧！新绿不再是形而上的全命果，新绿也不再是精神的圣水，新绿是在神死了之后人也死了之后绽发于现代社会的，它既不是神道的，也不是人道的，它不同于神和人，不同于神与人合一或为二的理想与幻觉，不同于或者为二或合一的“本真”，也不是一种浪漫或悲剧式的“实在”，它是一种存在，它是把虚无也纳入存在并对存在的“虚无本质”的虚伪的，即时的证明但却不是说明：它没有二元的芽尖，也没有一元的茎叶，它是存在的一种“自然光照”，是人的一种“自我复写”，是人之于他的历史、文化、创造、生存诸等体验的自白或者喃呢。它用已有的话语、规范、句式和价值准则已无法加以判断。这新绿是纯个人的东西，是一个呓语胜过真理（如果还有真理的话）；梦幻胜过真实（如果真实只能被感受的化）；体验胜过目的（如果目的就是为了体验的话）的时代行将到来的“先声”。虽然这新绿我还没有发现它，但我从我衰败的命运和不可复得的体验中或觉到了它；尼采曾大声呼喊着“神死了！”；后来的人（是基尔凯勒尔还是海保格尔？）又哀叹着“人也死了”，那么，在神道消亡，人道也消亡之后，只怕自己不会有一人用“道”能加以囊括的东西了；我潜在地感到，如果说过去了的，传统式的社会和历史的人文壮志总是在寻找一个恒定的、终极的本原和最后证明的话，那么，这种人类企图现在已经因达到了这样一个“本原”和“说明”而自我瓦解了，就象人们达到了月光，达到了太阳，达到了人自身时才发现这个“本原”和“说明”是多么靠不住。它只是人类无限种可能性的一种可能；于是，人类灰心了，那种坚韧不拔地寻找最后说明的气概，那种专横跋扈地指出本原的孤独意志，那种无形中用理想去掩饰“假定”的应用就散落在宇宙的无限可能性的空间里再也难以统一了。人只能向自我还原，向存在还原，向占有存在和自我的虚无还原，但可终不能还原—因为还原的目的仍然是一种假定，无限是还原于一，还是二或者多。那么人又该向何处去，他处在空前的无依无靠无法自原其说的明知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将向哪里去的孤独中、寂寞中，它只能从即时的、实用的、稍纵即逝的体验中去证实自己的存在并于这存在中认知，体验、感觉自己，把自己“还原”于自己。现代人是失落的，被一种“非我”强奸的，象一个虫子样的而大吞大咽时而气息奄奄脆弱的，象一粒尘埃一样不由自主的没有归宿的。现代人是不幸的，它被它自己的创造、历史、体验遗弃了，是个孤儿。现代人又是幸运的，他于失落中体验了复归的无时不在，于“强奸”中体验了“非我”的痛快淋漓；于脆弱中享受恒长，于无归宿中自然而然，于不幸中幸运。它既然遭弃了也就自由了，它既是孤儿了，也就是自己的、自主的、独立的，他使自己从道中脱落出来而不是解救出来；我能从各种现代诱惑中感觉到一个现代人那种即时的、实际的为人的快乐和匆忙，实惠和空浮，清陋和失重；也能从各种不能不甘被诱惑中感觉到证实到自己正界乎于二者之间，虽然我的心仍是传统的血泵；我的信息仍是传统的经幡；我的理智理性和情感情绪却无不时时刻刻体历着这二者的撕扯和绞痛，其实最感切腑的还要算“狭隘”了—这应该说让小杨说明对了—我时时能从自己的失衡心理和嫉妒心态中感受到自己的并不宽容，总是用传统人格的尺码去有意无意地比量种种现代人的自私、自尊和自信自为。我们有伪道德的一面，有当不上嫖客的报怨。或许还因为我们缺乏那种强暴她人的能力、胜略和技能或者冒险精神，我们一方面赞扬强暴的技能，一方面又唾骂它的残忍。我们总是身首两地的处于分裂状态，如此所言，我们又把自己揭裱成两层：一层托裱于传统，一层托裱于现实（未来），但我们所托裱的，终在是一幅饱蘸传统文墨的“中国画”，所不同的，我们并没有把自己逸散于山水气韵，而是把自己揉搓于笔端墨底，用现实的手法描绘一幅不少悲哀，并以悲哀引申悲壮的自白。我们在拍摄自己。我们挣钱，挣不义之财；我们想自由，只把自己的身体和责任给妻子父母女儿，心却漫无目的（你倒是安稳没有乱跑）；我们也想当个实利主义者，但我们既怕累也不想丢自己的“铁饭碗”，这饭碗是最好不过地留给我们这种既报怨唾骂传统而又须臾离不开一离开了就不是我们的人的。我们思想时清楚得象个圣人；我们行动时糊涂得象个子。前些时在西安碰上过去几个叫我“老师”的人，他感慨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自我清高”：我们清高吗，你说？

我们是把自己看透了，把这“命运”看透了，把这一代的来龙去脉看透了？没有，人要是真把世事人生看透了，要不当上皇帝，要不当上鬼雄，要不就上就地栽死。老范在手术后说“人活着本身就有意义”；老人们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常识中所隐含的人对于存在的自觉认同和赞许是决然不比存在主义哲学家逊色的，人们常常感叹于人生的忧烦无奈和那种无法言明的感受体验，比之把存在当成一个“命题”去思想要具体百倍。去年、前年，当我在每一个被胃病唤醒的黎明陷入迷惘虚幻之际；去年六月后当你知自己的确患上了不治之病乙肝心绪败坏地吃了几十副苦药之后终于明白过来“自我解脱”之际，我也曾认同这常识的真率。我们是常人，我们有着常人所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和天然缺陷。我们又不是常人，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行动的一面和内在体验的一面统一不起来，又不甘于如此常人式的活下去，并只因“活下去就是意义”而活着。我们大倡特倡地选择了一条为自己的人生注入意义的路，而这条路又更多地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体验的历程。常人是把生命当成一种外在的目的去与内心相匹配的；而我们有时则相反，是把生命当成一种内在的目的去与外在的目的相抗衡的。我们也有内外一致的时候，但我们更多的时候不一致，充满了矛盾焦躁和忧烦，我们的内心常象火盆一样躁热不安，一种无由的烦恼常与我们形影不离，这与其说是一种精神病灶，还不如说是一种对自己生命的本能反应和感悟：我们的生命是一种有能限的形式；我们的矛盾心态是精神不甘死亡或者被俘虏的自虐状态；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虚伪心理。常人的自虐更多地以他虐的形式得到平衡，而我们的自虐确是因意识到自虐而加以压抑，因而根本上平衡不了。我猜想，人的生命之所以不完善更可能是小人的“童年状态”有至，一是历史的童年，一是经历的童年，二者在人类学，遗传学上的根源对于我们是不可知的。但二者在我们生理、心理的反映却是不难体验的。如果说这能反映就常识而言反映了一种精神实在与肉体实在的固有不平衡，那么，相对于我们作为历史的一个片断、一个点、一个延续的序列，我们还更多地体验了一种人自身与存在的不平衡，却存在与虚无的不平衡性—我们总被一种虚无的心态、状态、势态搅得心神不宁。如果说一个时代的行将结束已经预示了一种“完善、完美”的意图的寿终正寝，那么，我们恰因了意识到它痛苦地无可挽回的毁灭而获得了一种空前的幻灭感。如此，我们一方面为看这幻灭而悲状地活着，“活着就有意义”；一方面又因不甘于幻灭于这种“理想”式的悲剧的临终状态而苦苦地寻找着新的精神支点和存在依据；好几年了，我不订任何刊物（摄影），我不想界入摄影界的种种现实，我有意识地把自己“流放”，则是一面临这样的“信息”我的强烈的不平衡心态就会遂然间失衡倾覆，二则是因为我们或者我的心灵再也承受不了更多的诱惑和实际的考验了，我之“流放”，实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让痛苦稍许轻微一点的途径，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能仔细地听悟一下它的真实的声音，我听到了这个“天启”了吗？听到了，那就是认了！自虐也会，意识到自虐压抑也罢，我必须在这个曾经让我自虐过，正在自虐而且将越发越意识到自虐的路上走下去。我想，每个人都渴望被爱。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再重新选择一次了。现代人是徨徨不可终日的，我们呢，是日复一日地临近白日梦般的幻灭的—走向生命的尽头却一无所获。

摄影是我们人生的拐杖；我们是多了拐杖就不会走路的人，摄影是我们的墓碑，我们又注定了给自己留不下一块墓地，摄影是我们自虐的一种还算美好的形式，我们在它的开启闭合中一步步地汲进自己心灵深处；摄影把我们同这个行将结束的时代和已经来临的时代接续起来，让我们艰难地体验“转承”；摄影给了我们一种“强暴”存在，“强暴”隐私，“强暴”他人心灵的“特权”，让我们在无形的“优越”中体验“失落”，在不可逆转的“失落”中自我流放！我们太孤独了，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心灵向境头前的人事打开。然而我们毕竟还有能聊以自恋的东西，给这个行将逝世的时代送行的、尽忠的、披麻戴教的人是那么的多，那么的忠渝，那么的心甘情愿，我们只是他们中的一个。这几年中我之所以能以一种“对等”的心态在拍他人，大概皆因为是我也发现了自己并不高明于他人。他人也是人，都有属人的局陷，我既不想讴歌什么，也不想批判什么，我只想老老实实地把快门声中我的独对和对白呈上。

我把全部的不义之财买了两台莱卡，让它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我也薄酒了一回，象征着我的虚荣与自恋复合为真实，象征着我苦苦支撑的信息，象征着我的爱。我爱摄影。李总编说：“你是中了什么邪非买莱卡”“太自私了”。我是中邪了，我的确自私了一回，只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太实际了。这个邪源在哪？这自私来的迟了还是早了？或许她已经不邪了，她已变得充实了，那么，就让我执迷不悟吧。

不能再多写了，我的心绪很乱。

我是否生活在记忆中？老了？

握手！

侯登科

  
        侯登科致晓京：珍稀痛苦吧，比金子还宝贵！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研究室主任、原《现代摄影》杂志编辑部主任、

致晓京

晓京：你好！

问你妻子、孩子好！

你的痛苦，让我高兴、激动、欣慰！你终于获得了一个搞艺术的人的起码自觉，知道生命的绞疼，情感的磨难和追求的艰辛，艺术家最宝贵的素质莫过于体验人生。不要悲哀，痛苦是生活赋于人的自觉意志的恩惠，是生活赋于你我这样的人的使命，是夯打个人虚荣心和人格的石锤，是扎向心灵的针刺，将放出你情感的浓血！太好了，太好了，我的直觉一直没有欺骗我，当你在我家里为一个农村妇女的“美”而颤栗，并升华起一种崇敬母性的情感时，我就朦胧地感到一颗纯净的心灵的博动！是的，成功并不完是留给痛苦者的机遇，但能感受痛的人，他的人格才能充实。它象不断涌动的心灵之泉的泉眼，向你释放出生命的能量，珍惜痛苦吧，比金子还宝贵！因为只有痛苦的人生才是真挚的，因为它像一条教鞭在不断地抽打人的良心，因为它似一个闸门以不断的闭合凝聚生命的冲力，又不断地开启让生命去冲撞绝斗。它是导师，用无形的威严和厚爱，让你穿越种种世俗的堤坊和人生的虚伪，去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这样矛盾，这样辉煌，这样有力量。你将一生与它相伴，并甘心情愿，捧出一颗心来，写下一个人字！掬起一把泪水，浇灌一个爱字！

伟大的心灵，就是在痛苦的极限中向自由开放的！你快看见我高了。

你以为我在胡言乱语！你以为我在作祈祷吆？你以为是为了安抚一颗被虚荣心污染了的心房？你以为我躺在几片让人垂慕的获奖证上在念念有词吆，你以为我由于自身的虚弱而求得一股合流吆？也许是，因为只有当我处在痛苦之中时才能发现自己的可爱、可憎、可耻与可悲，才能发现一个被爱与恨绞紧的头颅，才能发现一个人要一半在星空翻游，一半在深井叹息，才能嗅到心灵里流出的血的芳香和伤口上淌出浓的恶臭，当自私的欲火上窜时，痛苦又给我一场透雨，当意志被压挤在坐垫下时痛苦又使我跃起，象一头牛、一头驽马、一头躬着腰的狗，去寻觅填充心灵的食物，当我的眼睛被花冠弥乱时又使痛给我拨开狰狞的面孔。我开始明白，什么是人，什么是物，什么是爱情，什么是自己的价值—我不在于把自己钉上奖牌的边框，我确是寻求背上一个十字架走向彼岸。有人说过，人生的完成有两条道路，一是在成功中悲哀，一是在失败中微笑，那么，我是要悲哀呢，还是要微笑？

人就是在这种无止境的悲哀与微笑中憧憬着理想，艺术就是这理想的幻药，既然想吞下去，那就只能在理想中超渡，好兄弟，驾起自己的小舟，默默地划吧，彼岸就是“虚无”—没有王国、只有痛苦。人生就是痛苦之树的果子，有的人熟透了落下来—成功者，有的人没有熟透落下来—芸芸众生，对于我，熟透了是自觉的悲剧，无熟透是自在的悲剧。我不想成熟，成熟了就没有任何可幻想的了，不熟透的虽然不能留下一个种子，可正正是此才留下一个青春般的联想吗？站在大瑶山万米长的隧道中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可悲，站在飘红送绿的闹市我感受了生命的可悲和虚无，站在心灵的门口，我感受到了撕心烈肺般的恐惧和恐惧之后的平静。我是个矛盾的人，少了那一面，我将成为全新，而又不可能全新。

我只想告诉你，你的血液将象少女的青春一样奔放出来的，那么，会有生命孕育的卵胞的，生活不会亏待痛苦的人，大胆地拥护、接种吧！

但愿痛苦并不只带给你悲伤，“虚无”也是一种合谐和纯静的力量。

静静地等着，一头困兽冲出牢笼。我凭经验知道，它又会很快钻进牢笼，而后又冲出去，钻进来……一条心灵的路会被踪出来的！

祝你平静地听心灵的恋歌！

侯登科

21/5

另：

看不见自己并不可怕，怕的是想不到自己，所谓看不见，是主观升华的必须阶段，是一种半自在与半自觉状态的意识迷雾。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客观的否定因素出现了，也就是说主观的习惯和偏见已经被心灵产生的自觉意识覆盖了，而前者是经验的、理性的、习惯的，后者却是潜在的、心理的、新颖的，这是人自身的矛盾和悲剧，如果没有这种悲剧，那么人们也就如同神仙一样没有什么欲望了，也就不会有什么要求和不满足感产生了，没有后者，或者总是让后者屈从于经验和理性以及习惯，那么这个人已配作政治家，没有前者，这个则可能成为艺术家，而具备了这二者，也就具备了一个常人、完人的基本条件，这样看来，你也许会迎得一次自我否定的开端。虽然我也经常陷入这种迷雾，（大约半年或一年为周期）可每次迷乱失调均是以一种新可能的认识契机而终结，并在创作中带来新的迹象和启示，而对于人的认识，也就向自觉状态又迈进了艰难的一步。一个搞艺术的如果一生清醒，一生明白，一生理智，那么他只会对着“人”去审视心灵的外形，去作一个良心、责任或者人道的法官。如果他对着自己的心灵去审视心律常常出现的失调或者博动，那么他方可能为灵魂发现一点自由，对人的本质获得微弱的顿悟。

要敢于接受“自我一时走散”的迷乱，要善于寻找“心灵的一时走失”的根源，要富于等待“自我归复”的又一次到来，要勇于再一次让自我走散、心灵出壳……自觉也就是在这种不自觉状态中显现其恩惠的朦胧面孔的。

好了，不仿在发现不了自己时，去发现别的东西—学习、补充，为复归作新的巢臼。

日记·1983年6月27日（节选）

“你再想想三个镜头全有了，唉，你看着办。”

“我不买，1200元、1200元我买不起，我不能买”，我解释着，我不知说给自己还是说给老李还是说给别人……

耳机里嗵嗵的盲音把我从惆怅中唤醒，我放下了话筒一下坐在椅子上全身酥困，桌上的稿子乱麻麻地成了一道道的黑线。苦衷，一幕幕地再现着：我在向马处长、张处长祈求买个相机吧，这么大一个处没有一个像样的相机怎么行。得到的是带理不理的微笑，我又在向钱书记企求，只要能解决相机的问题，小侯一定把处里的报道搞好。眼巴巴地听到那研究研究再说的承诺。我又在向钟克昌诉说自己的难处，盼望他能把相机再借给我几日。我又在床上翻着身，又一次失眠，工作、相机、事业……我的头嗡嗡作响，两个手紧紧地抓着钢笔，一个可怜的弓着腰的年轻人，一边演练、一边跌跤，艰难地在事业的道路上一次又一次地栽倒，站起来，他吼叫着“相机相机！”我自身的价值的兑换场，我事业的“武器”！

一阵风从窗外吹了进来，麻木混乱的头脑开始冷却。全身是冰凉的汗水，我突然把手中的钢笔狠狠地朝桌上扎去。我在想什么？什么也想不起，脑子像真空一样，许久，还是像真空一样。买！买字从我的牙缝突然挤了出来。买！一颗子弹从枪膛射出，打响了我理想的彼岸、打响了我命运的宿敌，我腾地站起来，一只手向话机伸去，两个军人走了，我再也坐不下来，得去找钱，得去找老婆商量，得去找钟克昌问个仔细，我朝门外跑去，把一切甩在身后。

日记·1987年12月26日

不写这些了，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却正在叛逆。我也是人，不是神的点缀和装饰。

明天我将要回老家去，去看父亲、母亲、房子、地皮又得重新咀嚼农民的苦味了。我走进家门时，面对破烂不堪的祖业会产生什么感慨？注定会有悲伤的，但愿父亲能从此断了我这个儿子的来龙去脉，让我哭着离开，再不回头。

我将像一叶枯黄的叶子飘荡于人生的秋暮寒冬，风来了，刮得我躲进角落；雨来了，打湿我没有泪水的肉体；雪来了，掩埋我没有身肌的遗憾。人生的暮色已经罩住我的灵魂了。

我能干点儿什么？我把自己彻底否定了，也还是一张打着历史标记的皮，一颗滚着热血的心肝，我一无所有！我是孤独的。

一年快完了，这一年我的苞衣脱在了珠海；我的幻想破灭在珠海；我的纯真和善良遗失在珠海；我的仇恨也萌生于珠海！我看清了自己也是个有文化的农民！

于是把农民的影子留在明年……

日记·1989年11月6日

31日给《现代摄影》寄了所要的“面孔”，我发现我所拍的那些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总脱不出一种淡淡的人性悲愁和绝望，即使是那些乡野村妇和藏族姑娘也很难不产生一种让人伤感的体验，只是没有为艺术的美感。我不禁问自己，人生难道真如此惆怅，还是自己开始真正的尝到一种人性醒悟的苦衷？

日记·1990年元旦（节选）

……文森特·梵高一生活了短短的37年，“啊，我的作品……为了它，我冒了生命的危险……我的理智也差不多完全丧失了。”与其说他丧失了理智，还不如说是“疯狂的理智”榨尽了他的一生。而我，也曾体验过疯狂，体验过丧失，如今却一切都平安无恙，只是总是难忍那隐隐约约的饥渴阵阵发作……文森特一生只卖出过一幅画，400多法郎。如今他的画已价值连城，创纪录达4000多万美元。我不知道在生与死的价值尺码上艺术究竟能否这么值钱，我唯感到，艺术的可悲如他一生的自虐！自虐又在巧合中让人激动不已，仿佛真有一个幻想的世界，在那里，灵性与肉体方能结为恒定的终极！然而，我不疯，不巅，更不狂，我的生活似又滑向了另一种唯有心灵才能悟知的平和。我不愁吃不愁喝，有妻室儿女，相机胶卷，我把自己稳稳妥妥地安排在普通人的生命线上且心安理得！只是，我仍不甘于就此作罢，仍有渴望，时而把它泯灭，时而又把它燃起；似有光明，似又暗淡。我能感悟到浓雾中的湿靡，却再也喷发不出覆倾大雨，磅砣犀利，涛涛荡荡！我甚至不配去想象，只能这样不痛不痒地走去……

“艺术家难道意味着—卖？我认为艺术家指的是一种始终在寻求，但未必一定有收获的人；我认为它的涵义与我知道它，已经得到了它正好相反。我说我是艺术家，我的意思是我在寻求，我在奋斗，我全心全意地投向于艺术中”梵高这么说着走过了。我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的人，从来不配把自己的名字与艺术联系在一起，抑或，艺术过去只是一种想象，如今生活就是艺术？又该收获什么？又该寻求什么？

日记·1983年3月15日

跟踪抓拍的感想：又一次失败地记录。

今日为拍两个浙江的补鞋姑娘挑担串乡竟闹出一场惊虚来。姑娘对我的恶感、农民对我的恶感、中伤、敌视、差点儿动起手来。什么“流氓、诈骗犯”等实在使人难以想象。弃车不坐追逐竟五里路，一张片子也没有拍上，反而得出了从个人情感上完全相反的感受和难以遗忘的记忆。农民是多么的朴实可亲，他们为保护这两位舍家出走自谋生计的弱女子，竟把我这个一心想反映她们这种保护动机、善良的愿望的人，弄得这般狼狈不堪。在唏嘘中得以解脱。看来情感不被他（她）人所理解、所接受时，强迫性的追逐只能得出不好的结果。

当我不得不离开村子时候，我没有感到有何等的丢人感受，而却感到自尊心受到刺伤。我常常尊敬的农民，竟也是这样愚昧至极，在他们心中我变成一个趁火打劫的图谋者，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倒成了一群可怜的野蛮人。然而越是这种愚昧，越是这种野蛮，却更吸引了我的表现欲，但这种野蛮的行为，我总还是感到比钱万里先生影集中那些故弄姿俏的女郎要对我有吸引力，更能表达出人的本能—本质的特征—善良而又可悲。

抓拍看来最好是不要在直接的条件下，在引起对象反感时，就最好不拍，否则只能增加一个人的苦恼和不幸。

日记·1982年6月29日（节选）

我无意中发现了他，那个蜷缩在中铺上的中年人，他双眼长久地盯死在黑暗的隔板上，时而像两只烧得火烫的钢钎，时而像两根冻得结结实实的冰柱，时而像两个没有一丝光泽的墨斑，在清黄犹豫的脸上—一张陈旧的宣纸上泛出痛苦的晕迹。在那不为人知的空间里扩散，带着一种隐约而又不可猜测的苦水流进他蓬乱的长发，和荒草一样杂乱的胡须之中，他在想什么？

……

他一直不说话，别人在说着什么，我敢断定他根本没有听进去，他也许在想什么，一件让他久久不能忘却的“什么”！我看着，为这个奇怪的旅客编织着那种种惘然的答案。

是一个作家？显然不是，只就那幅颓丧的样子就引起了来来往往的行人的瞩目，再说也不像，哪有作家不善言谈的？车厢里也是一个天地呀！可为什么又不时翻看《海明威传》？

是一个出差归来的行旅，这倒差不多，可为什么在将要归去的时候会有那么多悲凉和忧烦？去见亲人、妻儿？是探亲归来？对，这也许是中肯的，想着父母，想着儿女，想着妻子，想着又将在孑然一生的漂离中去体味人生的孤独了。可是不对，又有什么可写的？把思绪还是忏悔写在笔记本上，对于迢迢之外越来越远的妻子又有什么实际价值？

是一个弱者！我不明不白地解开了那一串串环扣，是一个弱者，只有弱者才能在这种自省中去记录自己的无聊，即便是低头写写，即便是像下铺那个妇女一样发出痛苦的呻吟，即便是让心从牙齿中出去，即便是有一万种情思和哀愁，可他还要走吗？还是要和“我”坐在同一个车上，向着一个不自愿的目的自愿地进发吗？灵魂和肉体在捉弄着中年人时，现实不同样还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