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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季克良：《万吨圆梦》（之二）
2017年05月12日 12:50 茅台时空
《季克良：我与茅台五十年》一书内容多是从不同渠道（报刊、杂志及网络等）收集成册，旨在将季克良与茅台半个世纪的交道更全面客观地呈现出来。不仅呈现给我们一个企业家的成长侧面，同时也是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生动折射。
本次，《茅台时空》推荐大家阅读本书第一章《万吨圆梦》，看茅台酒如何走上“万吨圆梦”之路。
万吨圆梦
季克良
二
“
1957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的社论，提出了“把 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的号召。1958年初，经毛主席批准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正式公布，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争取5至7年或10年，要使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表明了中央要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决心。
1958年的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大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5年或者7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农业总产值。”为了提高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9项规定》，规定会后地方兴办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审批外，其他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省、市、自治区审查批准。
”“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遇到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省长的周林同志（仁怀人），当毛主席得知贵州茅台酒是用红军四渡赤水的赤水河水酿造时，高兴地说：“茅台酒何不搞它一万吨！当然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这一句话，道出了领袖对国酒事业的希望、期盼与厚爱！也道出了历代国酒人内心深处的心愿。
从那时开始，政府加大了对茅台酒厂的投资力度，当年就投资了130万。1959年、1960年又分别投资了130万和250万，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完善配套设施，生产厂房从一车间修建到了现在的二车间、三车间，产量也从1958 年的627吨发展到了1960年的912吨。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如1959年调贤瑞三同志任党委书记，调张兴华同志任副书记，而郑光先同志不再兼任书记只任厂长，1960年又任命罗庆忠谢世礼为副厂长。还包括充实技术力量，加强科学研究。轻工业部第一次组织了部、省、厂有关专家进行科学研究和总结，如蔡雨色副总工、蓝桂生副总工等同志就是那时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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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大跃金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生产设施、配套设施、熟练工人、技术骨干都十分缺乏，再加上劳动组合也不合理，因此质量也出现了波动，质量的波动最终导致了效益的下降。1962年开始，贵州茅台酒厂第一次出现了亏损，这一亏损一直延续到了1977年。到1978年，才由省委决定调仁怀县委书记、县长周高廉任茅台酒厂书记、厂长，和当时的领导班子加强管理，扩大销售，一举扭亏为盈，这是后话。
正因为如此，贵州茅台酒的产量很快从1960年的计划产量1000吨、实际912 吨下降到了1961年的计划产量380吨、实际产量347吨。祸不单行，到了1963年，全国举行了第二届评酒会，但由于当时的评酒委员没有进行培训考核而是以点将的方式产生的，再加上当时李兴发厂长还没有提出三种典型体的划分，因此，评酒方法也不尽合理。这几个原因，使贵州茅台酒受到了一定影响，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训，为此有关单位、部门、相关人员做出了检讨。贵州茅台酒厂的历届领导班子和领导十分重视茅台酒的质量 ，分别提出了 “质量第一” “质量是生命” “酱香是重中之重” “质量是生命、质量是竞争力、质量是效益、质量是市场” “以人为本、以质求存、继承创新”等方针，并坚持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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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4 年分到酒厂的，同来的还有徐英同志。我的分配和评酒结果有关，我来时可能是茅台酒厂历史上的最低谷，计划生产200吨、实际产量220吨，亏损高达84万元，人员只有300多人，还在动员外调。
质量的波动，效益的下滑，生产设施的大量闲置，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引起了周总理，国务院财委，轻工业部，贵州省委、省政府，贵州省轻纺工业厅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调整了厂的领导班子，由柴希修同志任贵州茅台酒厂党委书记、刘同清同志任厂长；二是派出了以轻工业部司长为首的四清工作队，后任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的耿兆麟会长就是那时的工作队员；三是组成了以周恒刚高工为首的科学研究试点组；四是组成了更高级别的由方心芳、秦含章、朱宝镛等专家组成的领导小组进行传统工艺总结。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很快生产开始正常，质量稳定提高，产量上升，亏损下降。产量由1964年的222吨上升到1966年的312吨，亏损由1964年的84万元下降到1966年的42万元。 可是很快又来了 “文化大革命”，致使科学研究中断，产量徘徊，到1970年计划产量为250吨，实际产量降到了23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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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外部环境，有的协作企业因企业本身的原因，生产不正常，造成包装材料供应不上或其他原辅材料供应不上影响了茅台酒的生产和包装。如1973年外销任务只完成了一半还不到，生产到六轮次没有烤完就丢糟，计划产酒700吨，实际只产了606吨；另一方面是内部环境，由于一部分职工把时间、精力放在了“抓革命''上，生产进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不是全局性的，我是见证人之一，我们的工人干部思想觉悟很高，很多同志爱厂如家，坚持贯彻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 “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记得有一次很多工人去“革命”了，很多生产班停止了生产，但有部分工人照常上班，一个制酒班只剩下一个同志了，他坚持一人起糟，一人掏糟，一人上甑，一人下甑，一人收糟，有些同志看到了，纷纷主动来帮忙，创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造成一天停产的奇迹！这件事对我教育、帮助很大，使我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胸怀，我也常用这件事教育职工。
内部环境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设施不配套，经常影响正常生产，如缺电、停电、缺水、停水、设备损坏等等， 有时一年要停产一百多次，但我们的工人却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保证正常生产，不能保证时也要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我记得1975年曲块粉碎机坏了，厂里便组织了大量当年刚进厂的新工人用锤子去锤曲块，保证了生产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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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反革命事件”暴露，毛主席、周总理重新控制局面后，开始酝酿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并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年3月周总理用小球推动了大球， 邀请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7月发表了“尼克松访华消息”。1972年尼克松访华， 而后，法国总统蓬皮杜、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相继访华，茅台酒厂相继勾兑了“尼克松访华专用酒”、“ 田中角荣访华专用酒”、“蓬皮杜访华专用酒”。 由于刚刚打破了外交的坚冰，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访问情况 ，也写了很多花絮，特别是尼克松、田中角荣品评、评价茅台酒的趣闻 ，不断见诸报端，在世界上形成了第二次茅台酒热！ 第一次是在万隆会议后 ，说“茅台酒好喝”、“茅台酒不上头”、“茅台酒能治百病”都是那时的媒体用语。正因为这样， 茅台酒供不应求， 茅台酒由1970年的232吨第二个低谷， 到1971年就增加到375吨， 1972年达到了550吨，1973年达到606吨，1974年达到了664吨 ，1975年达到了700多吨。我们公司的现任领导和技术骨干、业务骨干大多数是那时进厂的员工，如袁仁国、刘和鸣、谭绍利、丁德杭、吕云怀、戴传典、刘自力、谭定华等同士特别是从仁怀县级领导岗位上调进我们厂的邹开良书记、厂长也是那时调来的。他们大都见证了1971年以后的贵州茅台酒厂的发展历史。但当时的产量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寄予的万吨厚望还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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