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热情浇灌《五朵金花》
《大众电影》杂志 2009年24期 作者：朱安平
剧本交到夏衍那里,夏衍给予了充分肯定,但认为“七朵金花”仍然嫌多,并就一些故事情节及艺术表达提出了意见,觉得“轻松愉快不够”,还需要加强戏剧性。
夏衍一手策划
在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片中,长春电影制片厂仅用4个月摄制而成的《五朵金花》分外灿烂。这部难得佳作得以诞生,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下,由时任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直接组织并予以具体指导的结果。
1959年春,电影界掀起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片拍摄热潮,周总理了解到各厂上报大都是庄重肃穆的重大题材而缺乏轻松愉快的节目,当即找来夏衍指出这一问题,要求予以注意解决,并提出:“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是否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
夏衍确曾在这年1月到云南大理参加过一个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对秀美的苍山洱海与智慧勤奋的白族人民印象深刻,曾动情地说过“‘歌城花海的大理,是创作的沃土,应当出个好作品。”但他感到仅凭一次匆促之行尚难下笔,遂向总理表示:“我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但可以推荐一个人来写。”夏衍推荐的人选就是女作家赵季康,时任作家协会昆明分会专业作家,写出了不少反映西南少数民族生活作品,其中就有与丈夫王公浦合作的《两个巡逻兵》《摩雅傣》两部电影文学剧本,以笔调细腻委婉见长。
在征得中宣部有关领导同意后,夏衍迅速采取措施平衡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的创作生产,亲自致电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希望他们能在短时期内搞个完全有别于严肃宏大题材、反映新中国少数民族幸福生活、带有轻喜剧色彩的剧本,建议在大理的苍山洱海间展现白族人民的能歌善舞,要有山光水色,要展示祖国大自然的美,要轻松愉快,适宜向国外发行,还专门提议可让赵季康作为编剧。
此时已是4月初,赵季康和王公浦正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深入生活,接到当地县委转达的“有一部电影等你们创作”通知,俩人急忙赶到昆明。袁勃在作了一番简短的说明后,对他们交待道:“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赶快编个故事,要是编不出来,国庆就赶不上了。”
从“十二朵”到 “五朵”
“一个礼拜?”赵季康听了有些着急,但已不容退却,好在她和丈夫早在1955年曾经去过大理,赶过“三月街”,对那里的风俗人情还算熟悉,曾想过要写一部以《三月街》或者《望夫云》为名的民间传说,但一直没有动手,这次恰巧可以用上了。于是俩人便决定用三月街上最为壮观的赛马作为开场,并以此为基础扩展成戏,不到一周便拟出了名为《十二朵金花》的电影剧本提纲。随后按照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安排,夫妇俩分头行动,赵季康立即飞赴北京听取意见,王公浦则到大理进一步丰富创作素材。
夏衍与分管创作生产的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一起,直接听取了赵季康对《十二朵金花》内容的描述,一致认为立意与构思很好,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夏衍说,这个提纲看上去像是以纪录片样式设计的,写十二朵金花,这恐怕不行,也不能打动人,要观众看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是坐不住的,山河再美,人物再好看,也经不住看。因此一定要压缩,最好按故事片去写,要有一点情节,另外要写人,作品不写人,是无法感染人、打动人的。他还特地提醒赵季康:“按照这个提纲写成剧本可以拍3部电影了,一部电影最多只有105分钟,你应该心中有数。”
根据夏衍、陈荒煤的“命令”,赵季康留下来赶写剧本。她埋头在文化部招待所挥笔奋战,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原先设计的“十二朵金花”经过大幅删改成为“七朵金花”。当写完剧本初稿的最后一个字,她把笔往空中一抛,连皮鞋都没来得及脱,倒头就睡着了。两三个钟头后醒来,她又立即找来姐姐赵继瑞,“逼”她帮自己抄写稿子,差点把姐姐累病,后来的第二稿她只好拉来一个侄儿帮忙誊清。
剧本交到夏衍那里,夏衍给予了充分肯定,但认为“七朵金花”仍然嫌多,并就一些故事情节及艺术表达提出了意见,觉得“轻松愉快不够”,还需要加强戏剧性。于是,赵季康又对剧本进行了认真修改加工,把“七朵金花”改为“五朵金花”,即“副社长金花”、“积肥金花”、“畜牧金花”、“拖拉机手金花”、“找矿金花”,减去了“水库金花”和“采茶金花”,保留下来的人物和情节进一步予以充实与丰富。在最后由赵季康和王公浦一起共同完成的名为《五朵金花》的定稿本中,白族青年阿鹏与金花相识于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盛会上,两人在蝴蝶泉边定情并相约来年再会。翌年山茶花开时,阿鹏如期而至,但未见金花踪影。痴情的阿鹏便开始了遍及苍山洱海的寻访。因不知金花的姓氏地址,连续与四个金花闹出一段段有趣误会。最后阿鹏来到当初定情的蝴蝶泉边,终于找到了心爱的副社长金花。
在圆满交出剧本之时,赵季康得知这个题材原来是周总理希望夏衍来写,而夏衍又是自己深为敬重的前辈,对此感到很不安,加之在创作中自始至终得到夏衍的悉心指教,她视之为是“师徒合作”结晶,特地在署名时加上夏衍名字,但马上被夏衍删去了,并说“作品没有我的劳动,怎可乱加名字。”多年后面对影片所获得巨大而深远的声誉,王公浦曾由衷而言:“从它的最早创意到制作的全过程,都是在夏衍同志一手操办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没有夏公的高瞻远瞩和对电影艺术的精湛把握,影片是不会取得如此成就的。我认为对《五朵金花》的每一句称赞,都是对夏衍同志的无限怀念。”
王家乙轻装上阵
就在向云南方面布置突击创作剧本的同时,夏衍与陈荒煤着手安排落实拍摄事宜。考虑到建国以来已有的十来部民族题材影片,绝大多数都是出自长影,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遂决定将拍摄此片的任务交给长影;具体导演人选则有意于有一定资历且经验较为丰富的王家乙。
王家乙与摄影师王春泉立即赴京面见夏衍。在交待任务之后,夏衍说:“要搞好一部片子,首先是要熟悉生活,要有直接的生活感受,因此你们要赶快到生活里去,要马不停蹄地深入生活,最好明天就走。”
于是王家乙等马上转赴云南,同作者见了面,然后去了大理、剑川、丽江等地,一方面熟悉生活,一方面选择外景。待到再行返回北京,剧本初稿已出来,夏衍又就如何拍摄作出具体指示,他强调:我们的电影,“直”“露”地表达主题,宣扬主题的状况由来已久。但艺术本身不应该是这样的。搞艺术作品应该靠形象,而不能靠说教,甚至搞一些标签式的标语口号。他期望搞这部片子,一是要遵循艺术规律,用形象来感染人打动人;二是为能够在更多国家发行,避开各种不同的审查剪刀,达到宣传我们、扩大我们在国际的影响的目的,是否可以:一不出现政治标语口号;二不要提共产党、毛主席、共青团、人民公社;三不要出现政治性语言。
听了夏衍所说这一要求,王家乙感到“简直倒抽了一口凉气”。后来回顾时他曾坦言:“这不是我反对夏衍的观点,而是我所处的时代。1959年春天正是1957年反右派以后,一切服从政治的年代,也是我由于与所谓‘右派关系密切而被留党察看的年代,现在要我搞一部连毛主席、共产党、青年团都不提的片子,这不是把我往地狱里送?”
夏衍大概看出了王家乙的恐惧和顾虑,就亲切地进一步加以阐明。他说,你在电影里塑造了一批有鲜明个性的新人,展示了这些新人的思想感情和高尚情操,展示了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新的美好关系,使人看了感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真幸福,太值得羡慕了,而这个社会就是新中国。那么,新中国是谁领导的?谁都知道是共产党、毛主席。这样,你虽没有直接提毛主席、共产党,不是也间接地宣传了毛主席、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好吗?再说,敌对阶级的审查剪刀是非常厉害的,往往为了一句话,一个口号,甚至墙上一张标语,就不让你发行。所以,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为了争取在更多国家发行,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也能上映,你在影片里完全可以不出现任何标语口号和政治术语,也是可以达到宣传我们的政治目的。
尽管被夏衍基本上说服,但王家乙一想到将来的社会舆论,不由得还是顾虑重重,便表示:“我可以按你讲的去做,可是将来在国内一上映,各方面的指责与问罪,我可受不了……”夏衍立即说:“这不用怕,有文化部和中宣部为你说话,替你承担责任。这是我们给你的任务嘛!”
接着夏衍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为了使这个片于更轻松愉快些,希望采取喜剧样式去搞。王家乙不由得又倒吸了一口凉气:1957年长影导演吕班就因为搞讽刺喜剧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寻爱记》等一批喜剧片也受到了批判,现在正是谈喜生悲的时候,怎么把这个难题又加到我头上呢?
夏衍看到王家乙目瞪口呆的窘相,不由得笑了笑,问道:“你怎么这样怕呢?”王家乙说:“夏部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夏衍不等他说下去,就开导道:“喜剧的样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嘛!从你要表现的内容来说,不可能是讽刺喜剧嘛!根据你所要表现的内容,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搞一部歌颂性喜剧呢?只要不搞低级庸俗,从生活出发,从美的享受着眼,从结构上、从人物性格差异和误会等方面,还是可以找到许多喜剧因素的。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文艺要百花齐放,就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你应该有勇气突破一些框框,大胆做一次尝试。搞创作总会有一定风险的,如果因为怕,就不敢迈步,那是搞不成艺术的。希望你大胆闯一次。”
夏衍这番极具远见卓识而又平易近人的谈话,深深打动了王家乙,令他感到既指明了方向,也鼓起了勇气,当即明确表态:“按你的要求去试一试。”夏衍很为满意和高兴,非常放手地要王家乙不必再等他审定剧本,立即组
织摄制组出发到外景地,在实际生活中边修改、边拍摄,希望他们克服一切困难,一定在国庆前交卷。
杨丽坤脱颖而出
在后来的拍摄中,王家乙所经历的困难和压力一个接一个。所幸的是与王家乙搭档的主创班子非常好,不仅相互配合默契,而且给予他很多有力支持。按照“轻松愉快、赏心悦目”的主旨,片中别具匠心地安排出现两位采风的艺术家,在阿鹏为寻找爱人与重名的几位金花发生的纠葛中起穿针引线的作用,由此巧妙地将看似零散的情节有机串联在一起,并利用了他们无意中造成的麻烦、好心却帮倒忙而更加深“误会”,为影片增加喜剧情趣。对此,有人竟对王家乙大敲警钟:“采风是上级号召的好事,你出他们的洋相,将来音协美协问罪起来,怎么办?”担任作曲和美术的雷振邦、卢淦当即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说戏里的画家、音乐家就是他们二人,后来特地加上“由长影来的客人”台词。
影片的演员表演相当出色。饰演男主角阿鹏的是北京电影学院二年级学生莫梓江,虽然才刚刚满19岁,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却能较好体味并表现出人物为爱情不惜跋山涉水执著追求的忠贞与坚定;他从来设有靠近过马,却能按照剧情要求做到娴熟地跃马奔腾,还能够轻巧地驾驭牛车。几位金花也是各具风采,杨丽坤演的副社长金花年龄最小,演得却最为成功。当时她仅有17岁,是云南省歌舞团一名普通演员。起初团里所推荐的候选对象并没有杨丽坤,就在前来挑选演员的王家乙与王春泉起身离开路过一栋楼房时,长于肖像摄影的王春泉看到一位姑娘正侧身坐在窗台上擦玻璃,一眼断定如拍电影准上镜头,他们赶忙向团里打听具体情况,随后即请这位名叫杨丽坤的彝族舞蹈演员下楼来见见面,三言两语一对答就初步挑上了。为了从预选的10个人里筛选出所要的金花,王家乙布置了一场即兴表演考试,道具是一个脸盆一条毛巾,规定情景是经过一天紧张劳动回到宿舍,又听说晚上还要去参加突击演出,这时候怎么反应?姑娘们一个接着一个进行表演,有的使劲摔盆,有的唉声叹气,有的骂骂咧咧,均以直白方式表示不满。唯独杨丽坤的表演显得独特,她先以相当麻利的洗脸动作,体现想很快得到休息的心情,当听说晚上还要连轴转参加演出,表面上并没有太多的抗议,只是嘴角嘟囔了一下,显得非常生活化,而且有一定的内心体验。这让王家乙再度感到眼睛一亮,紧跟着又出了一个题目,随手递上一封信让她看,杨丽坤设想是妈妈写来的,动作为接过一看熟悉字迹,美滋滋地喜形于色,王家乙在旁边插问:“谁来信啦,这么高兴?”她一边拆信一边撒娇地说:“不告诉你。”在拆开一看后,她两颊顿时抽搐了一下,嘴一撇,眼睛一眨巴,差点儿掉下泪来,原来是信的内容让她大失所望,妈妈告知她的对象吹了。通过这场考试,王家乙感到杨丽坤的素质好、悟性强,当场宣布她为主角。杨丽坤却吓得哭起来,忙说:“我只能跳跳蹦蹦,又没上过电影,怎么能当主要演员呀?”王家乙回答道:“怎么不能当?你就像刚才那样,不要紧张,不要做作,朴朴实实地演就好了。”
王家乙的期许没有落空,杨丽坤后来在片中的表演果然做到朴实自然,分寸把握很为到位,把一个白族少女不事雕琢的美丽、稍带羞涩的大方、质朴中透露出的对生活对爱情的热望,展示得惟妙惟肖。
值得提及的是,《五朵金花》公映后被称赞为“编导好、演员好、音乐好、风景好、色彩好”的“五好”影片,一举夺得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不仅在国内产生轰动效应,还先后被介绍到46个国家广受欢迎,作为主演的杨丽坤一举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曾跟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多次出国访问。1960年冬,杨丽坤随云南省歌舞团到中南海怀仁堂汇报演出时,周总理亲自向毛主席介绍:“她就是演《五朵金花》的杨丽坤,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电影演员。”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