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期刊阵地与“五朵金花”讨论的兴盛
《今传媒》杂志 2018年1期 作者：吴元东
“五朵金花”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涵盖了中国古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等问题。相关讨论的深入开展与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史学期刊发挥的重要培育作用分不开。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创办了大量新的史学研究期刊。这些新的学术平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办刊宗旨上秉持“双百”方针，鼓励史学讨论的开展，为“五朵金花”讨论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平台和空间。为使论题集中，这里主要以创刊时间最早的《新史学通讯》为例加以研究阐释。
一、新中国成立后新旧史学阵地的转换
民国时期，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产生了大量的史学刊物，其中有一些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新中国成立后，原有较有影响力史学报刊比如《历史语言所集刊》《食货》等刊物或迁到台湾，或停刊，旧的史学阵地基本荡然无存。旧史家顾颉刚曾是创办史学期刊较为积极的旧史学家，所办《禹贡》等刊物也比较有影响力。在建国之后，他还曾希望主办的禹贡学会和史学期刊《禹贡》能够继续生存，但这种愿望最终未能实现。顾潮在为其父亲顾颉刚写作的传记中曾经提到，1949年八九月的时候，“父亲期望禹贡学会能与新史学会取得联系，他写了一份禹贡学会的情况，并列出一份学会成员名单，送于新史学会。在拜访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时，胡氏谈及《禹贡》杂志可由新华书店续出，并可由其支付稿费及编辑费，父亲为此甚为高兴......，可是一个月后胡氏即改口，谓由新华书店代售固可，若要其出版则须待开会商议。复刊事遂作罢”。[1]
旧史学期刊阵地的消亡，必然有新的史学期刊阵地的兴起替代。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创办了大量新的史学研究期刊，比如《历史教学》（1951年）、《历史问题译丛》（1953年）、《历史研究》（1954年）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建设》《学习》等重要期刊也是发表史学论文的重要阵地。1951年，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河南分会创办了《新史学通讯》，这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研究领域创办时间最早的期刊， 1957年后改名为《史学月刊》。
当时的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是《新史学通讯》主要的创办者和主持者。嵇文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也是开拓唯物史学阵地的早期奠基人之一。《新史学通讯》期刊的创办，指导方针以宣传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为目的。期刊名称中所指的“新史学”即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根据嵇文甫的学生胡思庸的回忆，嵇文甫明确向他说过，《新史学通讯》期刊名字中的“新”是对应封建资产阶级史学的“旧”而言的，所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2]。《新史学通讯》在其发刊词中也明确写道：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河南分会“积极进行马列主义新史学的研究工作”，希望史学界同志们积极发挥智慧，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3]。根据时任编辑朱绍侯的回忆，“《新史学通讯》的办刊宗旨非常明确，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观点。”[4]这样的指导方针和定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史学期刊中都有明确的表态，这里不再累述。
二、新史学期刊阵地推动“五朵金花”讨论的表现
新的史学期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使用唯物史学的研究方法，必然带来发表史学论文方向的转变。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讨论焦点话题的“五朵金花”研究，成为新的史学期刊重点关注的话题。张越教授指出，《新史学通讯》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观点和方法，《新史学通讯》的创办者嵇文甫、黄元起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上的问题，倡导辩证的分析方法，反对片面性、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提倡历史主义的研究路径，马克思主义成为《新史学通讯》办刊以及选择稿件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新史学通讯》发表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课题的文章，包括历史人物评价、民族战争、农民起义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开展[5]。
这其中，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产生了比较有重大影响的文章，有孙祚民的《关于“农民政权”问题》、郭晓棠的《略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孔经纬的《关于唐宋时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事实》《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研究》等等，《新史学通讯》成为推动“五朵金花”讨论深入开展的重要阵地。
为了更为全面的展现《新史学通讯》中有关“五朵金花”讨论的推动情况，笔者根据中国知网中搜索所得的《新史学通讯》中发表的史学论文目录（1952年收录的论文有重复，经剔除核对后共有论文 406篇），对涉及“五朵金花”讨论相关论题的论文进行了统计，有关数据列表如下：
表1 “五朵金花”讨论相关论题的论文数量统计
这里需要稍作解释的是，1952年《新史学通讯》的论文数明显偏少，与当年期刊曾经停刊有直接关系。1952年元月号出版以后，编辑部成员全部下乡参加土改复查工作，导致杂志不能照常出版，结果自当年二月份起暂停刊三期，但《新史学通讯》编辑部的成员在完成土改复查工作后，并没有能够及时返回岗位，而是按照当时的形势要求，又去参加了“三反”和“五反”运动，1952年7月《新史学通讯》才得以复刊[6]。1952年休刊的时间达五个月之久，所以当年论文数量明显减少。
从上述简要的统计可以看出，有关“五朵金花”相关话题讨论的论文在《新史学通讯》中占到了五分之一多的比重。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话题尚未充分展开，主要的论文集中于当时已经广泛开展的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等问题上，而《新史学通讯》本身则涵盖了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考古学、历史教学方法等各类内容，五分之一的论文占比是相当高的。经笔者粗略统计，《新史学通讯》在1951-1956年间共发表中国古代史相关的论文139篇，说明所发表的中国古代史论文中有60%以上与“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相关。从以上简要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窥见新的史学期刊大量发表有关“五朵金花”讨论的研究论文，成为推动“五朵金花”问题深入开展的重要阵地。
新的史学期刊中关于“五朵金花”大量相关话题的集中发表，实际上起到了“议程设置”的作用。正如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所揭示的，大众传媒并不能决定人们对社会话题的思考判断，但可以引领人们关注哪些社会话题是重要的话题，使得某些话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引发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参与讨论。新的史学期刊中大量发表“五朵金花”讨论的论文，为史学界关注学术焦点问题动向提供了参照，使得“五朵金花”讨论具有了公共性，激发了学者对相关话题的研究兴趣，从而有力推动形成研究热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的建立健全。
三、新史学期刊与“五朵金花”讨论重要史学人才的培育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最根本的途径是培育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才。新的史学期刊对“五朵金花”讨论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于对“五朵金花”相关论文的大量发表上，还体现于对年青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培养方面。大量年青史学家在新的史学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激发了年青学子投身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兴趣，推动青年学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道路，一些学者甚至以此出发终身致力于“五朵金花”相关课题的研究之中。
当时的《新史学通讯》对培养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有着相当自觉的意识。时任编辑朱绍侯曾经回忆说，《新史学通讯》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些后来成名的著名历史学家中，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在《新史学通讯》和以后的《史学月刊》上发表的。在朱绍侯看来，《新史学通讯》给了当时尚还年轻的史学人才难得的机遇和鼓励，确立了青年史学人才的研究信心，“以后第二篇、第三篇文章的发表，那就是轻车熟路了，很多著名学者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朱绍侯在回忆中还谈到了《新史学通讯》杂志培养青年人的宗旨，当时投稿的作者大多数是年轻的学者，有的基础比较差，但《新史学通讯》并不简单的拒稿了事，“主编要求，凡是基本可用的稿子，编辑要帮助修改后予以发表。对于不能用的也要提出鼓励性意见再退稿。记得我当时经手的一篇文章，原来基础很差，提出鼓励性意见后就退稿了，结果作者根据我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改后又寄来了，我一看还是不行，就又写了鼓励性意见，把稿又退回。就这样反复6次，我为作者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他的文章终于发表了”[4]。
朱绍侯所回忆的编辑原则和对青年学者不厌其烦的激励帮助，在当时的年青学者身上确实有着充分的体现。史学家江地是农民战争捻军起义的研究专家，他的回忆也印证了朱绍侯的说法，江地认为自己在年青成长的过程中，《新史学通讯》起到了提拔和培养的作用，鼓励他自己成为了一名历史专业工作者，并终生以史学研究为职业，并且他也赞同，“像今日和我年龄不相上下，年均在六十岁左右的一些已经很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恐怕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史学月刊》的提拔与栽培”[7]。他在《新史学通讯》上曾经发表过《关于捻军史的参考资料问题》《幅军》等论文。
著名史学家孙祚民是《新史学通讯》培育优秀史学人才的另一个良好例子。孙祚民是农民战争研究的重要代表史学家。1955年，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就发表于《新史学通讯》上，当时他还只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大三的学生。这篇论文基本奠定了孙祚民一生学术研究的主线，《山东社会科学》在“山东著名社会科学家传”栏目有关孙祚民的学术小传中曾有专门总结，继 50年代发表了《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后，孙祚民在此后 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又在各类期刊上陆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农民战争方面的论文，在史料发掘和理论建设方面都不断进取，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农民战争史这一新学科的建设中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孙祚民也成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具有影响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8]。
四、新史学期刊阵地建构的影响和意义
《新史学通讯》大量发表有关“五朵金花”研究等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论题文章，一方面既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格局初步形成过程中欣欣向荣的景象，另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声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平台，大量马克思主义青年史学家在新平台上茁壮成长，大量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述在新平台上发表，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开拓了阵地。
新史学期刊阵地的建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话语空间，打破了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基本难以在主流史学期刊杂志发声的局面。近代以来，将最新研究成果在史学期刊发声发言，已经成为史学家的获得学术共同体乃至社会认同的基本途径。新中国成立后，能否在新的史学期刊上发声，甚至成为了旧史家判断自己是否为新社会所接受的重要参考要素。顾颉刚在受到学生童书业、杨向奎批判的时候，一些学者对此多有不平之声，在往来书信中，顾颉刚曾经以两位学生向自己约稿，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作为自己仍然受到学术界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判断依据，“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
同时，新的史学期刊阵地的建构，也为青年史学家成长，并进而敢于和史学权威对话提供了平台。新的史学期刊在培育年青史学家方面不遗余力，像《新史学通讯》在改版为《史学月刊》之后延续培育青年史学家的传统，开辟了“青年园地”栏目，在培育青年史学家方面颇为用力。同时，年青史学家在占有新的史学期刊阵地后，学术自信心也得以大幅提升，敢于向权威的观点提出挑战，进而确立自己的学术路径。上述孙祚民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他针对当时史学界认为农民政权是新的政权形式这一定论提出质疑，在《关于“农民政权”问题》认为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一种“新封建政权”，本质还是封建的，并最终在改革开放后被史学界广泛接受[8]。
构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史学期刊阵地，是推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具体问题，培育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才，进而建造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大厦的基础性工程。“五朵金花”在新的史学期刊阵地的绽放，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空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