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影片《五朵金花》的重读与叙事研究
《电影评介》杂志 2020年17期 作者：谢波
对于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言，《五朵金花》是一部经典之作。在对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多年的研究中，由《五朵金花》开创的模式，深远地影响着该题材电影的创作与研究。在关于《五朵金花》的大量研究中，以下的议题少有人涉猎却又十分有趣：《五朵金花》如何成为经典？如何透过具体的电影叙事技巧形成强烈的情感表达及感染力？对于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创作而言，如何处理《五朵金花》形成的影响？
一、从能指到所指：《五朵金花》的符号化演变
《五朵金花》已经超越了其自身文本的属性，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符号化的“五朵金花”被广泛使用。时至今日，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五朵金花”（护士、销售、办事员等）见诸报端。“五朵金花”的适用范围远不止于此。某烟厂用“五朵金花”命名了一款香煙，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1]史学术界的相关议题也使用了“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①“五朵金花”已经成为在多个领域、多种内容上指涉的符号。如此礼遇，源于影片细腻与精致的电影叙事技巧以及强烈的情感表达及感染力。
二、细腻与精致：《五朵金花》的电影叙事技巧
电影叙事包含三个层面：叙述、场面调度、剪辑-蒙太奇。[2]从上述三个层面来看，与云南甚至其它地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相比，《五朵金花》不愧为一部经典范例。
（一）剧作：精编细织与风格把控
影片结构编织精细。有学者指出：《五朵金花》的剧作结构、叙事原理与悉德·菲尔德的三段式十分契合。②这种现象源自于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③具体而言，主人公阿鹏找金花构成了全片的主线。画家与音乐家帮阿鹏找金花、老叔和爷爷帮金花找阿鹏为上述两线的分支。尽管配角（其余四朵金）的使用实质上是延迟男女主人公的相认。从线索的编织上，形成了工整的对称结构。在节奏控制上，每次找到金花都能形成一次颇具叙事张力的起伏，误会/悬念的开解与新一轮的找金花推动叙事向前发展。观众的期待与主人公之间形成有效的契合与移情①。误会的设计与巧合的缝合是《五朵金花》的又一剧作特色。导演明确地阐释了误会法的运用：“影片《五朵金花》没有鲜明的贯串全剧的冲突，用误会法发展的，内涵则是新与旧思想风土人情的冲突，没有采用贯串全剧有对立面人物形象的表现。借鉴现实生活中群众自我教育的经验，而是采用了树红旗，立模范人物的方法，达到解决矛盾冲突，推进戏剧冲突前进。”[3]
在“误会法”中，误会的设计与巧合的缝合是同步运作的。男女主人公误会解除之际，也就是影片结束之时。反向来看，误会的作用恰恰是维持叙事的延展。最大的误会与巧合当属喜宴一场戏。在拖拉机手金花的婚礼前，新娘子戴上了金花制作的精美腰带，众人将金花打扮得比新娘子还漂亮，音乐家和画家打听到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二人形成金花变心的误会。婚礼上，金花帮助新郎作弊，被抓，罚酒。阿鹏赶来，音乐家和画家阻止他入内，形成铺垫。罚酒时阿鹏刚好进入，众人要求新郎陪喝，刚好将新郎和金花围在之间，遮住了拖拉机手金花，形成了阿鹏对金花结婚的误会。上述几个关键情节，例如音乐家和画家产生的误会是出自于对金花的误认;阿鹏的误会不是出自于对金花的误认，而是精准的时机缝合与音乐家和画家对金花的误认所累加的结果。反而言之，假设阿鹏早一分钟或晚几分钟进入婚礼现场，这样的误会将无法产生。当然，这一情节从技术上解决了剧作上的一大难题，即如何让男主人公产生误会，尤其是在看到真金花的时候。这种设计与缝合的同步作用在几个关键性的配角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以老叔为例，帮忙找金花却恰恰误导了阿鹏和金花。直至结尾，众人才摆脱了帮倒忙的使命，令二人捐弃前嫌、霍然开朗。
新喜剧的风格也是《五朵金花》的特色之一。导演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五朵金花》应该是新的喜剧样式……我不希望看影片的观众哈哈大笑，而希望观众在观赏影片的时候有会心的微笑，心情舒畅地从头看到影片结尾。从心里很爱他们，值得回味地含笑，这也叫喜剧。我不追求哄堂大笑，希望观众淡淡地笑，笑在脸上也笑在心里，在微笑中承认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4]
这种新喜剧风格的把控在喜剧片中极为罕见，实属不易。为统一这种风格，导演将畜牧金花挖苦阿鹏的歌词、炼铁金花遇黑熊（真熊，非扮演）的惊险情节缩减，是由金花亲自送回刀还是爷爷送回刀的情节与副厂长争执，差点撞墙。在这些挣扎与努力之下，影片在没有明确对立面、没有讽刺的前提下，成功实现了“观众在观赏影片的时候有会心的微笑”。[5]
（二）导演-场面调度：戏剧性冲突的建构
绝大部分观众很难察觉掩藏在现实主义风格下的戏剧性冲突的建构。影片的布光使用了现实主义风格作为基调下的戏剧性用光。例如，在水库工地、三月街的场景中，演员脸部的阴影区域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创作者精心地以不同的布光方法处理着不同景别的光效。以当时的技术、设备、电力等条件来看，在洱海的户外使用如此大功率照明设备，并非易事。上述光效看似属于现实主义的纪实风格，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戏剧性布光技巧。在金花致电畜牧场中的布光方式极具戏剧性。整体光效晦暗，斑斓的背景与人物复杂的心境匹配，脸部局部的亮光与叙事情景吻合。尽管室内镜头多以戏剧性冲突为依据，但饱和度不高、光比不大，使得整体布光依然呈现出现实主义基调的风格。酒后照镜子、与爷爷争执等场景均使用了相近的布光风格。
在场面调度的设计中，不露声色的摄影机运动与上述风格相匹配。以阿鹏找到畜牧场的一场戏为例，摄影机在牛棚内缓缓前移，直至将畜牧金花置于画面重要位置停止;在牛棚外则跟随阿鹏运动，始终以阿鹏为中心;同时给畜牧金花的丈夫留出镜头，表现其紧张的情绪。三个镜头交替剪辑，形成戏剧性冲突和喜剧效果。类似的摄影机设计在影片中随处可见，不露声色但建构戏剧性冲突的效果十分突出。
关键场景的设计也十分精致。在没有计算机的条件下，剧组对蝴蝶泉一景的设计大费周章。原计划在蝴蝶泉实景拍摄，但效果不佳，后专门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影棚内搭景拍摄，蝴蝶用钢丝控制。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已经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准，画面效果山清水秀、色彩艳丽。
（三）导演-表演：演员选择及角色设定、表演高度匹配
在《五朵金花》中，演员的选择、表演与角色设定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发掘女主角杨丽坤的经过几乎成为一段佳话：王家乙带着一班人马在云南到处挑演员。王家乙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云南省歌舞团，看了所有在场的姑娘后，却没有一个中意的。正当他往外走时，一个正站在排练厅的窗台上擦玻璃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就在他们经过时，有人和这位姑娘打了个招呼，姑娘应声抬头，一张纯真、质朴的微笑着的面孔映入王家乙的眼帘。就她了，就是她了！王家乙高兴得大叫起来。《五朵金花》女主角就这样定了下来，那一年杨丽坤16岁。事实证明，王家乙是很有眼光的。《五朵金花》的成功与杨丽坤的表演是分不开的。她的表演朴实、自然，分寸感把握得很到位，把一個白族少女不加雕饰的美丽、稍带羞涩的大方、质朴中透露出的对生活、对爱情的热望展示得惟妙惟肖。[6]
在导演的培养下，杨丽坤成功地塑造了社长金花的角色形象。通过劳动工地、安排三月街车辆、货物运输、在爱情与工作之间的选择等情节支撑下，一个干练的女强人应运而生。与此相对，在金花喝完酒独自照镜子的一场戏中，近40秒的镜头中，杨丽坤没有一句台词，仅凭几个微小的动作及表情，配合配乐，一个羞涩又憧憬爱情的少女形象被演绎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除此以外，单纯、精明能干的阿鹏、性格泼辣的炼铁金花醋坛子小杨、爱管闲事的老叔等角色的塑造也可圈可点。从演员选择到角色塑造，《五朵金花》都可谓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
（四）连续性剪辑与限制性的蒙太奇技巧
影片的剪辑使用了连续性剪辑技巧，工整细腻。以赛马一段为例：阿鹏听见开赛锣响，转身出画，直至赛场，都使用切，依据的是矢量匹配、动作匹配，之后金花一行人观看赛马，围绕金花的视点镜头共计10个，从中景至特写至远景，在金花的视点结构下，剪辑指向阿鹏赛马、观众对阿鹏的评论、金花准备将自己绣的包送给阿鹏，连续性剪辑一气呵成，配合配乐，节奏顺畅轻快，不着痕迹地建构起金花对阿鹏的一见倾心之情。影片对蒙太奇技巧的使用相对比较克制。由于在叙事层面缺乏明确的矛盾冲突对立面，影片没有结构性的蒙太奇段落，蒙太奇的使用仅限于场景内部的戏剧性冲突建构。其原因主要有二：叙事中没有决然对立的矛盾冲突;创作者有意将影片叙事风格尽量控制在轻松愉快的节奏中。
为了控制好轻松愉快的节奏，创作者在景别、剪辑节奏上进行了控制。全片538个镜头，平均时长10秒。固定镜头417个，占78%。其中全景、中景、近景镜头占比较大，且相对平均。剪辑节奏相对于那一时期的其它影片而言，要更为舒缓。
（五）民族元素融入叙事主题
影片的服化道颇具民族特色，且与叙事融为一体。男女主角、配角的服装大多源自于白族服饰，色彩斑斓。仅以金花为例，衣服颜色、头饰也各不相同，且色调随角色心绪的起伏而变化。在道具层面，金花的绣包、绣花、阿鹏的佩刀均成为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二人交换绣包和佩刀定情，到爷爷替金花退回佩刀以示了断。
作为少有的歌舞片而言，影片成功将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与叙事高度融合。“注意让歌唱生活化，人物发自内心地唱，切忌歌唱不是人物的，而是表演的。”[7]从金花与阿鹏以歌定情，阿鹏在音乐家的怂恿下与畜牧金花对歌，到影片结尾误会解除，两情相悦，包括歌词内容本身与歌唱的时机都与当时的情节紧密吻合，确实是“发自内心地唱”，以明朗优美的曲调，抒发人们幸福愉快的心情，以流畅的笔调，创造性地运用了白族的民歌曲调，使影片的抒情色彩更突出，民族风格更鲜明，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8]民俗融入叙事肌理是影片的又一特点。
综上所述，影片在电影叙事各个技巧层面上体现出的细腻与精致，达到了较高的制作水准度，也是《五朵金花》成为经典的基石。在这些细腻与精致的水准背后，还隐含着一个微妙的裂隙与一种小心翼翼的姿态。
三、隐含的悖论：抑制与动力之间的正比关系
裂隙在影片结尾显现。创作者挖空心思制造了金花与阿鹏的误会，整个叙事超过一半的情节都是误会的制造，甚至一度让这段感情走向终结。但误会由炼铁金花、小杨轻松解开。炼铁金花简单地回顾了几个关键情节，小杨用了两三句话，一切隔阂、疑惑、误会如抽丝剥茧，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三月街盛况、重逢、对歌与合唱，掩盖了误会开解的简单与轻松。对比影片在电影叙事技巧上细腻与精致的水准，结尾的简单、轻松似乎有些仓促。这种仓促，必然会削弱了找金花（影片叙事的核心）的价值和意义。
毋庸置疑，找金花是叙事的核心内容。因此，叙事的悬念营造与动力来自于对金花的误认。积肥模范金花、畜牧场金花、炼钢厂金花和拖拉机手金花均不是阿鹏要找的金花。阿鹏要找的金花，是统管上述金花劳动生产的人民公社副社长，最为标准的劳动模范。影片通过多种细节反复暗示这一点，尤其是影片首、尾场景中金花佩戴的劳动奖章。男主人公阿鹏更是一个标准的生产能手，能修车、善骑马、潜水、攀岩、狩猎，甚至对炼铁都颇为在行。劳动能力成为了潜在的却是至关重要的选择标准。叙事的支撑逻辑/对爱情的选择，来源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主人公选择的恋爱对象是“具有主体性的劳动者形象”，也是民族元素包裹下的现代化生产能手。[9]另一方面，找金花所隐含的价值观并不能为叙事提供足够的动力和制造强烈的情感感染力。
爱情只是“全剧的贯穿动作”，并非叙事的内核。时隔多年，导演王家乙仍然反复强调，“我们也要明确通过这部影片传达给观众一些有益的思想内涵，要在观众中产生影响、产生教育作用”，但由此不得不面临“卿卿我我的爱情故事，进则既有健康的思想意义又不能过于生硬”的两难选择，导致导演宣称“把影片的最高任务定在爱他们、爱他们生活的社会”，结合影片和导演阐述，我们无法想象，剔除“卿卿我我的爱情故事”，《五朵金花》将怎样开展叙事？从阐述和影片来看，创作者确实无时无刻不在执行对爱情的控制，甚至更准确地说，是抑制。整部影片风格中隐含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姿态。
为叙事深层内核提供真正动力的不是价值观，而是由价值观产生的对角色情感及欲望的抑制形成。在二人极有可能的相遇时，总有误会和意外将二人分开。这些误会和意外中不乏公事或生产劳动。越是使用观念抑制角色的爱情，由爱情引发的动力及欲望就越强大，甚至在叙事深层构成了核心动力。更悖论的是，抑制与动力之间恰恰是正比关系。观念抑制的企图越强，爱情获得的动力就越大。同样，由于浪漫爱情在同时期的影片中屡受压抑，使得《五朵金花》中的爱情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情感需求，大受欢迎。据此，《五朵金花》成为了一部不折不扣的爱情片典范，屡被复制。
结语
原作在各个层面的经典性难以超越。正如上文所述，电影叙事十分精致，感染力強，堪称标杆。其后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能够与之比肩的作品少之又少。续写的电视剧《五朵金花的儿女》《新五朵金花》与原作差距明显。近来稍有影响力的院线影片如《花腰新娘》则更显单薄。
观影时代的变化也影响了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的生产。丰富的现代文化生活为大众提供了较之20世纪50年代可谓翻天覆地的娱乐方式，包括世界各国、各种类型的影视作品应有尽有，观众的选择更为多元，不止于此，电视、新媒体、游戏、网络、手机对电影业冲击巨大。
此外，在1959年，云南、大理、洱海、蝴蝶泉这些名词对于大部分当时的观众而言，犹如世外桃源般触不可及。“找金花”一度成为一种旅游现象。随着“村村通”“路路通”“精准扶贫”等工程的实施，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巨大;现代观众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想象与现实的距离极大地缩小，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心理期待也相应降低。
参考文献：
[1]潘林伟.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由《五朵金花》状告“五朵金花”一案谈起[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02）：82-85.
[2][加]安德烈·戈德罗著刘云舟译.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M].商务印书馆，2010.
[3][4][5][7]王家乙.王家乙导演谈影片《五朵金花》创作.[ J ].电影文学，2010（01）：145，145，144-146，145.
[6]袁成亮.电影《五朵金花》诞生记[ J ].党史文汇，2006（03）：39-41.
[8][9]李伟才，岳純.谈“五朵金花”的音乐[ J ].人民音乐，1960（0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