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少

《五朵金花》

关于杨丽坤是如何被《五朵金花》的导演王家乙选中扮演金花，有很多说法——准确地说，不是王家乙，很多备选演员的照片送到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那里，夏衍亲自确定了杨丽坤扮演大金花，也就是金花中最“金”的副社长金花。

有一种说法是王家乙到云南歌舞团选演员，送照片送人去给他看的热闹非凡，杨丽坤那时不知道这个事情，团里安排她去劳动，她就去提水洗拖把，这时候大门口进来一批人，杨丽坤以为是检查卫生的，就赶紧上去了。王家乙见了那些推荐的演员，然后问刚才看到的提桶的女青年是不是歌舞团的职工，他想见见。领导只好把杨丽坤叫来，王家乙简简单单跟她谈了几句话。后来杨丽坤还陪王家乙去了西山玩儿，当时她并没有多想，只知道是去玩儿，但最后定下来她演金花。

这种说法来自杨丽坤的二姐黄晓。黄晓说那个时候杨丽坤已经受到排挤了，所以歌舞团不可能推荐她去演电影，王家乙是伯乐，发现了杨丽坤。杨丽坤的七哥杨克武也认为他妹妹演了《五朵金花》后遭到歌舞团部分人的嫉妒，后来“文革”的时候这些人终于找到了机会整治杨丽坤。

杨丽坤被选中的时候才十六岁，但是她的外表已经非常成熟了。相比那个时代女孩儿的普遍身高来说，她算是比较高的，一米六七左右，跳舞都要站在前排，她皮肤很好，有点儿胖胖的，但因为跳舞的关系身体很柔软。她家孩子多，她排行第九，所以大家都管她叫小九儿。

谭尧中（《五朵金花》中畜牧场金花的扮演者）那时在云南省话剧团，杨丽坤在歌舞团，她经常去看谭尧中演话剧，两人相处如同姐妹。杨丽坤个子特别高，又喜欢梳一个发髻，看起来有些老气横秋，谭尧中让她别这样，但杨丽坤自有一番见解，她说自己是个木鱼脑袋，后脑勺是扁的，适合梳发髻。

除了外表的成熟，杨丽坤对艺术的领悟能力也超出了她这个年纪，她跳《春江花月夜》的时候还戴红领巾呢，但是这个舞跳得让很多看过的人至今记忆犹新，除了她异乎寻常的刻苦外，只能说是天赋在起作用了。在杨丽坤的晚年，她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在给唐凤楼演示这段舞蹈时，她眼睛一下就亮了，肩膀一抖手一动，整个人完全变了。唐凤楼过了好多年提到此事还会连连赞叹“太美了，太美了。”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在台上跳舞，红卫兵冲进场抓她，却又不动手了，站在台下看演出。

她不是那种张张望望的女孩子，很稳重，就算最快乐的时候也就是笑笑，不会表现出狂喜的模样。虽然小学没有毕业，但业余时间杨丽坤最爱看书，她看的都是《安娜·卡列尼娜》《白痴》这样厚重的书，有人问她看得懂看不懂，她会说看不懂慢慢看。

值得注意的是，杨丽坤的性格中又包含了极为张扬的部分。殷珮娴是杨丽坤在云南歌舞团的同事，她比杨丽坤晚一年进歌舞团，她记得有一次歌舞团曾经派杨丽坤跟一个男同事去学习，回来之后做汇报。男同事汇报的时候说不清楚，杨丽坤就站起来跟他两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说得不对，一个嘴巴就过去了。很难想象一个被所有人评价为内向的人，会因为言语不和就给人一个嘴巴子。杨克武觉得自己的妹妹很有脾气，根本不像一个女孩子，把她从歌舞团叫出来跟兄弟姐妹拍张照片，她觉得练功被打扰了，所以拍照的时候嘟着嘴。有人把杨丽坤的脾性归结为她的彝族血统。

她热爱跳舞，但不喜欢跳舞带来的其他的东西。她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请歌舞团的人帮忙排练，团长觉得杨丽坤显眼，有培养前途，就想招她去歌舞团。杨丽坤除了自己的名字，什么都不告诉团长。团长找到了杨丽坤的二姐黄晓，黄晓则希望自己的妹妹能多学文化知识，能上大学。后来是以“借”的名义让杨丽坤去了歌舞团。黄晓为此一直在后悔，她觉得如果不让妹妹去歌舞团，妹妹也许不会遭遇之后的人生苦难。

打扫卫生的那天晚上有人给殷佩娴、杨丽坤几个人几张电影票，且交代她们不要转送。她们进了电影院一看，王家乙导演在旁边坐着。这位四十岁的导演心情复杂。

这片子不是王家乙自己要拍的，而是国家派下来的任务。

在王家乙1967年8月8日写的《有关“五朵金花”的材料》中，他说自己1959年4月初还在延边修改一部朝鲜族题材的电影《金玉姬》，厂里拍电报让他火速回去。回去之后，当时主管行政的长影厂副厂长袁小平跟他们说：“最近在北京开厂长会议，平衡各厂国庆节献礼影片，发现缺少轻松愉快和适宜向国外发行的影片，决定赶拍几部，厂里争取来一部，内容是表现云南风光好人物美的大型彩色纪录片……”但是拍什么，怎么拍，谁也不清楚，王家乙就赶到北京听进一步的指示。

到北京后，夏衍告诉他们云南省委很配合，并且建议拍一部故事片，用人物和故事串起云南的好风光，背景就定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夏衍还让他们用突击的姿态完成这个紧急任务，赶紧去云南。

王家乙心里也犯愁：“因为这个本子既是爱情故事，又是喜剧，而五八年刚对很多爱情片、喜剧片进行了批判，现在部里却让根据这个本子搞出山河美、人物美、音乐美的片子来，又不好说不行，所以很苦恼。”虽然夏衍说了，让他开放思想，注意影片的趣味性，甚至为了该片要在资本主义国家放映的缘故，可以“不表现党、不表现团、不出现毛主席像”，总之，可以把阶级斗争往后放，反正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观众自动会得出结论：新中国的人民生活好！为什么能生活好呢？当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

领导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看了季康、公浦夫妇写的剧本，觉得还需要加强戏剧性，现在的剧本“轻松愉快不够”；而当时长影的厂长亚马很不喜欢这个剧本，觉得“政治思想内容太差”，让副导演徐明告诉王家乙，“最好能不拍就不拍”。

杨丽坤有点儿自卑，觉得自己又高又胖，怎么能演呢？但别人不这么想。夏衍看了她那张梳了朝鲜大辫子的照片，就选了她。给《五朵金花》配唱的赵履珠说，第一眼看到杨丽坤的时候，觉得她不是很好看，但是再见她，会觉得她越来越好看。

根据长影的宣传资料，《五朵金花》是这样一部电影：“动人描绘了白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歌颂了纯洁、美妙的爱情，表现了白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是一部有浓厚民族色彩、抒情风格、故事情节轻松愉快、色彩画面鲜明优美的影片。”大致情节就是某年的白族“三月街”盛会，阿鹏遇到了金花，两人约定明年“三月街”再见，但是第二年阿鹏来了金花没有来。阿鹏就开始找金花，他在生产队和人民公社里找了四个叫金花的人，但都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最后还是在“三月街”盛会上，阿鹏找到了真正的金花，也就是公社的副社长。endprint

这部影片带有那个年代的影片特有的乌托邦气氛，天蓝水清，人人脸上带着笑容，现在的生活是幸福的，未来的生活是充满希望的。现实中的阴影一丝看不出来。也没有人能看出来杨丽坤才十六岁，宣传资料中的人物介绍说金花是一位“年轻、漂亮、纯朴、健壮而善唱歌的白族姑娘”“仅二十出头”。

银幕之外，则没有那么美好了。扮演炼钢组组长金花的王苏娅记得：“那时候天气不好，到处是小高炉，乌烟瘴气的，洱海不像样了……周围没什么景色，树也砍光了，那时候都胡闹，简直是，大炼钢铁，能烧就烧，能砍就砍，后来挪到长影，外景搭成内景，重新搭那个蝴蝶泉，蝴蝶泉就在棚里拍的。”

王家乙是个温和的导演，在拍摄现场不会发脾气，能耐心指导演员，而且谭尧中还记得王家乙特别偏爱杨丽坤。作为一个从来没有上过银幕的女孩儿，杨丽坤的表演非常质朴，不乏细节，很有分寸感。《五朵金花》中的一个演员王春英说杨丽坤的悟性特别高，在拍摄现场的注意力也特别集中，导演一说什么，她马上能明白，导演一点，杨丽坤就能表现出来，非常有戏。

拍摄的过程还算愉快，毕竟都是小姑娘小伙子，而且是那么一个活泼的喜剧。回东北拍片子的时候，扮演金花的演员住长影宿舍，好几个人都是南方人，不喜欢吃馒头，就跟人换米饭票。1959年的国庆节，谭尧中跟王苏娅两个人没得吃了，就一个人买一根灌肠和一瓶通化葡萄酒，权当一顿饭。这些话里有对当时生活艰苦的描述，但更多给人的感觉是苦中作乐。

拍完之后，剧组的人去了北京，在一份汇报上，特地写了一些招待他们的原则，就是让他们尽量多看演出，开阔一下眼界，几乎每天都给他们看节目，生活补助费、住宿费、文娱费和车费都由国家报销。

在影片上映前出了一个风波。影片拍完后，1959年10月20号左右，在北京由陆定一等人审查了一次，陆定一不满意，大致原因应该是“把爱情放在了前景，大跃进反成了后景”，不过幸好片子又被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送进了中南海，据说看片子的有周总理、邓小平等人，看完众人认为是好片子，没有问题。

作为1959年国庆节十部献礼片之一，《五朵金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周总理特别接见了杨丽坤，当时在北京饭店摆了四十几桌。整个中国，从普通观众到国家领导，都开始关注杨丽坤，她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女演员，并且获得了第二届亚非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鹰奖，《五朵金花》还创纪录地在三十五个国家放映（也有一说是四十八个国家），她也是最为外国观众熟悉的中国女演员了。

这部片子终于好像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切也是皆大欢喜的样子。

当时女演员一旦走红，立刻就会有政治任务，被领导人接见，或者跟着国家领导人出访。1962年周总理去缅甸访问，文化代表团和中国电影代表团都有杨丽坤的名字。严学恒还记得缅甸总理看了《五朵金花》之后，非要去大理一趟，后来还真去了，由周总理亲自陪同。

出了名的杨丽坤依然很检点，她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经常打扫排练厅。在穿衣风格上，她也未曾稍作变化。虽然在歌舞团，但杨丽坤并不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当时跟杨丽坤一个歌舞团的严学恒记得她皮肤很好，人特别漂亮，她穿什么都让人觉得很好看，尤其她穿的土布衣服越洗越有味道。杨丽坤穿上土布衣服后像个农村的小姑娘，而且显得人苗条一些，瘦一些。

她不喜欢化妆，但是喜欢香水。味道是一种难以描述的东西，喜欢香水，也许象征着杨丽坤头脑中有一些她不会告诉别人，别人也无法体会，甚至是她自己都无法明确表述的想法。在其他问题上，杨丽坤也不会随大流，她有主见得很。

杨丽坤去缅甸的时候，国家给她发了三十元钱，她给二姐的孩子买了英国奶粉，另外给二姐买了一个热水袋，一块塑料布。杨丽坤的家人认为这是她最为善良的一面：心里装着国家、装着党、装着政府、装着家人，就是没有装着她自己。即便是已经演了《五朵金花》，她的工资待遇却是歌舞团最低的四十来块钱，还要拿出十五块钱给弟弟。杨丽坤对物质的态度简直到了淡漠的地步，演完《阿诗玛》之后，据杨克武说国家要给她长三级工资，她坚决不要，后来歌舞团的人做工作，她才同意长了一级。杨丽坤对物质极为排斥的态度，应该说跟她对精神生活的极为崇尚不无关系。

《阿诗玛》

拍完《五朵金花》后，杨丽坤是有机会去长影当演员的。但是她喜欢舞蹈，决定还是留在云南歌舞团。拍电影除了给她带来荣誉和物质上的一部分好处外，还给她带来了一千多封求爱信和示好的照片，但她说自己不想结婚，想搞事业，等事业成功了再说这个事情。据说当时有达官显贵找上门来，杨丽坤也一概拒绝了。不过跟她一个团的李龙珠说她没有出名之前就有喜欢的男孩子，但是没有一个正式谈得很长的。她喜欢的是那种在事业上追求上进的人，可是她的名气已经成了一个负担。后来她喜欢上了上海来的知青顾春雨，顾春雨在歌舞团担任笛子演奏员。

最早一版《阿诗玛》是京剧。1957年，云南作家公刘就对杨知勇、刘绚等整理的撒尼族长诗进行了润饰，同年公刘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1961年，在“创新”潮流中，参与过剧本改编的作曲家葛炎根据长诗开始创作电影音乐。电影未拍，音乐就写完了。最早是凌子风导演开始做拍摄准备，甚至都找到了剧情所需要的真老虎。后来这个项目下马，又被刘琼选中，开始列入生产计划。本来《阿诗玛》是一部普普通通的电影，但是因为陈荒煤的重视，就变成了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重点影片。据说最后请了香港明星夏梦的化妆师给阿诗玛化妆，一条眉毛要画几个小时，其他地方下的功夫更是可想而知。

现今视为荒唐无稽的事情，当年也许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比如阿诗玛跟阿黑的关系。在撒尼族长诗中，阿诗玛与阿黑是兄妹关系，为此海燕电影制片厂特地给中共云南省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故事的流传地——昆明一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们）是兄妹关系，一种说是爱人关系。原长诗中是以兄妹关系出现的，我厂在改编为电影剧本时，为了使故事情节发展更符合戏剧逻辑，就改变为爱人关系来处理了。这样的变更，是否可行，我们曾请示中央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同意更改，但是为慎重起见，让海燕电影制片厂再请示一下云南省委。这封信后面附了导演刘琼写的“关于改变《阿诗玛》人物关系的几点说明”。刘琼从撒尼族老艺人的说法以及撒尼族人的习俗来论证改为爱人关系有据可查。当时的意见分为两派：主张兄妹关系与主张爱人关系。最后的结果不用说，电影里就是爱人关系。endprint

《阿诗玛》中当然阿诗玛最重要，但是摄制组成员跑遍全国无果，之后，进一步研究和比较了以前在各地区所物色过的女演员，终于经导演刘琼复去昆明，在中共云南省委的同意和支持下，确定了云南省歌舞团的杨丽坤扮演“阿诗玛”女主角，歌曲则由同团歌唱家杜丽华同志配唱。

同年四月，杨丽坤等三十余人去了上海，开始排练，结果很令人满意。杨丽坤自然可以跳舞，虽然最后影片中的歌曲不是由她来唱，但是她也练习了。排练期间，云南省委还给演员们买了新衣服，以适应上海的热天。

《阿诗玛》的拍摄方式是先录歌，杜丽华就告诉杨丽坤，到哪里该换气，以及为什么要换气，在影片里杨丽坤的口型与换气点几乎与配唱是一样的，给阿黑配唱的歌唱家胡松华说，一看就知道杨丽坤是下了功夫的。即使如此，周总理似乎仍然不太满意。一份“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1964年6月10日发的简报上写道，杜丽华在一次招待会上唱了《阿诗玛》中《传话》一段后，周总理了解到杜丽华去上海为《阿诗玛》配音后指示如下：“上面那些音乐家对兄弟民族的音乐并不熟悉，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任务交给他们呢？我上次听说《五朵金花》就是一个人演，另一个人配唱，连说话都是别人配的，我对这种做法就提过意见。他们搞《阿诗玛》又是这样，已经开始拍了才来问我，我说你们是上了轿子才来问我，既然已经拍了还有什么意见可说，反正我保留我的批评权。”

如果按照现在的审美看，《五朵金花》里的杨丽坤不算什么大美女，脸胖嘟嘟的，身材比较壮实。她的美是有时代感的，是属于喜欢“红苹果一样的脸蛋儿”那个时代的。但是演《阿诗玛》的时候，杨丽坤二十二岁了，她已经瘦下来，出落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

影片中有一段戏：阿黑跟阿诗玛躲开众人，阿黑先唱“一朵鲜花鲜又鲜”，说自己有心摘花，又怕岩高花不开，阿诗玛也唱“一朵鲜花鲜又鲜”，鼓励对方如果有心，就不要怕岩石高不高花开不开。两人彼此内心定情之后，阿诗玛回到家中。阿妈在织布，阿诗玛本来是坐着，但是内心小鹿乱撞，就站起来走到窗边，又幸福又羞涩，咬着手里的麻绳。就算是四十多年后再看这个镜头，你也不得不赞叹：杨丽坤太好看了。她的这种美几乎是超越时代的。

杨丽坤的艺术领悟能力也让人吃惊。影片的结尾，阿诗玛变成了石林中的一根柱子，她唱的“只要你们叫我，我就回答”那段，需要有回声的感觉，这让杜丽华很为难，她不知道怎么唱出回声的感觉。当时她跟杨丽坤住在上海新亚饭店五楼，她们俩晚上就坐在窗台上，一直到夜里两三点。后来她们看见那个有轨电车开过来，雾很大，稀稀拉拉有人下了车，很快就消失在雾里。杨丽坤说，这就是回声的感觉。

《阿诗玛》之后没有在全国公映过，甚至演员都是在1978年“文革”结束后才第一次看到自己在银幕上的样子，听到自己在银幕上的声音。

风暴

从《五朵金花》上映那天起，就有批评之声。一份“否定的意见”为这部电影总结了三条“罪证”：一，没有表现党的领导作用，突出了金花的个人作用，还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部用糖包起来的含有剧毒的电影”；二，宣扬资产阶级爱情，没有现实生活真实感；三，艺术家形象被丑化，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歪曲。但这是否定意见，对应的还有一些肯定意见。并且，由于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在“反右”斗争中《五朵金花》逃过了批判。

但是十年之后，1970年8月25日的《云南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则是“彻底批判影片《五朵金花》”。这篇文章杀气腾腾，“这部毒草电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和‘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等一伙人合谋策划，由夏衍亲手炮制，于1959年10月出笼的。影片打着‘歌颂大跃进的幌子，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诋毁革命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是一株毒汁四溅的大毒草。”阿鹏是“浑身散发着资产阶级臭气的浪荡公子”，金花“分明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贵族小姐”。总之，“反动电影《五朵金花》在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中，起到了杀人不见血的作用”。

《阿诗玛》中有首流传很广的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最后一段歌词是：

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

从此我们不忧伤

不忧伤

哎洛哎洛不忧伤……

但实际上，与《阿诗玛》有关的很多事情都是让人忧伤的。

《阿诗玛》从头到尾都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即便是年轻小伙子和年轻姑娘的歌舞都冲淡不了。也许是因为阿诗玛最终没有跟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悲剧结果，也许是杨丽坤身上开始显现出来的哀伤气质，也许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感受到了一种岌岌可危的命运。

1964年，《阿诗玛》还没有公映，就遭到了批判。谁也没有想到这部从剧本创作到停机花费了三年半工夫，不惜一切工本，成本高达八十四万一千元的“宽银幕立体声七彩歌舞音乐神话巨片”是这样的命运。杜丽华记得剧组还在浙江拍戏的时候就听到了一种说法，说这个片子跟时代不太吻合了，具体来说就是没有阶级斗争，只有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说得难听一点，电影里的人好像一群二流子，一天到晚弹唱玩闹。胡松华说，当时传说，唯一一部毙在仓库里的片子就是《阿诗玛》，说它比《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还毒，不能放映。

就在《阿诗玛》准备上映的1964年，电影界出现了两棵大毒草：《早春二月》与《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被认为是抹杀了阶级斗争，表现资产阶级的小情调，把爱情放在第一位的《阿诗玛》又怎么能不受批判？

1964年12月25日，海燕电影制片厂印发了《全厂职工对<阿诗玛>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有些意见还算温和，建议改掉阿黑与阿诗玛的爱人关系，换成兄妹，“抽掉爱情线，加大阶级斗争”。或者是最后阿黑把阿诗玛救出来，象征着劳动人民斗争的胜利。

另外一些意见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认为该片连修改都修改不好的同志觉得“影片根本不符合时代精神。它是借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之身，抒发资产阶级之情。影片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那套‘爱情至上‘英雄和美人腐朽的思想观点”，“如果《北国江南》是‘牛鬼的话，那么《阿诗玛》就是蛇神”。endprint

还有些批评，诸如影片里的人跳舞扭屁股，很不健康；阿诗玛哪儿有劳动美？她凭什么“美名传天下”？影片里没有穷富之分，所有人穿得差不多，这很不现实。

一条意见是针对杨丽坤的：“为了要找一个漂亮的演员来演阿诗玛，不知跑了多少地方，现在找到的杨丽坤，歌不会唱，舞也跳得并不好，就是面孔上银幕，就来叫她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很多人的命运也跟这部电影一样惨。杜丽华很快就下放了，葛炎积累的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尽数被毁，整理长诗的杨知勇头天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第二天就被开除党籍，第三天被送去劳教，他的罪名不完全跟《阿诗玛》有关，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他被说成是通过《阿诗玛》追求名利。公刘等人纷纷变成了右派，作曲之一罗宗贤在强烈的批判声中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云南大学校长、诗人李广田被请来修改《阿诗玛》，他用了另一首诗的两句话“日落我不落，日眠我不眠”，这两句话为他招来灾难，说他攻击国家领导人。杜丽华记得当时他们在云南民族学院的学习班，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的时候，就看见李广田一个人孤零零地睡在莲花池对面的一张草席上。最后李广田熬不下去了，跳莲花池自尽。

杨丽坤则发了疯，但是她的发疯不止是因为《五朵金花》《阿诗玛》和她个人遭到了批判。在《五朵金花》和《阿诗玛》遭到最猛烈批判的时候，她已经精神失常了。

生病

“文化大革命”中，《五朵金花》遭到江青的点名批判。给《五朵金花》配唱的赵履珠说她亲眼看见在一本书里写着江青点《五朵金花》，说人家大跃进，阿鹏窜来窜去谈恋爱，阿鹏就像二流子。姚文元也点名批评了《五朵金花》。主要演员和群众集中办学习班，要每个人做检查。

显然有话直说的性格给杨丽坤带来了很多麻烦。

杨丽坤的反应简直吓住了当时的一些人。

黄晓记得有次在云南民族学院礼堂开大会，批判《五朵金花》，有人提江青说《五朵金花》是毒草，当时杨丽坤就站起来，说周总理说《五朵金花》是好电影，江青同志说毒草，那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黄晓说：“一下子不得了了，把她抓到台上去，叫她跪，她不跪。拖她，她反抗。放到民族学院，那里有一个地下室，会议室的下面是地下室，把她弄到那里去了。也不让睡觉。”有人听到杨丽坤在里面整天惨叫。

她自杀过。严学恒说杨丽坤喝过墨水，但是被抢救过来了。他印象很深，在云南民族学院的大厅里有一座毛泽东全身像，杨丽坤就抱着塑像，唱“心中想念毛主席”。

杨丽坤的精神世界是在俗世之上的，如果在正常的年代，这种性格的人最糟的结果是人缘不太好，但是遇到“文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被踩到了烂泥里。更加糟糕的是，杨丽坤不够成熟，性格又硬又脆。

在导致杨丽坤精神失常的原因中，她的感情生活不能不提。赵履珠曾经对采访她的记者说，杨丽坤犯病是感情上的事。当年喜欢杨丽坤的人很多，有别人喜欢杨丽坤但是她不喜欢对方的，但是也有杨丽坤喜欢别人，对方不喜欢她的。她的名气是很大的障碍。

顾春雨在杨丽坤的感情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赵履珠跟杨丽坤在一个宿舍，顾春雨常常来找她，两个人紧紧靠在一起坐在床上，谈情说爱，有说不完的话。每一次进去，赵履珠都要敲门，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在她看来，顾春雨很秀气，有点儿像奥涅金，而杨丽坤是喜欢普希金的作品的。顾春雨当时是“炮派”掌权人，歌舞团的大章也由他管，有时候他也会把章交给杨丽坤保管。

那时候“八派”与“炮派”武斗，到了开枪的地步。杨克武在思茅，要把杨丽坤带走，叫了一辆卡车，把她的地铺一卷，就拉走了。离开顾春雨，杨丽坤就有点儿受不了了，受了刺激，会拿着一把刀，在街上舞来舞去，不吃药也不睡觉，杨克武只好把顾春雨叫来，给她吃药，这样，她好了一些。赵履珠说在思茅，杨丽坤是第一次犯病。

杨丽坤后来告诉殷珮娴，她在思茅的时候，有天晚上听到一个人哭他的儿子，哭得很惨，觉得心软，很可怜。听着听着，天就亮了，窗外有只小鸟在外头对着她叫，她一下就蒙了，从那儿开始她就病了。

从思茅回昆明后，杨丽坤看起来好些了，但是她很快就第二次发病。

第二次发病，按照赵履珠的说法，就是说军代表没有一碗水端平后，被隔离审查，进一步刺激了杨丽坤的病情。她被一辆吉普车和三四个人送到了长坡医院，在那里她吃了一种药，吃完了就睡，睡醒了再吃。

杨丽坤的脑子里出现了幻听，她觉得好多人在她耳边说话，她让他们走，让他们别讲了，但是他们就是不走。杨丽坤的脑子里老是有人说《五朵金花》这部电影是反革命电影，《阿诗玛》是色情电影，另外一个声音在说周总理讲了这是革命的影片，这是革命的艺术片。

文工团不让杨丽坤看病，知道她精神病，但是非要说她装疯，这样才有机会打她。1969年的时候，她姐姐出了一个主意，要给总理写一封信，反映杨丽坤的情况，后来写信给了邓颖超。隔了一个多月，周总理知道这个事情了，批示让杨丽坤进了湖南郴州的精神病院。

郴州的精神病院很开放，不会把病人关起来，但是需要一个人陪住。

殷珮娴就去了。一个病房九个病人，九个正常人，晚上叫声此起彼伏。归宿

杨丽坤一生的悲剧太早开始了。她的后半生都在这个旋涡里，直到死才解脱。唐凤楼是杨丽坤后半生最重要的一个人。

拍完《五朵金花》后没有多久，陈泽涛认识了杨丽坤，那时他是昆明工学院的学生。他对杨丽坤的印象是“她是搞舞蹈的，长得很漂亮，确实很漂亮，话不多，很含蓄。”他发现杨丽坤很爱学习，事业心强。她让人感觉很傲慢，但陈泽涛认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杨丽坤对陈泽涛说那些写来的求爱信很烦人，她才十六七岁，不想谈这些问题，还想演更多电影。

陈泽涛为杨丽坤解决了婚姻问题。

陈泽涛在离韶关五十多公里的凡口铝锌矿认识了一个上海知青，叫唐凤楼。他觉得唐凤楼多才多艺，“油画画得好，京胡拉得好，黑脸唱得好，而且又是上海市少年摔跤冠军”，两个人就相处得很好。信凤楼是自愿到偏远的矿区的，他刚刚跟一个姑娘分开。endprint

杨丽坤的大姐曾经拜托陈泽涛给杨丽坤找个对象。陈泽涛就琢磨着把爱读书的杨丽坤和多才多艺的唐凤楼拉到一起。他觉得杨丽坤虽然精神失常，但并不是疯疯癫癫的人。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有很多话说。唐凤楼在一篇很长的文章《我和“阿诗玛”的悲欢》里，讲了刚听到陈泽涛的意愿时的第一反应“你也真会开玩笑，说得那么浪漫。”

唐凤楼比杨丽坤小两岁，他觉得跟一个名演员谈恋爱简直是奇谈。

陈泽涛讲了杨丽坤的遭遇，并且一再跟唐凤楼说杨丽坤很正直。最后，唐凤楼还是去郴州相了亲。到郴州的第二天，唐凤楼见到了杨丽坤：“天哪，她哪里还有一点演员的痕迹？”不过杨丽坤看起来很端庄，衣衫整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爱干净贯穿了杨丽坤的一生，哪怕生病之后，她也会每天洗洗刷刷。唐凤楼印象最深的是杨丽坤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奶声奶气的。

两人谈了文学，唐凤楼故意说错了一个书里的人名，杨丽坤马上纠正了过来。杨丽坤关心他是否专业对口，希望他努力学习。分手的时候，杨丽坤叮嘱唐凤楼“你路上还是小心点儿好。”她似乎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好感。

唐凤楼回凡口后，感冒我我个人通了几个月的信。这些信，在唐凤楼看来，不算情书，信里没有一个字能跟平常人说的“爱”连得上，只能说表达了杨丽坤对他的关心。杨丽坤的文字没有修饰性，但是很生动，很有艺术感悟力。唐凤楼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写信思路太清晰了，字大大的像男的。”他觉得她很善良，很值得同情。

过了一阵，杨丽坤在三姐的陪同下，到了凡口，跟唐凤楼相处了两个多月之后，两个人登记结婚了。那个时候杨丽坤三十二岁左右。

登记完回去的路上，杨丽坤一直不说话，神态很不安。憋了半天，她跟唐凤楼说自己对不起唐凤楼，欺骗了他，因为她的幻听还没有好。唐凤楼还不了解这个病，他没有想到今后二十多年都要跟这个病做斗争。

一周后，杨丽坤在三姐的陪同下去了大姐那里，她到了之后给唐凤楼写了一封信，特地叮嘱他：“我给你的那张《阿诗玛》剧照，望你不要放在玻璃板底下，还是收起来的好。不然的话，迟早是要给你扣帽子的。我是被整怕了。”

1973年5月22日，杨丽坤和唐凤楼在上海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两个多月，杨丽坤的幻听加重。她的脑子里似乎有个人，她叫他爷爷，这个爷爷不断跟她说话，她像被脑子里的这个人控制住了一样。

由于矿场催促，唐凤楼不得不回到凡口。杨丽坤一个人在上海过得很不好。她情绪出现波动，被认为是妊娠反应。唐凤楼的家人写信给他，说：“情况严重起来了，她一早就出去，谁也阻拦不了，直到很晚才回来。有时呆呆地坐着，谁也不理……”“你无论如何得赶快回来，丽坤常常半夜起来洗衣服，洗头，已经发展到整夜整夜地不睡了，有时还吵着要回昆明……”

等到唐凤楼赶回上海，杨丽坤已经回到云南歌舞团了。回去之后，杨丽坤跟赵履珠成了邻居，她常跟赵履珠借些针头线脑或者柴米油盐。赵履珠觉得杨丽坤很可怜。歌舞团有个人，当时住在杨丽坤楼上，这个人在地板上挖了一个洞，偷看杨丽坤洗澡。杨丽坤拿竹竿戳楼板，骂那个人流氓，偷看人家洗澡。

这个人恼羞成怒，后来找机会打杨丽坤，一拳打在她的眼睛上，把杨丽坤的眼睛打得又红又紫。杨丽坤差点儿因此瞎掉。

唐凤楼又赶到昆明，杨丽坤的病情又加重了，“爷爷”越来越经常出现。

杨丽坤还认得唐凤楼，但是不认这个丈夫了，他是她的弟弟，不是丈夫。

唐凤楼回到上海，杨丽坤跟姐姐去了东川，后来分娩的时候又去了上海。1974年5月，杨丽坤生下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儿。生完孩子后，杨丽坤病情恶化，只得又被送回郴州的精神病院。与儿子告别的时候，杨丽坤满脸是泪水和汗水。三四年后，“文革”结束了，她才得以重新见到自己的孩子。

后来，杨丽坤从郴州回到了昆明，独自一个人生活了一阵子。“四人帮”被打倒后，她又被送到昆明长坡精神病院，出院后去了上海，之后终于稳定下来，在上海待到去世。

杨丽坤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敢接受“四人帮”被打倒这件事。

“文革”结束后，杨丽坤的日子还算安稳，她的户口落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到了房子。唐凤楼的户口也回到了上海。

杨丽坤时常发病，甚至说另外一个人才是她丈夫，唐凤楼是她弟弟。这刺伤了唐凤楼。但是后来他接受了这一切，甚至跟杨丽坤开玩笑说你是我姐姐，我是弟弟。跟阿鹏爱上金花、阿黑爱上阿诗玛的那种爱情相比，从始至终他们两个之间相依为命的色彩就特别重。

他们风雨飘摇的家最终还是稳定下来。唐凤楼后来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但是他说，真正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彻底解放的时候，杨丽坤已经不知道那个滋味了。

1978年9月3日，刚平反不久的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一些往事：

扮演阿诗玛的青年彝族女演员，是云南省歌舞团演员杨丽坤，主演过《五朵金花》，曾跟随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过，也是受到周总理亲切关怀的青年演员……但她却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苗子”，终于精神失常。一个同志告诉我，当她被迫下放思茅地区时，任何人给她两分钱，都可以叫她唱歌跳舞。回到昆明后，她往往把刚领到的全月工资，全部买了食物和日用品，分给街头的孩子们……打倒“四人帮”后，在领导关怀下，把她送到上海积极治疗，至今还没痊愈。

陈荒煤想象着：“倘若她一旦知道，我到昆明才争取看到影片，并在一千多观众中间，向一些军队干部、教授、文艺工作者、大学生一再征求意见，问这部影片可否上映时，听到了许多惊讶、赞扬和质问声……她将会流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估计没有人有机会看到杨丽坤的表情，“四人帮”倒台后，唐凤楼基本上不让杨丽坤接受任何采访，因为记者的问题正好都打中杨丽坤的要害，记者肯定会问她有什么想法，病好之后什么时候回到银幕上，而杨丽坤连电视上播放电影都不能看。

她始终没有去看《阿诗玛》。杜丽华去看了，十二年后，她第一次听见自己在电影中的声音，简直不敢相信是自己唱的，她忍不住哭。她太难过了，她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再看这部电影，她觉得恍如隔世。

大概是1999年，云南省委让云南歌舞团去上海看望杨丽坤，殷珮娴作为她的好友也去了。走的那一天，殷珮娴去医院跟杨丽坤告别，杨丽坤还记得殷珮娴儿子的名字，两个人玩了一下午。后来医院要关门吃饭，殷珮娴出来后，医院的大铁门就关上了。杨丽坤站在铁门里头看着殷珮娴哭。

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去世，走得很安详，因为吃药，她的头发全白了。杨丽坤享年五十八岁。

（摘自《龙门阵》2014年第7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