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空间叙事与乡村振兴主题
《影剧新作》杂志 2023年4期
作者：黄大军 吕佳
摘 要：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是一部以俊男靓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的田园治愈剧，该剧以大理云苗村的“有风小院”为空间节点，以一众小院成员的共同体生活为表现对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表达现代人的身份困境与主体重建，让“治愈系”剧情与主旋律框架兼容。该剧丰富了青春治愈剧的表达径向，也为观众了解当下少数民族乡村振兴图景打开了新视角。
关键词：《去有风的地方》 空间叙事 治愈系 乡村振兴
2023年1月3日，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芒果TV双平台播出。该剧是一部田园风、慢节奏的青春治愈剧，讲述了都市女青年许红豆怀着被治愈的心态独自奔赴云南大理休假旅行，在乡村民宿“有风小院”多姿多彩的共同体生活中，和一众朋友一道经历成长、获得治愈并重启人生的故事。剧中风景秀美的云南大理，古色古香的非遗画面，淳朴自然的民俗风情以及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都令人目不暇接，这种诗意空间与时代主题的交融，既丰富了青春治愈剧的表达径向，也为观众了解当下少数民族乡村振兴图景打开了新视角。
一、都市空间的隐忧与创伤记忆的呈现
（一）都市的阴影：日常空间中的受困
《去有风的地方》的剧情始于许红豆对大都市北京的逃离与她在云南云苗村“有风小院”的短住。她的生活变迁折射出大都市生活与现代人生存困境之间的因果关联。许红豆之所以逃离北京，不是因为个人业绩不好而是因为难以承受的工作压力与厌倦情绪。实际上，她对酒店的工作一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不仅一步步获得升迁，而且职业前景还很乐观。然而，在许红豆光鲜外表的另一面，裸露的却是一位都市空间中的受困者形象。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观点，现代性给人们带来了诸多隐忧和困扰，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意义的丧失与道德视野的褪色，在工具理性膨胀面前目的的晦暗以及自由的丧失[1]。显然，高级酒店这一现代工作场所集中凸显了工业——技术社会的制度和结构，它不仅导致人的生活被平庸化、狭隘化与工具化，亦使人陷入意义消解、信仰缺失与自由丧失的文化困境。
许红豆就是这样。因为酒店的工作性质，在她的职业概念里没有工作与休闲之别，原本是下了班的非工作时间，她也在忙着接听客户电话，繁忙令她忘记了父亲生日，无暇去谈恋爱，也不及时去体检……这种强迫性劳动使人的生命力严重透支。正如有人激烈声讨的那样：“一个人总是在完成一个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算这个任务具有一定的内在乐趣（大趋势是很多工作都没有乐趣），只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单调性耗尽了嬉戏的可能性。”[2] 这就是现代工作的可憎之处，也是现代都市中千千万万个许红豆所无法摆脱的噩梦。许红豆见证了这种工作节奏对闺蜜陈南星的毁灭。女友的突然离世令原本身心俱疲的她骤然崩溃，饱受内疚、焦虑、回避、解离等各种创伤经验的困扰。为了早日走出人生困境，她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辞职远行，借空间转换修复受损人格，以期获得工作和生活的转机。
（二）乡村的危机：现代视阈下的窘境
无疑，异化的都市生活让现代人不堪重负，许红豆挫败的都市生活经历促使她逃向了人类定居方式的另一极——乡村。然而，许红豆眼中风景如画的云南大理及其那里的特色村镇，在城市生活方式的入侵与破坏下，正在由曾经的田园滑向反田园。有研究者指出：“整个乡村空间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围绕现代意识对物质的无尽欲望展开，并浸入到个体的精神层面引发个体异化。”[3] 剧中重点表现了州级非遗传承人谢和顺及其徒弟谢晓夏的生活困境与创伤记忆，同时也对村里人纷纷外出打工而造成的乡村凋敝作了艺术反映。
作为村里最优秀的木雕师傅，谢师傅在思想观念上还停留在从前。然而，在机雕已经彻底取代人工的背景下，传统技艺的风光已是昨日黄花。谢师傅开的木雕坊门可罗雀，所带的徒弟因为生意寡淡也相继离去。过去只要手艺好别人自然就找上门来，家家户户建房子的时候，就连找谢师傅的徒弟也得排队。然而，今非昔比。现在接单生意都近乎是在求人和乞讨，老手艺人自尊心备受打击，神形孤独落寞。他很看重的徒弟谢晓夏目睹木雕生意萧条，也无心钻研手艺，决定外出闯荡。这就是传统技艺遭遇工业化、商品化之后的窘境。另外，该剧也对村人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这一普遍现象给予了审美观照。其中，年轻人外出打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许多儿童缺少父母之爱，沦为留守儿童，成长和教育也都受到很大影响。剧中坨坨的父母、虎子的父母等外出打工人的无奈就很有代表性。长此以往，这种恶性循环就会愈演愈烈，甚至会严重动摇乡村的根基与发展。
二、第三空間的构建与新共同体的缔结
（一）有风小院：边缘空间的生产
相较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空间与日益破败的田园牧歌空间，《去有风的地方》设置了一个意蕴浓缩的边缘空间——“有风小院”，它是许红豆此次大理之行的目的地与停靠站，寄予着主人公纾解生存焦虑、重启人生的空间诉求。“有风小院”是一个连接都市与田园、城里人与乡下人、工作与后工作的有意味的地方。这一休闲空间是当地返乡创业青年马之遥经营的一家乡村民宿，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本地白族的老民居建筑特色，经过整修的小院古朴清幽，满院绿植和鲜花，还配有公共厨房、茶室、餐厅、杂物间、工具房、休息区等设施，既充满人间烟火又让人住着舒适便利。
该剧始终把小院空间居于整个故事的核心位置，它不似通常意义上的地理背景，而是与人物、情节、主题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有风小院”不仅有着浪漫诗意的寓意，也有着改变入住者身份与命运的空间生产功能。“有风小院”的这种空间特质来自它的“第三空间”身份。它既不是家和居住地这样的“第一空间”，也不是工作地这样的“第二空间”，而是居住和工作地以外的一个休闲之所，可以称之为“第三空间”[4]。这个“第三空间”是个短租的小院，房客中除了许红豆外，先后避居于此的还有商场失利的马丘山，遭网暴的音乐主播林娜，创作遭遇瓶颈期的网络写手大麦，酒吧驻唱的帅气小伙胡有鱼，单身的白富美白蔓君等。这些同龄人多是来自都市空间中的受困者，他们各有各的创伤与隐痛，而“有风小院”这个空间异托邦则凭借它的杂糅性与开放性，有助于主体间性的形成与个体创伤的治愈。
（二）觅寻心居：新共同体的诞生
“有风小院”是个让人产生情感依附与地方认同的空间场所。城市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对比了乡村或小城镇生活与大都会生活之间的区别，指出“前者基本上是个体的和情感式的，后者则更多是集体的和理智的”[5]。因此，从情感体验角度来说，许红豆们在理性都市遭遇的是物化与疏离，而在“有风小院”寻找到的则是情感与归属。这种“在家”的情感体验不仅“有助于身心的修复，有利于相遇和发现”[6]，也有助于培育开放性和可能性。所以，随着剧情的发展，小院众人在自我拯救与拯救他人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了团结与合作，结成了一个相互扶持、相互慰藉、彼此肯定的友爱共同体。
新共同体不仅团结了许红豆、大麦、林娜等小院住户，亦联合了谢之遥、谢晓夏等当地青年，他们一道实现治愈和成长，小院因此成了大家心中的第二个家。大麦重拾写作信心就离不开众人相助。她做网络写手，面临家里不支持、个人没名气、写作没灵感、创作遇瓶颈等重重困扰，整天宅在屋内，愈加社恐和内向，有了大家的关爱，她走出了蜗居，变得自信和开朗起来，话也多了，写作也顺畅了，不仅度过了创作瓶颈期，还参加了该村宣传片的剧本创作，坚定了写作信念。林娜来自上海，曾经是音乐主播，为躲避诈捐事件带来的网暴，本无过错的她退网后躲到云苗村的咖啡馆打工，不幸再遭网暴，她情绪失控、噩梦惊袭，一众挚友在了解真相后，与之携手共渡难关。对小院共同体成员而言，他们之间是那么不同，又那么相似。他们会一起分享美食、诉说创伤，一起品茶、打坐、聚餐、搞团建、探讨人生、谋划事业……正是在这个大家庭中，他们收获了友情、采撷了爱情、感受了亲情、创造了可能，令“有风小院”的短暂时光凝成大家记忆中的永恒。
三、边地空间的转向与乡村振兴的映射
（一）少数民族地方景观的变迁
《去有风的地方》以“有风小院”为中心叙述了都市创伤个体的田园治愈之旅，展现了在保护和传续乡村特质基础上的乡村变革与乡村振兴图景。该剧在打造故事的地域文化特色——白族民俗风情时，自觉以乡村振兴为内在动力与叙事背景，对边地空间的转向做出了纪录片般的生动再现，凸现了少数民族地方的自然空间与人文空间之美。
在自然空间的传达上，该剧对故事的“大空间”苍山洱海做了多角度观照，展现出云南大理自然风光的壮阔绮丽与气象万千。这种保持了原生态景观的大自然形象，正是工业化、物质化时代政府对洱海生态环境有效保护、免遭破坏的结果。在人文空间的呈现上，该剧让原生态民俗与原生态自然相得益彰，对乡镇生活空间做了层次丰富的艺术呈现，遍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尤其重点聚焦了当地鲜花饼、村中木雕、刺绣和扎染等非遗工坊的制作场景，以及咖啡馆、韶华书屋、乡村民宿等现代元素对当地景观的丰富与创新。“诗意化的空间不仅彰显了创作者在形式上自觉而明确的美学追求，更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颇具意味的表意。”[7] 并且，空间变迁中还隐含着时代主题，表征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谢和顺的木雕坊曾一度因固步自封、跟不上时代步伐而难以为继，经过现代观念的洗礼，老师傅转变理念，经由徒弟现场直播、变为网红打卡景点等一波时尚操作，木雕坊这一非遗景观得以浴火重生。广而言之，正是凭借拥有原生态优势的乡土现代化转型，云苗村的民俗文化景观得以保护与传承。
（二）乡村振兴主题的另类演绎
事实上，正是由于《去有风的地方》对乡村振兴时代主题的独到表达，使得这部“治愈系”影视剧又是一部乡村振兴剧。不同于主旋律剧对乡村振兴正面化、主题化、典型化的处理策略，《去有风的地方》则是以乡村振兴作为方法，通过建构一个有治愈功能的场域来完成人物的心灵修复，同时也实现乡村振兴主题的另类演绎。
一是从个人治愈角度观照乡村振兴。“自然不仅是人类身体的栖居之所，更是心灵的寄寓之地。”[8] 慕名而来大理旅游的小院客人，就是要借助这里的自然之美与乡村生活之美达到净化与治愈，他们的行旅与休闲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云南大理的乡村振兴之美。比如，剧中许红豆就频繁往来于各非遗工坊、咖啡馆、大街小巷、马场、洱海之濱等地，赏风景、品美食、跑步、下厨，在咖啡馆做义工……自身获得治愈的同时，也成为呈现当地乡村振兴面貌的一面镜子。二是从实现个体价值角度观照乡村振兴。该剧围绕马之遥、许红豆等小人物的爱情与价值实现，采用平民化、底层化的叙事逻辑来讲述乡村振兴的困境与机遇。比如，许红豆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和马之遥的关系，得知村子公开转让的民宿极具投资价值，于是，瞒着恋人，权衡利弊，果断出手，返回村子自己当上了老板，不仅彰显了女性的独立，也做到了人尽其才，还因此创造了与马之遥拍拖的可能，收获了美好爱情。这就弱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凸显了个体价值诉求，并使乡村振兴的表达更为接地气、贴民意，充满了正能量。
四、结语
《去有风的地方》虽然是一部以俊男靓女的爱情为主线的田园治愈剧，但它不落俗套，拥有自己独特的主题设定与叙事方式。它不仅批判了工具理性统治的都市生活，也对乡村的危机投注了关切的目光。它以“有风小院”作为辐射剧情的地理空间与友爱共同体，展现了现代人的身份迷失与生存困境，并以乡村乌托邦作为拯救之地，让该剧获得了主旋律框架的加持。该剧不仅凭借空间叙事给人以清新醇厚的诗意与美感，更以乡村振兴元素的熔铸而彰显了亮丽的时代底色，实现了“治愈系”影视剧创作的新突破。
[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现代空间理论的生态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ZWE239）、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般项目“在‘互联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全过程的研究”（项目编号：SJGY2021 0892）成果之?]
参考文献：
[1]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M].程炼，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31.
[2]徐志伟，王行坤.“后工作”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05.
[3]那日苏，贾若.电影乡村空间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研究[J].电影文学，2023（2）：36.
[4]冯静，甄峰，王晶.西方城市第三空间研究及其规划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 2015（5）：16.
[5]布赖恩·埃利奥特.建筑师解读本雅明[M].金秋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66.
[6]戴维·西蒙.生活世界地理学[M].周尚意，高慧慧，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135.
[7]蒋露遥.可感的人民性：人民电影的空间形式美学[J].电影文学，2023（4）：11.
[8]王丙珍.当代非虚构写作的生活记忆与生态情感——以《爱，遗落在森林和草地》为例[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16.
黄大军：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
吕 佳：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朱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