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浣纱记》作为明代著名戏曲家梁辰鱼的代表作，描绘了流传久远的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纵观全剧，两人的爱情发展无不裹挟在吴越两国争霸的政治浪潮之中。家国兴亡以及传统观念无不左右着两人爱情的发展的变化。因而两人爱情可以说是对政治的让步。本文试图对两人爱情做一探讨，并兼论在爱情中的西施的形象。

关键词：男女恋情 家国兴亡 传统观念 西施形象

《浣纱记》又名《吴越春秋》，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梁辰魚的代表作之一，它借吴越两国争霸之事，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兴亡的哀叹。《浣纱记》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作为剧本的主线来述说吴越两国的兴衰，这就不可避免地让男女恋情卷入世事纷争之中，因而二人的爱情也就难免会带上政治色彩。可以说，这就是一场爱情和政治的博弈，也是爱情对政治的让步。

一.男女离合与国家兴亡的杂糅

梁辰鱼在第一回《家门》中就点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问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1]1可见，《浣纱记》的创作所蕴含的是作者对于功名未成的愤慨和对于历史兴亡的感叹，这就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定格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中，从而将男女之情与国家兴衰紧密结合在一起。

其实，梁辰鱼在剧中就已经处处显示两人爱情的不平凡。在第二回《寻春》中对于西施，不仅写她具有如花的美貌，而且“甘心荆布，雅志坚贞”，并非一般的风尘女子;范蠡也是“少小雄豪侠气闻”，1长习兵书战策和权谋之术。一位坚贞烈女，一位侠义高士，两人在山间偶然相遇，简直就是天作之合，但这种相遇也必然使得两人的爱情带上了政治色彩。两人认识不久便私定终身，按常理，本应该沉浸在男女爱情的欢乐之中。但是，就在此时却正好遇上吴越两国兵戈相见。在这场战争中，越国被吴国所灭，范蠡随越王勾践夫妇前去吴国做了三年囚徒。在这三年之中。范、施二人毫无任何书信往来，西施最终因过度思念范蠡而抑郁成疾。而当越王用范蠡之计骗得吴王夫差的信任归国后，范蠡并未因旧情难忘与西施团聚，而是积极为勾践出谋划策为越国洗雪国耻做准备。为达到迷惑夫差的目的，范蠡在爱情上做出了让步：派西施出使吴国，实施“美人计”。最终，在一系列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之下，越国卷土重来，一举灭掉吴国，范蠡、西施二人得以最终团聚。

范、施二人能够结合在一起，除了有郎才女貌这一中国古代所有男女爱情所具有的普遍因素外，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爱国。这种爱情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得二人的爱情故事相对于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来说，少了一些浓厚的脂粉气，多了一份具有时代气息的厚重感。它将原本普通的男女恋情故事与越国上下同仇敌忾，灭吴复国的大背景结合起来，使得这种爱情就无形之中上升了一个高度，让范、施二人的爱情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男欢女爱，而是一种经过战争洗礼的伉俪情深。为了使越国能够东山再起，范蠡纠结再三，只能无奈劝说自己心爱之人违心侍奉吴王;而西施在范蠡的动情劝说之下也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带着悲痛和屈辱离开自己所眷顾的祖国和自己钟情的爱人。此时此刻，他们就有了共同目标，那就是灭掉吴国，洗雪国耻。所不同的是，范蠡对国家的热爱是与其宏大的志向以及人生价值取向相联系的。范蠡擅长权谋，熟读兵书，本能做个安邦定国之士，却因为“数奇不偶，年长无成”，只得宦游他国。但是，范蠡幸而在越国得到了勾践的赏识，官拜上大夫，并且能够在其位大展宏图。梁辰鱼在散曲《念奴娇序·拟出塞》序中也曾经述说他的抱负：“逸气每凌乎六郡，而侠声常播于五陵。鲁连子之羽可以一飞，陈相国之奇或能六出。假以樊侯十万之师，佐之李卿五千之众，则横行鸡塞，当双饮左右贤王之头，而直上狼居，必两系单于之颈。”[2]可见，梁辰鱼总是以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自比，始终心怀扶危济困和匡正天下的政治理想，因而范蠡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他心中所蕴藏的人生理想的寄托。而梁辰鱼恰巧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此时外有倭寇、俺答入侵，内有奸相严嵩专权，朝纲废弛，社会混乱，而范蠡这一忠君报国之士恰巧是作者所希望的，同时这一形象也凝聚了当时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从而使这一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西施的爱国则是与对范蠡的爱慕之情紧密相连的，可以说，西施是在范蠡的引导之下走上救国之路的。西施本是一名淳朴善良的农家女孩，她在河边浣纱偶遇云游的范蠡并一见钟情。她与范蠡私定终身后却三年里与范蠡了无书信来往。她起初也曾胡乱猜疑过，甚至怀疑范蠡是有意哄骗她的。但是想到近日吴越两国激烈交战，干戈四起，她认为范蠡多因为这件事而“不得工夫”。当范蠡被吴国放回登门拜访说明缘由之时，她以“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丝毫没有责怪范蠡的意思。到此，他们俩本可结为连理，但此时剧情一转，范蠡提出要将她献给吴王。西施作为一位含苞待放，对于甜美爱情极为渴望的妙龄女子起初心里当然是极不愿意的，但是在范蠡向她说明“社稷废兴，全赖此举”，江东百姓以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仰赖于她入吴之侍奉的举动后，西施就说：“既然如此，勉强承应。”毅然决定牺牲个人爱情，并立即告别生病在床的老母，与范蠡一起回越国为灭吴大计做准备。可以说，西施不愧是为天下苍生的生死考虑的巾帼英雄，而至此范、施的爱情境界也随之升华。

虽说范蠡对于西施的倾慕起初源缘于姿色，初见西施就称其为“天姿国色”，并惊叹“世间有这等女子”，“莫非采药的仙妹，避世的毛女”;西施也是因为范蠡“貌堂堂风流俊姿”，从此一见倾心。但是在国家处在危急关头时，他们却为了国家而忍痛分离。在保全国家与儿女私情发生冲突之时，西施唱到：“三年曾结盟，百岁图欢庆。记得溪边，两下亲折证。闻君滞此身，在吴庭，害得心儿彻夜疼。溪纱一缕曾相订，何事儿郎太短情？”（第二十三出《聘施》【金索落】）向范蠡诉说着三年分别期间自己只能以“细纱”这一信物来连接二人，内心经历了极为痛苦的煎熬。范蠡也应和到：“我日夜关心，奈人远天涯近。区区负此盟，愧平生。谁料频年国势倾，无端又害出多娇病。羞杀我一事无成两鬓星！”（第二十三出《聘施》【前腔】）向西施表达自己因为国家战乱频仍，为主尽忠而不能全其溪边之盟、男女之爱的内心的愧疚和焦虑。从此也可以看出，虽然因为越国灭亡，二人被迫分离，但是，二人情思不断，仍相互思念牵挂着对方。为了国家大义，范蠡只能舍弃儿女私情，但是他在心中对于西施的牺牲是默默支持的。而西施也因为对于祖国的爱和对于范蠡的钟情，尽自己所能完成自己在吴国的使命。她在吴国虽然享受着吴王对她的万般宠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她的心里仍然想的是当年浣纱时与范蠡的邂逅，唱的依然是“何时训班归去来？水远山长莫回首！”的相思采莲曲，虽身在吴国而心在越国。最后她与范蠡泛舟五湖而逝，更证明了他们的心心相印。虽然两人原本纯洁的爱恋被迫卷入吴越两国的纷争当中，但是正因为这场政治纷争的切入，使得两人的爱情一定程度的脱离了传统的男欢女爱的套路，而更彰显出男女只要心灵相通，即使是为了事业生计暂时分离，哪怕失去贞操也在所不惜的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爱情观。

二.个人恋情的成全与传统观念的矛盾

《浣纱记》虽然是以范、施二人的偶遇为引子来开整场戏，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梁辰鱼写此剧的初衷并不是单纯了歌颂二人坚贞不渝的爱情，而是在其中渗入了个人对于家国兴亡的思考。因此，这部剧必然是爱情主题与政治主题相互渗透。因而范、施两人的爱情必然不会是如同寻常百姓家中的男女恋情一般顺利发展，而是必然會遭遇到某种阻力。而这种阻力便是来自于范蠡本身骨子里所具有的传统观念。

范蠡从越国归来，本可以信守与西施在溪水边的盟誓，与其永结同好，成为恩爱夫妻。可是现实却不允许范蠡如此顺利享受自己的爱情果实，因为此时正值其主公勾践从吴国被释放归来，为了灭吴雪耻进而争夺江东霸权，他就与范蠡商定以美色迷惑吴王夫差。越王就派人在越国境内四处寻觅美人，但是始终未寻觅到合适的人选。此时为了勾践灭吴大计的实现，范蠡不得不进上自己深爱的绝色美女西施，并亲自去苎萝村说服西施前去吴国。虽说范蠡一直以国事为重，但面对自己心爱之人将要为此而付出牺牲不免心生矛盾，一方面担心背负当年二人互赠信物在溪边所结的盟约，成为一个负心汉，另一方面又担心不能向君主复命。在两种矛盾的想法斗争下，最终君命在范蠡心中战胜了爱情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范蠡心中，国家之事依然是重大的，君命是不可违抗的。为了完成君王的使命，即使牺牲自己的爱情也是在所不惜的。

当然，范蠡劝说西施虽有他自身的无奈，但关键还是封建社会的男权思想和传统的忠义思想在驱使着他去暂时“抛弃”自己的心上人。范蠡前去说服西施之时，从未问过西施的感受，只是用君王之命和家国伦理来对西施做道德伦理上的说教。虽然两人有一定的情感基础，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范蠡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西施作为自己的一枚棋子，拱手让给他人。这反映了在范蠡心中依然具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和忠君思想。在范蠡的眼里，西施不过是他生活中的附属品，她要做的只是对于自己和君王无条件的服从，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是真爱。当然西施在其中也是有所反抗的，对于范蠡献出自己的这一出乎自己意料的要求，她总是勉强应答，做出一种默默反抗的姿态。但是西施毕竟只是一位涉世未深的闺中少女，从一开始就对范蠡一往情深。为了维系与范蠡的情感联系，西施也是最终答应了范蠡的要求。但即使西施付出如此之多，范蠡在完成灭吴大计后，还是担忧她“恐留倾城更迷君”，将其视为红颜祸水的因子。可以看出，西施在与范蠡的爱情中是没有话语权的，她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制于范蠡所灌输的价值观，她的发展完全受到范蠡甚至是勾践的控制。因而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社会规则和价值观念的制定都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维护男性的利益的。纵使西施有诸多不情愿，但是也没有一种社会机制来让她申诉自己的诉求，维护女性的利益。[3]

三.从范、施爱情看西施形象的塑造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由母系社会逐步跨越到父系社会的。从早期的对于女娲造人的推崇到炎黄统一华夏的歌颂，说明中国的男权意识是在逐步觉醒的。尤其是历经周朝之后，在贵族阶级形成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男性一步步把持了社会话语权，女性逐步受到了种种约束。加之后来儒家礼教形成了系统的对于女子行为的规范和束缚，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日趋形成。因而，在中国千百年的文学作品中，把有损男性高大、光辉形象的责任都强加于女人身上，如褒姒、妲己、赵飞燕……，正如鲁迅所说“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4]由于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中国传统文人的骨髓当中，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常常以“妖女”和“祸水”的面目出现。

《浣纱记》的出现，可以说是为中国传统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剧中的西施对于范蠡的痴情使得她在范蠡的引导之下，为国献身，最终配合范蠡和越王勾践完成了复国大业，很大程度上说明作者对于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的肯定，也可以看出作者对爱情力量伟大的歌颂。可以说，西施的形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红颜祸水”的女性形象塑造模式，女性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前所未有地被展现出来。可以说，西施形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也表明了当时晚明社会中的女性意识的崛起。

但是，西施的形象也存在着一定的悖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西施对于范蠡所提出的献出自己身体的要求，西施在内心依然是拒绝的。推动西施为国献身的最大因素，不是范蠡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是出于自身对于范蠡的痴情，是作为一个乡间柔弱女子对于男子的依附。西施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女子身上所具有的“夫为妻纲”的旧道德的约束，而是甘心为丈夫献身，为她心目中的爱情献身，即使这种爱情强加了一种不平等的条件，她也是甘愿接受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施是一个处在自由和束缚两种思潮交替影响的十字路口的女性，也可以看出梁辰鱼处在晚明思想解放大潮中，对于封建伦理道德既想突破，而又无法与其决裂的矛盾心态。

参考文献

[1]（明）梁辰鱼著，张忱石等校注.浣纱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明）梁辰鱼著，吴书荫等校点.梁辰鱼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罗姣.从《浣纱记》看古代戏曲的男权视角[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4]鲁迅.鲁迅全集（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作者介绍：杜梁晨，湖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