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燕 周振宇 时迎婷 胡治珍 黄春静

摘要：菏泽，拥有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菏泽历史文化，蕴含丰富的积极精神：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清正廉洁、不谋私利的自律精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忠直精神;不畏强权、勇于杭争的豪杰精神;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新时代加强对菏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廉政文化建设，有利于继承重教兴学、注重家教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培养仁爱信义、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有利于形成公正公平、依法治国的社会秩序，有利于推动党员千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关键词：新时代 菏泽历史文化 当代价值

菏泽拥有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菏泽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当前，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形势下，怎样更自觉、更主动地深入挖掘菏泽历史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探索菏泽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让菏泽历史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成为菏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菏泽历史文化的沿革

从远古到近代数千年，菏泽人民繁衍生息，艰苦奋斗，创造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一）远古至夏商时期的菏泽历史文化。

远古至夏商时期，菏泽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这一时期，菏泽一带地势较周围偏低，形成了众多的河流湖泊，《尚书》《山海经》《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文献对菏泽境内的河流湖泊都有记载。当时菏泽境内有菏泽、雷泽、大野泽、孟渚泽四个大的湖泊和济水、菏水、沮水、澭水等十条大的河流。充沛的水源加上气候温暖湿润、土地平坦肥沃，使菏泽这片土地非常适合原始先民繁衍生息。太昊华胥氏部落曾活动于鲁西南的济水流域，雷泽氏部落曾活动于古雷泽、大野泽一带。中华始祖伏羲诞生在菏泽，《太平寰宇记》记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1]（276）华夏族首领黄帝、炎帝与东夷族首领蚩尤率领各自的部落曾在菏泽境域内决战，完成了中华民族的首次大融合。颛顼、帝喾、尧、舜、禹、善卷等率领的部落也在菏泽一带繁衍生息，《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2]（11），据学者考证，历山、雷泽在鄄城县境内，河滨在定陶境内。商部落兴起于单县、曹县南的孟渚泽，商汤建都毫（今曹县南）。

（二）两周时期的菏泽历史文化。

两周时期，菏泽陶丘（今菏泽市定陶西南）是交通枢纽和商品贸易中心，经济文化非常繁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2]（1752）优越的地理位置为菏泽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位于菏泽境域的封国有曹国、卫国、郕国、郜国、单国、莘国、贯国、黎国等。这些封国多数为姬姓封国，如曹国（今定陶境内）为武王六弟姬振铎的封国，郕国（今菏泽市牡丹区东北）为武王七弟姬武的封国，卫国（今菏泽西北）为武王少弟姬封的封国，部国（今成武境内）为武王庶弟（名字不详）的封国，单国（今单县境内）为周成王少子姬臻的封国。西周初年，周王室把一些重要的姬姓子弟分封在菏泽境域，由此可以看出菏泽的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菏泽人才辈出，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范蠡在陶丘经商，成为“商圣”;子贡在曹国与鲁之间贸易往来，积累了很多财富，成为孔子最富有的弟子。菏泽还常是诸侯会盟之地，如公元前651年，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在蔡丘（今鄄城境内）会盟;公元前664年，齐、鲁两国在大野泽（今巨野县城西）会盟。城濮之战、桂陵之战也发生在菏泽境内。春秋战国时期，菏泽学术文化繁盛，孕育了一批思想家、军事家，如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冉耕、冉庸、冉求、子夏，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文子、庄子，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吴起、孙膑，经史学家左丘明、谷梁赤。孔子的学生宓子贱、巫马施还在治理单父（今单县）时留下了“鸣琴而治”和“披星戴月”的千古佳话，单县现存千年“琴台”和纪念两位先贤的“二贤祠”。

（三）秦汉时期的菏泽历史文化。

秦汉时期，菏泽处于东西南北交通要冲，经济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发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秦汉之交，菏泽是反秦起义和楚汉争霸的主战场，公元前209年，项梁在定陶战死;公元前208年，项羽在安阳（今曹县东）杀死宋义夺帅;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登基。

秦汉时期，菏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帝后文化和王侯文化。这里诞生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和吕雉、许平君、许香茹等多位皇后及戚姬、丁姬等多位王妃。西汉时期这里有一些重要的封国，彭越被刘邦封为梁王，都于定陶。公元前97年，汉武帝的儿子刘髆被封为昌邑王，建昌邑国（都城位今巨野县大谢集镇昌邑村）。公元前74年，二代昌邑王刘贺被迎立为帝，27天后因荒淫被废，史称“汉废帝”，后被徙封到江西南昌为“海昏侯”。近年来，南昌海昏侯墓中出土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轰动了考古界。今巨野金山山顶有昌邑王刘贺废冢。西汉晚年，汉元帝之子刘康被封在定陶，死后溢号恭王。刘康之子刘欣登皇帝位，史称汉哀帝。

秦汉时期，菏泽涌现了一大批治国贤才和儒林名士。如西汉初年名将彭越、汉初智囊宰相陈平、武帝时期“净臣”汲黯、宣帝时期中兴名臣魏相，他们对西汉的建立和巩固有不世之功。东汉时期的儒林名士丁恭、杨伦、张训、虞延为传播儒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菏泽历史文化。

魏晋至隋唐时期，菏泽呈现三种突出文化：一是三国曹魏时期的才俊文化。曹操先后在昌邑、鄄城一带屯兵，菏泽境内很多有才学的人依附曹魏施展才华，有些成为曹魏政权的栋梁之臣。如吴质、董昭、凉茂、王弼、王思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要文臣谋士;满宠、李典、乐进成为曹操军中重要将领。这一时期，曹植被贬为鄄城侯，在鄄城度过了两年，留下了不少文章诗篇。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文化。菏泽境内的卞壶、吴隐之两个文化世家随晋室南渡，在东晋政坛、文坛有比较大的影响，卞壶官至宰相，吴隐之为著名廉吏。三是隋唐时期的豪杰文化。菏泽人崇尚正义，性格耿直，不屈压迫，豪杰辈出。隋朝末年，定陶人孟海公聚众起义，控制了曹、戴二州。在规模较大的瓦岗寨起义军中，有几位著名的将领都是菏泽人，如骁勇善战、侠肝义胆的单雄信，文武双全、屡建战功的李勣，智勇超群、屡出奇谋的王雄诞。唐朝末期，曹州冤句（今菏泽牡丹区）人黄巢反抗唐朝暴政，率领民众起义，起义历时十年，转战12个省，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五）宋元时期的菏泽历史文化。

宋元时期的菏泽文化呈现两种现象：一是仕宦文化凸显。这一时期，科举考试成为朝廷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菏泽境内的贫家子弟纷纷走上攻读之路，不少人通过科举途径出仕为官。这一时期菏泽境内诸州县考取的进士很多。据《山东通史》统计，山东地区录取的进士180人，其中菏泽有67人之多。其中张齐贤、李迪、胡砺、柴成务、姚哗、王鹗、商衡七人高中状元，张齐贤、庞籍、李迪三人官居宰相。二是崇文重教之风形成。文学人才层出不穷，出现王禹偁、晃补之、晃说之、商正叔、商挺、穆修等文学大家。教育事业兴盛，各州县都有官办学校，如曹州州學、单州州学、济阴县学、鄄城县学、定陶县学、巨野县学、成武县学，同时民间教育非常兴盛，有单县琴台书院、鄄城崇义书院和历山书院。

（六）明清时期的菏泽历史文化。

移民文化。元末明初，菏泽是农民起义和靖难之役的主要战场，再加上连年的水灾、旱灾、蝗灾，菏泽几乎成为无人区。明朝建立后，朝廷从人口稠密的地方往菏泽境内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山西洪洞一带。据菏泽地方文献记载，全市现有13877个村庄中，建于明代的村庄达8239个.其中确证为洪洞移民所建村庄的约占明代所建村庄的61.8%[3]（222）。由此可见明朝初年菏泽境域总体移民数量之多及山东洪洞移民所占比例之大。明初来菏泽的各地移民把祖源地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俗带到这里，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形成了新的群族文化。

明清时期，菏泽崇文重儒、耕读传家，成为社会风尚。无论是官员缙绅之家，还是普通百姓之家，都把子弟读书受业、锐意仕进作为家族大事。在此背景下，儒家文化广泛传播，忠义孝悌仁爱等思想观念成为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崇孝讲信、友亲恤贫、急公好义成为社会公认的美德。

（七）民主革命时期的菏泽历史文化。

近代以来，菏泽的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前赴后继，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这一时期，菏泽英雄辈出、志士云集，王鸿一、何思源、田位东、赵登禹、袁复荣、谢庆云等革命志士都出生在这里，刘少奇、邓小平、刘伯承、罗荣桓、陈毅、徐向前、粟裕、陈赓、宋任穷、万里、杨得志、田纪云、段君毅、纪登奎、张国华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战斗过。抗日战争时期菏泽发生过彪炳史册的红三村保卫战、王厂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在菏泽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鲁西南战役”，为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跃进大别山打开了通道。菏泽还是淮海战役的重要战勤支援地，也是南下干部的出发地。波澜壮阔的菏泽革命历史留下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

二、菏泽历史文化的主要特征

菏泽历史文化不仅丰富多彩，还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开发较早，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据《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史记》《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及学者论证，伏羲、颛项、帝喾、尧、舜、禹、善卷、商汤等上古先贤的诞生地或部落栖息地都与菏泽境内的陶丘、雷泽、大野泽、孟渚泽等地名相联系。上古先贤在菏泽的历史虽然还比较模糊，但是，通过考古在菏泽发掘了与上古先贤同时期的很多历史遗址。菏泽境内现有距今7000年至3000年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文化遗址300多处，主要有：定陶的仿山遗址、官堌堆遗址，曹县的梁堌堆遗址、安陵涸堆遗址、春岗幕遗址、土山集遗址，牡丹区的成阳故城遗址、安丘堌堆遗址、青丘堌堆遗址，单县的张堌堆遗址、簸箕堌堆遗址，鄄城的历山遗址、蔡丘堌堆遗址，东明的庄寨遗址、东台遗址，巨野的麒麟台遗址、凤凰台遗址、昌邑遗址，成武的晏堌堆遗址、文亭山遗址。这些遗址的发掘使远古时期的菏泽历史变得越来越清晰。

（二）人才辈出，历史文化内容丰富多彩。

菏泽诞生了很多政治、文化、军事领域的历史名人。政治领域的名人有伊尹、吕雉、陈平、汲黯、卞壶、刘晏、马新贻、秦紘、周自齐、何思源等;文化领域的名人有文子、庄子、冉求、冉耕、冉雍、子夏、子贡、王禹偁、晁补之、商正叔等;军事领域的名人有吴起、孙膑、李典、乐进、曹邦辅、赵登禹等;农民起义领袖有彭越、李勣、单雄信、黄巢、宋江、徐鸿儒等。还有一些历史名人虽然不是在菏泽出生，但是在这里长期生活，留下了历史足迹，如范蠡、宓子贱、巫马施、曹操、曹植、李白、杜甫、高适、万里、罗荣桓、杨得志、杨勇等。

在历史上，菏泽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城濮之战、桂陵之战、梁丘会盟、蔡丘会盟、齐鲁会盟、项梁战死定陶、项羽安阳夺取兵权、彭越起兵、刘邦登基、黄巢起兵、巨野教案、红三村保卫战、王厂战斗等都在这里发生。

在历史进程中，菏泽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有凸显悠久历史的祖源文化、堌堆文化、黄河文化、王侯文化，也有彰显地方特色的牡丹文化、武术文化、水浒文化。

（三）崇文重教，儒家思想影响深远。

菏泽临近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曲阜，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春秋时期，拜孔子为师的菏泽学子有冉耕、冉庸、冉求、子夏、子贡等。孔子的另两位弟子宓子贱和巫马施先后任单父宰，以儒学精神治理单县，深深影响了当地人民。东汉时期，菏泽受儒家文化影响，民间耕读之风盛行，涌现了刘昆、杨伦、张训等儒林名士。宋元时期，菏泽重教兴学，涌现了戚同文、千奴等教育大家和王禹偁、晁补之、晁说之等儒学大家。明清时期，菏泽大办学校，教育呈现振兴之势，培养了很多文化名人和文化世家，如定陶何尔健、何应瑞家族，曹县王珣家族。菏泽地方官员曹州知府范希正、东明知县区大伦、菏泽知县凌寿柏调动各方力量兴学校、建书院、办社学，为菏泽教育和儒学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近代菏泽仍然重视教育，山东省立六中（菏泽一中前身）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山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何思源、水利专家张含英、历史学家何兹全、教育家宋还吾和高赞非、中科院院士张广学和于天仁等。

（四）历经沉浮，饱受黄河水患肆虐。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菏泽一代代人民，但是，黄河下游河段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决口。历史文献记载，黄河下游共决溢多达1500多次，大的改道261次，5次大徙，其中危及菏泽境域的有12次大改道，2次大徙[3]（430）。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濮阳西南瓠子决口，溃水漫入鄄城、郓城、巨野，23年后，汉武帝亲临现场才将决口堵塞。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浚县决口改道，洪水流经东明、菏泽、郓城、巨野一带4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原武黑羊山决口改道，洪水流经曹州、郓城20年。咸丰五年（1855年），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洪水流经东明、曹州，南北滚动百里，漫流20年;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鄄城临濮董庄决口，洪水淹没山东、江苏两省27个县，受灾面积12215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41万人，死亡3750人，仅鄄城一县就死亡2000余人，三个月后，决口才堵住[3]（433）。黄河水患给菏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悲枪的记忆。

三、菏泽历史文化蕴含的积极精神

菏泽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蕴含很多宝贵的精神。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要积极总结提炼这些精神，并让这些精神指导我们的行动。

（一）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菏泽在历史上经常遭到战争的破坏，如在秦朝末年、东汉末年、隋朝末年、唐朝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的战争中，菏泽都是主要战场，受到战争的摧毁。菏泽在历史上还经常遭遇水患，黄河多次在此改道和决口，有些决口改道多年未能堵住。一次次的战争和一次次的水患，都给菏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他们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一次次在被摧毁的废墟中重建家园，书写着“人定胜天”的历史，体现了菏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二）清正廉洁、不谋私利的自律精神。

菏泽这片土地上孕育着刚正廉洁、不谋私利的自律精神。东汉大儒著名廉吏杨震作为太守，家中妻儿吃不起肉、坐不起车。一次，杨震路过昌邑（今巨野县西南），学生王密欲赠其财物，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巨野也因此有“四知之乡”的美誉。菏泽人申屠嘉、吴隐之、虞延、刘晏、秦紘、刘藻等都是历史上的著名廉吏。虞延官至司徒、太尉，死后“家至清贫，子孙不免寒馁”。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千古留美名。唐朝理财家刘晏为国理财，死后家中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斗。清朝内阁大学士巨野人刘藻，有人把金子放人鱼腹中送于他，刘藻发现后立即差人退回，乾隆皇帝听说后称赞道：“如此方不愧四知也！”可见，在历史上，菏泽历史文化包含的清正廉洁、不谋私利的自律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三）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忠直精神。

菏泽历史上多忠直之士。西汉名臣汲黯，鄄城人，忠直敢谏，经常当面劝诫汉武帝。魏相，定陶人，西汉时期的宰相，执法严峻公正。郄诜，西晋时期名士，单县人，以直言敢谏著称。王禹偁，巨野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散文家、史学家，他敢于直言讽谏，因此屡受贬滴，但也赢得了“直臣”的美名。李秉，曹县人，明代中期名臣，他一生忠直刚毅，惩治豪强，为民申冤，弹劾贪官，被誉为“铁面尚书”。秦紘，单县人，明代户部尚书，他一生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同权奸不懈斗争，敢于斩杀皇亲。何尔健，定陶人，明朝大理寺丞，为弹劾阉党高淮，亲自绘《苦民图》，并指责当朝首辅临事畏惧，当谏不谏，不是做辅臣的道理。他们的事迹体现了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忠直精神。

（四）不畏强权、勇于杭争的豪杰精神。

菏泽人民素来侠肝义胆、疾恶如仇，面对统治者的残暴压迫，勇于抗争。菏泽历史上有很多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如菏泽人黄巢、巨野人彭越、定陶人孟海公、东明人单雄信、郓城人宋江。他们不怕统治者的强大和残暴，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带领受压迫欺凌的广大农民勇于反抗暴政。他们的事迹体现了不畏强权、敢于抗战的豪杰精神。这种精神影响深远，给菏泽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今，菏泽人民普遍具有推崇正义、除恶扬善的优秀品质。

（五）为国为民、不怕栖牲的革命精神。

近代，为了国家独立和富强，菏泽涌现了一大批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志士。爱国民主人士何思源，在面对国民党的暗杀、幼女被炸身亡的危险情况下，依然为了民族大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共产党员田位东，冒着生命危险多次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被军阀韩复渠杀害，在刑场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名将赵登禹，身为师长，在对日作战中，冲锋陷阵，身中数弹，光荣牺牲。抗日烈士袁复荣和朱程在曹县王厂村，率领军民抵抗日伪军，战争从上午打到傍晚，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子弹打光后，赤膊挥刀与敌拼杀，寡不敌众，壮烈殉国。特殊战线人士谢庆云在淮海战争期间策动国民党孙良诚、刘汝明部起义，因孙良诚背信弃义，被国民党投入黄浦江中牺牲。革命战争时期，菏泽还有很多普通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解放军救护伤员，运输物资，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战争。

四、新时代背景下菏泽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加强对菏泽历史文化的研究，挖掘菏泽历史文化蕴含的优秀基因和积极价值，为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精神力量。

（一）有利于促进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廉政建设，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从长远看，如何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形成风清气正的官场文化，提高不想腐的自觉至关重要。菏泽历史上拥有丰富的廉政文化，“四知之乡”已经是巨野的名片。菏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是新时代廉政文化的源泉之一，充分挖掘菏泽廉政文化，有利于促进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树立清正廉洁的社会风气。

（二）有利于继承重教兴学、注重家教的优良传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菏泽历史上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官员积极创办府学、州学、县学、书院、社学，民间人士也出资出物大力兴办书院、私塾。尤其是在宋朝以后，菏泽家庭教育、耕读之风盛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菏泽历史上重视教育、注重家教的优良传统为我们今天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基因和價值认同。

（三）有利于培养仁爱信义、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

仁爱信义、孝亲敬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新时代，我们要培养公民的仁爱信义、孝亲敬老的优秀品质。菏泽历史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存在深厚的仁爱信义、孝亲敬老的文化基因，加强对菏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培养仁爱信义、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

（四）有利于形成公正公平、依法治国的社会秩序。

公正公平是社会秩序治理的重要原则，依法治国是关系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我国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和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菏泽历史上有很多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忠臣良吏，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忠直精神是菏泽历史文化的重要精神之一。深入挖掘菏泽历史文化，有利于形成公正公平、依法治国的社会秩序。

（五）有利于推动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幸福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菏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志士，他们把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他们的精神在新时代仍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辉和积极的精神价值。因此，加强菏泽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有利于推动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通过对菏泽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出，菏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辉煌灿烂，并蕴含着很多积极精神和当代价值。新时代，我们要不断挖掘菏泽历史文化的积极精神和当代价值，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2.

[3]张金鼎.菏泽文化通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本文属于基金项目：2020年度菏泽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背景下菏泽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资助课题2020-ZZ-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