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阳城廉吏群体的五大特征
张文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山西阳城廉吏群体的五大特征
张文广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山西阳城历史上曾有一个事迹突出且青史留名的廉政官员群体。研究阳城廉政案例，不能单纯研究个别廉吏的情况，而应研究其群体的基本情况，总结和概括其基本特征。深入分析阳城古代廉吏群体，可以概括出五个显著特征，即以民为天、勤于政务、节用惠民、刚正不阿、清白有朴，这是他们为官施政的基本特质和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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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阳城历史上曾有一个事迹突出且青史留名的廉政官员群体，其中有明代张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吏部尚书王国光，敢于与阉党抗争的南明吏部尚书张慎言，依法秉公办案的清初刑部尚书白胤谦，“无一念不可对天，无一事或敢欺人”的清初户部右侍郎田六善，清代“直隶第一”的廉能地方官卫立鼎，以清德著盛名、因字书垂青史的康熙朝重臣陈廷敬，有“清白宰相”之誉的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田从典，等等。
研究阳城廉政案例，不能单纯研究个别廉吏情况，而应首先研究和了解其群体的基本情况，阐释和反映其突出事迹，总结和概括其基本特征。这既是挖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需要，更是净化政治生态、重塑山西形象的迫切要求。深入分析阳城古代廉吏群体，可以概括出五个显著特征，即以民为天、勤于政务、节用惠民、刚正不阿、清白有朴，这是他们为官施政的基本特质和突出表现。
一、以民为天
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很早就产生了“民为贵”“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他们看到了人心向背对社稷安危的重要性。在重视整个社会民众的情况下，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形成了“人为国本、食为人命、农为急务”的明确意识，认识到了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的至关重要。这种民本思想和重农意识，是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廉政思想的基石。山西阳城历代廉吏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优秀传统，怀着爱民、忧民意识，采取种种养民、利民措施，解除黎民痛苦，改善百姓生活，实现了明清社会的民安邦宁。
阳城县东关村人田从典（1652-1728），一生体察民情，为官清廉，颇有德政。康熙三十四年（1695），田从典任广东英德知县。刚履任，他就写文章向城隍庙（离县衙不到60米）宣誓：“若为囊橐之计，而倾一人家，任喜怒偏，而戕一人命，则大庾岭上，将同颓石齐倾，始兴江头，直与流波俱逝。”一番誓言，表明自己公正无私、为官一任振兴一方的志向。
英德文化落后，读书上进者不多。田从典就大办教育，兴学育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他捐出自己的俸薪，建立了近圣书斋。据史料记载，“国朝定鼎以来，邑学久未修葺，从典鸠工，逐一翻新。又建圣斋，捐俸金买田，专供讲席经费及奖励。从此，人文尉起”。他又聘请名师任教，致使每次中举者八九人。近圣书斋也成为当时重要的书院之一。随着近圣书斋的建立，英德办学之风逐渐兴盛，培养出大批学子。据载仅近圣书斋就出了解元、拔元、举人、贡生等100多名。
田从典还非常重视社会治安，体恤民情。史载，“（英德）县境踞南北要冲，浈匡河浅，山径崎岖，且连岗复嶂，林深村稀，不法强盗，抢劫时闻”。为维护社会安宁，“从典洞悉其害，严缉长冈岭、蟒子坪诸处，盗源肃清”。他大力整治社会治安，营造平和安宁的生活环境，得到当地百姓的肯定和赞扬。
康熙三十五年（1696）至三十六年（1697），英德饥荒，百姓“流离失所，遍地哀鸿，不少县民变卖儿女，以求活命”。田从典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迅速动员官吏“设赈平籴，灾民感以德泽”。他还革除繁重的耗羡银，并彻底查清田亩户籍，规范税收秩序，彻底减轻百姓负担，原本因沉重丁税而逃亡的百姓纷纷返乡定居。
田从典离职时，英德县民攀车挽留，依依不舍，有的人甚至把他送过了大庾岭。在英德，他还为曾在此地任过知县的三位宋代贤臣唐介、郑侠、洪皓建立了“三贤祠”。他辞世后，英德县人把他供入祠内，改“三贤祠”为“四贤祠”，世世代代被人瞻仰。
从政30多年，田从典性甘俭约，食不兼味，家无厚产，门无杂宾，有“清白宰相”之称。雍正六年（1728），田从典病逝。以严厉著称的雍正帝亲书“清谨公方”四字赠他，并赠诗赞曰“出纳望同天北斗，清芳品拟省中兰”，谥文端。
二、勤于政务
勤于政务，即“勤政”。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勤于治业是最基本的品德要求，所谓“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官吏为民师表，应该是勤政的模范。自西周以来，历代思想家、开明统治者都大力倡导勤政，认为“为政之要在于勤”。南宋真德秀说：“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明代《初仕要览》中说：“初仕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殆。”认为官员要把“勤”作为首要的从政理念。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则“官不勤则事废，民受其害”。阳城古代廉吏大都具有勤政这个特征，他们不辞劳苦、恪守职责、勤恳做事、始终如一地为国为民作贡献。
阳城县皇城村人陈廷敬（1639-1712），是一名精明强干、勤于政务的好官，他在不同职位上都能做到不辞劳苦、尽职敬业。《清史稿》给他以“清勤”的评价。初任庶吉士、经馆试御试均居第一，被任为秘书院检讨。康熙元年（1662），因供养母亲请假回家4年，起任国子监司业，改任内秘书院侍读、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和内阁学士。对于经史，他能深刻分析其中的含义，讲解颇为透彻。由于陈廷敬勤政，又很有才华，在任翰林院学士时，曾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表扬他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康熙曾特赐予他和喇沙里、张英3人貂皮各50张，表里绸缎各2匹。
康熙二十年（1681）末，陈廷敬以母丧“丁忧”服满，再起任礼部侍郎，仍管宫中藏书。在礼部他拒绝请托，禁止送礼，使部属风气一时好转。康熙二十三年（1684）元月，陈廷敬被调任为吏部右侍郎，管理户部钱法。针对存在的问题，陈廷敬于八月上疏：“自古所铸钱币，时轻时重，过不上多长时间就又要重新改铸。现在，百姓最为不便的主要是钱价。过去，一两白银可兑铜钱一千，今则仅兑九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私商熔化铜钱为铜，从中渔利。按说，销毁钱币，其罪至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长久不能禁止，就因为私商能从中获取厚利。因为一两银子可买铜七斤，如果将一两银子兑成铜钱，则得一千，将这一千铜钱熔化，就得铜八斤十二两，从中获一斤十二两铜价。这些不法商人以此为盈利的捷径，使得市场上铜钱日趋减少。顺治十年时，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原本是为阻止私铸，但结果呢？私铸依旧时常发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增加钱币的重量，而应改重为轻。如果这样，那私铸之风就会不禁自绝。”同时他还指出：“由于近年来产铜之地收税过重，致使铜矿开采寥寥无几。应当减少税收，让百姓也来开采。开采的人多了，铜的产量自然就会增加。随着铜的增加，铜钱价值也自然会日趋稳定。”陈廷敬的这一上疏，受到康熙的高度重视，建议很快被采纳，并付诸实行。
康熙二十九年（1690），陈廷敬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针对清廷内官员贪污受贿、腐化之风严重的情况，他上书皇帝要求制定严厉的制度，以改变不良风气。他的建议被康熙采纳，责令都察院严惩不法之徒。此举对于治理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由于铨选官吏搞鬼，选拔人才时有鱼目混珠现象。陈廷敬命令所属，让候选者首先送上文稿，再审核批准，以制止舞弊行为。他还敢于坚持正义，当时多数人主张八旗兵驻扎城外捕缉“盗”“贼”，御史李时谦上疏持异议，廷议否定了李的主张，陈廷敬据理为李力争。他还针对官吏大都贪得无厌的现状，上疏力戒贪污浪费，请求详细制定官民的冠服婚丧制度。
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陈廷敬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办事审慎，严守机密，任职6年间，多次上疏辞职，均被皇帝慰留。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一月，在他的恳求下，皇帝才予批准。
康熙四十九年（1710），皇帝下诏，命令张玉书、陈廷敬领导编纂一部大型字典。第二年，张玉书病逝，陈廷敬独任总裁官。这部字典是在前人《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增补充实而成的，共收4万7千多字，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收字最丰富的字典，后来定名为《康熙字典》。陈廷敬去世后，康熙评价他“恪慎清勤，始终一节”。
三、节用惠民
“节用”思想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中的宝贵财富，我国历代廉吏以此为其廉政的基本出发点。“节用”既是做人的美德，又是为官的境界，更是立国兴业的基础。荀子曾提出“强本而节用”的主张，墨子也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唐代诗人李商隐《咏史》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南宋诗人陆游的家训“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更深刻地揭示了俭奢是治国安邦成败的关键。“节用”是阳城古代廉吏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认识到，“为政奢侈，必导致伤财，伤财必害民，故爱民必先节用”。在“节用”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精打细算、节俭办事，力求为国家节约开支、为百姓减轻负担。
阳城县上庄村人王国光（1512—1594）是节用惠民的典范。他对国家的突出贡献是任职户部尚书期间大刀阔斧、锐意革新之举。在户部任职期间，王国光强化了户部财政事务的管理机能，改变了国家财政失衡状况，政绩卓著。
精简机构，削减开支。当时，户部簿籍名目繁多，手续复杂，从州、县上达户部就有缮书、输解、交纳等各种费用。下层官员无不叫苦连天。隆庆六年（1572）八月，王国光上疏请示予以裁并，去掉繁复文书的十之三四。办事人员都称赞手续简便。当时户部共有13个司，办公地方狭窄，只有各司的一把手“郎中”一人上岗办公，副职“员外郎”和“主事”每天只需点个卯就了事，只有在拜官授职时才到此集合。郎中毕竟精力有限，有事只好委托手下人员办理。这样一来，日积月累许多弊端就从中发生。于是，隆庆六年（1572）九月，王国光命令全体部属人员入署办公，互相监督，因而提高了行政效率。
核实边饷粮食，制定边铜政策。当时，明政府用于边防的军事开支严重不足，而各边关每年的支出以及屯田、盐课等项收入也都无案可查。历任户部尚书对此都觉头疼。王国光头脑清醒，看得明白。他先是请示朝廷命令边臣对每年的收支账目严加核实，降低粮食消耗。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王国光又奏请催征拖欠钱粮，并要求对办事不力和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进行严惩。此外，他还让地方官员把收入存欠实数全部上报户部，予以通融合计。然后用剩余的部分接济边防。这个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办法被采纳，收到了良好效果，全国粮食紧张的形势得以缓解。京城驻军的粮草供给是由户部设在通州的办事单位来支派的，历来这里只有一个职能人员“通判官”办理手续。军方等候艰难，误时误事，骂声不绝。万历二年（1574）十月，王国光当机立断，派一个主管郎中去这里坐镇专管此事，名曰“坐粮厅”，使得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调控赋税，实行归并责成法。全国的钱粮分别由户部的13个司来管理。面对各行其是、漫无核纪的混乱局面，万历三年（1575）十月，王国光奏请神宗实行了“归并责成法”：打破地缘关系，将京城附近的府、州、县的钱粮归福建司管；南京归四川司，盐税归山东司，官税归贵州司，徐、淮、临、德等州府归云南司，御、马、象、房及24马房刍料归广西司等。由于行之有效，后来便形成明清两代都沿袭不变的财经管理制度。
掌握全国财政状况，编撰《万历会计录》。王国光通过整理征收赋税的簿册，加强户部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监督。在悉心管理国家财政的基础上，王国光奉旨编纂一部记载国家财政收支的专书——《万历会计录》。《万历会计录》的出版，使全国各地的赋税收支有了稳定的参照系数，不致造成大起大落的反常现象，不给贪官污吏留下可乘之机。
王国光任户部尚书四年期间，初步恢复了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实现了经济稳定，为日后经济改革的深化创造了条件。王国光在经济方面的卓越贡献，使得张居正的老对手高拱也不得不承认王国光“理财奇人，当世无双”。神宗亲手书写“正己率属”给予嘉奖。《明史》评价：“国光有才智。除掌邦计，多所建白。”
四、刚正不阿
中国廉政史上，涌现出许多不畏强权、执法如山的模范人物。东汉光武帝时代的“强项令”董宣、宋代最著名的清官包拯、明代曾任顺天府尹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宗周等，都是公正廉明、不畏强权、执法如山的官吏典范。阳城历史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不惜触怒当朝天子和权贵的直臣廉吏。这些刚正不阿的廉吏立于公堂，对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这一大批正直的诤臣，在统治者开始滑向危险边缘的时候，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为他们敲响了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警钟，从而使骄君戒，使贼臣惧，使王朝走向强盛。
阳城县匠礼村人杨继宗（1428-1488）是中国历史上刚正不阿的典范。明朝成化年间，全国各地官署衙门堂前都书写着当时“天下四大清官”的名字，杨继宗名列第一。甚至连高丽国的人都写诗赞道：“天下谁人肯执中？三原王恕秉心公；浙江陈选堪连并，更有山西杨继宗。”
明朝中叶的官场，官吏贪黩渐成风气，杨继宗虽身处其中却不为之所染。他在担任浙江嘉兴知府期间，御史孔儒到嘉兴清理军籍，乡里老人多被他鞭挞而死。杨继宗张榜告示：有被御史杖责致死的，可到府衙告状。孔儒十分恼怒。杨继宗前去拜见他说：“为治之道有一定的规矩，你只管剔除奸弊，劝诫惩办官吏。像挨家挨户稽查考核的事情，则是地方官府的事，你所做的不是律法所规定的。”孔儒无言以对，但是心里却颇为忌恨。临行前，他突然闯入府衙，想搜寻杨继宗的把柄。打开杨继宗家的箱筐一看，发现里面只有旧衣数件而已，只好悻悻而去。当地土豪张绅父子骗取了桐城县衙门的绢，依法应判死罪。有个姓张的上级官员受了贿赂想给予开脱。他质问杨继宗此案的失主和原告各是谁，杨继宗回答说：“失主是朝廷，原告是知府。”顶得他哑口无言、不敢再加过问。
明朝中叶太监专权，经常到各地作威作福，地方长官按惯例要送给他们礼物。有个任织造的宦官名叫秦品，南下路过嘉兴，沿途捞尽金银财宝。杨继宗赠给他莲藕和历书两样礼物。秦品大发雷霆，将两物摔到地上，非得要实货不可。于是，杨继宗发公函取出库金说：“钱全在这里，请收下！不过你得签名盖章。”吓得秦品赶紧溜走，说天下果真有吃了豹子胆的人。在嘉兴做官期间，杨继宗进京入觐，大太监汪直想要见他，他坚决不见。明宪宗问汪直：“朝觐官员中谁最廉洁？”汪直回答说：“天下不爱钱的，只有杨继宗一个人。”
明朝初期因法禁太严，许多人都不想做官。每遇考试，地方官吏就报上自己的仇人。杨继宗感叹地说：“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如果像现在这样，国家将成什么样呢？”于是他选择教师教育子弟，规定8岁不念书的罚他的父兄，如果补送了子弟入学的，退还罚金；家穷念不起书的，就给予周济。每月他都亲自给学生讲课一次，挑出品学兼优的人来。后来，这里的人才逐渐出现。对于负责教育的学官，他特别尊重，每次见面总是茶话多时。每次宴会，他总让学官上座，并说：“我是一个郡的父母官。而你们是教我们子弟的老师，按理你们是上客，怎么能跟一般下属官吏同列呢？”当地海水为患，惯例每年得花费3000两银子来治理，而杨继宗只用了1000两银子砌石贯铁，就使塘岸坚固经久。9年任满离去，郡属7县官民攀车挽留，几百里不绝。
9年任满，杨继宗被破格升迁为浙江按察使。刚上任不久，他就发现有十多个仓官因库存缺粮而进了狱，准备出卖子女来赔偿损失。他觉得迷茫，一直在寻思。恰好他和同僚当月的俸金超过了原数，他即刻找到了库缺的原因。他讲明实情，大家都很害怕，纷纷请求捐俸代偿。无辜的仓官于是得以获释。在此期间，他与同僚张庆常有矛盾发生。张庆的兄长张敏任职司礼监，是皇帝身边的红人，经常在宪宗面前诋毁杨继宗。宪宗却说：“你说的不就是那个不要一个钱的杨继宗吗？”张敏惶恐不已，忙写信给张庆说：“要善待杨继宗，皇上已经知道他这个人了。”
后来，杨继宗以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顺天府，责令权贵归还侵占农民的土地。当时，恰遇星辰变异天象，他就以这是“不祥之兆”为由，上疏一件件指控宦官和文武官员的贪污不法行为，并请求召回全部出镇在外的宦官。结果触怒权贵，被降职为云南按察史司副使。云南产黄金，该省主要官员无不征收做成器具。他立即上疏弹劾，让他们一律退还。
明孝宗登基后，任命他为湖广按察使。到达任所后，他先让人打来上百斛水，把厅衙冲洗一番才办公，说：“我要清除污秽。”不仅如此，杨继宗在办理公事时从不徇私，对于旧时同僚也一视同仁。出任湖广按察使不久，他又以佥都御史名义巡抚云南。云南三司有许多旧日同僚，相见十分高兴。见面后，他起身离开座位向僚友揖礼道：“明天要办公事，望诸君能给予谅解。”次日上堂，一举弹劾罢免了8个不称职的官吏。就这样，杨继宗虽官仅至按察使，但却名垂青史，成为后世敬仰的一代名臣。
五、清白有朴
所谓清白有朴，指的是为官者生活俭朴。先秦诸子百家大都崇尚俭朴、反对奢侈，并且把奢侈上升到足以败家灭国的地步。《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评论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德莫大于节俭，罪莫大于奢侈。《墨子·辞让》也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勤俭节约，国家就能繁荣昌盛，奢侈荒淫，国家就会灭亡。“唯俭可以养廉”，生活作风的俭朴是廉洁奉公的基础，为官之德以戒奢从俭为先。俭朴有利于官员道德修养，有利于官员公正处理政务。如果官员不能俭朴，就会为私利所惑，不能秉公执法，就会导致吏治腐败、民心生怨、政局不稳。
阳城廉吏大都是清白有朴的典范。陈廷敬为官53年，28次升迁，始终清廉为本。即使官至宰辅，生活也非常清贫。他常常记诵唐代文学家陆龟蒙“忍饥诵书，率常半饱”的话，因此被人称为“半饱居士”。
他在京为官50余年，整理行囊，并无长物，只有老屋数间，准备变卖之后归老。他致仕后方有闲情外出郊游，但贵为当朝一品，出门竟无车坐，只好向同朝官员王方若借车，他说“：只需要一辆小车，能放下我和一支拐杖就行了。”
陈廷敬不仅自己洁身自好，还特别注重教育家人后辈保持清廉之风。他告诫子孙“清贫耐得始求官”，这便是他一生奉行的为官之道。陈廷敬的四弟陈廷愫在河北武安县任知县，深得民心，有“陈青天”的美誉。任期届满后，陈廷愫写信给在京做官的大哥陈廷敬，让其为自己在京城另谋一官半职。陈廷敬便给四弟写了一封家书，劝弟弟知足常乐，不要跑官，还是返回老家为好。管理好田地庄园、照看好年迈的父母、欣赏田园风光、以诗书为伴，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陈廷愫依言返回故里，赡养父母，以终天年。陈廷敬之子陈豫朋曾在四川为官，入觐回京，陈廷敬曾以诗勉励，诗曰：“敝裘羸马霜天路，赖汝清名到处传。”陈豫朋以父训为则，清介自守，自始至终。直到陈廷敬去世后他仍念念不忘“：顾念先世清白传家，未敢先坠。自筮仕以来，冰兢自矢，虽宦途落，而未曾以贿败。”此外，陈廷敬后人做官的有数十个，但没有一个贪官，由此可见陈廷敬的言传身教对家人后代的影响。
山西阳城廉吏群体，彰显着阳城悠久的文化，体现着阳城人民勤劳质朴、诚信耐韧的品格和特征，承载着阳城人民千百年来对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突出贡献，是我们今天廉政建设可资借鉴的历史典范和楷模。
（责任编辑王怡敏）
K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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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012（2016）02-0076-05
2016-05-16 作者简介：张文广（1981—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和山西廉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