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智周

“禹都阳城”是传世文献中对夏代开国君主大禹都城所在地的一种说法，其他说法尚有“平阳说”“安邑说”“晋阳说”等。①徐坚:《初学记》卷24，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61页；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15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3页。而对于“阳城”所在地的解释，则有颍川阳城、陈留浚仪、泽州阳城等旧说，近人又有翼城唐城、河南濮阳等新说。②有关“阳城”在颍川阳城、陈留浚仪、泽州阳城、翼城唐城的观点可参考徐旭生:《1959年豫西“夏墟”的初步调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第593～594页；“阳城”在河南濮阳的观点参考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18页等。本文从最基本的文献考证入手，重点分析比对有关“禹都阳城”的文献，旁及他说，力图探究文献中“禹都”的最早面貌。

一、有关“禹都”在“阳城”的文献

有关“禹都”在“阳城”的文献，即认为“禹都”就是“阳城”，或认为“阳城”与“禹都”有密切关系的文献。下面将对这些文献逐个进行梳理分析。

(一)《孟子》中有关禹和“阳城”的记载

先秦传世文献中，将禹和“阳城”联系起来的首推《孟子》: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①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9下，《十三经注疏》第8册，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169页。

这段文献称“阳城”是舜禅禹位后禹继位时辞避舜之子之所在。此外这段话还提到禹荐益后益也有隐避禹子启的举动，其隐避处为“箕山之阴”。这里虽然并未直接说“阳城”是“禹都”，但可以说明在孟子时期人们的认识中，“阳城”与大禹的关系非同寻常。

(二)《竹书纪年》中有关“禹都”和“阳城”的记载

另一有关“禹都阳城”的先秦文献是《竹书纪年》。但《竹书纪年》晋代刚出土时的整理本早已亡佚，《今本竹书纪年》已然面目全非，目前认可度较高的是清代以来学者蒐集古注汇编而成的《古本竹书纪年》，共有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和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四个整理本。各本有关“禹都阳城”的内容如下(括号内为古注来源):

《汲冢纪年存真》: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注、《续汉书·郡国志》注)①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卷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居阳城。(《汉书·地理志》注、《续汉书·郡国志》注)②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案:王国维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氏在此基础上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范氏所本即王氏原文，且二书于“居阳城”条观点一致，故引范氏本以见王氏原文，不再单独开列王氏本。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汲冢书》:禹都阳城。(《续汉书·郡国志》二注)臣瓒曰:……《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汉书·地理志》注)《汲冢古文》并云:“禹都阳城。”(《礼记·缁衣》正义)③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如上所示，几个整理本都发现了古注中的《竹书纪年》有将禹与“阳城”联系起来的描述，但对于哪种描述更准确，学者们则有不同的看法，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为代表的王国维、范祥雍认为“(禹)居阳城”更合乎《竹书》原文，而以朱右曾、方诗铭为代表的学者则更倾向于“禹都阳城”的表述。

各位学者在辑录时主要依靠的是《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的古注，但这两个同样引用了《竹书纪年》的古注在引文的表述中却存在差异(括号内为引注):

《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夏禹国。……(注:……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①《汉书》卷28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0页。

《续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阳翟:禹所都。(注:《汲冢书》:“禹都阳城。”)②《后汉书志》卷20，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21页。

即《汉书·地理志》“臣瓒”注的表述是“《汲郡古文》亦云居之”，《续汉书·郡国志》注的表述是“禹都阳城”，这或许是“禹都阳城”和“禹居阳城”两种观点发生分歧的一个根源。倾向“禹居阳城”的学者认为“禹都阳城”是《世本》的原文而非《竹书纪年》的原文，③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倾向“禹都阳城”的学者则认为“亦云居之”实际上是对“《世本》禹都阳城”这种表述的延续，并补充了《礼记·缁衣》正义中的表述:

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并云禹都阳城(咸阳)，正当亳西也。④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注疏》卷55，《十三经注疏》第5册，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932页。案:正义原文“阳城”误作“咸阳”，阮元已有校勘，据改。

他们以此作为《世本》和《竹书纪年》原文皆为“禹都阳城”表述的证据。⑤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事实上，若从《竹书纪年》全书来看，其“某王居某”的原文应当就是某王都城在某处的意思，已有学者就此作过考证。⑥董琦:《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文物》1984年第11期，第69页。而古人引注又不像现代那样规范，意思与原文一致即可。从这个角度来说，至少在《古本竹书纪年》一书中，“禹都阳城”和“禹居阳城”的说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原文的内涵，而后者从全书的面貌来看似乎更符合原文。由此可以肯定，《古本竹书纪年》中“阳城”是以“禹都”的面貌出现的。

(三)《世本》中有关“禹都”和“阳城”的记载

《世本》也是有关“禹都阳城”的先秦文献，其《居篇》记录了上古三代帝王的都城。但《世本》原书也已不存，亡佚甚于《竹书纪年》，只能在古注中见到只言片语的援引。学者们也通过古注对《世本》作了辑录，目前有清代学者的八种《世本》辑录本，①《〈世本八种〉出版说明》，《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5页。案:现存八种清人辑本，然王梓材《世本集览》仅有序目等而无正文，故略去而列举其余七家。其中有关“禹都”的内容分别如下(括号内为古注来源):

王谟辑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是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正义)②王谟辑:《世本》，《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0页。

孙冯翼集本:禹都阳城。(《地理志》颍川郡)③孙冯翼集:《世本》，《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0页。

陈其荣增订本:禹都阳城。(《地理志》颍川郡)④陈其荣增订:《世本》卷上，《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页。

秦嘉谟辑补本: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注臣瓒说。《路史》后纪十三注。《玉海》十六。《通鉴》地理通释四。《太平御览》一百五十五引作“夏侯居阳城”。)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封禅书》正义。《礼记·缁衣》正义引作“禹都咸阳”。)①秦嘉谟辑补:《世本辑补》卷8，《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45页。

张澍稡集补注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史记》正义。《玉海》。)②张澍稡集补注:《世本》卷2，《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2页。

雷学淇校辑本: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史记·封禅书》正义。)③雷学淇校辑:《世本》上，《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8页。

茆泮林辑本:禹都咸阳，正当亳西也，及后乃徙安邑。(《礼记·缁衣》正义)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御览》一百五十五引作“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 《地里通释》引同。)④茆泮林辑:《世本》，《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95页。

若从清人辑本来看，《世本》这一部书似乎给出了阳城、平阳、安邑、晋阳四种“禹都”所在的说法，且似乎将“阳城”的地望解说为“大梁之南”，情况比较复杂。不过从引用年代入手，从早到晚梳理有关《世本》的古注原文及出处，或许有助于厘清这一问题。

目前所能看到最早引用《世本》有关“禹都”解说的应当是三国西晋时期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但《帝王世纪》原书已佚，今天所能看到的其中对《世本》有关“禹都”内容的引用来源于北宋《太平御览》的转录:

《世本》又言＼夏后氏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①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15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4页。案:由于《太平御览》这段文字何为《世本》原文何为注释或衍文存在争议，故照录影宋本原文，仅作句读而不加标点。

这段文字的一个麻烦之处在于辑录《世本》的学者对其中何为《世本》原文存在不同看法，即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引用时未能说明清楚，给后人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王谟、张澍、雷学淇认为“本在大梁之南”及之后的文字是宋衷的注文，②王谟辑:《世本》、张澍稡集补注:《世本》卷2、雷学淇校辑:《雷氏世本考证》，《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0、32、98页。而茆泮林则认为“本在大梁之南”也是《世本》的原文③茆泮林辑:《世本》，《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95页。。“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自然不会出现在战国时期的《世本》中，而“本在大梁之南”这一句则很难说是不是《世本》的原文。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它应当是宋衷的注解，虽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④如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7页。但双方都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依据，慎重起见，对于“本在大梁之南”这句话还是存疑为好。不过从《世本·居篇》几乎只列举地名而不说明地望来看，“本在大梁之南”紧接“禹都阳城”之后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何况晋唐其他各家在引用《世本》“禹都阳城”时几乎皆不提及“本在大梁之南”。既然“本在大梁之南”存在问题，那么对“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的解说也应当慎重对待，在获得更多佐证之前不宜过分强调其意义。

之后是晋朝“臣瓒”注《汉书·地理志》时对《世本》“禹都阳城”的引用:

颍川郡 阳翟……夏禹国。……(注:……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⑤《汉书》卷28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0页。这段注称《世本》有“禹都阳城”的说法，但不知“禹都阳城”是否即《世本》原文。

接着是唐代孔颖达等疏《礼记·缁衣》时对《世本》“禹都阳城”的引用:

子曰:“……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注:夏之邑在亳西。疏: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并云禹都阳城，正当亳西也。)①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注疏》卷55，《十三经注疏》第5册，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932页。

这段注也称《世本》有“禹都阳城”的说法。

然后是唐代张守节正义《史记·封禅书》时引用《世本》对“禹都”的说法:

昔三代之居(君)皆在河洛之间(正义:《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②《史记》卷28，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71页。

这段注在提到《世本》中说“禹都阳城”时还提到了“禹都阳城”是为了避舜子商均，并列举了禹都平阳、安邑或者晋阳的其他三种“禹都”所在的说法。问题是“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是否《世本》的原文。如上所述，清代有的辑本将其视为《世本》的原文加以辑录，1959年出版的《史记》标点本也将其置于《世本》的引号中，但“避商均也”这种对定都原因的解说以及“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这种对定都地其他可能性的记录在《世本·居篇》的其他条目中则几乎不存在，这种过于特殊的情况不得不使人怀疑其是否可靠。

而从《初学记》和《太平御览》转录的内容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有“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①徐坚:《初学记》卷24，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61页；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5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3页。的表述，但他并未说明这个说法的出处，若这段话果真是《世本》原文，那么他应该像后文引用《世本》“夏后氏居阳城”那样加以说明②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5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4页。。这样看来，与其说“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是《世本》原文，不如说它更可能是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的说法。裴骃《史记·夏本纪》的集解也可以作为证据:

……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集解:皇甫谧曰:“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③《史记》卷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83页。

这个注解说的是“皇甫谧曰”而非“《世本》曰”或“皇甫谧《帝王世纪》引《世本》曰”，足可以说明“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是皇甫谧自己的说法而非《世本》的原文，张守节在作正义时引用了这段话但未说明出处。另外结合《孟子》来看，“避商均也”应当是张守节引用其说法对《世本》“禹都阳城”的说明。那么这段正义的标点改为:

《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似乎更合乎实际情况。

通过以上的梳理不难发现，尽管各家援引和辑录龃龉纷杂，但《世本·居篇》的原文对“禹都”应当是“禹都阳城”或“夏后居阳城”一类的表述，是否还有“本在大梁之南”的解说则还存在较大的疑问。至于“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则应当是后人皇甫谧的说法而非《世本》的原文。

(四)小结

通过上面对先秦有关“禹都阳城”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虽然存在着《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与《竹书纪年》和《世本·居篇》“禹都阳城”“禹居阳城”和“夏后居阳城”两类不同的表述，但至少在战国时期的认识中，“阳城”和夏禹的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至于是“禹避阳城”还是“禹都阳城”，《孟子·万章上》的这段话重在解读舜禅禹、禹禅益和启代禹的意义而非说明“禹都”的地望，如果“阳城”对于禹没有特别的意义，孟子似乎也没有必要说“避舜之子”是在“阳城”，那么猜想孟子是因“禹都阳城”的说法才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似乎也未尝不可。从这个角度来说，“禹避阳城”与“禹都阳城”并不矛盾，其本质应当都是“禹都阳城”。

应当指出，先秦时期有关“禹都”的说法并非只有“阳城”一种。通常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九州”部分首先叙述冀州，突出了冀州的重要地位，并将各州进贡道路的终点放在了冀州南部的“河”“南河”，是以历来学者多认为《禹贡》中的“禹都”在冀州的西南部。①参考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52～53页。然而《禹贡》的原文事实上并未明确说明“禹都”的所在，贡道终点的“河”“南河”等范围仍然过大，况且位于冀州和豫州的交界处，那么也就难以据此判断“禹都”的位置。而史念海等认为《禹贡》为魏国人所作，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阐发大一统思想、弘扬魏国霸业，因而将魏国所在的冀州置于重要地位。②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52～55页。据此来看，即使《禹贡》中的“禹都”果真在冀州，它也更像是以大禹比拟魏王、以“禹都”比拟魏都的比附，其意义尚有待讨论。

有关“禹都”的地望尚有平阳、安邑、晋阳等说法，但它们大多迟至魏晋时期才出现，亦不在此再作分析。总之，“禹都”在“阳城”应当是有关“禹都”所在诸种说法中出现时间较早的，大约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其文献佐证亦相对较多，应为当时较为通行的一种认识。

二、“禹都阳城”的地望

如上所述，先秦有关“禹都阳城”的各种记载都没有说明“阳城”的具体地望，这就为后人提出不同的观点留下了空间。

西汉初年司马迁撰《史记》，《夏本纪》叙述禹、益、启之事时基本采用了《孟子·万章上》的说法，即“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与“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①《史记·夏本纪》对《孟子·万章上》的引用参考泷川资言考证，见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史记·夏本纪》原文见《史记》卷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83页。不过司马迁自己并未解说“阳城”的地望。东汉班固作《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城”条目下也没有关于“禹都”的内容。②《汉书》卷28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0页。至少从文献来看，目前还见不到司马迁和班固的时代有对“禹都阳城”或“禹避阳城”地望的解说。

今天所能见到最早的对“禹都”或“禹避”之“阳城”地望的解说出自东汉末年学者对《孟子》所作的注释，如赵岐注说:

阳城、箕山之阴，皆嵩山下深谷中以藏处也。③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9下，《十三经注疏》第8册，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169页。

他认为“禹避”的“阳城”和“益避”的“箕山之阴”都在嵩山下。

与赵岐大致同时的刘熙对“禹避阳城”这一历史事件亦有注解，裴骃的《史记》集解在解说“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的原文时引用了刘熙“今颍川阳城是也”的说法。④《史记》卷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页。不过刘熙可考的作品除了《释名》外只有《孟子注》，还不曾有他注解过《史记》的记载。前面已经说过，《史记·夏本纪》“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的说法来源于《孟子·万章上》，那么裴骃集解中的这段“刘熙曰”更有可能是刘熙对《孟子·万章上》同样内容的注解。另外，裴骃集解中亦见刘熙称“箕山”在“崇高之北”。①《史记》卷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4页。这样，至少在东汉末年，已有学者将《孟子·万章上》中“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解说在颍川阳城或是“嵩山下”这样与颍川阳城相近的地方，且有“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也在这一区域内的说法。

之后三国时期韦昭注《国语》时首先将“(禹)居阳城”与嵩山联系起来，即“夏居阳城，崇高所近”。②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1，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页。“崇高”即嵩山，古崇、嵩相通。这段注文称“居阳城”，应当是沿用了《竹书纪年》中“禹居阳城”的表述及含义，《太平御览》转引这条注解时改为“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也可作为佐证。③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1，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页。这条注文应当是最早将“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与嵩山联系起来的解说，那么这里的“阳城”自然也是嵩山附近的颍川郡阳城。

稍后晋朝“臣瓒”注《汉书·地理志》时则认同“禹都阳城”的说法而反对“禹都阳翟”的观点:

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④《汉书》卷28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0页。

不过“臣瓒”并没有说“阳城”是不是颍川阳城。

之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颍水条则明确提出“禹避商均”的“阳城”就在颍川阳城(括号内为郦氏注文):

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东南过其县南。(注: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东南迳阳城西……东南流入颍水。颍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尧所封也。)①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2，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11～512页。

郦道元的这段注将颍水、五渡水和颍川郡阳城县联系在了一起，应为现存最早用颍水和五渡水解说颍川阳城地望的文字。而郦道元又认为“禹避商均”和“伯益避启”都在此地，则他不仅认为“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就是颍川阳城，且“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也在这个地方，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认为“禹避商均”和“伯益避启”同在一地的说法。

至此，“禹都阳城”或“禹避阳城”即颍川阳城的说法基本完成了从提出到落实的过程，就现有文献看，虽然不能判断更早的时候是否有这样的观点，但《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城条目下没有类似的解说，那么这一说法可知的最早年代还是放在东汉末年为宜。之后的学者则作了逐渐深入的阐释，以郦道元《水经注》颍水条最为完备，其后各家有关的解说基本无出其右。

应当指出，汉魏六朝时期对“阳城”地望的解释也并非只有颍川阳城一种说法，前面提到疑似三国宋衷注《世本》则称“阳城”在战国魏都大梁、之后的陈留郡浚仪县。不过，“禹都阳城”即颍川阳城的说法虽然没有给出依据，但持论者也不会是仅凭“阳城县”这一汉代地名就得出结论的。汉代颍川郡阳城县至少在战国就已经称阳城，这不仅有文献记载，②如《史记·郑世家》载:“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此“阳城”即今登封告成镇北的阳城。参看《史记》卷4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76页。也有考古发现可以印证，③20世纪70—80年代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位于登封告成镇北的战国阳城遗址，出土陶器上戳印有“阳城”“阳城仓器”的陶文，并采集到了戳印有“阳城”陶文的汉代筒瓦。参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55页。而颍川阳城与嵩山、箕山的地理位置也很接近。此外，先秦文献有关夏氏族的记载有些也与嵩山有关，同样可以作为判断“阳城”位置的依据。④如《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参看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1，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页。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孟子》《竹书纪年》及《世本》等先秦文献没有解释“阳城”的地望，但说这个“阳城”指的是汉代颍川郡的阳城，应当是合理的。

关于“禹都阳城”的地望还有“浚仪说”和“濩泽说”，近人还有“唐城说”和“濮阳说”①徐旭生:《1959年豫西“夏墟”的初步调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第593～594页；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18页。，“浚仪说”虽始于宋衷，但终究是孤例而缺乏旁证，“濩泽说”和“唐城说”，徐旭生已经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而“濮阳说”则是在文献推测的基础上将所谓的卫国“阳地”指认为“阳城”，也不足信。比较来看，战国文献中的“禹都阳城”在颍川阳城应当是相对可靠的一种说法。

三、结 语

本文对“禹都阳城”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比对与分析，兼及其他有关“禹都”及“阳城”的记载及观点，认为“禹都阳城”是出现时间相对较早的一种说法，大约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可作支持的文献较多，应是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而其他有关“禹都”所在的记载则出现较晚，文献依托亦相对薄弱。在各种解说中，认为战国人们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汉代颍川郡阳城县的说法在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是一种相对可靠的解释。

应当指出，虽然从文献来看，战国文献中的“禹都”为“阳城”，“阳城”即汉颍川阳城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真实的“禹都阳城”一定就是颍川阳城。如前所述，目前所见最早有关“禹都阳城”的文献也只能上溯至战国，而战国正是大量上古传说涌现的时代，很难说“禹都阳城”是不是也是当时“建构”三代历史的一个细节，那么即使先秦文献中的“禹都阳城”指的就是颍川阳城，也不能认为真正的“禹都”就在此处。这是我们在进行先秦历史学及考古学研究中必须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