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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南海颐年堂内即将到来一位特殊的客人，设宴款待对象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毛主席为了缓解宴会的气氛，还专门邀请了几位社会名流来作陪。

其间，毛主席问到：“ 清朝的传国玉玺还在你手里嘛。”

溥仪神色慌张表示，“传国玉玺早已不知所踪，当年离开北京太过匆忙，后来也派人寻找此宝，但都没有了下文。”

主席也随即安慰，“不就是块石头嘛，封建王朝都已经不存在了，玉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啦。”

在场的众人听到二人的对话无不对主席宽广的胸襟赞叹，同时对于玉玺的丢失也愕然与惋惜。

那么传国玉玺到底怎么丢失的呢？新中国成立之后，溥仪的生活怎样呢？

末代皇帝

历朝亡国之君都被新政权视为异类，不是被秘密处死，就是离奇死亡，能够有所善终的可真是凤毛麟角。

可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在退位之后，不能接受事实，身经乱世，却总能找到靠山帮助自己复位。

最终却被我党领袖毛主席的宽厚胸襟所感化，甘愿为其臣服，接受自己所做的罪恶以及成为一名普通公民的事实。

他就是清末亡国之君溥仪。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他是第一个亲眼见证封建统治灭亡的君主，也是最后一个。

溥仪三岁登基，做了仅三年皇帝清廷就灭亡了。

身为亡国之君，溥仪没有像秦二世胡亥那样被奸臣逼迫自尽于望夷宫，也没有选择像明末崇祯一样以死殉国气断歪脖树。

更没有像蜀末刘禅一样“此间乐不思蜀也”得苟且偷生，而是还梦游般的畅想怎样光复大清，重现祖宗之荣光。

而历史也证明了一切，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封建专制终究会被埋没在历史的滚滚尘烟之中。

退位之后溥仪依旧没有看清历史潮流。

清廷与国民政府以《清室优待条件》作为交换，清廷退位，民国成立。

作为末代之君的溥仪本可在紫禁城中过着衣来张口、饭来张手的优渥生活，然而命运却难测风雨，这无忧无虑的一切都在溥仪12岁那一天戛然而止了。

也就是在这一天复辟大清的邪念在青春期的溥仪脑海中不断徘徊游荡。

第二次“称帝”

满脑子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乎者也”的封建余孽张勋，利用北洋政府间的内部矛盾，美曰其名“调停”，却在1917年，悍然率5000辫子军进京，拥立溥仪为帝。

但是这场历史逆流仅仅回溯了12天，这一年溥仪12岁，也许就是这一次的复辟行动，让本在青春期的小皇帝溥仪印下了深深的复清烙印。

“被迫赶出紫禁城，再次称帝的野心依旧不死”。

1924年受到国民革命局势的影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带兵包围了紫禁城，限时让溥仪离开，并取消对清室的一切优厚待遇。

溥仪就这样在没有丝毫心理准备之下，与仆人匆匆地离开了紫禁城，由于时间限制只带了一些必须物品。

可紫禁城皇家御物浩如烟海，总有一些珍品让溥仪难以释怀。

这便是清朝的传国玉玺，后来溥仪也曾让满清遗老寻找此物，但一直下落不明，从溥仪寻找此物事件来看，溥仪想再次称帝的心依旧未死。

此事过后，不满、愤怒的情绪充斥着溥仪的内心。

那一年的溥仪19岁，《清室优待条件》的签订就是为了保证清朝皇室在退位后生活保障，这才让北洋政府坐了江山。

这才过几年，北洋政府就出尔反尔，取消了对清室的一切优待，让溥仪这个无皇帝之实，空有皇帝之名的皇帝名号也没有了。

离开北京后的溥仪一直没有消停，秘密筹划着再次做皇帝的白日美梦。

第三次“称帝”

离开北京后，溥仪暂居天津，民国军阀担心溥仪搞小动作，便把他的住所结结实实地包围了起来，变相的将其软禁。

为了能再次做皇帝，溥仪不惜出卖民族与日本人相互勾结。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与关东军开始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妄图建立“满洲国”来蚕食中国领土。

随后溥仪秘密前往东北，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第三次“称帝”。

1934年溥仪在“新京”进行登基典礼，改国号“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年号康德。

就这样在中外一片口诛笔伐声中，溥仪背着傀儡皇帝的名号如愿以偿地登基了，在伪满洲国期间，竟然公然地访问了日本东京，其罪可诛。

溥仪自以为黄泉之下有颜面面见列宗了，终于重现祖宗之荣光。

可他不知，其行为是以背叛中华民族为代价，而最终换来的也只是当个被日寇操纵的傀儡皇帝。

就连溥仪心心念念的“大清”国号，日本人都不准他使用，而选择了“满洲国”的国号，为了做皇帝，溥仪连自己的祖宗都可以背叛。

最终自欺欺人的梦在1945年后，随着他的“太上皇老爷”日本的投降而结束了。

日本战败后，溥仪不愿接受又一次沦为平民的事实，想逃到日本继续受日本人的庇护。

在溥仪南逃到沈阳时，被解放东北的苏联军队抓获，溥仪在异国他乡进行了为期五年的战俘改造。

在苏联做战俘期间，溥仪还是没有认识到对人民以及民族所犯下的罪行，他更没有承担自己罪行的勇气，只一心想着如何逃避。

既然逃往日本不成，那就干脆加入苏联，最终，溥仪申请加入苏联的要求也石沉大海，渺无音信。

出乎意外的特赦

连溥仪自己都说过：“我是历代亡国之君中最幸运的那一个”，这种幸运可能连溥仪自己都没想到。

1950年溥仪最终回国，这是毛主席在出访莫斯科的时候像苏联提出移交溥仪的要求。

此后，溥仪一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

为了帮助溥仪彻底打消再次称帝的想法，主席可谓是煞费苦心，还为在改造期间的溥仪安排了一场会亲。

载涛是溥仪的亲七叔，而自从溥仪坐上皇帝宝座后就再也没叫过“七叔”，后载涛反对溥仪与日本人沆瀣一气，两人因此结仇。

主席为了使半生都在歧途的溥仪能够再次感受到亲情，边安排了此次会亲。

还在管理所的溥仪，在不知是谁来看自己时，忽然见到了久未见面的七叔，内心的波澜再也没能压住，紧紧抱住载涛。

“七叔”，喜极而泣的呜咽声在管理所阵阵徘徊。

七叔的探望让这个在深宫内看惯了尔虞我诈，世态炎凉的溥仪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

做梦都梦不到的意外

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我党对部分战犯特赦，溥仪也在特赦的名单中。

这让溥仪感到意外与惊讶，他本想着自己的余生可能在监狱中度过，没想到新政府会对自己如此之包容。

从冲龄之年登基成为九五之尊，到最后成为共和国合法公民，溥仪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所作所为，为中华民族带来的累累罪行。

从开始利用北洋政府派系斗争中的矛盾进行复辟，再到日本侵华时期，溥仪依旧利用中日民族矛盾进行斡旋，其核心目的就是圆自己的皇帝美梦。

纵观中国历史，这样不折不扣的墙头草、左右逢源的两面派都不会有好的下场。

正如溥仪自己所说的幸运一样，他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遇到有宽阔胸襟的领袖毛主席。

新的婚姻，新的开始

溥仪被特赦后，我党政府给他安排了北京植物园的工作，他与新中国的普通百姓一样，终释自由，拥有了尊严，每天去工作，每月领属于自己劳动所酬的工资。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写到，他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

不仅如此，经过周总理的介绍，他与李淑贤结为夫妻。

用溥仪自己的话说，他从来没有体会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甜蜜、令人难舍的东西，直至遇到了李淑贤。

纵观历史，没有那个新政权会对旧政权的皇帝有如此宽容之度。

颐年堂里宽容对忏悔的安抚

更让溥仪不可思议的是1962年春节期间，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

这就是我们新中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邀请，毛主席以私人身份邀请溥仪到颐年堂做客。这让溥仪有对毛主席有难以言表的感激。

溥仪如约而至来到颐年堂，一起作陪的还有程潜、章士钊、仇鳌、王孝范。

溥仪曾经虽然是皇帝，但见到毛主席后也有一些紧张。

毛主席为了缓解溥仪的拘束与紧张便向周围的人打趣到：

“怎么，都不认识了？这是宣统皇帝嘛，我们曾经都是他的臣民，他不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嘛！”

毛主席的风趣让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主席的一番话让溥仪举止失措，主席又拉着溥仪的手说：

“你不必客气啦，他们几个都是老朋友啦，不算客人，你才是真正的客人！”。

主席前所未有的亲切感，让溥仪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深感其就。

席宴间，主席与溥仪闲聊了起来，溥仪这才恍悟原来主席宴请他，一是想了解下自己最近的情况，二是调整自己的思想。

主席说：“你写的《我的前半生》我已经看过了，把很多错误都归结给了自己，像是忏悔录一样，这是因为社会影响决定的，有一定的历史因素，不要有压力。”

溥仪听了主席的话倍感酸楚。

其间主席也问起了传国玉玺的下落，溥仪也如实回答。

自从离开北京后，溥仪也在寻找此物，询问冯玉祥，冯玉祥在占领紫禁城后也寻找传国玉玺，但并未找到。

冯玉祥以为是溥仪出宫带走了，这才让溥仪确定，原来历经几百年风霜的玉玺就此成谜。

主席并没在意，说到：

“不就是块石头嘛，丢了就丢了，封建王朝都没了，他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一句话让溥仪如释重负。

后来主席听闻溥仪生活有些拮据，还特意拿出自己一部分稿费派人拿给溥仪。

当溥仪接到稿费后更加难掩激动的心情，说什么也不肯收取，他写的《我的前半生》出版就能拿到稿费了，他可以拿这笔钱缓解现在的状况。

最后溥仪还是收下了的稿费，那一瞬间溥仪的眼睛湿润了，他像一个犯了错误又被大人原谅的孩子站在原地，站了好久也难平复此刻的心情。

很难想象一个九五至尊，自称上天儿子的皇帝，竟然为了一笔稿费而痛哭流涕。

正如毛主席所言：“我们成功地改造了一个皇帝”。

走过主席走过的路，溥仪才发现主席的用心良苦是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的。

两年后，溥仪与投诚的部分国民党高官们一起上了井冈山，看着毛主席故居、革命纪念博物馆、听着讲解员讲解当年红军的艰苦事迹。

溥仪才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主席是一个具有强韧毅力、百折不挠的人，又是一个具有多么强大心态的人才能坚定信仰，更是一个具有多么能力出众的人才能星火燎原。

溥仪的内心燃起火焰，一位开国领袖用自己稿费帮助他，度过生活上的难关，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观看了主席的曾经，溥仪明白主席无论是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年轻时所做的一切，或是将来所做的一切，都别无他求。

那只是主席内心的一颗星火，传播给每一个中国人民，不论贵贱，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他明白了主席的良苦用心。

正如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要消灭剥削我们的阶级，而并非是剥削我们的人。

回放溥仪的一生，他的童年可以说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无法想象儿时的经历，对溥仪造成怎样的心理扭曲，青年时期的妄自菲薄，梦想重复大清，一步一步的踏进与人民、与民族为敌的道路上。

如果说第一次称帝是命运的使然，溥仪无法选择与逃避，是他悲惨一生的开始。

第二次“称帝”是被张勋强行“黄袍加身”，是满清思想禁锢的后遗症，它是溥仪命中不可更改的环节。

第三次“称帝”是与北洋政府的尔虞我诈，也是与日孽政府的党同伐异，沆瀣一气。

无论是张勋还是冯玉祥，或者是后来中国政坛上昙花一现的人物，都没有人能让溥仪彻彻底底地丢掉皇帝的幻想。

反而是我党领导的新政府，宽厚包容，关怀照顾，终使“顽固派”的溥仪丢掉了幻想，成为“普通人”的那段时光，也是溥仪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红旗飘飘的中国大地上，溥仪终于不再受人支配，他不再是别人手中的政治工具，他重获了自由与劳动的权利。

所以溥仪说他的一生是幸运的。

历朝亡国之君都难有好结局，唯有溥仪，历经多个政权，最终被毛主席的胸襟所感化，并把自己的余生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大潮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