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继超
彝文是中国彝族固有的文字。明清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cuàn）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夷字”等。彝文的起源，有伯博耿造字、密阿叠造字等多种传说。彝文文献《彝族源流》、《物始纪略》载：“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彝族的君、臣、布摩出现在哎哺时期，这一时期，据《阿买尼（磨弥）谱》载：“在笃慕之前，有三百八十六代，在笃慕之后，传了七十代。”说明彝文文字及其古籍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
彝文有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其中象形字与独体字的比重占用很大的份量，其发展演变同样经历从符号到成熟文字的发展过程。毕节市彝文翻译组曾有多人多次用彝文释读了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威宁中水陶文、二里头文化遗址等多个地方出土的刻划符号等，说明彝文与刻划符号（陶文）应存在着神秘的历史亲缘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彝文字的字数在贵州地区有两万余个。她与汉文、纳西东巴文被共同誉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三种文字。
传承载体
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载体有金文、竹、木刻、竹木简、皮书、构皮纸、石刻等。金文目前为止发现3件，其中的“祖祠擂钵”亦称“祭祖擂钵”，经贵州博物馆的有关专家鉴定，系战国至汉代的文物，铸有“祖源手碓是”5个阳文彝字，铸有彝族《祭祖经》故事，再是从贵州流传到云南省昭通市的蛙钮彝文“统管堂郎印”铜印、“夜郎赐印”两件铜印。以竹、木刻、竹木简为载体，见于文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等文献“木刻竹简，堆积如柴薪”或“堆放如柴禾”的记载。木刻有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收藏的《摩史苏》1件。皮书即以牛羊皮为载体的彝文文献，在毕节市境内残存有10件左右，其中较完整的是《余吉米体访亲记》1件。明清以来一万部以上的彝文文献都是以构皮纸作载体的。石刻为载体的文献有数千件，绝大部分也形成于明清时期。
汉唐以来，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始见于汉文献中。汉文献中较早记录彝文的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宋代范成大著的《桂海虞衡志》也提及彝族罗殿国文字的事：“押马者，称西南谢藩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
2009年，香港《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的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
文献价值
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珍稀而可开发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
以彝文为载体的古籍，用牛羊皮或麻布做护封，故而俗称“牛皮档案”或“羊皮档案”。它记录的历史年代久远，从哎哺时期至“六祖”时期，尤其是从尼能、什勺、慕靡、举偶到“六祖”分支，直到1664年的近4000年间，近200代父子连名谱牒世系完整相连而不间断。记录涉及哲学、历史、天文、历法、算学、文学、军事、宗教、地理、民族、民俗等多方面内容。反映彝民族的发祥、发展、迁徙、分布，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巩固西南边疆的稳定，维护祖国的统一等情况，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伦理道德学、教育学等学科体系。内容与文字传承互为前提又彼此相互依存，正是它的这种属性决定着其文字文化的传承的生命力。
《宇宙人文论》、《土鲁窦吉》、《爨文丛刻》（中、下）、《西南彝志》1-4卷、《彝族源流》等文献集中反映了彝族的哲学和天文与历法史观，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爨文丛刻》上、《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彝家宗谱》等文献，记录了全国彝族的数百代谱系、分布，回答了彝族的起源问题和彝族在贵州分布与活动的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为贵州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要素；《益那悲歌》、《夜郎史传》、《彝族源流》、《策尼勾则》等文献，记录了古夜郎王族的27代连续的父子连名谱谱系，反映古夜郎在毕节市境内活动六七百年的历史；《支嘎阿鲁王》、《支嘎阿鲁传》、《曲谷走谷选》等文献，记录的彝族史诗，堪与《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等世界著名史诗媲美；《苏巨黎咪》、《海腮耄启》等文献，提供了教育、法律、伦理道德等多方面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多得的一笔历史文化遗产财富，值得去研究、继承和弘扬；《估哲数·农事篇》、《物始纪略》等文献，反映了贵州古代农业社会的历史和农业社会的经济，在全国的彝文文献中也具有唯一性。《彝族诗文论》、《彝诗体例》等文献，是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早于同是文艺理论著作的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
彝族史料、文献有贵州的彝族历史上形成的远古文化、夜郎文化、民族政权方国文化（如黔西北至黔中的罗氏国文化，安顺至黔西南的罗殿国、毗那自桤国文化）、千年土司文化（水西文化、乌撒文化、普安文化等），神秘文化（如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向天墓葬文化）支撑着，反过来，这些种种文化信息必须靠彝族文献来解读、解答，归纳出其优势所在。彝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及出版将对贵州、乃至中国的彝族发展史研究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整理现状
毕节市留存的彝族文献里，文字传承的历史脉络线索清晰，文字发育与使用成熟，文献记录系统完善。
毕节市的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1955-1966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了《西南彝志》等25部52卷，200余万字；“文革”结束后，1977年恢复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第二阶段，1980年，中共贵州省委下文批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为国家常设机构，到1982年，整理、翻译编写《奴仆工匠记》、《彝文字典》6卷，出版了《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爨文丛刻》3部5卷，合计134.2万字。1983年到1985年，整理、翻译编写出《洪水与笃米》、《播勒娶亲》、《贵州省小学彝文试用课本》等36.6万字。第三阶段，1986年以来至今的27年间，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翻译研究中心整理翻译100余部2000多万字的彝文古籍，公开出版了其中“七五”以来的国家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金石图录》、《彝族指路丛书》、《土鲁窦吉》等近百部、120余卷、2500余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2008年2月至2012年3月，分四批申报80余部彝文古籍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彝族源流》和《摩史诺沤苏》等48部彝文古籍晋升为“国宝”。同时，还完成48部彝文古籍的国家级标准一二三四级定级测试。
历史上的毕节是彝文文献具有标志性和发展发育最完善的一块宝地，但到了21世纪，在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与强烈冲击下，彝文文献的传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表现在其传承人青黄不接，断代断层的危险日渐凸显出来，文献古籍的抢救、保护、利用、传承等都越发显得迫在眉睫。彝文文献的传承人是“布摩”，是掌握彝族文字和彝族各类典籍文献的文化人，是对彝文文献作出特殊贡献的历史功臣。但“布摩”目前已后继乏人。因此，要尽快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按照短、中、长班不等的批次方式进行正规授课教育，通过这种培养方式，尽快培养出一批新时代的彝族“布摩”，把属于彝族、属于中华、属于人类的文明香火传下去，这是责任更是使命。（作者系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