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启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字元白，也作元伯。北京人，满族。中国书法家、画家、文物鉴赏家和鉴定家。曾为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启功自幼喜爱书法，是当代负有盛名的书法家。启功曾被称为“诗、书、画”三绝。此外，启功亦精于古代书画和碑贴的鉴定。

启功对学生迟殿宽说：“字，只要写得好看就成了，本无法。”



代表作：














 

我叫启功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族人，属正蓝旗。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族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我虽然不愿称自己姓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是乾隆皇帝的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启功为清朝皇室后裔，属正蓝旗，为雍正帝九世孙，远祖是雍正帝第五子、和恭亲王弘昼，曾祖父溥良为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进士，祖父毓隆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父亲恒同封奉恩将军。清朝皇室虽姓爱新觉罗氏，但启功明确表示不再以“爱新觉罗”或“金”为姓氏，而以“启”为姓。

师从贾尔鲁（羲民）和吴熙曾（镜汀）学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姜福）学习古典文学。曾受业于史学家陈垣，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启功字体被方正公司制成电脑中的方正启体。

2005年2月9日下午6点，因突发脑血栓形成住进北京北大医院，昏迷至6月30日2时25分，因脑血管、心血管病并发症逝世。

启功生于1912年7月，中国告别帝制，步入共和的那一年，所以他出生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非大清帝国的子民，从没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启功后来也不愿再姓爱新觉罗，自称姓“启”名“功”，因为在他看来，“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启功成名后，有人给他写信，信封上写“爱新觉罗·启功收”，或者干脆称他为“金启功”，启功对这些来信都是置之不理，后来实在不耐烦了，就在信封上批“查无此人，请退回”。

父亲早逝，启功家里的开支全凭祖父的俸禄。在他十岁时，祖父也撒手人寰，让这个家庭彻底没了经济来源。伸出援手的是祖父生前任四川学政时的两个学生，他们以“孀媳弱女，同抚孤孙”的名义，为启功一家三口（包括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募集了2000元善款，才解了燃眉之急。

启功12岁进入小学读书，插班在四年级，两年后升入汇文中学。因为在小学六年级时已经包含了中学一年级的课程，所以启功入学后直接跳级到初二。高中时，因为英语成绩实在太差，无法通过期末补考，所以就中途辍学了。但是在中学期间，他曾先后追随数位名师学画，在学校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业。

启功最早拜画家贾羲民为师，学习书画鉴赏。启功每月月初的三天会随老师去故宫看画展，每看一件作品，贾羲民就为启功讲解相关鉴赏与鉴定方面的知识。后来在贾老师的介绍下，启功又转投名画家吴镜汀门下，学习“内行画”。

溥心畲和齐白石则是对启功影响更大的两位老师。溥心畲也出身清朝宗室，算起来是启功曾祖辈的人物。启功最初想向这位长辈学画时，溥心畲总是问他有没有作诗。没办法，启功只能硬着头皮学写诗，在名师指导下，不久也就掌握了作诗的方法。至于绘画，启功常常会自己画上一个扇面，然后在旁边题一首诗，溥心畲如果看了诗不错，也就会高兴地给启功的画指点一二。

启功的一位远房叔祖曾给齐白石做过一口上好的寿材，就此与齐白石相识。后来这位叔祖就将启功推荐给了齐白石。齐白石对启功的才华十分欣赏，有时启功几天没有过去，他就禁不住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在齐白石门下，启功的绘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结婚时启功21岁，因为只是中学肄业，找工作十分困难。当初为启功一家募捐的两个人找到了启功曾祖溥良的门生、曾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傅增湘很欣赏启功的书画才华，就把他推荐给了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获得了教一年级国文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就把他给辞退了。

陈垣知道这件事后，又把启功召回辅仁，让他在美术系当了一名助教，他相信师从贾羲民、溥心畲、齐白石的启功，既有绘画知识，又有绘画能力，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只是没想到，分管美术系的还是之前那位院长，于是启功再次失去了工作。

时间很快就到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只会写诗作画的启功没有一技谋生，一家人陷入困顿。启功的八叔祖当时正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市政府当一个小职员，就给他在秘书厅谋了个助理员的位置。从1938年的三月到八月间，启功其实是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伪职”。帮助启功脱离这段痛苦经历的还是陈垣校长，启功第三次执教辅仁。

1949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57年，在校长陈垣主持下，评议新增教授人选，启功在会上全票当选为教授。不过启功很快就被划为“右派”，降级为副教授。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大都是曾给党提过意见，而启功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言论。结果有人在他给画家徐燕荪的赞语“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罗织了一条“罪状”，说启功“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崇拜”。

启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曾劝慰老伴章宝琛说：“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言论，当了两年右派后，启功就被“摘帽”了，在北师大讲一些作品选，或者编编教材，比较平静地过了八九年。

“文革”一来，启1969年11月19日，文化大革命中，启功（后左）在给造反派抄写大字报之余与刘乃和（后右）看望老师陈垣先生留影，师生之情溢于言表。.jpg功夫妇两个人的生活就又被打乱了。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小将们跑到启功家里，质问他：“有什么‘封资修’？”启功回答说：“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红卫兵喝道：“那好，就给你封了吧！”红卫兵们说着就给启功的东西贴上了封条。后来一位卖力批判启功的人，曾在“文革”后登门道歉。谁知启功心下早已释然，对来人说：“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了就过去了。”

“文革”中大字报的出现，让启功的书法技能有了用武之地，他平时就在北师大负责抄大字报。那时就是一枝秃笔，几张彩纸或报纸，边抄边聊，反而能挥洒自如，以至启功回忆说，那段时间是他“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文革”结束后，一遇上有人问他写的什么体时，启功就随口回答是“大字报体”。启功在拍卖品市场上还见到过他当年抄写的毛主席诗词。

启功转运是在1971年6月，那天有人通知他，军代表有请。启功不敢怠慢，赶紧到办公室去找军代表，但他扑了个空。办公室的其他人告诉启功：“听说是什么‘二十四师’，要调你去，就是想通知你这件事，至于具体情况你明天找那位同志再详谈吧。”启功一听当时就傻眼了，心想自己同军队从来没有什么联系，实在不知道找自己做什么。而且那时老伴已经得了黄疸性肝炎，甚至动用了激素，平时必须有人陪住，如果到了军队，谁来照顾老伴呢？

一夜无眠，启功第二天就急急去找那位军代表，得到的答复是：“上级领导准备调你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去工作，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体现了党一向重视文化工作，也体现了党对你的信任……”如此才真相大白，原来不是“二十四师”，而是“二十四史”，启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之所以要找启功做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他是满族贵族，对清朝典章了然于胸，当然是校注《清史稿》的理想人选。他的贡献主要有二，一个是厘清了清朝入关前的制度，一个是校正了书中复杂的人名。

1979年，北师大正式为启功平反，同时给他加了一级工资。启功对前来通知的人说：“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来人问原因，启功回答“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启功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老伴只曾与他共患难，却没有机会分享自己后来的好生活。

启功对名利看得很淡。1982年，启功被聘为北师大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生导师，两年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中国高校最早的一批博导，但他对此从来不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什么‘博导’，只知道‘果导’（一种药的名字）。”他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不是‘博导’，是‘拨倒’，不拨自倒矣。”

启功生活简朴，一碗面条、几根黄瓜再拌点炸酱就是一顿饭，只是平时他基本不喝水，通常都是以雪碧解渴。他在帮助别人时毫不吝啬。1991年11月，恩师陈垣诞生110周年的时候，启功在香港举行义卖展，义卖所得163万元全部捐给了北师大，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而对这笔奖学金，启功也没有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陈垣“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

启功能人称启功有诗书画三绝，他却曾自言与白石老人一样，是“诗第一，画第二，书第三”。图为启功在全国政协书画室作画.jpg获得世人的尊敬，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有真才实学。很多人都知道，黄侃当年曾发下宏愿，五十岁前不著述。与之相同，启功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古代字体论稿》时已经51岁，请老校长题写书名时，陈垣不由感叹：“全谢山只50岁，戴东原只54岁……”意思是全祖望只活了50岁，戴震寿仅54岁，而启功在这个年纪时却才有这么一本薄薄两万字的小册子。所幸的是启功长寿，“文革”后又有《诗文声律论稿》、《论书绝句一百首》等著作问世。

老一辈学人中有很多通才，成就不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启功也不例外。他不只是书好、画好，诗也好。学术方面，在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佛学、敦煌学、文物鉴定学上都卓有建树。20卷的《启功全集》，前10卷为著述，包括诗词创作、讲学、口述历史、书信、日记等内容；后10卷为书画作品，汇集了启功创作的册页、成扇、手卷、横幅、立轴、临写等作品。可见启功一生所学之博了。

对于书法，启功曾对画家刘宗汉说，他的字没有“芯儿”。对此，刘宗汉的理解是，这“阐明了结体与行气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书法研究的一大贡献。”启功“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习惯上是“二王的用笔，欧柳的结体”，最后自成“启体”，书界评其为“外柔内刚、自然洒脱、清隽儒雅而妩媚华美”。

相比启功作品之下，市面上启功的画要比字少很多，但同样有品位。为启功做口述历史的赵仁珪曾说，启功的画也极见传统的功力，勾勒皴染，无一笔不见功力，空灵淡雅之中，颇饶秀丽超逸之美。山水画层次丰富，意境高远，竹石画韵味醇厚，灵动婀娜，与其书法具有同样的美学风格。

其实在启功自己看来，“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他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对于那些名人字画，启功一眼就能分辨真伪。启功27岁时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方面的专门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又是国家文物局下属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有一次，几个台湾客人拿来一幅溥心畲的小楷手卷，启功初看时说了一声“好”，但一细看马上就发现：“这个东西是复制品！”他随即解释说“民国时期生产不了这么长的纸！当初，这个手卷是用两张纸接起来的，两张纸中间应有‘接缝儿’，现在‘接缝儿’没有了，变成了一张纸，所以，是复制品。”几个人循着手卷寻找，果然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发现一条复制时留下的“接缝儿”痕迹。鉴赏与书画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如《启功丛稿》中说的“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

启功精于鉴赏，但是对自己的作品，时常又是马马虎虎。启功曾在潘家园看到一家书画店在卖他的字，身边有人就问启功：“这是您写的吗？”他笑着说：“比我写得好。”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这是我写的。”后来他才告诉朋友：“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寻到一种谋生手段，我不能砸他们的饭碗。”

一议：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

自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复杂情况，并不是真伪两端所能包括的。如古法书复制品、古画摹本、后加伪款的无款古画、真假代笔、拼配、直接作伪等，其中有些不是用真伪二字所能套上去的，要仔细分析，认真体认，并要敢于自以为非，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不懂，而不要以正确自居，以权威自负。他举前人的事例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没懂得、不清楚、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大鉴定家。

二议：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

启先生针对书画鉴定工作中的流弊，就鉴定工作有其局限性和思想诸方面提出看法。指出人人均有其局限性，受思想方法、学术水平、主观偏好、外界影响多方面的限制，鉴定家不可能全懂，其意见也不可能总是正确，客观上也会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认识的问题，故多闻缺疑、谦虚谨慎、承认鉴定工作有其局限性和存在一定和模糊度，应是做鉴定工作唯一科学的态度。启先生还提出应重视现代科学的发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弥补人的能力所不足的设想。

三议：鉴定中有世故人情

书画鉴定工作除限于鉴定者的水平造成失误外，还有可能因社会上的种种阻力作出“屈心”的不公正的结论。他根据所知的真人真事总结出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逐一分析其原因，并举例说明，最后提出要虚心容众，不据一言堂。愿以此语与同仁共勉。

启功先生此文既论及鉴定工作的原则、方法，也强调鉴定者自身的业务和品质修养，提倡头脑冷静，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正确认识自己。他在文中有些处以剖析自己为例，说理和平，语重心长，虽以书画鉴定为题，也可供其他类鉴定工作参考。

启功除了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亦通晓语言文字、古书画鉴定之学，其中尤精碑帖研究。在碑帖之学上，启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启功尝作诗论曰：“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一改以往名家学者，如叶昌炽、翁方纲等研究历代碑帖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知书法，而略其辞章之习。

除研究方法开拓新途外，启功更对《孝女曹娥碑》的真伪作出一硾定音之论，判定历代相传的《曹娥碑》殊非王羲之真迹。期间，虽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如香港学者陈胜长曾撰〈绢本《孝女曹娥碑》墨迹考辨〉与之辩论，惟启功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深厚学养，对陈氏之立论作出有力反驳，并深责陈氏之说乃“一派胡言”，终使《孝女曹娥碑》的真伪得以辨明。详细论述请参考启功《论书绝句》、《古代字体论稿》、《论书札记》等书。

《古代字体论稿》

《诗文声律论稿》

《启功丛稿》

《启功韵语》

《启功絮语》

《启功赘语》

《汉语现象论丛》

《论书绝句》

《论书札记》

《说八股》

《启功书画留影册》

1932年10月，20岁的启功和大他两岁的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是母亲克连珍和姑姑恒季华物色了很久，给他安排的一桩亲事。启功孝顺，不敢违逆。

虽是新婚，但实际上两人只见过寥寥几次面，没有感情可言。可是启功渐渐地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章宝琛样子端庄贤惠，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难得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勤劳、善良、贤惠，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刚结婚，启功家住在鼓楼时，家里时有联谊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大家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直侍候大家端壶倒水，从不插言。

自从章宝琛过门后，启功再也没有为家里的事操过心。每天早晨一睁眼，启功就看到章宝琛在没完没了地干活。启功的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会发些脾气，不管遇上多么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到家也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

启功心里渐渐有些不忍，突然记起母亲曾说的关于章宝琛的身世。章宝琛生母早亡，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了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从此，启功整日在家中习书作画，以此为生。当启功背上画好的画卷准备出门叫卖时，突然在门槛前迟疑了片刻，善解人意的章宝琛立刻明白了，那是文人的面子，于是立刻接过启功装好的字画，跨出家门，“从今天起，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启功和章宝琛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后，班上有很多女学生，启功经常带女学生们去看展览。于是，便有些好事者开始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启功在搞师生恋。谣言很快传到章宝琛的耳中。但章宝琛并没有对启功刨根问底，更没有大吵大闹。因为，章宝琛相信启功的为人。

1952启功与他人合照年，启功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1956年母亲克连珍久病不起，姑姑恒季华也随后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就靠章宝琛一人来照顾。章宝琛把所有的重活脏活，端屎端尿的事都包了。直到母亲弥留之际，她拉着章宝琛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去世后，启功在悲伤中想起妻子侍奉老人的日夜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对章宝琛也愈发感激。

1957年启功画像，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成“右派分子”。回到家中，章宝琛不解：“他们怎么会让你当这个‘右派’呢？”启功苦笑着宽慰她：“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吗？咱家是封建家庭，我受的是封建教育，划我‘右派’不算冤。”启功在妻子面前的幽默，还是难掩他内心的苦楚。章宝琛见启功痛苦的样子，便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就算现在没人给自己平反，也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几年后，启功又重新登上讲台。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当他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

从此，为了能让启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来，她就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为防止红卫兵抄家，细心的章宝琛偷偷地把启功的藏书、字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

1975年，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章宝琛感觉自己来日不多了。一日，在与启功耳语片刻后，启功大惊不已，立刻匆匆往家赶，一到后院就拿起铁锨，按照章宝琛所说的墙角处挖掘下去。在很深的土层终于挖到一个大缸，搬出来一看，一共有4个麻袋，麻袋内又在一层层的厚纸包裹下，一幅幅启功早年的书画作品、一本本文稿藏书，竟然全都保存完好，从1930年到1960年的启功作品，竟然无一遗漏。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启功的心剧烈颤抖，真有一种劫后重逢的感觉。他完全没有料到，章宝琛这个文墨不通的弱女子竟敢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珍藏他的作品，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一生得宝琛这一知己，足矣。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章宝琛对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找个人照顾你。”启功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数月后，章宝琛还是撒手人寰，启功的悲痛难于言表。在妻子坟前，启功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启功双膝跪地，深深地给章宝琛磕了个头……

妻子病逝后，启功长久地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痛心篇二十首》，以极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与老伴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

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党组织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可启功把这个好处让给了更需要的人。学校问他有什么意见时，启功喟然感叹：“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恩师陈垣，另一个是我妻子。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到此，启功不禁潸然泪下。

平反后，给启功做媒的人络绎不绝，更有人不经启功的同意，便直接领女方前来“会面”。这可吓坏了启功，他一再谢绝朋友们的美意，表示不愿再娶。1995年，一位慕名而来的离异女画家登门拜访，看到启功单身生活，很是冷清，女画家坚决要求留下来，她的牺牲精神令启功感动，但启功还是婉言谢绝了。

启功一生无儿无女，自妻子去世后，他便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启功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的20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一日三餐也是粗茶淡饭，往往一碗面条、一碟黄瓜条拌点炸酱就是一顿饭。即使是过生日，启功也一直很简单，往往是几个玉米、栗子窝头和一碟花生米他就很开心了，这几样食物是启功的最爱。一次，家中来了朋友，启功拿出橘子来招待他，橘子正吃了一半，一个高级干部来敲门，还带着很多随从。启功便把没吃完的橘子放在一旁，招呼客人去了。朋友看着房间有些乱，便帮着收拾收拾，把启功的半个橘子一起扔了。等启功送走客人，回来到处找那半个橘子，听说被朋友扔了，便去厨房找没找到，又到客厅找，终于找了出来，说：“拿水冲冲还能吃。”朋友窘极了，说：“我扔的我来吃吧。”启功不同意，立刻拿到水龙头下冲冲，就给吃了。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副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启功最感痛心和遗憾的是，章宝琛在清贫与辛劳中度过一生，从没有机会出游一次。晚年时，有人多次邀他游山玩水，启功都拒绝了。看到别人双双相随，启功就会触景生情，一想起过世的老伴他就想哭。2005年6月30日，启功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按照启功先生生前的遗愿，启功与妻子章宝琛合葬在一起。[3]

上世纪90年代，启功有次来杭，气鼓鼓地说：“这次到杭州来，不写一个字。”原来，有一个民营企业家请启功先生题字，送了厚厚的一叠红包，起码有好几万块钱，红包下面附了一张名单，都是一些权贵的名字。启功先生当即生气：“我给人写字，从来不会问人要钱的。”

某日，启功先生在北京一家店的牌匾上看到题字旁有自己的名字，再三回忆之下，他确定这字不是自己写的。他便走过去跟老板说：“我就是启功，这个字我没有写过。”老板说，这个题字是他花了3万块钱托朋友请启功先生写的。启老说：“这的确不是我写的。”老板说，那您既然来了，就帮我重新写一下吧。启功先生笑着说：“假就假到底好了。”

1987年4月，浙江省政协主席王家扬请启功先生为刚刚成立的树人大学题写校名。启功先生说：“浙江省有沙老(沙孟海)在，他是我的前辈，我不能提树人大学的校名，校名应该请沙老题。我只能题学校内的图书馆。”最后沙孟海老先生题写了树人大学的校名，启功先生题写了校内的查济民图书馆的馆名。（以上文字根据启功的杭州老友丁云川口述记录）

“他是一可爱的老头儿位和蔼可亲的老师，讲话有趣幽默，还很谦恭，见谁都是笑哈哈。”谈及启功，陈振濂笑言自己叫他爷爷差不多，然而启功却一口一个“振濂学兄”，令其受宠若惊。“如果不懂古代文人雅士之风，就不懂这种传统礼数。”陈振濂说。

艺术家有时候是强势的，招摇的，然而遇上文人雅集，在一群书画家中，准一眼就能认出启功。“上海的书画家气场很强，一起谈笑风生，表演性很强。而来自北京的启功先生呢，就是一张宣纸，认认真真写字。你会担心是不是没有照顾好他，冷落了他。其实不然，他就静悄悄地在角落写字。”正是这种学者之风让陈振濂跟启功的交流十分自如。

谈及这一点，吴龙友也是频频点头，他还拿出当年启功先生的来信，指着落款“功弟”，颇有感慨地说：“朱关田先生曾对我说，启功先生可是把你当儿子的。过去的人都很谦虚，像陆俨少、沙孟海先生也常常对我们用‘仁兄’、‘叩头’、‘顿首’这类字眼。”吴龙友指指书房的一个柜子，里面全部是关于启功先生的资料，堪称“启功专柜”。

不过，启功可不是个“老古董”，对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或者是中国的汉字书写与西方的黄金分割理论结合这类新玩意儿，他总是连声称“好”。

启功的先启功和洋娃娃祖是乾隆同父异母的兄弟，作为清代皇族后裔，他却“不愿称自己的姓氏是爱新觉罗”。不过，他身上还是折射出了皇族的特性，比如，他喜欢听戏、吟唱。

“有时候讲到典故，启功先生还会唱一段京剧，但他不是票友。”陈振濂回忆说。

“当时讲到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他觉得范宽名字不确切，‘宽’是个绰号，把‘范宽’写到画上落款不靠谱，当时他就唱起了京剧《空城计》中的《失空斩》，是讲诸葛亮摆阵吓退司马懿的故事。他喜欢吟唱，但不算唱得好的，不然早就在舞台上登场了。”说罢，陈振濂哈哈一笑。

摘掉各种金光熠熠的头衔，启功就是个笑嘻嘻充满幽默感的胖老头，而这个可爱的老头儿还喜欢洋娃娃、玩具熊，他的一面书柜简直成了玩具王国。“他有一个橱专门是放洋娃娃的，都是朋友送的，大概有四五米长。有一次，西安博物馆馆长来了，看到娃娃后想跟他要，启先生跑过去敲敲橱壁说——— 只准欣赏，不准拿。”吴龙友说。

吴祖光启功和狗狗之子吴欢曾为他抱不平，说：“启先生，现在满大街都是你的字，但都是别人仿你的赝品。你不生气吗？”启功却说：“这没什么，要给人家留口饭吃，而且有的比我写得还好。”

有次，周沧米(别名：昌米)在北京举办画展，启功先生看到请柬后很高兴，开玩笑说：“浙江画家很多，原来我知道有个周昌谷，现在又出了个周昌米，不用说，下边还会出个周昌饭。”一席话，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他喜欢你的话会非常喜欢你，他讨厌你的话会非常讨厌你。”启功的“爱憎分明”，还是源于那一个个登门求字的人。

“很多人说了半天就是来向他求字的，但又说不出口，光说想他，启先生说‘到底什么事儿，如果光是想我的话，明儿我寄张照片给你，你想去吧。’”吴龙友的这番话道出了启功先生“不留情面”的一面，“他说翻脸就翻脸，不认人的。好比有一次，人家来看他，他说‘好的，你要看我，那么咱们约个时间，你说几月几号早上几点，我站在窗口，你站在外面看，让你看个够，你说看完了，我走。’”

“最近这半年，启功老师基本是在医院度过的。”启功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仁珪告诉记者。

据赵仁珪介绍，2005年春节前，启功就因为身体不适住进了北大医院，春节前两三天，他坚持要回家跟亲人团聚，“因为启功老师有这样的习惯，春节一定要跟家人在一起过。

送入北大医院后，检查显示是脑血栓引起的昏迷，经治疗，启功各项生命指标开始平稳，但并没有结束昏迷的状态。“老师有时候会有一些反应，有一次我握着他的手跟他说，如果有知觉，就用力握一握，老师做到了。有人来看望老师，他会竖竖大拇指。”

这半年，启功忍受着脑血栓、肺部感染、心衰竭、肾衰竭等病痛的折磨。“最多的时候老师用了4种抗生素，经常心跳在160以上。春节前，老师就进行了气管切割，逝世前半个月一直在做透析，受了很多罪。”赵仁珪说。

北京师范大学一位退休老教授今年春节还看望了启功，“我看到启功先生在输液。他身上插了4根管子。”这位老教授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6月27日夜间，启功的心跳突然停了下来，并且很快停止了呼吸，经过抢救缓了过来。28日晚上，启功的血压又突然下降，医生说，这个晚上很危险。30日凌晨2时25分，启功先生与世长辞。

“先生走的时候很痛苦，被病折磨了半年多了。”赵仁珪说。[1]

早在二十多年前，他66岁生日时就为自己拟过一个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的这段话虽是戏言，却真的堪为盖棺之论。

2005年7月7日，启功先生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启功先生”，横幅下方是启功先生的遗像。启功先生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9点多钟，贾庆林、李长春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启功先生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启功先生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启功先生的生前友好和社会各界人士也前往送别。

启功先生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前往医院看望或以不同方式向其亲属表示慰问和哀悼的还有：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黄菊、吴官正、罗干、王乐泉、王兆国、刘淇、吴仪、张立昌、张德江、陈良宇、周永康、贺国强、郭伯雄、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薄一波、李铁映、许嘉璐、热地、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傅铁山、唐家璇、阿沛·阿旺亚美、李贵鲜、丁光训、霍英东、马万祺、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徐匡迪和彭冲、廖汉生、谷牧、丁关根、田纪云、姜春云、钱其琛、倪志福、陈慕华、雷洁琼、邹家华、王光英、吴阶平、曹志、叶选平、杨汝岱、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王文元、邓力群等。[2]